文学史料的归纳与解读——元代至明初小说和戏曲中白银的使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小论文,元代论文,史料论文,戏曲论文,归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一直是《水浒》研究中一个争论颇多却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石昌渝先生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一文（注：石昌渝：《〈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下引石先生语，均见此文。），通过四个方面的考证，断定：“《水浒传》决不可能写于明初，只能是在嘉靖初年。”我认为，昌渝先生此文，在迄今为止论证《水浒传》成书于明代中叶（或嘉靖年间）的诸文中，是眼界最宽、考证最细的一篇力作。不过，在阅读和研究中，我感到此文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这里仅就其第三条论据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昌渝先生。
昌渝先生指出：“白银在《水浒传》的世界里是一种流通的货币，人们随身携带，常常用于小额的生活消费。”而“在中国历史上，白银成为货币是明朝中期才发生的事情。”元朝统一全国后，便推行纸币，“纸币成为流通的货币形态，朝廷同时下令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明初朝廷继续实行纸币的货币政策，严令禁止百姓在买卖中用金银交易。”正统年间，钞法开始动摇；弘治、正德间，宝钞不行；到了嘉靖初年，社会已专用白银了。而“《水浒传》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门银。”这“更像嘉靖初年货币情况的写照”。这里的思维逻辑是：作家不可能离开自己生活的时代，在其不经意的叙事中，常常会流露出其所处时代的痕迹。既然元代至明初朝廷禁止使用白银，而《水浒传》却描写人们在交易中广泛使用白银，这就证明它决不可能写于元代至明初，而只能成书于社会已专用白银的嘉靖初年。应该说，这一推理的逻辑起点是正确的，但其结论却未必正确；从同一逻辑起点出发，对照元代至明初小说戏曲中货币的使用情况，倒可能得出大不相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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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至明初的小说中，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是白银的使用则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下面试分类作一初步考察。
（一）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货币使用情况
现存宋元小说话本，有的没有写到货币的使用情况，姑且不论。写到货币使用的作品中，绝大部分是以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
例一，《崔衙内白鹞招妖》：“把三两银子与酒保，还了酒钱。”“你们都听我说：若打得活的归去，到府中一人赏银三两，吃几杯酒了归；若打得死的，一人赏银一两，也吃几杯酒了归；若都打不得飞禽走兽，银子也没有，酒也没得吃。”“若捉得这红兔儿的，赏五两银子！”
例二，《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各支二两银子与他。”“别的员外二两，你却要二百两。”“张员外被他直诈到二十两。”
例三，《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你去取一锭白银下来。”“打开看时，却是五十两雪花银子。”“取出一两银子道：‘先生收了银子，待捉得蛇，另又相谢。’”
例四，《夔关姚卞吊诸葛》：“今特遣人赍白金百两，与侄为路费。”“老丈大喜，命童子取银一锭，以酬润笔之资。”
例五，《志诚张主管》：“又向衣袖里取出一锭五十两大银，撇了自去。”
例六，《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赠酒十樽，银十两，遣之。”“我今与你一两银子。”“昨日……撰（赚）得有二两银子。”“如有能解此语者，赏银十两。”“包爷不失信于小民，将十两银子赏与王兴。王兴把三两银子谢了裴孔目。”
例七，《任孝子烈性为神》：“取了三五钱银子，到铁铺里买了一柄解腕尖刀。”
例八，《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大官人腰里把些碎银子，教焦吉买些酒和肉来共吃。”“周吉取一锭二十五两银子把与这大汉。”
例九，《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柴夫人）教管钱的，支一两银子与他。”
例十，《五戒禅师私红莲记》：“长老去衣箱里取出十两银子，把与清一。”
例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委此人送你起程，付一锭白银五十两，与你文书，赍到成都府去。”“赵旭遂将此银凿碎，算还了房钱。”
例十二，《张孝基陈留认舅》：“若在外恁般游荡，也得好些银子使费。”“令郎……算来共借有三千银子。”“身边还存得三四两银子，可做盘缠。”“过善道：‘媳妇，你与过门争气，这百亩田尚少，再增田二百亩，银子二百两，与你终身受用。’”
此外，一些作品写到使用铜钱或银、钱并用的情况。
例一，《错斩崔宁》：“丈人取出十五贯钱来，付与刘官人。”
例二，《杨温拦路虎传》：“茶博士抖那钱出来，数了，使索子穿了，有三贯钱，把零钱再打入竹筒去。员外把三贯钱与杨三官人做盘缠回京去。”“那利物，有一千贯钱。”
例三，《董永遇仙传》：“这长者见雪下得大，叫院子王仝，去库中取一千贯钱，仓中搬米十石，在门前散施。”
例四，《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夫人分付当道的赏了些银两，上了轿，簇拥回来。”“冉贵便去便袋里摸一贯半钱来。”“冉贵又去摸出二十文钱来。”
例五，《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张公）心中想道：‘终日括得这两分银子，怎地得快活？’”“张公道：‘别的不打紧，只这个画眉，少也值二三两银子。’”“那李吉取出三块银子，称称看到有一两二钱。”“如有寻获得沈秀头者，情愿赏钱一千贯；捉得凶身者，愿赏钱二千贯。”
例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我与你二两银子。”“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后，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馅，揣在怀里。”“教你买三文粥来，你兀自不肯。”“店二哥，我如今要行，二百钱在这里，烦你买一百钱熬肉，多讨椒盐；买五十钱蒸饼；剩五十钱，与你买碗酒吃。”“赵正打个地洞，去钱大王土库偷了三万贯钱正赃。”“如有缉知真赃来报者，官给赏钱一千贯。”“正遇那主管，将白玉带卖与北边一个客人，索价一千五百两。”
例七，《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思温取出五两银子与过卖，分付收了银子，好好供奉数品荤素酒菜上来，与（陈）三儿一面吃酒说话。”“乃日纳买工钱八十，故在此做过卖。”“三儿常上楼供过伏事，常得夫人赏赐钱钞使用。”“以白银三两，谢了婆婆；又以黄金十两，赠与思温。”
例八，《错认尸》：“说得此事成了，我把五两银子谢你。”“只要一千贯文便嫁与他。”“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贯钱，冬夏做些衣服与他穿。”
例九，《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先各与你三两银子；若讨得回报，各人又与你五两银子。”“做我传话那没见识的老子，要得成亲，来日办十万贯见钱为定礼，并要一色小钱，不要金钱准折。”
上述九例，例一至例三是使用铜钱的，例四至例九则是银、钱并用的。银、钱并用，银子仍居于主导地位。
另有少数作品，则写到银、钞并用的情况。
例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打并得五十两银子，分送与二人，每人二十五两。”“今有楮券四百，聊奉希颜表意。”“有能擒捕汪革者，给赏一万贯，官升三级；获其嫡亲家属一口者，赏三千贯，官升一级。”“那解汪世雄的得了许多银两，刚行得三四百里，将他纵放。”“又到天荒湖拘集渔户，每人赏赐布钞，以收其心。”按：这里提到“楮券”（纸币），又提到“赏赐布钞”，可见“一万贯”、“三千贯”均系钞。
例二，《快嘴李翠莲记》：“只见妈妈拿出钞来，翠莲接过手，便道：‘等我分！……抬轿的合五贯，先生媒人两贯半。’”“大小衙门齐下状，拿着银子远处使。”
例三，《济颠语录》：“（修）元乃随取出所带之钞若干，纳付长老，以为设斋、请度牒、常住公用等费，余者付仆人作路费。”“笋便化了，你等可出五百文钞，还脚分。”“次早，果见朝廷差太尉押到宝钞三万贯。”“次将银五两送与，济公一文不要。”
上述三例，都是银、钞并用，而以钞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元小说话本中，单纯使用纸币的情况反而极为罕见。
（二）宋元讲史话本中的货币使用情况
宋元讲史话本，因主要反映王朝兴废，军国大事，征战攻伐，叙事比较简略，很少有世俗生活的描写，因而涉及货币使用的情节很少。而在为数不多的这类情节中，人们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铜钱。
例一，《五代梁史平话》卷上：“咱有一个计策，讨得几贯钱赠哥哥果足归去……有个庄主唤做马评事，家财巨万，黄金白银不计其数。”“少年道：‘要价钱三百贯。’”“将些银子与那岳喜的伴当。”
例二，《五代汉史平话》卷上：“义父一日将钱三十贯文，令知远将去汾州城里纳粮。”
例三，《五代周史平话》卷上：“那汉将这宝剑出卖，郭威便问那汉道：‘剑要卖多少钱？’那汉索要卖五百贯钱。郭威道：‘好！只直得五百钱。’”“连吃了二三斗酒，该酒钱一贯有余。”
例四，《三国志平话》卷上：“送献钱物约二万余贯。”“（张）飞叫量酒：‘将二百钱酒来。’”卷中：“（张）辽曰：‘便加将军重职，每月四百贯、四百石。’”
这些例子中，虽有个别（例一）提到“白银”、“银子”，但主要的流通货币仍是铜钱。这显然是宋代以铜钱为主币，同时白银也已作为储藏手段和辅助性货币的历史痕迹，但应该说与元代民众的货币使用习惯也是不矛盾的，否则就难以保留在作为大众技艺的讲史话本之中。
（三）《永乐大典》反映的货币使用情况
成书于永乐五年(1407)的《永乐大典》，作为大型类书，卷一三一三九“送”字韵“梦”字类收录了小说《西游记》早期版本中《魏徵梦斩泾河龙》一节，其中写道：“先生曰：‘来日不下雨，到了时，甘罚五十两银。’”“老龙又变为秀士，入长安卦铺，问先生道：‘你卦不灵，快把五十两银来。’”孙楷第先生对此评曰：“文与吴承恩《西游记》不同，而语意大似话本。引书标题作《西游记》，则明初确有《西游记》一书，远在吴书之前也。”（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实际上，此本《西游记》颇有可能成书于元代。不管怎样，这至少反映出元代至明初，交易中使用白银已经成为生活中普遍的现象。
（四）明初文言小说中的货币使用情况
明初文言小说并不兴旺，著名者当推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其中少数作品，涉及货币的使用情况，兹略作分析。
其一，《剪灯新话》卷一《三山福地志》写道：“同里有缪君者，除得闽中一官，缺少路费，于（元）自实处假银二百两。”“明日，再往，酒果三杯而已，落落无顾念之意，亦不言银两之事。”“缪君……曰：‘……吾分禄米二石及银二锭，令人驰送于宅，以为过岁之资，幸勿以少为怪。’”这里提到的“银”、“银两”，既可作路费，又可用于过年购物，显然已是日常生活使用的货币。
其二，《剪灯新话》卷一《金风钗记》写道：“以钗货于市，得钞二十锭。”这里明确提到“钞”，证明了钞在元代的法定货币地位。
其三，《剪灯新话》卷三《富贵发迹司志》写道：“受钞三百锭，枉法断公事；取银五百两，非理害良民。”“月奉束脩五锭。”这里钞、银并举，可见作品所写的元末至正年间，银、钞并用乃是常见的现象。
其四，《剪灯余话》卷二《鸾鸾传》写道：“妈妈还贺曰：‘可谐矣！请以百金为赏。’”“候媪出，潜随至家，奉银一锭为寿，而以情告焉。”故事也发生于元末至正年间，主人公给邻居的“穿珠匠妇”、巫婆送礼均用银，可见白银用于其日常用度。与前面提到的《剪灯新话》卷一《三山福地志》相印证，越发表明白银在元末使用之广泛。这种现象，对于明初的人们也并不陌生。
综上所述，从元代到明初的小说中，白银的使用真是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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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元代戏曲中货币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呢？
元代最流行、影响最广泛的戏曲样式是杂剧。我们就以元杂剧为考察对象，来看看其中的货币使用情况吧。
与元代的小说话本相类似，元杂剧写到货币使用的作品中，绝大部分也是以白银为流通货币。
例一，关汉卿《窦娥冤》的“楔子”写道：〔蔡婆云〕“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向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第一折写道：〔赛卢医云〕“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他二十两。”第二折写道：〔赛卢医云〕“刚少他二十两花银。”〔桃杌云〕“告状来的要金银。”
例二，马致远《青衫泪》第二折写道：（茶商刘一郎来见裴兴奴）〔净见旦科，云〕“小子久慕大名……先送白银五十两做见面钱。”
例三，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写道：〔末云〕“小生有花银十两，有铺盖赁与小生一付（副）。”第五本第一折写道：〔旦云〕“红娘，取银十两来，就与他盘缠。”
例四，白仁甫（白朴）《东墙记》第四折写道：〔卜云〕“梅香，与郎中五钱银子。”
例五，无名氏《陈州粜米》的“楔子”写道：“钦定五两白银一石细米”。〔刘衙内背云〕“……私下改做十两银子一石。”第一折写道：〔粜米百姓〕“只得各家凑了些银子，且买些米去救命。”“我这银子还重着五钱呢。”
例六，张国宾《合汗衫》第一折写道：〔正末云〕“再将五两银子来。”
例七，无名氏《小孙屠》第一折写道：〔外末医云〕“怎莫这半药直银七两。”
例八，无名氏《冻苏秦》的“楔子”写道：〔王长者云〕“在下无物相赠，有春衣一套，鞍马一副，白银两锭，与先生权为路费。”
例九，无名氏《来生债》的“楔子”写道：〔冲末扮李孝先云〕“只因本钱欠少，问本处庞居士借了两个银子做买卖。”〔正末云〕“本利该四锭银子，都不问你要。行钱，再将两锭银子来。”第一折写道：〔磨博士云〕“我一日我请着爹二分工钱。”〔正末云〕“孩儿也，唤做银子……他也中吃，也中穿……那中吃中穿，是教你将他凿碎了，买吃买穿。”第二折写道：〔正末云〕“将一两银子来与罗和孩儿。”〔磨博士云〕“孩儿也不敢多要，只先支一钱银子，买一条扁担。”〔正末云〕“咱家中奴仆使数的，每人与他一纸儿从良文书，再与他二十两银子，着他各自还家。”
例十，武汉臣《玉壶春》第二折写道：〔甚舍云〕“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做茶钱。”
此外，一些作品写道银、钞并用的情况。例如高文秀《双献功》第一折写道：〔正末云〕“……若有些失错呵，我情愿输三两银子。”第三折写道：（李逵到牢里看孙孔目）〔正末云〕“俺娘与了我一贯钞，着我路上做盘缠。”又如无名氏《杀狗劝夫》第二折写道：〔柳胡云〕“呀，哥哥靴（
）里有五锭钞呢。”第四折写道：〔胡云〕“只等他抬出三千两银子来，便饶了他吧。”再如无名氏《看钱奴》第二折写道：〔贾仁云〕“若有人问我要一贯钞呵，哎呀，就如同挑我一条筋相似。”〔贾仁云〕“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第三折写道：〔兴儿云〕“你自去开了库，拿着十个金子、十个银子、一千贯钞，我跟着你烧香去来。”另如《云窗梦》第一折写道：〔净云〕“大姐，我多有金银钱钞哩。”
个别作品中，主要用钞。例如武汉臣《老生儿》的“楔子”写道：〔正末云〕“张郎，将二百两钞来与引孙。”〔引孙云〕“我那伯伯与我二百两钞；我那伯娘当住，则与我一百两钞，着我那姐夫张郎与我；他从来有些掐尖落钞，我数一数。六十两，七十两，八十两，则八十两钞。”但结合上引武汉臣的另一杂剧《玉壶春》来看，作者所写，仍是银、钞并用。
还有个别作品写道以金钗为代币的情况。例如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的“楔子”写道：〔正旦对关胜云〕“兄弟也，无甚么与你。这一只金凤钗，与你权做压惊钱，休嫌轻意。”第一折写道：〔正旦对徐宁云〕“兄弟也，路途上厮见，无甚么与你。这一只金钗儿，倒换些钱钞，做盘缠去。”有历史学家指出：“金钗本是一种首饰，但在宋代似乎有时作为一种小金条来代钱使用。”（注：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下册第900页。）此剧一再写李千娇赠人金钗作“压惊钱”，作盘缠，表明以金钗为代币的情况在元代已相当普遍。
综上所述，在元杂剧中，白银的使用也是居于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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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考察，清楚地证明了本文第一部分开头提出的观点：“在元代至明初的小说中，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是多元化的，白银、铜钱、纸币都有，而白银的使用则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这些作品分别问世于元代和明初，已是公认的、确凿无疑的事实；如果以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纸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的律令为依据，便要否定它们是元代至明初的作品，硬说它们只能出现于明代嘉靖以后，那是很荒唐的。恰恰相反，作品中这类“不经意的叙事”，正是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表明尽管朝廷再三颁布禁令，其对广大官民的实际约束力却相当有限。元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法纪废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朝廷的律令往往停留于官方文书，并常常由官员们带头破坏，自然难以在民间严格推行。由于比价极不合理，加上各级官吏的贪婪侵渔，纸币的实际购买力大大低于其面值，广大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以银、钱为支付手段；这样一来，纸币壅塞，银钱广行，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笔者查阅《元史·食货一》，其中云：“（天历）二年(1329)：至元钞一百一十九万二千锭，中统钞四万锭。”此后再无印钞记载，似可为此一证。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元王朝发行的纸币更是成为废物，银、钱成了真正的流通货币。这种情况，自然会延续到明初。
再看《水浒传》的情况。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说：“《水浒传》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不过，书中使用铜钱的情况却并非“罕见”。仅就百回本《水浒》的前三十回略加考察，便可看到如下例子：(1)“华阴县里不敢捉他，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第二回）(2)“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着落店主人家，逼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出赏钱一千贯，写了鲁达的年甲贯址，画了他的模样，到处张挂。”（第三回）(3)“当时林冲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贯，只没个识主。你若一千贯肯时，我买你的。’那汉道：‘我急要些钱使，你若端的要时，饶你五百贯，实要一千五百贯。’林冲道：‘只是一千贯，我便买了。’”“林冲别了智深，自引了卖刀的那汉，去家去取钱与他。将银子折算价贯，准还与他……那汉得了银两自去了。”（第七回）(4)“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第九回）(5)“州尹大惊，随即押了公文帖……出三千贯信赏钱，捉拿正犯林冲。”（第十一回）(6)“杨志道：‘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牛二喝道：‘……我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第十二回）(7)“只见独木桥边一个汉子，把着两串铜钱，下来解船。”（第十五回）(8)“那汉道：‘我一了不说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第十六回）(9)“本处一个财主，将五千贯钱教小人来此山东做客。”“何清笑道：‘……若是叫兄弟得知，赚得几贯钱使，量这伙小贼有甚难处？”’（第十七回）(10)“又得知县一力主张，出一千贯赏钱，行移开了一个海捕文书。”（第二十二回）(11)“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将出上户凑的赏钱一千贯，赏赐与武松。”（第二十三回）(12)“郓哥道：‘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第二十四回）(13)“武大道：‘……我有数贯钱，与你把去籴米。’”（第二十五回）(14)“施恩当时打点了，叫两个仆人先挑食箩酒担，拿了些铜钱去了。”（第二十九回）由此可见，在《水浒传》写到的日常消费中，银、钱并用，而以白银为主。这种情况，与大多数元代话本小说、元杂剧相类似。因此，以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纸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而小说情节中人们却广泛使用白银为依据，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未必可靠。反之，如同上文所说，小说有关人们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白银的描写，却可以成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重要依据。
必须说明，石昌渝先生是以四个方面的论据来支撑其“《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中心论点的；本文则仅就其第三条论据进行一些探讨，而未涉及其他论据。因此，上述考察，只能证明其第三条论据未必可靠，尚不足以完全否定昌渝先生的中心论点。
在这里，笔者想要特别强调：在古代史、古代文学研究中，努力发掘相关时代的历史资料是十分重要的，这将有助于避免主观臆断的浮躁之风；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历史资料，除了一般意义的鉴别真伪（鉴别其是否确系某一时代的资料），还应谨慎辨析其内容的虚实（判定其所言是否符合事实）。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就官方文书而言，必须看到，言行背离、口是心非乃是封建统治者的痼疾，许多官方文书仅仅是自欺欺人的官样文章。大量的史实证明：统治者历来明文提倡礼义廉耻，但他们自己却总是荒淫无耻；统治者经常明令禁止贪污受贿，但招权纳贿却成了官场惯例，贪官污吏总是大行其道；在政治混乱期和王朝衰败期，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尤为严重。因此，朝廷律令、官府榜文，在很多时候只能表明统治者这样“说”了，并不等于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更不等于他们“完全做到”了；相反，很多时候只是一纸空文。所以，不能把朝廷律令一概等同于史实，径直采用，引以为据而不加分辨（当然，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可信的）。与同时代的野史杂传、书信日记等非官方资料相比，朝廷律令的可靠性并不见得更高，其“水分”反倒可能多得多。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朝廷律令与实际生活的差距，值得我们研究者进一步重视。只有综合同一时代的公私文献、文物古迹，参照通俗文艺的有关叙述，辨伪存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