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晚唐论文,所见论文,灵州道论文,文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灵州道即晚唐五代宋初以灵州为中心，连结西域与中原朝贡、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它是安史乱后继回鹘路（注：关于回鹘路，史书记载较多，《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二年“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同书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今当假道于回纥”，卷二三三德宗贞元五年“安西北庭皆假道于回鹘以奏事。”《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载，“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关，……自艰难已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关于回鹘路的辟通及走向，可参阅陈俊谋《试论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对回鹘的影响》，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沉寂后的又一条东西交通和丝绸贸易之路。关于这条道路的研究，中外学者已从丝路贸易、使节往来、民族关系等方面展开过讨论（注：有关唐宋灵州道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严耕望《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见其著《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台北1985；〔日〕长泽和俊著、 钟美珠译《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见其著《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灵州的地域性构造》，见其著《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载《西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 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周伟洲《五代时期有丝绸之路》，载《文博》1991年第1期；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载《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由此解决了唐宋时期灵州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倍受世人关注的敦煌石室文书作为一种新资料也被纳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当中，有关学者对此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性工作（注：黄盛璋《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见周一良、赵和平著《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陆庆夫《论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 由于敦煌文书中涉及灵州道的资料大多散见于有关残卷断片中，为使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有必要对这些零乱、散见的资料进行勾稽与梳理。有鉴于此，笔者结合传统文献及地理志书，对敦煌文书中有关灵州道的记载进一步归纳与梳理，并就灵州道的开通、灵州道的大致走向作一些补充性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灵州道的开通
公元840年，回鹘为黠戛斯所败，西迁碛西及河陇一带， 回鹘路渐趋沉寂，中西交通亟待新的道路出现。 另一方面，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兵戎相见，吐蕃实力大损，由是衰微。其时朔方重镇灵州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军事优势倍受世人关注，而唐王朝也将收复河陇的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诸种因素的综合孕育着一条以灵州为中心的交通道路的出现，而大中年间张议潮的逐蕃起义则为这条道路的开通提供了绝好的历史契机。
大中二年（848），沙州豪族张议潮率众起义，收复沙瓜二州， “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已（以）献天子”（注：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见其著《归义军史研究》第4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其时河陇重镇肃、甘、凉州均未收复，因此，使者只能绕道漠北而行。 大中四年（850）使者达天德军（城）并由此南下抵达灵州。
P.2748《大中四年状》对此有详细记载，（注：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上简称《释录》）第四辑第362页，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其中录文据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24页略有改动，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其文曰：
本件文书共13行，因行末有残，笔者只能就现存文字作大概推测。其中第1行“天德”即天德军（城）。《通鉴》卷249大中五年（851 ）条载：“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议潮来降”。《新唐书》卷216 下《吐蕃传》记载张议潮遣使入长安时说，“东北走天德城，因防御使李丕请命于朝。”按：天德军在灵州东北一千余里，为唐北疆军事重地，其西与丰州、西受降城连成一线，控扼阴山及河套地区，北御突厥、回纥，南蔽朔方和关中，其治所在今河套平原达拉特后旗境内（注：参阅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新唐书·黠戛斯传》载：“使者道出天德，二百里许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至鸊鹈泉，泉西北至回鹘牙五百里许”。天德军正当唐回鹘路之要冲，因此大中二年议潮遣使必然绕道漠北，当循回鹘旧路而至天德军。《元和郡县图志》卷4《新宥州》云：“顷年每有回鹘消息， 常取经太原驲路至阙下，及奏报到，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至天德军置新馆十一所，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诚然自天德军南抵长安，取夏州路极为快捷。但由文书第8行“等七人于灵州”，12 行“六人奉河西地图”、13行“谨遣定远”，提供的信息来看，使者由天德军南下直趋灵州。其中，“定远”即定远军城。《通典》卷172《州郡二》载：“定远城，灵武郡东北二百里黄河外，景龙中韩公张仁愿所置，管兵七千人，马三千匹”。定远军（城）是朔方节度治所灵州的北边门户，对于拱卫灵州的安危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可知，大中二年张议潮遣使绕道漠北，并循回鹘旧路而至天德军，考虑到沿途的物资、水源供给，使者很可能经过了古居延绿州（注：参阅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大中四年七月二十日， 使者到达天德军（城），由此南下抵达灵州，然后辗转而至长安。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该道沿途尚不太安全，故须派遣定远军负责接纳或保护。
大中四年（850），归义军相继收复甘、肃二州。五年， 张议潮遣兄议潭奉天宝陇石道十一州图经户籍入京，进献朝廷（注：《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下陇右道沙州条载：“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议潮遣兄议潭将天宝陇右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五年、《旧唐书·宣宗纪》记议潮兄为义泽，误，应为议潭。）。其时河西除凉州外均已光复，故议谭很可能趋甘州居延路而行。《新唐书·地理志》甘州删丹条云：“删丹（山丹）……北渡张掖可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自甘州沿张掖河（额济纳河）北趋居延海，经花门山堡而达回鹘衙帐，正为唐代北通回鹘之一道。议潭若从甘州北出居延沿回鹘旧路而行，中途必然与大中二年使者所走路线相合。据此，我们可以勾勒出议潭此行路线的大致轮廓。即沙州——甘州——居延海——天德军——灵州——长安。
大中十年（856）十月，唐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 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唐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册立回鹘可汗。十一年十月，道为黑车子所塞，不至而还。关于此次王端章充使，敦煌文书P.2962《张议潮变文》也有所载（注：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1页、第192页。），其文曰：
“……先去大中十载，大唐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而赴单于。下有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以游奕使佐承珍相见。……元弘进步向前，启仆射：元弘本使王端章，奉敕持节北入单于，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逆回鹘一千余骑，当被劫国信及诸敕信。……”
按：雪山，孙楷第先生认为即祁连山，山在河陇境内皆以雪山为名（注：孙楷第《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载兰州大学历史系编《敦煌文学选》，1983年，193—204页。）。日本学者森安孝夫、藤枝晃、前田正名则比定为伊州及纳职北方之山脉，即折罗漫山（天山）（注：〔日〕森安孝夫《ウイダルと敦煌》，《敦煌の历史》，东京，1980年，第301页；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二）》， 载《东方学报》（京都）12卷4号；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231页。），颇与使节出使路线相合。黑车子， 本为北狄室韦之别种，据会昌三年（843）武宗赐黠戛斯敕，其地在沙漠之中， 族帐远在天德军之极东北境，去汉界一千里。其在伊州地区阻挠通道，劫夺唐使，殊难理解。唯《变文》所记在“雪山南畔”劫夺唐使的背逆回鹘或许为西迁回鹘散众之一，当不属于安西庞特勤部。然从“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行至雪山南畔”诸字及唐与安西回鹘使节在灵武相遇一事判断，大中十年十月，灵州西逾河西通达西域的道路已经开通。时河西重镇凉州尚未光复，唐使北至灵州，只能西逾沙碛沿额济纳河（黑河）至甘州，经肃瓜沙一线而达西域。
咸通二年（861），归义军收复凉州， 这对于唐与河西及西域交通的根本改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一，河西东通长安驿路复通。P.3451《张淮深变文》有赞云：“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此言河西旧路指由长安出发，经萧关而入凉州，西行经甘、肃而至瓜沙一路。《变文》对此亦有所载“初离魏阙烟霞静，渐过萧关碛路平，盖为远衔天子命，星驰犹恋陇山青”（注：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181、192页。）。长安西通河西旧路似可畅通无阻。又《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吐蕃》载：“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议潮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议潮为节度使，发郓州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郓兵遂留不得返，今凉州汉人皆其戍人子孙也”。此段为后人追忆之词，或有错漏，但于唐末史实记载仍不失真。史料首先追忆沙州人（张掖应为沙州之误）张议潮击走吐蕃，收复凉州，唐调郓州兵二千五百戍守凉州，度当时形势，郓州兵西援凉州，当沿河西旧路而来。“唐末，天下乱”盖指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及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巢之乱而引起的唐末危机四伏的政局。“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考虑到突厥早已衰落的史实，突厥实为吐蕃之误。《新唐书·地理志》原州条云：“广德元年没吐蕃，大中三年收复，广明后设吐蕃”。同卷武州条云：“大中五年以原州之萧关置。中和四年侨治潘原”。随着僖宗中和年间原州及萧关（武州）的再次陷蕃，河西东通长安旧路在畅通二十余年之后复归阻绝，郓州兵遂留不得返。
其二，凉州的光复，促成了灵州西域道特别是灵州西通凉州道路的畅通。其时归义军辖境东抵灵州，西达伊吾，控瓜、沙、甘、肃、伊、凉六州之地，势力达到极盛。S.6342《张议潮进表》云：“今凉州之界，咫尺帝乡，有兵为藩垣，有地为襟带，扼西戎之冲要，为东夏关防，捉守则内有金汤之安，废捐则外无墙堑之固”（注：《释录》第四辑，363—364页。）。凉州自汉魏以来为河西军事重镇，唐初又是横断吐蕃和突厥的河西节度治所，地位倍受尊崇，因而光复后的凉州成为归义军和唐王朝关注的焦点，双方都力图采取各种措施来经营和控制凉州，而双方频繁的联系和交往也正是从经营凉州开始的。P.3643《咸通二年三月八日齐像奴出租地契》是敦煌最早的咸通纪年文书，时距大唐改元仅四月余，我们可以视其为张议潮东征凉州吐蕃的产物。 咸通三年（862）散居河陇的吐蕃奴部嗢末遣使入唐。四年唐筑凉州城置凉州节度使，并调郓州兵二千五百戍守凉州。同年凉州僧人法信在得到本道节度使张议潮的允许后入唐进献释乘恩撰《百法论疏》等经。（注：《宋高僧传》卷六《唐高师西明寺乘恩传》。）总之，咸通二年后的凉州，成为归义军与中原王朝联系和交往的交通枢纽。
其时，灵武虽非归义军辖境，但在张议潮经营凉州的宏图中，却将灵武与凉州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S.6342《奏表》云：“今若废凉州一境，则自灵武西去，尽为毳帚（幕）所居”。如果废弃了凉州，那么自灵武以西的广大地区全为蕃族所有，且诸蕃“隔勒往来，累询北人”，中西交通自然断绝。换言之，为保灵武西逾河西道路畅通，必须全力经营凉州。言词之中透露出灵武西逾凉州道路的重要。因此，归义军经营凉州，实是其复通灵州道的一种努力与尝试。据此推测，灵州西抵凉州道路的畅通，当在咸通四年（863）左右（注：关于文书S.6342 《奏表》的断代，荣新江定为咸通四年（863）以后， 从表文反映的史实来看，灵州—凉州道的复通当在此时。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158—159页。）。
《通鉴》卷252乾符元年（874）：“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此处之回鹘,孙楷第言为河西界回鹘（注：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载兰州大学历史系编《敦煌学文选》，1983年，205—230页。），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比定为漠北回鹘进入河西走廊之散众之一，其据地当在额济纳河流域（注：前揭森安孝夫文第306页。）。吐浑、嗢末均为河西劲族，主要活动在甘、凉一带，尤以凉州为最。由于河西创复后蕃浑羌龙嗢末回鹘并存的局面一直存在，灵州西逾河西（凉、甘）的道路并不安全。
综上所述，灵州道的复通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过程。首先，大中年间的使者绕道漠北，循回鹘旧路或由甘州北趋居延海，“东北走天德军”，然后南下灵州而至长安。究其实质而言，这条从沙州穿大漠经居延绿洲而达河套平原路线，仍是古代居延道路的继续。其次，甘州收复后唐与西域（安西）的遣使往来，基本上沿着灵州—甘州道而进行。最后，凉州的光复，唐与归义军对凉州的经营及双方在凉州的频繁联系和交往，促成了灵州—凉州道的畅通。当然,由于河西蕃浑杂居,羌龙嗢末回鹘各据一地，称雄一时，灵州道并不安全，使节与商旅受阻的现象时有发生。
灵州道一旦复通，即成为丝路贸易和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此后，凡使节之往来，商旅之出入，军事之进出，民族之流徙，佛教之流传，均沿这条道路而层层生发，向外扩展，从而对晚唐五代宋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灵州道的大致走向
敦煌石室文书，直接或间接地记载或涉及到灵州道的文书有P.2748、P.3547、S.2589、S.367、P.4660、P.2945、P.529、P.2992、P.3913、P.383等。另外， 敦煌非汉文文书特别是钢和泰藏卷和敦煌于阗文书P.2741、Ch.00296、P.2790、P.2958对于我们探究灵州西逾河西道路及其部族提供了可资征引的资料（注：黄盛璋《敦煌于阗文P.2741、Ch.00296，P.2790号文书疏证》，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而且，敦煌石室文书中还保存了许多涉及中原地区如朔方、河东、洛阳、河北、邺都等地的有关文范、书仪、表本、游记等等。尽管这些记载因大多散见于有关残卷断片中而不太完整，不成系统，但结合传世史籍及有关地理志书，对于这些散乱的资料进行细心的梳理、考证，从中亦能勾稽出唐宋时期灵州道的大致走向。
就敦煌文书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灵州西逾河西通达西域的道路大体有二：即灵州——凉州道和灵州——甘州道。在此，笔者仅就灵州——凉州道进行重点讨论。
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先身入质，“束身归阙”。 关于其入京路线，P.3281《押衙马通达状稿》有相关记载（注：《释录》第四辑，第375页。）。其文曰：
“右通达自小伏事司空，微薄文字并是司空教视训奖及赐言誓。先随司空到京，遣教凉州却送家累，拟欲入京，便被卢尚书勒隔不放。后尚书死，拟随慕容神让入京，又被凉州麹中丞约勒不达，愚思其甘，伏缘大夫共同司空一般，贼寇之中潘死远投那井，只欲伏事大夫尽其忠节，近被阎中丞变有搅乱，拟将瓜州驱口差猖，且先不曾说他关连，例亦不合得管，通达若填镇瓜州，实将有屈。昨闻司空出来，通达口承匍匐，到灵州已来迎候司空，却归使主。伏望大夫仁明详察，乞放瓜州，伏听处分”。
文中“司空”确指张议潮无疑。据《张淮深碑》记碑，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应召亲入长安，官授左神武统军兼司徙， 河西军务悉委侄男淮深管理。“卢尚书”与“凉州麹中丞”二人不明，存疑待考。唯《奏表》中有“麹长申”一人，或可比定为麹中丞。“阎中丞”，郑炳林以为即帮助张议潮收复河陇的元戎大将阎英达，其卒年应在870—880年间（注：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60—165页。）。文中“大夫”应指张淮深。据荣新江研究，咸通八年（867 ）张议潮入京后，唐加授淮深御史中丞衔，随后张淮深自称节度留后、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十三年（872 ）张议潮卒后张淮深自称河西节度使兼户部尚书（注：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载《敦煌学》第19辑，1992。）。据此，我们认为，本件文书当年作于867—870年间。文中所记通达两次拟欲入京，先后在凉州被“卢尚书”与“麹中丞”隔勒不放一事，并结合“通达口承匍匐，到灵州已来迎侯司空”来判断，张议潮及押衙马通达，正循沙州——凉州——灵州——长安一线而入京。
在归义军历史上，张淮深遣使入京求授旌节是张氏归义军政权中的一项重大政治事件。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下张淮深求授旌节的使者所走的路线。P.3547《唐乾符四、五年（877—878）归义军上都进奏院状》载（注：《释灵》第四辑，第367—369页。）：
“上都进奏院状上，当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进奏表函一封，玉一团，羊角一角，漦牛尾一角，十二月廿七日晚到院，廿九日进奏讫。谨具专使上下共廿九人，到院安下及于灵州勒住数人，分析如后：一十三人到院安下：押衙阴信均、张怀普、张怀德……一十六人灵州勒住：衙前兵马使杨再晟，十将段英贤……正月廿五日，召于殿对设讫，并不赴时，及在灵州勒住军将、长行等赐分物锦綵银器衣等（后略）”。
据文书可知，以押衙阴信均为首的外交使团（共二十九人）以“贺正”为名，前往上都（长安）请求唐王朝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使团经过灵州时，“勒住军将、长行等一十六人”，真正到达长安的仅有十三人，至于文书中反映出押衙阴信均等人所走线路。正是沙州——灵州——长安一线，那么这个外交使团是否经过凉州呢？
P.4660（5）《康通信貌真赞》云：“番禾镇将，删丹治人。 先公后私，长在军门。天庭奏事，荐以高勋。姑藏守职，不行遭窀。他乡殁殒。孤捐子孙”。未题“大唐中和元年岁次辛丑仲冬蓂生五叶”（注：前揭郑炳林书，第114页。）。按：番禾镇（县）位于凉州最西界， 其地与甘州东界删丹镇接壤。据赞文可知，康通信“助开河陇，效职辕门”，因功被归义军委任“甘州删丹镇遏（使）充凉州西界游奕采访营田都知兵马使”，负责归义军甘、凉二州的军事防卫工作。同时，作为归义军遣使进京入朝，因申报河西政情有功而得到唐王朝的褒奖。中和元年（881）左右，凉州出现闹乱及不稳定因素，“姑臧守职，不行遭窀”，看来康通信在此次平定叛乱中以身殉职。S.2589《中和四年（884）肃州防戍都营田索汉君、县丞张胜君等状》云：“游奕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诤位之次，不敢东行。宋润盈一行，□□凉州未发”（注：《释录》第四辑，第485—486页。）。自中和四年（884）起至光启三年（887），张淮深又先后派遣三般专使入京，求授节度使旌节。第一批专使由宋润盈率领，“缘凉州闹乱”，宋润盈与游奕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同阻凉州，滞未东行。光启二年（886），第二批专使高再晟得以平善过凉州（P.3068）。光启三年（887）二月十七日，专使押衙宋润盈、高再晟、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S.1136）。看来，中和、光启年间，由于张氏归义军对于凉州的经营与管理日渐松驰，凉州东通灵州的道路并不畅通，凉州甚至一时阻绝了归义军交通中原的道路。尽管如此，三般专使最终平善过凉州，抵达京师。据前引P.4660（5）《康通信邈真赞》可知，乾符年间（847—879），归义军张氏对甘、凉二州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以押衙阴信均为首的外交使团当循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灵州一线而来，然后由灵州南下抵达长安。
图1 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
关于张淮深遣使入京请节的结果，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文书有相关记载：“族节：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日午时入沙州， 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廿日送”（注：转引自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91页。）。 此外“朔方”即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由于请节、授节时间上的一线贯通，更考虑到唐廷的押节队伍“上下廿人”中，很可能有张淮深所遣使者在内。因此笔者推测：中使宋光庭等一行人当从长安出发，北上灵州，遂有押牙康元诚随行，然后循三般专使入京路线进至沙州，颁赐张淮深旌节。据此看来，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灵州道在沙州交通中原的遣使往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曹氏归义军时期，灵州西通凉州道继续运作，经久不衰。后唐同光二年（924），沙州曹议金遣使“间道贡方物，乞受西边都护”， 使者绕道灵州并得到朔方节度使韩洙的保荐而入贡，后唐敕授“曹义金归义军节度使之衔”（注：《册府元锡龟》卷一七○《帝王部·来远门》；同书卷980《外臣部·通好门》。）。清泰元年（934），回鹘遣使朝贡后唐王朝，沙瓜二州各遣牙将随行。为确保此次西贡使安全返回，后唐诏邠州节度使康福及将军牛如柔讨击在灵、庆二州间的党项部族，并护送河西贡使返至灵武（注：《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五》。）。同时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书甘州回鹘，并遣都头白行丰、居密六等人持状前往甘州送信，要求可汗仁美斟酌差兵迎取，保护灵州西通甘州道路的畅通（P.2992V（2））（注：P.2992V（2）《朔方节度使致甘州回鹘可汗书》，《释录》第四辑，第393—394页有录文。）。本件文书不仅揭示了曹氏归义军时期灵州道的空前活跃，而且也表明朔方节度（灵武节度）担负着保护朝贡使节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确保丝路灵州道畅通无阻的神圣职责。另外，敦煌石室中保存了大量的中原文献和写本。如P.2539《灵武节度使书状集》、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S.529《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P.2945 《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状稿》等。据赵和平先生研究，这些写本是沙州归义军人士从内地抄写后携回敦煌的。它告诉我们，在曹议金、曹元忠时期，由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灵州——西京（长安）——洛阳——开封的一条路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畅通的。高居诲和其他许多西行及沙州、甘州等东来的使者都走的是这条路（注：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载周一良、赵和平著《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53—265页。）。
尤须称道的是，灵州道还是一条佛教流传之路。无论是西行天竺、于阗的中原僧人，或是东来长安、五台山的西域僧侣，他们都作为佛教流传的使者，为弘扬佛法络绎不绝地穿俊于灵州道上，从而赋予灵州道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据S.529 《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启》记载，后唐同光二年（924）， 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奉“敕旨往诣西天取经”，四月二十三日到达灵州，归文“兼将缘身衣物，买得驼两头，准备西登碛路”，这表明灵州西逾河西通达西域的道路要横穿大漠而行，其路途自然十分艰辛。P.3937《往五台山行记》首尾俱残，现存七行，记某僧人戊寅年从沙州出发至五台山，又于辛卯岁返回沙州之事。本卷的价值在于揭示了唐末五代除晋南到五台山的道路外，沙州到五台山还有一条北道，即经瓜、肃、甘、凉、灵州，然后北折，经丰、胜、朔、代、怡到五台山。这条道路实际上是经过敦煌和河西走廊，连接印度和五台山两大佛教中心的道路，从而可使我们觇见当时中印宗教、文化频繁交流的一个侧面（注：参阅杜斗成《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另外，钢和泰藏卷也较为准确地反映了灵州西通河西及西域（于阗）道上的有关民族、宗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文书共73行，纸呈苍白色，分四部分。正面系于阗使臣在沙州用和田文、古藏文写的状稿，背面为汉文抄写佛经。其中第二部分10—16行记载了自于阗至河西南部经历之城镇，直到与河西节度使相接境的朔方节度使治所。如楼兰城（Kyau rata kamtha）、沙州城（sacu.Kamtha）、瓜州城（kractu kamtha）、肃州城（sauha：cu kamtha）、甘州城（kamacu.katha）、凉州城（laicu kamtha）、朔方城（sahva kamtha）。文书27—31行保存了散居于河西地区的若干部族如yaha：dakara（药罗葛）、baku（仆固）、karabara（契苾）、si kara（思结）、Itaugara（同罗）等。据黄盛璋先生考证，此卷和田文书写于后唐同光三年（925）， 时归义军正处于曹议金时代，甘州回鹘正当蓬勃发展时期，于阗出使沙州并经瓜肃甘凉等州到达朔方（灵州），途中对散居河西的若干部族均有描述，因而不可能对雄居河西的甘州回鹘没有记载。黄氏推测，首列部族yaha：dakara（药罗葛）就是回鹘可汗姓，即以药罗葛代指回鹘。（注：黄盛璋《〈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然于阗使臣穿过甘州回鹘的控制区，经凉州安全到达灵州，一路畅通无阻，当与曹议金亲征甘州回鹘、开通河西旧路有关。
那么，灵州西通凉州道路，又是如何走法？
《太平广记》卷484引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云：“河州敦煌道， 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运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考虑到唐初的文治武功，此次转输粮饷很可能沿河西旧路而入关内，然后北上抵达灵州。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引回纥、 吐蕃十万大军进逼奉天，河西士卒沿凉州——会州（今甘肃靖远）——原州（今宁夏固原）——灵州一线，直捣叛军的军事据点（注：《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十月条载：“怀恩之南寇也，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五千，谓监军柏文达曰：‘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将其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进攻灵州。”其中“摧砂堡”位于原州西南，正当原州西南逾陇山通秦州之要塞。这表明河西士卒正沿凉州——会州（今甘肃靖远）——原州——灵州一线而用兵。）。其后吐蕃兵锋伸入关内，原州不保，灵州南逾原州达凉州道阻绝不通。大中三年（849），“吐蕃秦、原、 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咸通二年（861），凉州光复， 河西旧路得以畅通。然好景不长，中和年间，原州、武州（萧关）相继陷落，河西旧路再次受阻。五代后梁时，岐王李茂贞割据凤翔，统有阶、凤、秦、邠、渭、泾、原、庆等州，由于政见不同，岐王不允许通贡后梁的使者通过其领地，因此，晚唐五代，灵州南逾原州达凉州的道路无法通行。
现在，让我们将视野扩及东至贺兰山、西至河西北山（龙首山、合黎水、马鬃山）的广阔空间，大致浏览这一特殊区域内的地貌特征。
在地图上，我们注意到自贺兰山西去直到河西北山之间，分布着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在这片浩瀚的沙海中有两条大河自西南流向东北，这就是流经酒泉、张掖的额济纳河（黑河）与汇集了武威附近诸河川的白亭河（石羊河）。这两条大河的中下游发育了沿河分布的带状绿洲，这些绿洲为行人提供了绝好的水源补给。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灵州西通凉州道路主要是在横穿大漠中沿着白亭河的流向而行走的。
高居诲《使于阗记》云：“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注：《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于阗》。）。此处“细腰沙”、“神点沙”、“三公沙”、“沙岭”均难考定，根据行程，唯一肯定的是诸沙地均在今甘肃北、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内，五代时皆为党项境。陈守忠先生经过实地勘察，对此段史料解释说，自灵州过黄河，出贺兰山口西北行，所经细腰沙、神点沙即今贺兰山外数十里间沙漠，北上至今阿拉善左旗折向西北，经现在的锡林高勒、和屯盐池至四度井转向西南，到达今甘肃民勤县的五托井，由五托井再南行100余里， 即达白亭海至白亭河（今石羊河），即民勤绿州地区，渡白亭河而达凉州。从地图上看是向北绕了一个大弯子，实际上这是出贺兰山越腾格里沙漠最好走的一条路（注：前揭陈守忠先生文，《河陇史地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225—237页。）五代宋初，中原使节、商旅及僧侣西行，均沿此道而行。北宋乾德二年（964）， 宋太祖诏沙门继业等入天竺求取舍利和贝多叶书。继业“自坊州出塞而行，由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吾、高昌、焉耆、疏勒、大食诸国”（注：范成大《吴船录》卷上，峨眉牛心寺条，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年，“知西凉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诏书褒答之”（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西凉府条。）。按：西凉府即凉州，其时为六谷蕃部所有，朔方即灵州。“部落”为西凉六谷蕃属部，考其据地，当在白亭河流域交通之要冲民勤县附近。根据以上地域可以肯定，这批僧人从灵州出发，渡黄河出贺兰山口，穿腾格里沙漠，趋白亭河而行，然后溯河南下达今甘肃民勤绿洲，在此为当地蕃族所俘，旋被释放，继续往西天求法。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丝路灵州——凉州道在沟通中西佛教的联系与交往中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必须指出，凉州自咸通二年收复以来一直有三股政治势力互相交叉、渗透，因而凉州时常闹乱，政局极为不稳（注：S.5139《凉州节院使刘少晏状》反映，咸通二年（861）凉州光复后， 张议潮曾调沙州士兵驻守凉州，刘少晏等即为戍兵之子孙。四年（863）唐置凉州节度使，力图阻止归义军势力向凉州渗透。P.3569《光启三年（887 ）官酒户马三娘等牒》中有“凉州使曹万晟”及“凉州嗢末”的记载。此处“凉州使”当为唐凉州节度使所遣。P.2945（8 ）《归义军节度使致凉州仆射书》载，贞明二年（916），曹议金遣使入贡后梁， 使者进至凉州为嗢末剽劫，未达而还。结合以上文书我们认为，在归义军、中原王朝、嗢末这三股政治力量中，以凉州节度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占据着凉州城，归义军则从收复凉州之始就沿河西旧路不断向凉州扩散自己的势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凉州政局并且控制丝路凉州道的则为嗢末族。）。曹氏归义军时期，归义军辖境二州六镇，凉州自立守将，不久为六谷蕃所有，因而西域及河西遣使常在凉州受阻。另一方面，甘州回鹘也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优势和强大的军事后盾，经常阻塞河西旧路，其抢劫财物，阻留过往商旅，甚至劫杀使节之事，敦煌文书S.5139《凉州节院使刘少晏状》、P.3016《某乙上令公状》、P.3556《曹保昇牒》、P.3718《梁幸德邈真赞》等均有反映。尽管如此，甘州回鹘仍是丝路灵州道上最为活跃的民族，由于控扼丝路，居间各国商旅，从事贩卖马匹及西域宝货的中继贸易，从中攫取高额利润，由是促成了丝路灵州道一度的空前活跃。因此，晚唐五代宋初，甘州回鹘对于确保丝路灵州道的畅通及促成丝路贸易的兴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 总论
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不仅包括灵州西逾河西通达西域的道路，还包括灵州经由长安抵达洛阳、开封的路线，为使我们的讨论趋于完整，现在简单叙述一下灵州以东的交通路线。
关于灵州东通洛阳、开封的道路，史书记载比较清楚。即由灵州南下经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沿马岭河而至邠州（陕西彬县），继续南下至长安。对于此段行程，P.2992《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书》有详细记载。自长安东行经华州（陕西华县）、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至东都洛阳，继续东行经郑州至东京开封（注：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勾勒出晚唐五代宋初灵州道的大致轮廓：即由东京开封西行经洛阳至西京长安，由此北上至邠州，循马岭河而上经庆州、环州至朔方节度治所灵州。自灵州渡黄河，出贺兰山口西行，穿腾格里沙漠，趋白亭海并由此南下至民勤绿洲，渡白亭河而至凉州。或穿巴丹吉林沙漠，溯额济纳河（黑河）南下而至张掖绿洲，然后循河西旧路历肃、瓜、沙而达西域。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族众多，政权林立，各割据政权之间为攫取丝路利益，争夺丝路控制权而相互斗争，由此也影响了唐宋时期灵州道的顺利畅通。另一方面，有史以来中西交通一线贯通，未尝继绝，灵州道自开通以来即是一条朝贡之路、贸易之路。无论西域、河西诸政权，或是割据一隅的民族，他们都有遣使入贡、交通中原的愿望和要求，中原王朝则适应这一形势，通过遣使对其册封和安抚。各割据政权为维护其中继贸易的正常进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采取了一些维护丝路贸易的积极措施，灵州道遂成为中西交通和丝路贸易的必由之路。其间东来西去的僧侣，作为佛教流传的使者穿梭于灵州道上，从而赋予灵州道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总之，晚唐五代宋初，灵州道绵延继绝，扶微助衰，对于维系这一时期中西交通的正常发展以及由此生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