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后现代性这一主题肇始于美学，而后日渐扩展，以至于成为我们文化、哲学和政治经验的新视域。特别在后一领域中（在此我仅将我的分析限定在这一领域内），后现代性借助于两种日渐趋同的运思方式获得了发展，然而，这两种方式的并置与交织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当下的问题。毫无疑问，两种不同的做法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试图确立界限，也就是说，试图把后现代性的全部历史特点和现象与属于过去并可以归类在现代性名义下的东西完全分割开来。在两种情形之下，现代性的边界以根本不同的方式被划定。第一种宣称要通过挑战某种叙事的基础性地位而弱化现代性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的、唯理论的谮妄；第二种要挑战的并不是这种叙事的本体论地位，而是挑战某种叙事（利奥塔称之为元叙事）在目前的有效性——这种叙事使现代性的历史经验总体（科学是它的本质要素）与全球范围的人类解放规划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接下来，我将思考元叙事的地位并提出以下基本论点：1.在过去几十年里，文化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把这种变化视为后现代性进入的信号将不会带来什么麻烦，尽管如此，它既没有渡过危机，更谈不上元叙事的废弃；2.彻底抛弃元叙事，这一想法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为，它在现代性话语之内再生产了被认为是现代性之特征的“基础逻辑”；3.决定性的变化涉及到话语的新状态以及围绕各种叙事（在其中也包括元叙事）进行的新型语言游戏。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以废弃元叙事为标志）之间划界的观念以如此的理论话语为前提：在这种理论话语中某某事物的“终结”是可以思维的，即是说，它是透明的、从思想上是完全可以把握的。某某事物的“终结”意味着什么呢？从目的论的意义上，它或许被构想为某某事物达到了它最高的存在形式；从辩证法的意义上，它也可能被理解为向它的对立面的转化；在永恒轮回的行进中，它也许被想像为形式的周期性变化的一种契机，或者，它被当成是展示其固有的偶然性的彻底湮灭。这就是说，“终结”的观念要求一种话语可以构想或构建两个实体的分离。仅仅宣称某某事物的“终结”只是一个无谓的姿态。
甚至更为糟糕的是，为了用有效“制造终结”来取代仅仅是被宣称的或被假设的“终结”而不加鉴别地把“终结”这一范畴引进话语，因为这无异于把刚刚抛弃的东西又偷偷地拿了回来。这种偷运可能以两种方式进行。首先，在某一事物终结的限度内，根本不同的事物出现了，在此情形下，就不可能避免“新”的范畴和革新性的前卫观念，而这恰恰是后现代性话语意欲放弃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求废弃元叙事（而不考虑其他叙事所发生的东西）就是在追求的目标上达到一种颇为节制的思想收益。同一性逻辑依然完全在场，只不过是从总体性领域完好无损地转移到了多种多样的原子化的叙事领域而已。
如果说存在某一意义上的后现代性，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后现代性仅仅意味着诸如“基础”、“全新”、“同一性”、“前卫”这样的范畴的瓦解与消蚀过程。“后现代状况”要质疑的东西，与其说是对各种社会文化认同的抉择及不公平对待，还不如说是建构这些认同的逻辑原则及地位。因此，廓清现代性的局限比单单划定界线更为复杂。后现代性不可能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拒绝；它包括对现代性主题及其范畴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也需要现代性语言游戏的扩散增殖。
这些游戏中的许多东西——它避免以拒绝或肯定当下状态之完全新颖的方式来构想其赖以发生作用的传统——早已铭刻在本世纪的思想史之中，海德格尔所谓“解构存在论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存在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摆在一个独立的盲目的命题里面。靠着对这个答案以命题形式道出的东西学舌一番并不就是理解了这个答案。若把这个答案当作飘浮无据的结论人云亦云一番，结果也不过认识了某种‘立场’，而这种‘立场’也许还同开篇至此的处理方式南辕北辙，更不能说是理解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新’或‘不新’无关宏旨，那始终是事情的外在方向。这个答案的积极的东西倒在于这个答案足够古老，这样才使我们能学着去理解‘古人’已经准备好了的种种可能性。”（注：Martin Heideggar，Being and Time，trans.Linda Russel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40.）这排除了简单拒绝的可能性。相反，它尝试着追溯当下状态的谱系学，消解某些范畴——这些范畴是对传统的浅薄而僵化的沉积——表面上的明晰性，并以此种方式把被这些范畴所遮蔽的原初问题摆到眼前，因为这些范畴只不过是对原初问题的一种成问题的回应方式。亦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把这个问题的历史透视清楚，那么就需要把硬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蔽打破。我们把这个任务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原始经验——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从这些原始经验获得的。”（注：Ibid，P.22.）上述的论证同样适用于迥然不同的理论话语。譬如，不妨思考一下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阶级”这一范畴。晚近一系列的交流聚焦于如下的问题：在发达工业社会，构成历史变化基本力量的是阶级还是各种社会运动？或者说，工人阶级正在消失吗？然而，这些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不管从它们这里引出何种答案，它们都预设了基础性的东西：“阶级”范畴的清楚无误和透明性。套用海德格尔的观念，“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要显示：像“阶级”这样的范畴已经是各种决定的综合，它是对社会变化的推动力这一基本的问题的特定的回应。由于当代的状况以远比马克思更为复杂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在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问题的原本意义的同时把马克思的回应理解为一种不完全的、有局限性的综合是非常必要的。一种思想干预，只有当它有可能成功地改组它力图要回答的问题系统时，这种思想干预的意义才能有效地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问题被看成是完全清楚明白的，那么，它们的意义纵使不全部丧失也会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恰恰是各种回应的局限性使问题的意义永远敞开、绵延不绝。
为了概略地说明现代性的局限，对于现代性中什么是将要被检验的东西，我们必须达成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们质疑的是社会的或政治的或思想的特定价值（它发端于启蒙运动），那么叙述它的危机就需要肯定另外的价值；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价值这一范畴本身的本体论地位。关于这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性的批判家们甚至没有尝试引进不同的价值。虽然18世纪的理论家被描绘成“统治”工程——它最终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始作俑者，可是人们却忘记了：奥斯维辛也被大部分源于18世纪的一系列价值所否弃。同样地，在一种批判针对内含于元叙事中的总体性范畴的情形下，把局部性的叙事重新联结为全球性解放叙事的可能性也遭到了抨击；因为，“叙事”范畴本身完全没有受到挑战。在此，我想极力表明：成问题的是现代性话语的主要范畴的本体论地位而不是其内容；这一本体论地位的消蚀要通过“后现代”的敏感性来加以表达；而这一消蚀远远不是什么消极的现象，它代表着现代性价值的内容及其可用性的巨大扩展，这样一来，把它们建立在比启蒙工程更为牢固的基础之上并非是不可能的。
二、语言和实在
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种种现代性价值的改变，而是对它们绝对主义品格的特别弱化。因此，有必要划定一个分析性的范围，以便从这一分析的立场出发，这种弱化能够被思维、被界定。这一范围既不是武断的圈划，也不是随意流于虚想的结果，相反，它是一套思想传统——这一传统的共同特征就是既定前提的直接性之瓦解——的历史沉积。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20世纪的思想史乃是建立在直接性的三种幻象（指涉物、现象和符号）的基础之上，三种幻象导致了三种思想传统：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直接性幻象的危机并不单单是因抛弃那些范畴而造成的，准确而论，它来自于对它们建立完全在场的宏大抱负的削弱、来自于随后增殖的语言游戏。“直接性”的绝对主义谮妄所带来的危机是吸引这些思想活动的适当的起点，这些思想活动的特点就是特定的“弱化”——我们把这种“弱化”称之为后现代性。三种思想传统的每一种均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有效出发点；不过，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把我的论证建立在结构主义的危机上。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围绕它所赋予的语言模式的中心地位而形成。如果我们要全神贯注于“直接性”的危机——它声称以符号的观念为其特征，我们与其集中于语言模式所侵入的新实体领域，倒不如把焦点放在语言模式本身的内在变化上。危机恰恰在于确定语言界限变得愈发困难，或者更确切地说，确定语言对象特有的同一性陷入了困境。
在这一方面，我要谈到结构主义传统的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索绪尔，正像人们所熟知的，他试图把语言学的具体对象定位于他称之为“语言（langue）”的东西——语言是从建基于一系列的对立和规定之上的语言现象总体中抽取出来的一部分。指导语言学对象之设定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在语言中并不存在实证性关系而只有差异；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这两个原则对于价值这一范畴起支配作用，它们在结构主义传统的随后发展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然而，语言学的形式主义的不断精致化却使人们很快理解到：索绪尔的理论建立在种种歧义的基础上——这些歧义只是被基本原则所掩盖，但是，原则本身和它的基本假定是相互矛盾的。且以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为例：如果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如果在能指序列与所指序列之间存在完整的同型关系，那么在二者之间如何可能建立差异呢？索绪尔只能诉诸于实体的观念：在某一情形下是语音实体；而在另一情形下是概念实体。至于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区分，只有假设主体外在于语言系统，这种区分才是可以维持的。因此，这一体系内的基本对立中的每一个都需要从外部界定，如此一来，就把语言学的形式主义禁锢在新的局限之内。纵使我们把话语解释为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超越这一点来推定“话语的语言学”也是不可能的。索绪尔已把语义符号学当作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的符号科学来谈论，但是，只要语言仍被锚定在语言符号这一实体性之上，此一方案就不能超越模糊的隐喻性、纲要性层次。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着力张显语言学的形式主义，企图超越索绪尔作品中出现的歧义性和前后矛盾。而这就是第二阶段，比如，在这一阶段，叶尔姆斯莱夫（Hjelmslev）通过界定小于符号的单位来打破能指序列与所指序列之间严格的同型关系；以此种方式，他能够在纯粹形式的基础上确立两个序列之间的差异。此外，对蕴藏于主体范畴中的笛卡尔主义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几乎使一个新的视域慢慢浮现在人们眼前成为可能，这一新的视域就是：言说者个人的语言介入揭示出语言模式及其规则性只能被构想为差异的体系。
还存在更进一步的发展。一旦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将实体彻底根除掉，就无法在言谈所特有的差异性位置体系与“外在于语言”的或“外在于话语”的行为（它本身与语言或话语不可分离）之间做出区分，因为不论是言谈还是行为，在更大范围的活动之内，它们都是差异性的位置。如果这一发展扩大了“语言模式”的价值领域，语言的对象就趋向于失去它的特殊性。无论如何，在结构主义进一步激进化的第二阶段，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并没有受到质疑；只是二者间结构上的同形关系被打破。语言学的界线得以扩展，但是，直接性以及语言对象的完全在场这一特点再度被确认。
当语言对象的自明性和在场渐渐消失，我们就可以察觉到结构主义正朝它的第三阶段过渡；按照某种传统，我们可将这个阶段命名为后结构主义。现在处于争议中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定联系。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在语言体系的纯粹关系特性中确立起来的准笛卡尔式的透明性所起的作用仅仅在于使它们在任何新的关系体系面前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攻击。换言之，当封闭性的理想条件被界定得更加精确时，坚守这一体系的封闭特性也就愈发变得困难。从这个转捩点上，对符号的直接性和透明性的彻底质疑发生了，这一质疑拥有许多非常著名的版本：晚期巴特对本义与转义之间区分的批判，拉康对能指的首要性以及“真实界”对象征界的不断加强的中心地位的断定，德里达对差异的构成性的强调以及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
符号的直接性引发的危机看起来受到双重运动的宰制：所指更少被封闭于自身之内并且它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得以界定，与此同时，这一语境的范围也越来越受到较少的规定。实际上，限制的逻辑越发难以确定。譬如，对黑格尔来说，认识到某一局限就意味着已洞察到了超越这一局限的东西；这么说来，局限就不会超出可想像的范围。因此，结构主义的激进关系主义可以归于无穷后退这一范畴之下。这一点可以被普遍化：同一性的关系性质连同思想对语境的优势之不可能性的观念已渗透到当代迥然不同的各种运思活动之中。
在这个关键点上，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由能指与所指关系（即所有认同）的非固定性所打开的各种不同的维度。首先，它的效应是一词多义：如果众多所指以不稳定的方式与某些能指连接起来，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多义性（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的引入。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断言这种不稳定性并不完全依赖于能指的多义性而是取决于能指被运用的语境，那么这就不再是多义性问题而是不确定性（或歧义性）和非固定性的问题。例如，当我们说，“向山下（down the hill）”或“他脸颊上的软毛（the soft down on his cheek）”，down这个语词就是一词多义：尽管在不同的语境中它的含义是不同的，然而在每一具体的语境中它的意义却是非常清楚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冷战时期西欧的政治情境之下来谈论“民主”，那么这一语词的歧义性来自这一语境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话语和反共产主义话语的共同存在形成了此一民主的具体语境；因此，这个语词在这个具体的语境下是歧义性的而并不单单是多义性的。这并不是说它在共产主义话语中具有一个含义而在反共产主义话语中具有另一个含义，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但如果那是单一性的能辨识得非常清楚的情景，我们本来可以通达这种状态：即存在许多完全确定的语境，而相应每一语境，语词具有它确切地内涵，从总的情况来说，就是语词的多义性问题。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由于这两种话语是对抗性的并且大体上在同一个具有争议性语境之下运作，构成这一语词的意义认同的关系性系统本身就没有精确的一致的限定，因此，这一语词就成为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语词的这种根本性的歧义状态——它颠覆了符号的固定性——恰恰就是赋予语境以开放性的东西。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三方面的结论。第一，话语这个概念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它先于语言与超语言的区分。如果我正在垒一座墙并向某人说“递给我一块砖”，接着砖就被放在墙上。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语言性的，而第二个动作是行为性的，但是，不难理解，它们作为总体活动（即垒墙）的一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活动中的关系性要素既不是语言学的也不是外在于语言学的，因为，它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积极的意义上思考这种相互连接的关系性要素，对它进行合理诠解的观念就必须优先于语言与超语言的区分。达到此一境界要求的总体状态被称为话语，话语由此与“社会”具有共同的边界。因为每一个社会行为都具有一种意义，所以社会行为是以话语系列——它接合了语言性和超语言性因素——的形式构成的。第二，话语的关系性特征无非就是允许语言模式在社会关系整体中普遍扩张。这并不是说：“实在（reality）”就是语言，而是说，语言系统的日益形式化促成了对一套远远超越了狭隘语言学的关系性逻辑的界定。“把砖头放在墙上”这一动作并不是语言性的，但是，它与前此要砖的语言活动的关系却是一种具体的话语关系：这两个动作的聚类式联合（syntagmatic combination）。社会的关系性逻辑被大大地拓宽了，这开辟了对客观性进行新的理论探讨的道路。第三个结论是从前面两个结论中推衍出来的。社会认同的彻底关系化增加了它们在新关系面前的脆弱性，即这种关系化把歧义性的效应带入新关系内部。
这三方面的结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架构——这一架构使我们接近后现代经验成为可能。如果说某某东西具有现代话语的特色，它无非就是这样：它声称从思想上支配社会的基础，并自命为总体的历史观念设定一个理性主义的背景，并且，它把后者作为全球范围人类解放规划的思想根据。照此看来，它们是一种关于本质的话语、关于完全在场的同一性的话语，这种话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自身建立在透明社会这一神话的基础上。相反，当这种完全在场的同一性被不可理解的外在因素——这种外在因素把不透明这一维度和实用主义引进了现代性话语一味妄称的范畴之直接性和透明性——所威胁，后现代性就开始出现了。这导致了一个不可跃过的深渊横亘在真实界（拉康意义上的）与概念之间，而如此一来，概念的绝对主义谮越就被弱化了。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弱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对现代性事业的内容的否定；它所要表明的只不过是这些内容对于其语境的极端脆弱性——因为语境往往以不可预见的方式来重新界定这些内容。一旦承认这种脆弱性原本就是内容固有的特性，我们由此必然会得出的结论既不是否弃解放的价值，也不是对这些内容抱普遍的怀疑态度，相反，是充分意识到：对这些内容的重新确认和辩护暗示着一种复杂的策略性和话语性操作。
对后现代性起源的叙述可通过多种多样的谱系来展示。在接下来的一节里，我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的角度来追溯后现代性的起源，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把现代性解放叙事推向了极点，同时又构成了现代性解放叙事最初呈现的诸多危机中的一种。从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的缘起而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诸范畴所陷入的有关新语境是促其形成的因由。由于它们之间不断增强的紧张状态，这些范畴被带入到更新的、也更为复杂的语言游戏之中。
三、资本主义、不规则发展和霸权
让我们澄清我们所谓谱系学问题的意义所在；如果把原因解释为占有那些引起结果的全部内在本质的东西，那么，这里寻求的叙事并不是要确立某一过程的原因系列。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过去重新铭刻在一种从概念上可以把握的基础性结构的理性主义的透明物上。相反，这一叙事是对基础之瓦解的陈述，因此，也就是揭示与这一基础相联结的种种范畴的完全偶然性。我的用意在于启示而不在于解释。
我将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信条开始：资本主义仅仅凭借生产资料持续不断的变革和先前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日益崩溃而存在。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历史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关系逐渐毁灭的过程，而另一方面，也就是资本主义与外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接界的过程。实际上，这是两个边界的问题：资本主义逻辑势必不断地再创造和重界定这两个边界。此一状况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抉择：要么，朝这些边界的运动是一种其结果大体上难以预料的偶然性斗争；要么，它是一种大写的历史——狡黠的理性赋予这种历史以既定的和可以预见的结局。显而易见，历史哲学只能沿着第二种线路来阐述。并且几乎没有什么疑义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遵循的正是这一线路；对于这一点，只要提一提《〈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够了。
让我们与上文所讨论的认同的根本关系性特征关联起来思考这后一抉择。如果系统的局限能够被外在于它的实在因素所颠覆，那么，就每一认同的关系性而言，外在因素的新型关系不会不改变这些认同。只有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认同才能保持着稳定。在历史代理人（特别是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内确定的身份这一观念与系统总是根据外在它的因素起作用这一事实之间具有任何的相容性吗？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外在因素的关系能够在内部得到界定；那么它们之间确实可以达到相容共存。资本的内在逻辑由此就开始构成大写历史的理性基底，而社会主义的来临被认为仅仅通过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作用就会成为可能。
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并且，尝试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内追溯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也注定会以失败告终。然而，全部情形并非如此。事实上，出现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是多种多样不同的话语——在这些话语中，“内在”与“外在”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甚至已开始显现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解构。围绕这些范畴而进行的语言游戏难度日益加大，同时也充满更多的风险：例如，阶级被设想为由各种相互关联的综合因素所构成——这些综合因素与原先归之阶级范畴的东西相去甚远。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有几个充满歧义性和话语增殖的关节点。不过，这种被归结在“不规则的联合发展”名称之下的现象必须被挑出来作专门的考察，因为它们所产生的效应是多维度的，也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在我与莫菲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注：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1985）.），我已对不规则的联合发展这一概念出现及扩展的基本线路作了描述，因此，在这里我仅概括一下它的显著特征。一开始，这一概念仅被用于刻划一种特殊情景：俄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晚以及由此造成的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完成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任务，于是它让位于工人阶级来承担此一历史任务。这一“专属”于工人阶级的任务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并且不再是民主性质的。如此一来，人们如何去界说一个阶级接办另一个阶级的使命这一“例外性”呢？这一“接办”被赋予一个特别的名称：霸权；尽管它获得了命名，但是，它所蕴含的关系的性质却远远没有澄清。工人阶级与它所承担的民主任务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其阶级本性而言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我们如何解释这一事实：这种不规则的发展很快就不再具有例外性质？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动乱需要复杂的、更加综合性的接合实践在不大符合正统的理论语境下运作。托洛茨基开始把不规则的联合发展理解为我们时代的历史规律。但是，正常的、规则的发展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可以回归到早已得出的几个要点上。每一认同都是关系性的并且极易受到外在性的颠覆。这暗示着不规则发展的任务联合必然会修改执行这一任务的社会代理人的性质。在“人民阵线”时代，诸如“大众”、“民族”、“人民”等实体（在第二国际的黄金时代，这些实体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之外）出现之时，这种情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必然意味着缝合、基础以及阶级主义的各种范畴的形而上学价值完全受到质疑。即是说，如果阶级身份被外在性所颠覆、被新的关系性和接合性情势所颠覆，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历史的“基础”。实用性和偶然性不仅体现在任务上，也体现在代理人的身份上。如此一来，历史（大写的）哲学的可能性基础也就消解了。
对种种基础之逻辑的彻底质疑，在我与我的同事莫菲看，恰恰就是一种内在于后现代经验的弱化作用。就探究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这种弱化作用来说，我们可以追溯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学。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索列尔和葛兰西。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索列尔是确信不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并没有沿马克思所预示的方向行进；工人阶级参与到民主政治秩序中会导致它在这一秩序内的整合。第一个过程削弱了作为大写历史之基础的资本逻辑；通过显示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对于新关系体系（它由于这一阶级的政治参与所引发）的脆弱性，第二个过程也导致了相同的弱化作用。索列尔对这种弱化作用的回应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他提出一种暗含着彻底关系主义的神话理论，因为，只有暴力以及无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完全断裂才使这一阶级获得无产阶级的身份；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只有通过神话式的构造才呈现出结构一致性而言，索列尔完全拒绝大写历史的潜在合理性。
葛兰西提供给我们的是相同的关系主义，然而，它却导致了相反的解决方案。索列尔拒绝所有的外在关系并建议一种纯粹的无产阶级身份。相反，葛兰西深入探究了他那个时代意大利所发生的多种关系总体，由此他系统地扩展了霸权关系的领域，从这种探索中他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主体并不是阶级，而是他称之为集体意志的那种实体。在索列尔把政治秩序内的所有参与看作身份的丧失的地方，葛兰西却将霸权接合构想为创造身份的过程。无论如何，二者都断言了身份的关系性和最终的无根基性。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例子放在更加开阔的历史视域中来考量，我们的谱系学探查的方向就更容易被辨明。马克思主义传统内话语领域的系统发现经历了新实体和新范畴生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通过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的累积式的丰富而延长它们的寿命，而是把一种从逻辑上不可整合的补充物植入其中，这种植入以德里达称之为“增补性逻辑”——使对立状态模糊化的铰合式话语作用——的方式进行。毫不夸张地说，将一些基础性的术语增加到马克思主义（从列宁到葛兰西）中无疑构成了这一意义上的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学和对它起源的神话的解构是一致的。
这一神话通过种种倾向于掩饰其裂隙与分歧的做法不断地得到维护。这些理论思考以为相对于光荣的、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版本的）来说，自己不过处于最粗糙的、最不成熟的状态，但是，就官僚的明显的笨拙性而论，它至少具有能看得见的优点；“知识分子的背叛”显示出较大的复杂性——背叛虽然发生了，但它却被遮掩。卢卡奇的全部复杂性被归结为作出各种调停性努力，这些努力旨在使“资产阶级”文化的最高形式与阶级这一透明观念兼容起来。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丧失了它的多重性；这一历史之内的语言游戏以及它与我们时代的关系已预先被规定、预先被编纂了。马克思主义要么被接受，要么就是被拒绝；人们不能像解读弗洛伊德、黑格尔或柏拉图的文本那样去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即是说，不能从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视域以及我们时代的情势出发去探析这些文本并对它们提出自己的疑问。
人们期待着最后的启示：它将允许我们远离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它将允许我们进入一种另类的历史，一种令人惊叹的梦幻般的历史。然而，一旦我们着手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对它的信奉就仅仅是印象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最经常的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的一味信仰和屈从，到头来只能导致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信仰和屈从的作用仅仅在于维持它的一致性和同一性神话。
这种态度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前面的论点听起来或许有点不合时宜。然而，在建立激进政治方面，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不偏不倚却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首先是这一传统的贫困化。如果孤立的斗争不能囊括在一种将各种经验加以“总体化”的更宽广的范围之内，其结果就是不可能建构激进的政治想像。而且，对这一传统的抽象的、非解构式的拒绝决不意味着已超越了这一传统。这把我们带回到我们一开始谈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特别指出某一事物终结的方式，断言某一事物的终结就没什么意义。斯宾诺莎哲学和希特勒主义从一定意义上在历史上都达到了“终结”，但是，我们构想它们的终结和结束的不同方式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涉及到我们如何界定现在。
让我们返回到我们关于解构传统的论证上，当然，这种解构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解构。给一种解答设定范围就是重新创造此一问题的原意。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范围就是重建与这一传统之间的具有活力的对话，就是赋予这一传统以某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和正统的辩护者归之于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时间的永恒性形成鲜明对照。在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必须积极介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必须介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范畴的讨论中。但是，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和一致性的教条式断定；相反，这种介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多重性的详细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探寻我们当前的问题——在卢森堡、鲍威尔、索列尔或葛兰西的著作中，许多被强烈抑制的敏锐洞见形成一种解构效果——这使得建构一种能够创造性地挪用历史的话语成为可能。历史遗忘症在最好的状态下导致偏狭，而在最糟的状态下，却导致对那些通过对抗性的话语所进行的种种斗争的重新使用。
在这里，有必要说得更准确一些：如果我们不是把激进传统重构为对源点的必然违背，而是重构为“现在”的谱系学，那么，这一点就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是它的一个参照点。当前多种多样的社会斗争——它出现在完全不同的、比19世纪更加复杂的世界——促使与“普遍阶级”的偏狭神话的决裂成为必要。如果人们要谈论普遍性，它也只能是在相对的中心地位这一意义上的普遍性，因为，这一中心性是在建构霸权的实际过程中临时确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妇女的、同性恋者的、边缘人口的及第三世界民众的种种斗争，势必产生这样的结果：通过它们特定的谱系式的努力而建构起它们对各自传统的重新挪用。当然，这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在结构层面上被先验规定的中心性，原因很简单：原本就没有什么大写历史的理性基础。历史可能具有的“合理性”是一种相对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由各种斗争和具体的实用性的建构霸权的活动提供给历史的。关于这一点，索列尔和葛兰西的基本洞识应该更用心地加以详尽发挥。只有通过降低马克思主义诸范畴的本体论谮妄、只有不再把它们当作历史的基础而是当作历史性的现实情境（它颠覆并超越这些范畴）的实用性的有限综合，才有可能去接受它们当下的有效性。这正好把我们带入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围绕后现代性所进行的讨论中。两个关键问题很成问题。第一个是，从激进政治话语的观点看，基础话语瓦解所造成的结果问题：难道这种瓦解不导致政治虚无主义？不会使任何旨在赋予政治实践和批判以基础的努力皆成为不可能？第二涉及到通过启蒙运动而被构想的解放规划的单一性：当前社会斗争的多样性和分散性是否意味着它作为全球规划而被必然抛弃？
四、几点结论
1.争论的过程和常识
基础神话的瓦解使历史和社会丧失了终极意义、也使它们丧失了政治分析的绝对出发点（笛卡尔的“我思”意义上的）。套用古典本体论的说法，这意味着社会是无根基的；如果我们承认所有认同的关系性特征，体系闭合的理想条件就永远不会达到，因此，所有的认同或多或少都是漂浮不定的能指。闭合的缺失在两种重要的意义上修改了政治争论的价值和性质。首先，如果终极的基础被假定，那么，政治争论就是去发现外在于争论本身的“实在”的作用。然而，如果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基础，政治争论的重要性就会增加，因为，通过坚信这种争论能够起作用，它本身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建构社会现实。社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巨大的争论性界面，正是通过这一界面人们建构他们自己的现实。
不过，在第二种意义上，从作为发现过程的争论到作为社会建构的争论的过渡使修改这类争论成为必要。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一种社会基础当作出发点，那么在争论形成超越具体吁求和兴趣的判断场所的限度内，它将是逻辑性和算术性的。然而，如果没有如此的判断场所，争论就可能倾向于证实争论的逼真性而不是确证它的真理性，如此一来，争论本身就变成实用性的和无限敞开的。这将我们带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的观念之中。我们不妨设想：我们正试图断定敌人是由陆路还是从海上进犯；诉诸算术的方式将一无助益，然而，我们却可以推断一种可能性比另外的可能性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这种更大的可能性反过来被用之于其他场合另外的争论所决定。这些争论的整体构成了一个团体的常识的界面。这种常识如果及时地加以扩展，就成为塑造某种传统的东西。既然这种传统在其规定性上是无限敞开的——即，在任何计算的最终确定性上没有终极的基础——那么，它就是对发生在社会中的不同的争论性实践的回应。一个争论回答另一个争论；在这种相互争论的过程中，争论本身（即它本身的特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修改。
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基础就在这里。抛弃基础神话并不会导致虚无主义，就像在敌人如何进犯这一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并不会导致被动性（消极性）一样。相反，它导致了话语介入以及必要的争论的增殖，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一种现实可能被话语所反映但它却完全外在于话语。由于争论和话语构成了社会，它们的敞开性就变成更大的活动性和更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源泉。人类一直顺从于外在力量：上帝、自然以及历史的必然规律，如今，它跨入了后现代性的门槛，第一次开始把自己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建构者。基础神话的消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范畴的消解——把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解放的可能性进一步激进化了。
对基础的“撤退”，人们可能会提出另外的反对意见：这难道不是在消除行为的任何动机吗？这岂不是让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即，我们将成为一个没有选择动机的选择者？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反对。因为基础的空缺仅仅导致把如此的“人”确认为一种空无的存在，而社会代理人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相反，社会代理人出现在各种具体的情景中并构成于明确的、有限的话语网络之中。在这种意义上，基础的空缺并不废除他们的行动的意义，而只是重申社会代理人的作用范围、有限性以及他们的历史性。
2.全球解放与空的能指
现在，我将着手解决第二个问题：即，社会斗争的多样性和分散性是否消解了解放规划的全球性？诚然，一旦人们拒绝了基础，就不能再偷运解放规划的同一性和总体性。但是，基础的同一性是社会的总体性实践的唯一形式吗？在我们称之为实用性的霸权实践层面，是不是也没有总体性效果？要切记的是，任何认同，就它不能在一个封闭的总体中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确定的差异而言，它无疑都是歧义性的（或不确定性的）。照此看来，它变成了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它的空无程度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脱离了对于特定所指的依附与固着。能指的固定程度与它在既定话语形式中的流传程度成反比。“民主”这一能指的歧义性是它的话语重要性的直接结果；只有这些能指——重要的社会实践围绕它们而产生——它们才常常遭受到歧义性的系统性作用。
实际上，有效的歧义性并不仅仅来自在对抗性话语中确定能指的意义的种种尝试，尽管这后一种情况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有效的歧义性可能有更多的来源，并且，它可以被归之于象征现象。当能指与特定的所指脱离之际，它经历的是一种被掏空的过程（即意义的空无化过程），此时，它开始象征着一个长长的等同性的符号场域链条。指意功能的这种置换与扩展构成了此一象征。
基础与基础所支撑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象征与被象征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基础的逻辑中，创建性力量与被创建出来的实体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决定关系；而从另一面来说，在象征中，却没有如此内在的动力机制存在，而且，等同性的符号场域链条能够被无限地延长。前一关系是限定和决定，即固定和确定；而后一关系是敞开性的无限制的地平线。
我认为，正是基础与地平线之间的这种对照使我们能够领悟到解放话语的本体论地位的变化，更一般地，它使我们能理解到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中元叙事所发生的变化。在地平线式的开放关系中被联合起来的或被总体化的构成物是一种没有基础的构成物；它把它自己建构为一个统一体仅仅是为了把它自身与它所要否定的东西区分开来。譬如，平等和权利的话语并不需要依据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来作为它们的基础；它们本身足以设置一种平等主义的逻辑——这一逻辑的作用范畴由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具体的争论性实践所给予。由此看来，地平线就是一个空位，一个位点——在这个位点上，社会表征着它的无根基性；在这个位点上，具体的争论性实践在激进自由和激进的偶然性的彩色幕布的映衬下运作展开。基础神话的消解并没有驱散它的不在场的幽灵。这种不在场——至少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是断言我们的规划和他们的激进的形而上学偶然性的历史有效性的可能性条件。这种双重断定构成了后现代自由的地平线，同时，也构成了我们时代独特的“元叙事”。
标签：现代性论文; 政治论文; 结构主义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语言学论文; 社会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