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06)04-0032-03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遇到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但也与邓小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思考密不可分。这些认识和思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坚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要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应有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这个观点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同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一样，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形态，在战胜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很高，这一点，《共产党宣言》中就有明确的评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到当代，仍然在这方面保持着继续进步的势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洞察力，对世界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论断。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再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断。他说：“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可见，邓小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如列宁等经典作家所预期的那样已进入垂死阶段，而是垂而不死，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的确，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几百年的经济和科技基础，并且吸收和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宏观管理的经验，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再加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受挫，所以它们仍在资金、科技、产业结构、世界贸易、劳动者素质等方面拥有较大优势，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80年代。据统计，这些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6％左右，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却已从1980年的63.9％上升到1990年的70.7％。对此，邓小平坦率地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搁置在现实历史中的应有位置上，这是邓小平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把人们从过去的误区中导引出来的逻辑前提。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新发展，并没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有再发展的可能，但这一制度终将成为其自身再发展的严重桎梏。当代资本主义的再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命运。
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的看到二者对立的一面，不敢讲二者的继承性、联系性，很少讲社会主义还要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很少讲还有同其合作的一面，企图借助“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一尘不染的真空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雄伟大厦。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既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统一过程的两个历史阶段，是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阶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可从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两方面考察。从其时间向度考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前后相继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得到孕育和生成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蕴涵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直接的历史前提。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所获得的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成果，那就很难谈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是继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合理、更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新的社会形态，这两个社会形态存在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从空间向度考察，资本主义与已有的或现实的社会主义在时代大背景下共同存在于一个“地球村”，它们彼此发生着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和发展在空间上经历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共生期，它们处在相互渗透、交叉即通常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系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否定关系。一方面，两种制度是对立的，表现为两种制度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取代物，社会主义只有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自身的超越；另一方面，这种否定又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一种辩证的扬弃式否定，这意味着否定中有肯定，既有所排斥、抛弃，又有所继承、吸取，并且要进一步加以创新和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面临的困难、压力相当大。对此，邓小平正视现实，不囿于传统观念，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要求我们应把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知识区别开来。学习资本主义，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对此，他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要真正把社会主义建设好，还必须正确利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排斥资本主义。邓小平曾说：“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他所讲的用来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方法，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大致有四类情况：第一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晶，它本身不带阶级性。第二类是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方法，它本身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第三类是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和措施，包括市场经济、股份制、证券，等等。它们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但并不是它特有的专利，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经济也可以利用。即便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中，某些对社会主义有用的观点、模式、方法以及某些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也有值得吸收和借鉴的地方。第四类是外国资本。应该说外资从性质到作用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资金短缺比较突出，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兴办“三资”企业，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从“左”的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凡是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大胆地学习、吸收和借鉴，为我所用。
同时，在对外开放中必须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邓小平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还指出，“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但我们不要怕，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他认为，对于那些在对外开放中由于受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消极现象，“一定要分析原因，找出办法，认真有效地加以解决。”邓小平上述关于对外开放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作用的论断，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张的两重性的理论一脉相承。但邓小平论断的核心精神，是强调对外开放的实践辩证法。即在对外开放的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地辩证肯定世界资本主义对我们积极作用的一面，不断地辩证否定世界资本主义对我们消极作用的一面；而且世界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个方面，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对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的具体环节和内容，一定要作具体分析，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权衡利弊，着眼于利用其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自觉克服其消极因素。
三、“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根本标准
由于旧的习惯势力和“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对外开放中，总有人顾虑重重，担心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反对向资本主义学习，把种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斥责为“资本主义”，甚至污蔑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首倡者和总设计师的胆略，要求人们敢字当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姓“资”姓“社”的争论，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它对摆脱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思想束缚具有重要意义。他进而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邓小平认为，必须学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但要防止“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判断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在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实践中逐步明确的，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合乎逻辑的发展。
首先，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突破口，由此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步步深入，经过九年的实践探索，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生产力标准。十三大指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十三大把生产力标准看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是一次认识的飞跃。
其次，从生产力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在方法论上的又一次飞跃。我们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其成效如何，当然首先要用生产力标准来检验。但是，发展生产力的成果，能否真正归人民享有，这也是我们判定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是非得失的标准。如果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导致了两极分化，就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虽然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所不可取的。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真理的客观性(用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来检验)与真理的价值性(用人民利益标准来检验)的统一。
从一般意义上说，真理的客观性与真理的价值性是统一的，符合实践的标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但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并不一定处处、时时、自然而然都对人民群众有利。例如，我们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一些做法如果导致了两极分化，如果让腐朽没落、对人民有害的精神垃圾泛滥，就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认识突破在于，将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把实践标准中的价值标准鲜明化，这就为我们判断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所采取的种种做法，是否适当，在运用过程中是否适度，是否有成效，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检验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既敢于解放思想，不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开拓，又注意实事求是，“适度”、“适当”，不要因手段、方法的不妥冲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方向。
关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标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过，列宁有所突破，但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和策略，不具有操作性，而邓小平则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衡量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之所以具有高超的拿来艺术，正是源于他心中有这杆“秤”。可以说，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和运用，填补了经典作家们关于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空白，使“吸收”思想能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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