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化：面向未来的生存方式——向未来迁徙：青年社会流动与打工浪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来论文,浪潮论文,青年论文,方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的研究者指出：“在整个世界上，人们由于受到就业机会、多样性、各种文化体验和自由体验不同生活方式的吸引，一直向着城市地区移动。”〔1〕这即是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和流动。
还有的研究者把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青年向城市流动称为“向未来迁徙”；进而又有人认为，这是青年从家庭的圈子转向社会成为一个“移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摆脱旧型的社会监督，并进入新的社会监督形式。”〔2〕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的青年人口流动，是与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方向和性质相一致的青年社会化和现代化过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使人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量迁移，成为一个不可避免且又不容漠视的事实。自80年代初以来，从“孔雀东南飞”到“百万民工潮”，中国的人口流动可能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空前规模。青壮年劳动人口是流动的主体，打工则是这部分流动人口基本的生存方式和劳动形式。因此，打工与人口流动一样，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
打工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什么？打工对个人和社会有什么意义？当数以亿计的打工者活跃和集中在城市、工厂和一些新式经济组织、新兴行业，及其他各类社会机构、团体、组织之中的时候，人们——包括打工者本身，便不能不对此进行一些思考了。
流动：现代化的方向与理性的选择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类从数千年生活的经验事实中悟出的带有直观性的理性认识。同时，这也表明，人的任何社会行为，都总是难免先天性地具有某些自然属性的特征。
人类的历史，似乎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与流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流动几乎成了进步的必由之路和发展的前提，流动使社会和个人的生活生发出活力。今天，流动更与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不可分离，而且高度发达的交通、通讯工具和信息的广泛传播，使人的流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极为便利和快捷。地球在变小，而人们眼中和心目中的世界则更广阔、更自由。有人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在不断流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学校到工作岗位。当居住地的变化与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个人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地理流动有助于社会流动。”〔3〕在流动中，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可能会走出一条崭新的路在这一意义上，大规模社会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迁移，在本质上应该是顺乎社会、自然规律和人类本性的明智之举。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流动总是有条件的。当人被束缚在土地或其他各种人与自然、与社会及人与人的关系（如工作关系、户籍关系、档案关系、家庭出身和家庭成员关系等）之中时，人的流动是不自由的，也绝少流动的机会。事实上，应不应该流动是一回事，能不能够流动以及能在多大规模、范围上以何种形式流动是又一回事，而社会在现有的体制、物质、文化基础乃至心理上能承受多大因流动而带来的种种压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人的流动提供了基本的条件。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和首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改革首先解放人，放开了人被束缚的双手，使人可以做自己喜欢做而又不妨碍社会和他人的事；松开了被固定住了的双脚，使人可以走自己愿意走的路，只要你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义务和责任。流动由此开始了。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欠发达国家：由于受自然、地理、资源、环境差异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日趋加重和扩大的倾向。这使我国的人口流动一开始就呈现出异常迅猛、几近失控的增长势头。在深圳，据有人“保守的估计”，1987年至1990年，有不下1500万人曾到这里“寻找过自己的机会”；另据权威研究机构统计，到1996年底，我国有8000万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打工。〔4〕另外，还有更大数量的潜在的待迁移的劳动力。据测算，80年代中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亿以上，到2000年将达到1.5亿；〔5〕除此之外，城市内新增劳动力人口、企业富余人员、下岗工人等，又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相比之下，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洲际人口迁移——从欧洲到西半球，在1990年到本世纪上半叶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总人数也不过7500万。我们到底能承受多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尽管这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流动，对个人和社会都要求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而切忌盲目。就个人来说，这种理性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对流动所可能带来的效益的合理期待；对流动所要付出的代价作出必要准备。
打工：流动的梦幻与现实
可以说，所有参与打工行列的人都怀有几分期待，几分幻想。在期待和幻想中，每个人为自己设计着色彩各异的打工梦。“做‘城里人’，是我国大多数农家人的梦想和夙愿……许多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人不甘心于一辈子困守农村，老死于农村，做现实的‘奴隶’，于是踏上了离乡务工经商的坎坷旅程。”〔6〕这是农民的打工梦。安徽六安的一个青年因交不起委培上大学的一笔入学费用，又“不甘心向命运屈服”，于是“决定南下打工，圆自己上大学之梦”。〔7〕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的一位女硕士研究生，以“精卫填海”的精神跑街推销人寿保险，看好的是占国民97%的人这一巨大的有待开发的保险市场。这可以称之为市场梦。〔8〕北航毕业，曾是飞机实验员，主持研究的课题曾获航天工业部奖章的哈尔滨一家大型集团公司的副老总，放弃一切来深圳做了一名保险推销员，据说“不为别的，只是不想维持既成的一切，纵然条件再优越”……
打工确实圆了一些人的梦，使一些人冥冥中的期待成为现实。一位5年前从江西来深圳打工的年轻人谈道：“当初我们一起来深圳打工的同学有十几个，从学历、智力及社会阅历来看都相差无几。几年打工下来，我们之间就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有的自己开了公司，坐上了总经理的宝座，且拥有自己的写字楼、小汽车；还有的成了外商的商务代理，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拥有丰厚的薪金，并做着明日的老板梦。当然也有的还跟几年前一样，在流水线上重复着简单的流水作业，每月的收入包括加班加点也始终突破不了千元。”〔9〕由打工走向成功，这样的故事我们听的太多太多，有的简直就象神话，尽管不成功的仍不在少数，甚至还有失败者。但无论如何人们谈起打工来总有点津津乐道，数落起成功者的故事来甚至会有点神往痴迷，特别是对那些打工出身的豪富们，包括大陆的、港台的、国外的，更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由衷的崇拜之情。
实际上，这既不奇怪，亦无可厚非。打工既是流动着的人们（人口）谋生的一种手段，同时它也是实现个人社会流动的一种途径。
人的社会流动通常被认为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封闭的”，在这种模式中，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先赋的，因为它们是基于个人无法控制或几乎无法控制的特征——种族、性别和家庭背景”。（过去所说的“龙生龙，凤生凤”、“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指的就是这种情形。）相对的另一种模式是“开放的”模式，即个人的社会地位“是自致的而不是先赋的。人们通过发挥他们的技能，运用学到的知识、接受的教育，作出努力来挣得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强调奋斗，强调成就，而不是强调先赋。”〔10〕当然，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社会都是先赋和自致的一种混合物”。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二者的作用仍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在传统的、落后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封闭的”模式对个人的社会流动起决定性作用；在现代民主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开放的”模式。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教育被认为是“社会流动的润滑剂”，因为“教育可以产生新的文凭，从而可以产生新的工作期待。职业上的变化常常有助于社会流动——社会地位、生活机遇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变化。”〔11〕“白领阶层”的产生即是现代工业社会对技术、管理、专业知识的需求与教育发展相结合并导致社会分层流动的直接结果。当教育特别是中等专业和高等教育达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伴随着市场发育的逐步成熟完善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进步，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教育的“润滑剂”作用便不再是唯一的了。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对生存方式的选择、对竞争环境所持的态度、寻找和把握各种机遇的功能等等，已经愈发显得重要。在个人作为社会劳动力资源已完全或主要受市场机制支配的情况下，劳务市场（在广义上应包括人才和智力市场）自然应该成为个人寻求发展机会的即使不是最佳但肯定是必要的一个去处，打工不失为对个人最现实同时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一种理性选择。对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大中专院校新毕业的学生来说，更应是如此。如果说人的空间地理流动是从脚下开始的话，那么，社会流动——人的社会地位、角色的上升、变化，最好从打工开始，使其成为步入人生的最坚实的第一步。
打工的代价与人生体验
打工是一条人生的成功之路——这在部分打工者的切身经历中得到了部分证实。之所以说是“部分”的，因为并非所有打工的人都取得了期待中的成功，而且即使成功者本身，也并非轻易获取的，这其中有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机遇性的等等因素在发生作用，也有打工者为之付出的种种代价！
“流动中的劳动力面临着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就业歧视等一系列迁移障碍”。〔12〕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国外的研究者也曾指出：“……大都市的劳动力市场高度复杂，并形成各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行业和地理分市场。工资确定、寻找工作和工人在各雇主之间流动，都受到大量因素——经济的、制度的、位置的和个人的因素影响。”〔13〕个人的出身、学历、毕业院校、阅历、社会关系背景、年龄、性别、户籍等等，都可能成为流动和打工中的必要条件，因而也都可能作为各种形式的成本并为之付出代价。
经济成本是不容忽略的。据调查，从广西马山县到深圳打工，每人需要携带1800元；到南宁或北海打工需1300元；从该县的下面乡镇到县城起码也要700元；政府从桂西北组织劳务输出到广东，一名青壮年劳动力的费用为2000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对打工者来说，更沉重的恐怕还是精神和心理上的负担，无论对那些从偏远乡村来的打工仔打工妹还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抑或是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来说，可能都是如此。这种负担一开始就沉甸甸地压在打工求职者的心头。而且，其沉重程度与个人原有的社会地位、层次（如学历水平、职业状况、家庭背景、户籍所在地等）往往成正比，即原来所处的社会地位、层次越高心理负担越重（对经济成本的压力承受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一位在深圳打工的人回想自己当初求职的情景时的写道：“当我怀着千般憧憬挤进人才大市场时，各招聘摊前早已围满了大博士、小硕士。他们忙碌疲惫的身影不停地在眼前穿梭，此时此刻谁敢妄尊‘天子骄子’？我虔诚地把填写端正的《求职人员信息登记表》逐个向欲聘的招聘摊前呈上，好象臣民向尊贵的皇上面递奏章般。……我递上资料，不敢奢望地拖着灌铅的双腿缓步离去。”〔14〕此情此景，确实耐人寻味。
打工者谈打工，总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有感慨，有无奈，有兴奋，有期待。但总的来说，还是欣慰多于苦涩，愉悦胜过抱怨，因为既付出了代价，总会有所获得。打工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和磨砺，因而打工也将获得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一位中年打工者如是说：“我当年下乡的日子，现在回味起来是一笔财富。来，让我们为在深圳拥有的这段打工财富而干杯吧！”苦难也风流，就看你如何去品味、去体验它。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打工生涯中，悟出了人生的价值、生活的真谛、未来的希望或做人的准则。一位女孩说：“我来深圳打工最大的感受，就是摆脱了内地的那种压抑感。在这里，我不会埋怨没有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倒觉得自己读的书太少，在各方面都很欠缺。因此，我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加压’，使自已的整体素质提上去，以适应特区对我们打工人员愈来愈高的要求。”〔15〕还有一位出身农家的高考落榜生，回想起打工经历时说：“我来深圳打工将近四年了，和大多数南来寻梦的人一样，我也是带着对未来无比的憧憬而踏上这块热土的。然而由于个人能力、本领的限制，梦想一直未能实现。……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客观地分析自己，觉得还是自己功夫不扎实的缘故，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适者生存。我决定继续求学。带着打工节约积攒下来的钱，我走进了一所大学进行自费进修，继续我的求学生涯。……往事如烟，前路浸浸，打工的路依然那么艰辛、遥远。但知识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我坚信，天道酬勤，总有一天，我会有一个自己满意的归宿的。”〔16〕另一位自称现在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深圳人，而且有了一份好工作”，3年前从内地一家国有企业停薪留职来深圳打工的人则说：“每当我回忆起许多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回忆起初来深圳时的种种艰辛，就感慨万千。我明白：命运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生活之路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力求做到与人为善，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这样，打工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17〕这是对生命、对生活、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更直白、更深层的感悟！
在流动和打工中创造自己的历史
每一场代表社会发展潮流的重大变革，都不仅使那些亲身参与其中的人们得到陶冶、磨练而走向成熟、进步，同时也将对他们周围的人们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使整整一代人改变自己的面貌，由此开启和创造一个新的时代的历史。当代中国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流动和打工浪潮，是否也会具有这样深远的意义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在关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中，曾用到“社会动员”的概念，来表示社会一人口层面的现代化，指的是“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这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同时又与社会分化相联系——在新旧模式转换之间，人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在分离。一方面是社会角色的“先赋”特性在不断削弱乃至消失，另一方面是高度分化和高度专门化的新角色不断产生。个人的社会角色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是其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而且“这种分离首先（也许是最富戏剧性地）于工业革命时期在家庭与经济职业角色之间产生。”〔18〕
“社会动员”及社会分化和社会角色分离的观点，对我们理解青年的社会流动和打工现象应当有所启示。首先，我们可以认为青年的社会流动和打工，同时也将是青年抛弃旧的观念形式和行为方式而寻求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其次，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从对家庭和血缘等先赋性因素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开始自主自立地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道路；再次，职业角色的获取，是青年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中分离出来而走向独立经济生活的第一步，也是自主自立的新生活的开端。最后，也是特别要指出的是，青年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是他们进入社会分化和新的角色分离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因而：也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的开始。这确实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过程，但又是一个严肃的、充满艰辛的过程。
近代社会以来家庭的历史演变和工业化历程表明，青年的以上变化和发展趋向应是一个必然过程。因为，“工业化必然会带来以下几个结果：对亲属的忠诚减少，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个人的前途，家庭活动和生产劳动之间有很大区别。”尤其在工业社会初期，由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阶级“能到开放的市场上去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当工业化开始之时，低等阶层的家庭被广泛卷入，在社会中首先发生改变。”〔19〕这使劳动者家庭的青年率先走出家庭，进入资本主义按现代生产方式要求建立的劳动力市场，成为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并在街头、社区、工厂、矿区、纺纱间……创造了最初的无产阶级的青年文化。而这一过程整整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20〕
劳动创造了历史。在流动和打工中，劳动青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青年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断自主自立地拓展自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青年确实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机遇。他们走出家庭的庇护和各种“先赋”关系的阴影，在空前规模的社会流动和承受种种艰辛的打工经历中，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培育（突出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打破旧的就业安置分配模式方面），也为自身精神面貌和性格的改变，创造了现实的条件和实践的机会，并取得了远远超过流动和打工这一事实本身的良好社会效益。当然，这很可能并非是许多青年参与流动和打工的初衷，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事实上已经产生的这一客观效果。青年人在实践中创造历史，在创造中感悟历史，而不再仅仅浪漫地在头脑中预演历史。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模式—— 它不仅在观念形态和参与社会的行为方式方面除旧布新，而且，青年人的实践产生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动员”了更多的人们参与其中，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潮流，从而起到了推进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
结语：面向未来的思考
关于京城“浙江村”的一项研究谈到：“农村人口的外流最早催发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萌芽、成长，带动体制内外的劳动力流动加快，……为就业体制改革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并准备了社会心理承受力。”〔21〕这种说法比较切合实际情况。但是，如何使劳动力市场发育成熟，消除城乡之间和体制内外之间在就业和流动上的不合理差别，以及如何使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心理更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则是更进一步深入的话题了。同时，这些也是需假以时日才能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对于处于流动和打工生涯之中的人们该如何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呢？一种超越的态度或心境恐怕还是必要的，包括对自我的超越、对“先赋”的不利条件的超越，等等。由打工走向成功的人可以说无不经历过这种超越。况且，参与流动和打工本身就已经是对现实和自我的一次大胆的超越了，接下来需要的则是更大的韧性、毅力和勇气。
社会要为此作出努力。制度性的建设、市场的培育、体制的改革固然重要，但同时也有一个态度或心境的超越问题。首先是对打工者的态度。东莞康佳公司的总经理说：“打工者是人，而不是想用就拿来，不用就丢掉的机器。要用心去尊重、理解、关心他们。”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歧视却常常成为打工者最不能忍受的遭遇。另外，社会还需培养起一种平常心：对打工者成为老板不再惊奇，对老板成为打工者不再诧异，打工也是工作而不只是做工，也是一种正常的生存和发展自我的方式。这样，社会的发展便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的生存状态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流动和打工中，青年开始了向未来迁徙的漫漫路程。他们曾为之付出低价，也从中体验了人生，认识了社会，充实了自我。这是否是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必须意识到，这条路一定很长，充满坎坷……
注释：
〔1〕〔13〕[美]沃纳·赫希:《城市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403页。
〔2〕 参见[罗]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44页。
〔3〕〔11〕 美〕L·布鲁姆等：《社会学》，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4——465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1996年。
〔5〕 陈吉元主编：《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6〕〔21〕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1页。
〔7〕〔8〕〔9〕〔14〕〔15〕〔16〕〔17〕 参见《深圳特区报》专栏“打工世界”第175、177、187、189、177、182期。
〔10〕参见〔3〕第474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134页。
〔18〕[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19〕 [美]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20〕 参见[奥]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