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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结束固然使世人从此摆脱了自两极对抗时代开始的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历史追问，但它并未如福山所说，导致“历史的终结”。从冷战到后冷战的变化，只不过是时代的主要矛盾发生转换，即由过去的“战争与和平”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问题。世界各国依然面临着时代的重重挑战。其中，环境问题因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危害程度的严重性，及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和国际合作特征，已日益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期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缘起：环境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地位的提升
1.环境问题的凸现
现代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与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直接相联系的。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以科学技术为杠杆，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类生存发展的能力。它一方面意味着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自然资源的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深化，但同时也是以对自然环境前所未有的破坏为代价的。特别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了20倍，工业生产增长了50倍。人类第一次获得了改变全球的力量。但是，“人类的几乎是无限的建设与创造能力是相等于同样巨大的破坏与毁灭力量。”①现代工业在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把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资源枯竭、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带给人类。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每年死亡的4,900万人口当中，有3/4是因环境恶化导致的。这在深层上否定着人类社会已取得的文明和进步。
严峻的环境现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1988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公布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公众认为环境污染的威胁不亚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环境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国政治家面前的一大社会政治问题，它与国家安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如今，环境问题早已越出简单的技术科学范畴，而日渐成为具有战略影响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指出：“目前对安全的威胁，来自国与国关系的较少，而来自人与自然间关系的较多。对很多国家来说，沙漠扩延或土壤侵蚀可能比入侵敌军更能威胁国家的安全。”②
2.国际政治的绿化趋势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各国纷纷把生态问题视为21世纪人类社会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由此，在国际政治当中便出现了“环境外交”这道新风景。日本是环境外交的始作俑者。1989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环境问题特别工作班子，并提出重点关注全球变暖、环境与开发以及防止热带雨林破坏等问题，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推进环境领域的技术与资金援助与合作，同时把对外援助与环境治理情况挂钩，实施软渗透战略。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设立环境政策办公室，并增设一名专门负责全球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和一名负责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反映出美国政府已把环境问题列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2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一次演讲中称，美国将把环境保护问题视为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从1997年开始将仿照国务院人权报告形式，发表世界环境问题年度报告。在欧洲一些国家，许多政治家在竞选国会议员时，不约而同地把改善人类环境列为执政的首要大事。各国以环保为宗旨的绿党，在欧洲政坛中的影响与政治参与度也日益扩大。
在国际范围内，国际社会也多次召开国际会议，通过加强国际立法的方式来制止环境状况继续恶化。1989年3月5日，英国政府召开了有123个国家参加的“拯救臭氧层伦敦会议”。1989年9月11日，荷兰政治召开了有24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地球大气层的海牙宣言》；1990年4月，在中国举行的第12届法律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呼吁各国保护全球环境。1992年6月，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世界各国首脑在会议上签署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化公约》等5个重要文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
环境问题并非始于今日，却热于今日。环境外交之所以能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在两大阵营剑拔弩张，时时为政治生存问题困扰的情况下，环境问题毕竟显得次要些。一旦冷战格局解体，各种业已存在的矛盾纷纷“解冻”，在人们对国家战略进行重估和确认时，环境问题因已危及到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而使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二、环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
1.环境政治促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构
环境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提升和环境外交概念的引入，使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极大转变。在传统国际政治中，对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的追求一直是推动各国合纵连横，构筑国际关系的原动力。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无论是攫取财富、还是扩大影响，各国信奉的无不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原则。冷战时期如此，在以综合国力竞争为中心的后冷战时代亦复如此。而今，环境问题的日益紧迫迫使世界各国纷纷把环境问题列为头等大事，把可持续发展列入政府工作计划。正如世界资源协会副会长所指出的，90年代的国家安全应该重新确立，即由过去防犯他国入侵改为防止环境恶化。由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国的携手合作，这便可能形成一种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为契机的新的政治运动模式。如设立环境发展基金，建立环境机构，制定相关国际法等等。因此，如果说军事竞争意味着冲突模式，经济竞争是一种合作—冲突并存模式，那么，环境外交的主旋律该是一种合作—协调型的模式。
2.环境议题拓宽了当代国际政治的作用空间
由于环境问题事关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基本生存，因而，以保护环境为名展开的环境政治（环境外交）便被赋予了一圈神圣的光环。因而在当前国际社会中，环境外交正日渐成为一件炙手可热、潜力巨大的新型政治武器。事实表明，当前少数发达国家已开始以环境为武器，展开新一轮的政治攻势，环境外交已初露端倪。如日本借口中国核试验污染其上空而冻结对华贷款。美国借口中国大众汽车燃烧效率不高，排出有害物质过多，干涉中国家庭轿车的生产自主权。在1994年召开的国际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联盟第19届大会上，西方国家代表对中国西藏的环境问题横加指责，放到与人权问题并列的高度。显示出美国对这一新型政治武器的娴熟运用。
西方发达国家调整外交战略，增加环境外交的份量，不排除含有对地球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深切忧虑之情，但在神圣面纱背后，更多的则是一种利己意识。发达国家的本意并非是要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国内面临的环境问题，而是借保护环境之名，行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之实，遏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以维护发达国家在南北格局中的既得优势。尤其应注意的是，“如果北方国家在继续其目前这种对环境无益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又出于对环境退化的关注，而把新的条件强加于负债累累而又资源贫乏的南方国家经济，那将是令人不能接受的。”③
3.环境问题成为诱发新的国际争端的催化剂
早在70年代，当西方发达国家尚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罗马俱乐部便在所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发出了悲观的警告：“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内发生的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和不可控制的急剧衰退。”④这种警示并非故作危言。从当前看，环境问题的严峻现实一再提醒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许多资源属不可再生资源，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却一直按指数级增长。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势必将日益尖锐。而对任何国家来说，若想保证现有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确保资源的充足供应又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这样，在寻找到更好的资源替代办法之前，争夺地球上现有的有限资源便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步骤。环境意识的增强在强化世人环境忧患意识的同时，只能使这种历史上久已有之的资源争夺战愈加激烈。据有关专家统计，本世纪以来，有十多次战争是因争夺自然资源而引发的，其中尤以争夺石油和矿物资源等非再生资源最为突出。以水资源为例，全世界200条主要河流中，有70%是两国以上共有。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当代，如何分配有限水资源问题已成为一个极易引发国家冲突的敏感话题。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水资源正在取代石油而成为中东冲突的根源。”⑤以色列之所以拒不从戈兰高地撤军，很大程度上因为那里贮藏着以色列急需的地下水。而以色列的这一强硬立场又使得阿以和平遥遥无期。不少专家指出，这种因争夺自然资源而引发的地区冲突今后会有增无减。
4.环境治理成为推动南北关系改善的启动装置
冷战时期，第三世界作为两极争霸体制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曾在两大阵营中间左右逢源，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政治平衡器作用。他们在两极对抗中的特殊战略作用，使之与东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可能赢得一定的让步，部分地改变自己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利处境。而冷战的结束使世界主要矛盾由东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矛盾改为南北间经济矛盾。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政治棋盘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这一转变更使本就进展缓慢的南北对话愈加停滞不前。
如今，环境问题发生及危害的跨国境特性，使环境问题“既属内政，又属外交”（托夫勒语），它的解决需要各国政府的共同合作。“由于富国与穷国都造成了环境污染，如果一些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另一些国家却无视它们的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在环境上也是无效的。”⑥因此，环境治理必须建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合作的基础上，这就改变了以往国际政治格局中发达国家主宰一切的金字塔式的纵向权力结构模式，而朝着各国共同协商的平行网络式权力分配结构转变。在有关环保问题的国际事务中，如举行国际会议、制定相关法规、采取多边行动等，均需为发展中国家留出一席之地。因此，当前环境问题的大量出现和环境外交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提升，很可能成为推动南北关系改善的新型启动装置。在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官方援助增加到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并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提供优惠。尽管这些许诺还未能完全兑现，但停滞多年的南北关系因环境问题而重新启动。
三、环境问题面临的现实困境
1.谁应对环境恶化负责
当前，谁应对环境恶化负主要责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尚未能形成共识。发达国家把环境恶化归咎于第三世界能源消耗过大、废气排放和滥伐森林。因此，当务之急应是发展中国家改变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把治理环境污染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头等大事。而发展中国家则严正指出，200年来，正是西方在追求工业化过程中，过早地动用了地球的生态资本，是西方的工业化发展破坏了地球环境。即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不到1/3的发达国家却消耗着世界80%的原料和产品。一个较富足的一般美国人所消耗的生物圈资源，大约是每个印度人的30-200倍。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考察，发达国家都应对世界气候变化承担主要责任。正如联合国环境署前主任托尔巴博士所指出的：发达国家对世界环境退化应当承担80%的责任。发达国家争辩说，在过去的年代，全世界都未意识到生态问题，因此，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式应既往不咎，不应作为计算对付环境问题所需费用中的一个因素。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不能仅仅因这种辩解就逃脱自己应负的责任。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严重到今天这种地步负有较大责任，有义务负担治理环境所需的大部分费用。⑦发达国家没有权力指责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谋求经济发展的战略。
从生产发展阶段来看，由于西方国家已完成工业化阶段，在现行世界经济格局中位居上游，因而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更强调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性，反对发展中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而在发展中国家眼里，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实现经济现代化，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应在孜孜以求的首要任务。其基本途径之一便是沿袭发达国家富国强民所走过的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事实上，“当发展中国家面临诸如土地侵蚀，沙漠化，设法获得净水，巨额国际债务，其出口遭到日益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技术转让不够等比较眼前的局部问题时，它们为什么应该担心温室效应呢⑧？据统计，发达国家在人均GNP达到5000美元时才把环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要发展中国家在人均只有300美元时便承担其环境治理责任，其难度可想而知。对全球环境问题态度的迥然不同，恰恰反映出贫国与富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围绕对环境治理的不同看法，实际又涉及到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这一敏感问题。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保护自然环境而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不管怎样，在有关环境问题的责任等诸多问题达成共识之前，世界性环境保护只能更多地停留在会议文件当中。
2.经济学分析：环境利益的共同性和环境责任的分散性
从经济学角度看，自然环境（指全球环境）属于一种全球范围的公共产品。它具有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大特征：一是消费环境的非竞争性。即甲国享受优美洁净的自然环境，并不影响乙国享受同等舒适的环境；二，环境治理具有非排它性。即不管人们是否为治理环境支付费用，都可以享受到因环境治理而获得的好处。公共产品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由私人提供，（毫无疑问，没有人会自己付费而让别人坐享其成）。经济学分析及实践都已证明，在国家内部，诸如环境治理这样的公共产品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在世界范围内，无疑每个国家都希望拥有一个生机勃勃、充满绿色的生态环境。但治理环境是以巨大的资金、技术及人力投入为成本的。据美国环保机构最近的一项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1,250亿美元支付新的环保计划的费用。这比它们现在得到的所有财政援助多7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开支对任何国家都将是一笔沉重负担。而在当今国际社会，各国信奉的仍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如果将本国宝贵的资金投放于维护全球自然环境，可能不得不冒这样的风险，即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却享受不到付出代价后的全部好处，而是轻易让别国“搭便车”。这当然是各国决策者所难以接受的。在1992年的世界环发大会上，马拉西亚外长的发言便十分有代表性：“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让我们不去碰我们的热带雨林，这未免是想入非非了。”而且反过来，如果只有一些国家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污染而另一些国家却继续以往的做法，环境治理同样无任何效果可言。
当前国际社会中最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时，它虽然通过召集国际会议，制定相应国际法规，监督全球环境状况等措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联合国作为国际法主体，它的权利行为能力是各主权国家通过缔约赋予的，因而也是有限的。而且，联合国在环境问题上也不像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那样，拥有一个具有强大干预能力的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环境署只是一个协调性机构，不具有强制权力。况且，如何看待因监护全球环境而涉及到与国家主权的冲突问题，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上，尚未形成统一看法。而各国因国家利益，具体国情的巨大差异，无疑将会使目前的这种争议继续下去。这种分歧的存在，势必会使全球性环境治理踯躅不前。
3.环境外交还是环境侵略
由于地球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使这一系统内任何一个地方的污染都将直接、间接地对其它国家和地区造成危害。国际组织在这一领域干预能力的缺失与有限，使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得以以“国际环境卫士”自居，对外推行环境外交，动辄对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进行指责，形成环境外交的新态势。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环境状况恶化固然有其自身的责任，但发达国家同样难辞其咎。
(1)转嫁有害工业。近些年，迫于国内日益严格的环境法规，发达国家纷纷把重污染工业向环境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美国将有害生态环境的工业的35%投向了发展中国家，日本将65-75%的有害工业放在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发达国家的这种产业转移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状况雪上加霜。最典型的是印度博帕尔事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工业污染事件，其罪魁祸首便是美国的跨国公司。
(2)出口垃圾。发达国家以邻为壑，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大量“洋垃圾”。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有害废弃物约有5亿吨。其中98%出自发达国家。大部分都运往海外处理。德国每年出口“特种垃圾”都超过百万吨；而由北美出口到亚洲和非洲的有害垃圾就超过200百万吨。接受洋垃圾的无一例外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洋垃圾大多难以处理。堆放或填埋很容易污染土壤和水源。至于核废料的转移和存放，更是给接受国带来极大的隐患。
(3)生态掠夺。在环境意识日渐增强的今天，不少发达国家出于一己利益的考虑，对本国自然环境精心呵护，而对本国以外（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则肆意践踏。例如，日本森林覆盖率达到68%，但所需木材却大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美国一方面指责发展中国家砍伐森林破坏了全球气候，另一方面，美国公司为降低所售汉堡包的牛肉成本，在巴西将大片热带雨林伐掉，改为牧场养牛。由于历史造成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旧秩序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世界经济结构的下游，日益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初级产品出口地，使发展中国家产业单一，造成生态环境上的恶性循环。如泰国150万公顷良田用来种植为欧洲出口的木薯，结果造成大面积土壤退化。
不难看出，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大肆推行环境外交，俨然以国际环保警察自居，实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大搞环境侵略。它们漠视发展中国家生存、发展权利和环境保护权，以牺牲他国环境为代价，而求得本国私欲的满足。这充分表现出发达国家环境外交的虚伪。这实际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旧秩序在环境领域内的体现。这种环境侵略做法不除，国际环保合作便无从谈起。
四、结论
1.可持续发展战略应成为各国的共识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人类在改变自身生存状态，扩大人类活动范围过程中自酿的一杯苦酒。是随着人类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而产生的负产品。由此产生一个疑问：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否以同等程度的环境破坏为代价？为寻找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科学途径，我们必须从更深层次进行思考。
从文化角度看，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根源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的局限。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同自然对立起来，并通过与自然界发生冲突，及以在此种冲突中的一次次获胜来证明人类自身的价值。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基本标志的生产力，其概念含义便是以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的。如今，环境问题的大量出现及其对人类生存基础的威胁，使以往被奉为圭臬的发展观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即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破坏了自己生存的自然基础，因而使得迄今为止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胜利都带上了悲剧性质：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创造了自身的文明，但同时又产生了可能导致文明衰落的条件。美国学者米克尔指出，我们的文明是作为悲剧在与环境无终止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在这里人作为悲剧英雄处于与自然力的冲突中。⑨
因此，寻找治理环境的根本途径，首先必须完成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由与自然斗争转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一味向自然索取到珍惜地球资源。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长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前提下，寻找满足我们当代人需要和愿望的发展途径。在1992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环发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使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这是谋求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提高生活质量之间实现有机平衡的一种新发展观念。它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兼顾到国家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作用在于引起人们对协调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的注意，还在于它对狭隘的目光，短浅的发展观与经济现代化提出警告⑩。这为国际关系发展注入了一种全新观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应是人类在21世纪的明智选择。
2.消除贫因
冷战结束后，全球性环境问题再次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拢到一起。环保涉及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在理论上，穷国与富国都有责任采取措施，放慢对环境污染的速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它意味着环境成本的增加和经济建设投入的相应减少。由于发达国家的生产、消费是一种奢侈型生产消费，因而增加环境投入，纵然有牺牲，也还是完全能够承受的。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症结是发展不足，因此消除贫困一直是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据世界银行对184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世界上14%的富有者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60%，而21%最贫困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到世界的2%，南方国家人均GNP是北方国家的1/23。全世界每年有500万人饿死，若遇到大饥荒，可增加到800-1000万人。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时时处在生存危机的巨大压力下，很难想象他们会以减损经济发展战略为代价，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进行环境治理。
应该看到，囿于科技水平和生产方式的落后，发展中国家基本走的是一条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它主要依靠对自然资源的过量消耗维系生产的正常进行，因而往往会造成新的环境破坏。如迫于人口膨胀的压力，不少发展中国家大肆砍伐森林，向森林要耕地，结果造成更大范围的土地荒漠化。联合国环境署在《拯救我们的地球》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贫穷是对环境的最大威胁之一，发展中国家作出损害环境的选择，是由于目前生存的迫切需要，而不是对前途漠不关心。”布伦特兰的报告明确指出：“贫困是全球环境问题的一大主要原因和结果。因此，如果不高瞻远瞩，看不到造成世界贫困和全球不平等的那些因素，想解决环境问题是徒劳的”[11]。此外，极度的不发达往往是衍生动乱和战争的温床。而动乱和战争往往又成为生态环境破坏的罪恶渊薮。如战争中化学和生物武器的使用，会对动植物造成严重危害，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尤其是由于核扩散带来的核战争，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因此，要从根本上进行环境保护，就必须把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对世界财富分配悬殊的现象进行思考，思考人类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问题。而造成南北之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又在于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因此，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旧秩序，便成为对全球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治理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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