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奥运会的伦理局限性_雅典论文

论古代奥运会的伦理局限性_雅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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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07)03-0001-03

古代奥运会为人类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形成了古代的奥林匹克精神,如公平竞争、追求和平、身心和谐、拼搏进取等。然而古代奥运会作为人类奴隶制时代创造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在伦理方面主要表现为阶级歧视、性别歧视、残酷血腥、走向职业化等。分析古代奥运会的伦理局限,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古代奥运会,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1 绝对的阶级歧视

古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奴隶阶级的劳动是古希腊文化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部分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建造神殿,制造工艺品,表演歌舞戏剧,进行文学创作,一些奴隶承担起儿童教育的任务。“如果没有奴隶被迫去干重体力劳动,以使自由人能相聚对决策进行辩论,在宴饮或郊游时探讨真与美的话,希腊伟大的政治、思想及艺术成就恐怕也不可能实现。”[1]116

但是奴隶完全被剥夺了各种权利,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没有人身自由,而且是可以被奴隶主买卖、出租、转让、赠送的财产,奴隶主可以随意对他们处以各种严酷的身体处罚,直至可以将他们活活绞死。当时的思想家几乎没有人觉得奴隶制是罪恶的,甚至认为奴隶制是理所当然的,是一项自然而然的事情。苏格拉底认为,出身卑贱的人不可能具有卓越的品质,“只有与生俱来的光荣才真正使人强大有力,从师而得的人是晨光熹微的人,他们的精神摇摆不定。”尽管柏拉图说过“奴隶是令人尴尬的财产”,在他的“理想国”的设想中也没有采取奴隶制,但他从来就不反对奴隶制,晚年甚至提倡奴隶制。亚里士多德将奴隶定义为“一部会呼吸的机器,一件会活动的财产”,认为奴隶制对于社会延续是必要的。[2]

建立在奴隶阶级劳动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与文化创造却在努力使得奴隶阶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地位永远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体育训练以及参加竞技赛会作为专门属于自由人的一项活动,显示了自由人的高贵“禀赋”,通过高贵“禀赋”的开发强化自由人对于奴隶的优越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到古希腊的克利特城邦,曾经在某个时期城邦采取了一项应变政策,允许奴隶享有主人的除了体育锻炼和持有兵器以外的所有特权,体育在古希腊的阶级属性可见一斑。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所赋予自由人和奴隶的体格是有差异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劳役非其所长,而适于政治生活。

奴隶阶级绝对地被排除于奥林匹克竞技赛会,只有自由公民才有资格参加比赛。但是,自由公民是分为贵族和平民的,出现在古代奥运会赛场上的竞技者往往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成员,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和足够的金钱来准备和参加比赛。竞技者必须要有10个月以上的运动训练历史,并且在奥运会举行前一个月赶到伊利斯城邦的竞技场进行训练。因此,那些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虽然有自由公民的身份,却由于常年忙于生计,很少有可能进行长时间系统的训练,这样自然就失去了参赛的机会。比如战车赛中的不平等:要想参加战车比赛,首先要有一架性能很好的车身,再加上几匹非常优秀的马,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都是很名贵的,所以通常能拥有一辆齐全的战车的人都是贵族。

2 极端的性别排斥

古希腊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扮演第二性的从属角色。德谟克利特认为,“接受一个女人的命令,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大的耻辱”[3]。“女人不应该动口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3]。雅典的一位辩论家曾说:“我们有娼妓供愉悦,有情妇以得到日常肉体满足,有妻子给我们带来合法的儿女并做我们忠诚的管家。[1]116”雅典的政治生活仅仅是属于男性公民的事情,“妇女们从未享有公民身份,从来也不征求她们对政治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她们常被剥夺诸如提出诉讼或拥有财产的权利。[1]107”伯利克里忠告雅典已婚女子记住三件事情,一是努力为雅典生育更多的孩子,二是除了“女性的天性”外不要表现出更多的弱点,三是不要做被人议论的事,无论是说好还是说坏。女性生理上的特点使她们在战争中不如男性,生养儿女又使她们长期厮守在家中。雅典女子14岁的时候就要与比她们大一倍的男性结婚,然后是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生育期一般为两年,年轻妻子的大部分时间是怀孕和喂奶,洗衣和做饭也被视为女性的天职。身体的重负使得雅典女性的平均寿命明显低于男性,据研究古希腊人骨骼遗骸的科学家估计,古希腊男性平均寿命为大约45岁,女性仅为36岁。

古代奥运会严禁女子参加。有关条文规定,女子不能参加和观看比赛,触犯此规的女子将被推入万丈深渊处以死刑。据史料记载,在古希腊阿尔菲奥斯河岸的山崖陡壁上,曾经悬挂着一具女性的尸体,她就是因为偷看奥运会竞技比赛而惨遭杀戮的。在公元前396年举行的第96届古代奥运会上,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的事件,一位名叫费列尼卡的妇女扮成男装走进奥运会赛场,她要冒险观看儿子庇西特鲁斯在奥运会拳击比赛中的表演。当儿子经过顽强的角逐终于赢得冠军桂冠的时候,她在万分激动中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情不自禁地跑上前去,热烈地拥抱和亲吻着儿子。她的性别暴露了,当即遭到逮捕,并被判以死刑。后来考虑到她出身名门,儿子又是冠军得主,加上长老出面说情,原来的死刑判决才被赦免。

3 血腥的比赛角逐

古代奥运会上的竞争异常激烈,因为只有一个冠军,只有一个优胜者,其他竞技者都是被无情地淘汰的失败者。人们不同情失败者,不会关心他们的命运。平达的诗歌就描绘了他们失败后的失落与不安:“现在你已四次战胜了对手,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宴会没有使他们像你那样高高兴兴地回家。当见到各自的母亲时,没有甜蜜的笑声围绕着他们。在对手不在场的后街上,他们胆怯地说:‘灾难来临了。’”[4]159

拳击、战车、赛马、拳角联合运动等比赛项目是非常残酷与血腥的,竞技选手甚至会付出生命。如拳击比赛,在早期的拳击比赛上,竞技者用较为柔软的牛皮带缠绕在手上作为护具;公元前8世纪后,有人把牛皮带换成了有着锋利边缘的硬皮带,并把硬皮带从手掌缠到手腕以至小臂上,以便击败对手以及防护自身。到了罗马时代,拳击竞技者竟然在皮带上嵌上金属扣,导致流血、致伤、致残的事件屡屡出现,拳击成了一项非常残忍的竞技项目。在一次激烈的拳击比赛中,一名身负重伤的运动员由于用力过猛,自己的手竟然刺入对手的腹部,并把对方的内脏拉了出来,由此而获得胜利。

战车比赛,双轮战车竞技是各个城邦显示军事威力的重要场面,每一辆战车套上4匹马,由1名骑手驾驶,全程12圈约14公里,由于道路不平,急转弯时造成战车相撞的事故非常多见,因此而摔伤人的惨剧时有发生,极少有人能够安然无恙地驶完全程。公元前460年举行的第80届奥运会战车比赛上,四十多个竞技者中只有一个人毫发无损地达到终点。

赛马比赛,由于马上没有马鞍、脚蹬,不少竞技者由于马匹失足或者技术欠佳而摔下马来,以致折断手脚,甚至当场毙命。而骑手多是贵族雇佣的,马匹的主人无须冒摔死摔伤的危险。

拳角联合运动,这是一项综合了拳击和角力两项竞技的比赛,异常激烈与残酷。竞技没有体重级别划分,几乎所有动作都可以采用,拳打脚踢、掐脖子、堵鼻子等都不被禁止,可以把对方打倒在地并踏踩击打,直到对手认输为止。违规现象不断出现,如有的竞技者设法把对手的眼球挤压出来,有的折断对手的手指或脚趾,有的将对手的踝骨扭脱臼而使其屈服等。

4 严重的职业化倾向

古代奥运会上的优胜者享有极高的荣誉,有丰厚的物质奖励,同时又有很多特权。梭伦当政下的雅典于公元前594年通过一项法律,对在奥运会上获得胜利的雅典运动员每人奖励 500杜拉克的银币,以鼓励公民为雅典赢得更多的桂冠。许多城邦免除(古罗马的货币单位)获胜者的赋税,甚至发给他们终生的津贴;克罗顿城邦的优胜者战时有权带兵,如角力比赛的优胜者米隆就曾被选为将军出征作战;斯巴达的优胜者终身由城邦供养,可以优先加入国王卫队;雅典的一切娱乐场所为优胜者免费开放等等。这些激励措施既会给竞技者带来无穷的动力,但又将奥运会逐步引向职业化的歧途。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各个城邦元气大伤,希腊民族在精神上也走向堕落,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关注城邦的荣誉和身体的健美,竞技运动也异化成了谋取个人名誉与财富的工具,竞技职业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最早出现的一批职业运动员是战车比赛的参加者,奴隶主贵族有丰厚的财力去购买精良的马匹、昂贵的马车,他们也有钱去雇佣驾车手代表他们参加比赛,就是没有冒着被摔伤以致摔死的危险而去夺冠的勇气。各个城邦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优胜成绩,不惜重金来收买其他城邦的运动员,被雇佣者如果获得冠军,他的身价就是500个杜拉克,这些钱在当时大约能购买500只羊。克罗顿城邦的赛跑名将阿斯太拉斯就把自己卖给了叙拉古斯城邦,克罗顿人愤怒之下捣毁了曾经为他建造的塑像,并将他的住宅变成了当地的监狱。

拳角联合运动由于不实行按不同体重级别的分类比赛,运动员体重的大小对于竞技的胜败就有重要意义。教练员便设法让运动员多吃猛睡,以增加运动员的体重,培养“能吃的大力士”,并强制他们进行无休止的训练。柏拉图曾经警告这些竞技者说“他们是否不知道他们在以睡觉消磨一生。”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对此也做了严厉的批评:“教练员们是根据规则来违反规则,硬是把本来不正确的东西看成正确的,想法骗人,施计瞒人,把最丑恶的暴力用公开进行的方式教人。[4]181”这些运动员周游各地,轮流参加多种比赛,从而获得大量奖品,一个名叫赛甘尼斯的运动员一次周游比赛下来,竟然得到1400多项物质奖励。这样,职业运动员就成了一项热门行业,这反而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逐步失去了对竞技运动的兴趣。

在马其顿统治时期,竞技者以及教练员开始注重长期专门训练的项目,体育活动不再为成就和谐发展的人而服务,职业运动员越来越多。在奥林匹克优胜者的花名册上,人们看到了一些出身贫苦的希腊人经常以职业运动员的身份代表别的城邦或者国家参赛。到了罗马统治时期,职业运动条例的颁布造就了大批行尸走肉般的职业竞技者。竞技职业化和运动员商品化玷污了圣洁的“健、力、美”相结合的竞技美德,各城邦的奥运冠军不满足于昔日的欢迎仪式和宴请招待,而要求丰厚的金钱和待遇。在巨额财富的诱惑下,世俗战胜了对神的崇敬,功利代替了崇高的理想,“和平和友谊”的体育伦理精神和体育道德风尚淹没在贪婪的欲望之中。

柏拉图激烈反对竞技体育职业化,指出职业竞技有碍于身体健康和正确人生观的培养,认为竞技者沉湎于人为的规则之中不能超越,为增加体重而猛吃猛睡;为夺锦标赛长期忙于训练,结果变得毫无教养;很多市民却放弃运动而热衷于看竞技,日渐奢华的生活损害了健康,失掉了对生活和大自然的适应力。亚里士多德对竞技体育职业化的趋势提出批评,认为人们应该适度地从事体育锻炼,但是不能达到获得职业化的技术的地步。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还具有排斥异族、打击异端的问题。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同,古代奥运会是一个封闭性的、局限于希腊民族之内的竞技赛会,对于参加者有极为严格的血统规定,即“伊利斯和其他地方来的一切希腊人才可以参加比赛”[5]。这里说的“希腊人”是指具有希腊血统的自由公民,外族人是不能参加的。据文献记载,曾经在一届古代奥运会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准备参加跑步比赛,他进入竞技场后,希腊竞技者却不许他参赛,因为奥林匹亚竞技是在希腊人之间进行的,外族人谢绝参加。直到亚历山大证明自己是希腊的阿尔哥斯人时,才被确认为有参赛资格。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继承了古代奥运会中的和平休战、公平竞争、身心和谐等伦理精神,同时又超越了古代奥运会的许多伦理局限,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已经从奥林匹亚走向欧洲以至世界,已经消除了古代奥运会的残酷与血腥而走向文明的竞赛。北京奥运会一方面要沿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确立的平等、文明、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行,另一方面要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赋予现代奥运更为丰富的内涵,以实现现代奥运对于古代奥运会的新的超越。

收稿日期:200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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