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12-0084-10
苏联史学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成就与失误交织的双重变奏 中，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发展进程。如今，苏联这个国家虽已解体，但苏联史学作为一份 历史遗产，并不随之而消失。对我们来说，系统地梳理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影响，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当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题中之义。对此，中国学者似乎都没有做过较 为系统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对于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影响(主要指20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研究，仍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缺页(注：几种回顾与总结现代中国史学的作 品，如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书学的《中 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学典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 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 版社1989年版)、周朝民等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及新 近出版的由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 001年版。其中由蒋大椿执笔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可以单独成篇的)等书 中，均未能就此立题评论，只有偶而几行间断的文字言及。近年来，有几篇重要的回顾 与反思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文，如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 996年第2期)、于沛的《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史学理论研 究》2000年第3期)等，对此，林甘泉文未曾涉及，于沛两文均有涉及，尤在《外国史学 理论的引入和回响》一文中，列专节陈述，惜篇幅有限，未能详论。至于与此有关的个 案研究，在中国新时期开展的比较重要的工作是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批判与 再认识，但论者大多是从政治性或党史研究的立场评论，而缺乏史学史或史学理论的视 角。)。
系统地回顾与总结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回响，对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的认识，推进我国新时期史学的发展，都是颇具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的。
一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于20世纪20年代发韧之际，就受到了来自域外而主要是俄苏史 学的影响。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于50年代初开始进入勃发时期，苏联史学更是以迅 猛之势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新生的共和国的史学发展史。它的输入归纳起来大体有 发下几种方式：
(一)俄文历史著作的翻译出版。我国输入的苏联史学著作，一般有这样几类：
1.关于史学理论方面
史学理论类作品有不少，如依·孔恩等著的《历史科学的特性与任务》(群联出版社19 54年版)、阿尔帕托夫的《为战争贩子服务的反动史学》(中华书局1951年版)、葛利科 夫的《斯大林与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康士坦丁诺夫的《人民群众和个人 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康恩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 的危机》(三联书店1962年版)、康恩等的《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 962年版)等等。还有若干属于对个别国家史学总论性的，如维诺格拉多夫的《近代现代 英国史学概论》(三联书店1962年版)、德门齐也夫等的《近代现代美国史学概论》(三 联书店1962年版)等。
2.关于俄苏历史方面
“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这是50年代初国人的共同心理指向。为此，就需要 了解他们的历史，因此对俄苏历史的学习、翻译和介绍，也成为当时中国史学工作者的 要务之一。1953年，我国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 设经验成为当时的政治任务，于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仅成为全党各级 干部必读的政治读本，也成为当时研究与学习苏联史的主要指南。不少俄苏历史著作应 时而出，中华书局早在1949年和1950年就出版了保雪斯塔可的《苏联简史》与潘克拉托 娃的《苏联近代史》。其后有多种版本的苏联史出版，如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 》(三卷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巴齐列维等著的《苏联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 5年版)、潘克拉托娃、柯斯托马洛夫主编的《苏联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涅奇金娜主编的《苏联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原为三卷本，中文只译出了第2卷)。
为了了解苏联的昨天，俄国史的译介也在进行，如有帕舒托等著的《蒙古统治时期的 俄国史略》(上、下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1959年版)、扎依翁契可夫斯基的《俄国 农奴制度的废除》(三联书店1957年版)、雅可夫柴夫斯基的《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 人资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潘克拉托娃的《十九世纪俄国工人运动》(三卷本， 三联书店1957年版、1958年版)、克里沃古兹和姆努欣纳等著的《1905—1907年革命的 国际意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等。
3.关于世界历史方面
这一部分，当以从50年代就开始译介的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巨著《世界通史》最 为著名，对中国史学界亦最具影响，对此将在下文另述。
此外，关于世界历史的俄文著作的输入，也为数甚多，它涵盖了从古典世界至近现代 世界各个时期的作品，略举几种，以见一斑。如米舒林的《古代世界史》(中国青年出 版社1954年版)、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古代世界史大纲》(三联书店1954年版) 、柯斯敏斯基的《中世世界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柯斯敏斯基、斯卡斯金等 著的《中世纪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上、下 册，中华书局1952年版)、波尔什涅夫等著的《新编近代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近代史教程》(共有五个分册，分别由人民出版社 于1950-1955年出版)等通史著作。
其中还有一些在当时中国学界很有影响的专史与地区史、国别史著作，如阿甫基耶夫 的《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塞尔格叶夫的《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 955年版)、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列夫臣柯的《拜占庭简史 》(三联书店1959年版)、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纲(1640-1815)》(三联书店1962年版) 、罗琴斯卡娃的《法国史纲(17世纪-19世纪)》(三联书店1962年版)、曼佛列德的《十 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联书店1955年版)、凯尔任策夫的《巴黎公社史》 (三联书店1961年版)、利沙加勒的《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叶菲莫夫的《 美国史纲(1492-1870)》(三联书店1957年版)、祖波克的《美国史略(1877-1918)》(三 联书店1959年版)、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共有五个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 50、1951年出版)等。
4.除著作外，另有苏联史家的论文结集的中译本出版
在这类中译本中，一种是苏联学者自己编的中译本，如《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 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等；另一种是中国学者的编译本，如尚 铖编有二本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译文集，即：《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 版)、《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等。
(二)苏联学者来中国讲学、办研究班，直接传播苏联史学
这里先要插叙一个情况，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 潮，这在当时的史学界也得到了有力的贯彻，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学习俄语也成了一种 时尚，许多史学工作者热情而认真地学习俄语，一时蔚然成风。
学习俄语，也是为了苏联史学家来华之需要。50年代以来，苏联史家纷纷来华，当时 承办来华讲学的单位，多办起各种研究班，从全国招生，一时颇具影响。例如，以世界 古代史为例，1955年，苏联派出第一批专家来华讲学，其中世界古代史方面的苏联专家 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授课，于是该校办起了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像东北师范大 学举办的这种研究班，在当时还有不少。一些短期来华讲学的苏联史家，更是在中国各 地讲学，广泛地传播他们的学术观点。
(三)中国学者在学校课堂上授课以传播苏联史学
课堂传授的理论与知识，因其生动直观最易使人先入为主，乐于接受，乃至终生难忘 。这是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都能体验得到的。在此，再举前述东北师范大学在1957—19 59年所办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班学例。后来结业于这个班的学员执教于祖国的四面八方， 通过他们的课堂讲授，在世界古代史专业的教学中宣扬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这类研究 班在当时是很多的。
(四)通晓俄文或学成归国的留苏中国学者通过撰写论著以介绍、研究与播扬苏联史学
这里指的是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有关研究苏联史学的专著，不是译作。从我们所知的 情况来看，在五六十年代(“文革”前17年)，还没有出现过这类作品，由陈启能、于沛 、黄立弗合著的《苏联史学理论》一书，直至1996年才问世，即使这样，该书也还不能 称为一部苏联史学发展史，更不必说在五六十年代，那时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条件。
在当时，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苏联史学的文章，经初步查阅，数量不多。这类文章 大体有总论苏联史学成就的，也有分述世界史各阶段苏联史学界的研究状况的，有对个 别史家作介绍的，也有评介苏联历史著作的，以下略举数例：例如，赵俪生的《斯大林 对史学的新指导》(《历史教学》1951年第1卷第4期)、林国栋的《蓬勃发展的苏联历史 科学》(《中学历史教学》1957年第12期)、朱庆永的《苏联在历史科学上的重要贡献和 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齐思和等的《历史科学进展的丰碑—— 介绍《世界通史》第一卷》(《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1日)、姜椿芳的《苏联科学院历 史科学学部科学研究计划(1959年)》(《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等。
在这里，有一点必须提及，那就是留学生的作用。在50年代初期派往苏联修历史的学 生，自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在输入苏联史学以及日后发挥各自专长的历史研究中发挥了 作用，并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一部分中坚力量。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史学著作的大量输入，在当时条件下，有其历史必然性和 积极的进步意义，这是毋容否认的。当时中国历史学家学习苏联史学的长处是真诚的、 积极的，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光辉面前，中国历史学家对 它是歆羡的，因而在评价上也总是多有赞美之词，例如尚钺在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 》时，在“编者的话”中一开首就这样指出：“苏联的历史科学，与其他部门的科学一 样，在近三十年来获得了照耀世界的辉煌成就。……特别是苏联的历史科学家，卓越地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法则，灵活地、具体地运用到苏维埃共和国 以及其他民族国家的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现代史的研究中去。”(注：尚钺编：《 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编者的话》，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页。)这些言词反映了 当时中国史学工作者对苏联史学的普遍看法，这就是苏联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历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值得中国历史学家学习的楷模，这也是中国历史学所要 努力达到的新“路标”。
二
苏联史学对我国的影响，既有对有关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历史理论)，也 有对有关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史学理论)。而本节主要是集中阐述苏联史学中的历史 理论在我国学界所激起的回应。
在这里，我们且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鸣说起。
限于篇幅，关于苏联学术界开展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争论的情况就不在这里展开了(注：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我国及其在苏联争鸣的情况，本文均参见启良的《对亚细亚生产 方式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思考》，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4期；张雅琴的《社会 形态理论新思考》，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一书，陈启能等六人合著，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1999年版；田人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回顾》，载《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这一争论迅即在20世 纪20年代的中国引起了回应，由于它牵涉到对当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因 而这种反应尤其强烈。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理论界开始出现松动，至50年代中期 更进入“解冻”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引发了一次新 的大争论。这次大争论，从世界范围来说，在60年代趋于高潮，而在苏联讨论的规模最 大，仅1964与1965年里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其中，瓦尔加撰《资本主义政 治经济学大纲》(1964年)一书，对斯特鲁威等人所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理论提出异 议；戈杰里耶撰《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1965年)一文， 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从没有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各个 地区都经历过；瓦西里也夫等撰《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进化的三种模式》(1966年)一 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亚细亚公社”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 。上述诸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否定五种生产方式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注： 参见张雅琴《社会形态理论新思考》，载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一度也颇为热闹，后来由于“文革 ”的原因，直至80年代初才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高潮。我们这里只论及50年代以来 新中国成立后所展开的讨论简况。可以这样说，50年代以来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的大争论，是前一阶段苏联学术界讨论的延伸与发展。当然这次争论是与中国古代史的 分期问题和社会的特点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如此，苏联史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的论见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学术界。
1951年，童书业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注：《文史哲》1951年第4期。)一文，这 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先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童文的观点与郭沫若相近，持原始社 会说。文章发表后，几乎没什么反应，直至1964年田昌五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 代社会》，赞同原始社会说，并作出了很详细的论证。在中国新时期，此说得到了不少 回应。
1952年，日知(林志纯)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文(注：《文史 哲》1952年第3期。)，提出了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说。日知的观点基本上承袭了苏联历 史学家斯特鲁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的理论，明确赞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 制，也就是古代东方的奴隶制。”此后，赞同此说的还有王亚南、侯外庐、吴泽、束世澂、吴大琨等人，他们之间的学术观点也是互有差异的。尽管如此，古代东方奴隶制 社会说在5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
1953年，杨向奎发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注：《文史哲》1953年第1期。)一文，提 出了特殊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说，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实际 上是指残留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中的原始公社制度。吴大琨在50年代曾一度主张“过 渡形态说”，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能是由原始公社制末期过渡到原始阶段奴隶制社 会的一个特殊过渡形态”，后他改持古代社会奴隶制社会说。至80年代，他的观点又发 生了变化(注：吴大琨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0年 第1期)一文中认为，应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来研究。)。在中 国新时期持此说的日渐增多，除吴大琨还有于可、王敦书、胡钟达等人。
此外，在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讨论中还出现了东方封建社会说(注：参见《“亚细亚 生产方式”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在此不再赘述。
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而引发的关于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的大争论，在很大程度上 聚焦在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的相继是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重要 问题上，因为，“就当代中国的史学思想而言，以五种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形态论始 终占有无可争议的独尊地位，它规范着史学研究的构架并指导着它的方向”(注：何兆 武：《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何兆武的这一论见对“ 文革”前17年的新中国史学，更是如此。
这里还得从1938年斯大林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说起。斯大林 这样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 义的，社会主义的。”(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 955年版，第23页。又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这 是根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3年出版的中文版排印的。以下简称《教程》，第16 1-162页。)次年，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与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把斯大林所说的 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引伸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并断言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 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五个社会经济 形态。
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相继说，带有明显的19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哲 学的痕迹。斯大林这样认为：“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怎样复杂，都能 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能利用社会发展规律来供实际的应用。”(注：斯大 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前引书，第13、18页。又见《教程》第150、1 56页。)于是，世界各民族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自然特点不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 性也不见了，人类历史变成了从某种先验模式出发而设定的一种固定架构，也就是如斯 大林所描述的那样：“原始公社制度恰恰是由奴隶制度所替代，奴隶制度恰巧是由封建 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资产阶级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制度所替代。 ”(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前引书，第13、18页。又见《教 程》第150、156页。)
这种充斥实证主义哲学观念的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的真谛，但自它传入中国后，迅速引起了回应。在新中国成立前，斯大林的五个 阶段说已初成一种“定律”而不容怀疑；在50年代，有论者已把它绝对化，以至奉为“ 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称它是“推而放诸四海皆准的 ”。
苏联史学所播扬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对中国史学，尤其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 国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面的，而且至今不灭。本文只约略阐发一二， 以见大概。
影响之一，五种社会形态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建国后自郭沫若运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区别的观点，结合中国文献资料， 系统地论证了他所提出的“战国封建说”后，争论不断，诸说纷起。它连同“西周封建 说”、“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 晋封建说”等诸说，在那时大多桎梏在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模式下，先验地 把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认定为各民族历史所必经的两个阶段，因而在当年，尽管众 说纷纭，争论一时也很热烈，但由于没有确定自己的话语系统和主体意识，因而这种争 论庶几变成了苏联版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例证，变成了为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说的 注释，理论是预定了的，人们的研究不外是为这种“理论”寻求某些事实，以证明这个 “理论”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就难以取得更多的进展了 。中国新时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也走上了 新路(注：参见《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影响之二，苏联史学关于奴隶制社会发展的两说及其在我国的流传
苏联史学界在第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大讨论中，有一个最显著的成果，那 就是得出了奴隶制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并确立了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说，这在 当时被认为是毋容怀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理。在苏联史学界，所谓人类历史必经的 奴隶制社会说，按其大的学派而言，又可分为两个阶段说与两种类型说，不管是哪种说 法，它传入中国后都激起了中国史学界的重大回响，这是苏联史学中的社会形态理论给 予中国史学的更深刻的影响。
在50年代尤其是它的前半期，在中国学界而主要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两个阶段说 雄霸史坛，俨然成为当时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定见。至60年代前半期，两种类型说已取代 了两个阶段说，并在中国世界古代史领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注：参见詹义康《试评奴 隶社会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江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在中国新时期，不管是两个阶段说还是两种类型说，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学者 在编纂具有我国学术特色的教材或著作中，锐意进取，力图摆脱在苏联史学界长期流行 的陈说，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三
本节通过两例个案，以进一步阐发苏联史学对我们的影响。
(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
《教程》自上个世纪30年代末引入中国，它更多地在政治思想领域对我们产生过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对此已有过论评(注：参见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第四章第2节： “社会主义范本：《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本文在 这里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角度稍作补白。
《教程》是以党内路线斗争为纲，并以此贯穿全书，这是编纂者的指导思想；《教程 》美化、神化与突出个别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这就歪曲了联共(布)历史发展的进程 ，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些对我们许多的党史教材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史学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教程》以论代史，用史实为政治作诠释，它不是一本科 学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在编纂的具体方法上，《教程》采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 《教程》文风鲁莽，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权力话语”。在编写体例上，《教程 》那种单一与僵硬的写法也是大可质疑的。
不过，平心而论，《教程》自输入中国后，也产生过一些积极的影响，无论在中国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事实上，《教程》中的真理与 谬误常常混杂在一起，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加以分辨，作出科学的分析， 而不能把它说得全无是处。
消磨绚烂归平淡，《教程》自传入中国迄今已有60多年了。当人们拨去附在它身上的 “百科全书”、“百年终结”之类的光环后，我们就能以平常的心态来考察它的种种影 响，并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也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责任。
(二)《世界通史》
苏版《世界通史》之植入中国(注：苏版《世界通史》的中译本共13卷，其中1-8卷由 三联书店出版、第9-10卷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1-13卷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从19 59年出版中文版第1卷开始，直至1990年出版第13卷(故我们称它为多卷本，而不用并不 准确的习称“十卷本”)，持续了三十余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史的重构亦不绝如缕(注：详 见张广智《略论世界史在20世纪的重构》，《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在战后史 学新潮流的影响下，西方史家出版了一些具有个性特点且视野开阔、卷帙庞大的世界通 史著作，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正是筹划与蕴酿于50年代，是战后世界史重构工作中 的一种出版物，一种不同于西方史家世界通史观念与体系的作品，一种世界通史编纂的 新模式，自然独自形成一种流派，换言之，我们姑且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世界通史 学派，因为苏联史家确是这样认为的，在第1卷“总编辑部的话”开首就声言：“苏联 科学院所出版的十卷本‘世界通史’旨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籍中阐明人类从远古至 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的著作”(注：苏版《世界通史》(中译本)第1卷，《总编 辑部的话》，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页。)。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世界通史，它与西方学者编纂的世界通史相比，“新”在何处，换 言之，它显示出哪些显著的特点呢?粗略看来，可暂列出如下几点：
1.内容宏富与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
现今我们看到的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共有13卷，各卷内容可分述如次：第1-2卷，叙述原 始公社和世界古代史(至公元4、5世纪)；第3-4卷，叙述世界中世纪史(自5世纪至17世 纪中叶)；第5-7卷，叙述世界近代史(自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第8-10卷，叙述世界现代史(自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1945年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11-13卷，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0年的世界历史，皇皇13 卷，卷秩浩繁，内容丰赡，主要是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的资料更为丰富，也多少兼及 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的资料。因它是动用了苏联学术界的集体力量而且是分工合作的产物 ，各卷主编及合编者均为这一专业领域颇有造谐的专家，因此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
我们说一部通史，应体现它的通贯性，即所谓“上下脉络，连贯一体”。苏版《世界 通史》达到了这一要求，它从远古(原始社会)写至现当代世界，对自原始社会以来的人 类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前引“总编辑部的话”所云“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 第一部综合性的著作”确非妄语。它的综合性体现在内容的完整性、结构的合理性、体 系的严密性方面，说它是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编纂的世界通史，从史学史 的角度看也未尝不可。
2.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编纂理念
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与分析阶级社会历史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一 个基本特征。苏版《世界通史》对此是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展 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阶级斗争的历史长卷，一幅革命与战 争交织的雄伟场景。但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势必削弱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的大量的非 阶级性质的历史内容，有可能把原本丰富多彩的历史弄得单一而又乏味。检点起来，苏 版《世界通史》确实在这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里不再申论。
3.历史分期法的标准
苏版《世界通史》采用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四分法”是传统“三 分法”的继承，它不过把近代分成二大段(近代与现代，在英语中实为一词Modern)而已 。故这种“四分法”的世界通史分期法并无新意，苏版《世界通史》历史分期法的新意 在于它在采用传统的沿用已久的历史分期法时，另一方面以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作为历 史分期法的标准，尤其突出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在这种转变中的作用，这是明显区别 于西方学者的同类作品的，也是它的出新之处。
但是，现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已对传统的历史三分法(或“历史四分法”)发出了有力 的挑战，更不必说苏版《世界通史》显示其特色的那个历史分期法了，那个浸润着斯大 林主义的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的五种社会 经济形态前后相继的公式，不是遭到更强烈的挑战了吗?
4.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这一特色，在这部通史中自然体现得十分明显，苏版《世界通史》还特为引中国古语 “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来说明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与主动 性。这里不再评述了。
由上可知，这是一部有鲜明特点的通史之作。在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世界 历史的研究方面，平心而论，它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这种编纂新模式在实践过程 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甚至严重的缺陷。
苏版《世界通史》自50年代末最初问世以来，对我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史学 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迄今还不能说已经消失。
它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历史观念上，尤其是它的世界史观对我国的世界史学者所给予 的影响。例如，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亦即社会经济形态前后相承的五阶 段更替说；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亦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在历史发展中起决 定性力量的观点；关于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其中最牵连的是欧洲中心论的观念等 等，都因苏版《世界通史》在中国的流传而在我国史学工作者那里得到了深化。可以这 样说，这些历史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或在很长的时间内左右着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对 世界历史的看法。
它的影响还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学者的世界通史的编纂工作中。1962年，由周一良、吴 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出版(学界通称周吴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 学者编写的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通史之作，叙述了从人类起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的世界历史，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不过，它的优点 与缺陷，既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也从中观照了苏版《世界通史》对它的影响，周吴本 的优点也确是继承了苏版《世界通史》的某些长处，而周吴本的不足又恰恰源于苏版《 世界通史》的缺陷，问题的症结就是如吴于廑所说，我们是“按此模式”(注：见《吴 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而操瓢的，有学者 认为我们的周吴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苏版《世界通史》)的一个缩写本”(注：钱 乘旦：《社会科学的规范化——评世界史教科书的视角》，《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4 期。)，此论并不为过。
随着苏版《世界通史》的印行，随着中国学者对它所散发出来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的接纳，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那种业已存在于中国学界 的公式化、简单化与教条主义的作风，在当代中国政治上日益浓烈的“左”倾思想的影 响下变得格外彰显，使历史研究更加丧失其科学性与自身特点，而沉溺于一种僵化的模 式中。
事实表明，苏版《世界通史》对我们的影响，尤其是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影响是 不可小视的，我们在对苏版《世界通史》中译本引入我国进行评价时，要正确看待它的 积极意义及负面影响，总之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它，任何一笔抹煞(如 “文革”中说它为“毒草”)或任意夸大(如50年代说它为“丰碑”)都是不妥当的，现 在我们要恢复它作为一部史学著作的真实面貌和作为现代世界史学潮流中的一个通史学 派的应有地位，唯其如此，才能在中国的世界史体系的重构工作中，对它作出必要的借 鉴与正确的评价。
四
中外史学交汇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从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全局来 看，严格说来，域外史学的输入及其对中国史学发生直接的影响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自五四运动后，国外有两股史学大潮流在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回响：一是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潮流，它的流行归功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的介绍和传播，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移入，它的 昌盛归功于当时一些留学欧美的学者，如何炳松、胡适等人。这两股史学潮流在二三十 年代兴隆，并于日后都有很强势的表现，如前者在五六十年代借苏联史学的输入而尤显 张扬，后者在中国新时期更有过一番“急风暴雨”式的引入，至今不衰。
铜山西崩，洛钟东响。无论是国外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欧美输入的资 产阶级史学理念，它们作为20世纪的一种强势的史学力量，在其外移的过程中，势必要 释放与扩展它的影响，如本文所论述的50年代以来大规模输入中国的苏联史学，又如当 代中国史学所面临的西方史学的有力冲击等。由之，在我们看来，中国史学之更新，既 需要改造传统史学，也需要借助外力，大力引进与输入国外新史学，接受来自域外强势 史学的冲击与挑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事实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或近代化) 的进程与接受外来史学的挑战是难以分开的。苏联史学输入的例证，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及八九十年代西方史学输入的例证，都可为之作证。
但是，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在国外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决不能舍弃中国历史学 家的主体意识。一般说来，国外史学引入中国的程度，是与中国社会与时代的发展不可 分的，史学的发展总要受制于历史的发展，受制于特定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这是 不言而喻的。这里，在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大规模输入与引进过程中，留给我们最重要 的一个教训是，一旦史学家主体意识丢弃或淡化，就必然使我们的历史认识受到制约， 并影响到我们对历史客体的认识与评价，最终导致我们的史学工作误入歧途。这种事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胜枚举的。事实表明，中国史学的发展，“全 盘西化”不行，“全盘苏化”(或“全盘俄化”)也不行。这因为，我之所求，未必是人 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不管是苏联史学，还是西方史学，如果脱离了中 国史与中国历史学的实践，那它无疑为缘木求鱼，一事无成。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外力是不可或缺的，但它毕竟还是一种助力，而不可能是一种左右中国史学发展的决定 性力量。总之，我们在引进与输入国外史学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去观察它 、介绍它、评价它，既不要把它们当作某种教条奉若神明，把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也 不要为了赶时髦，把自己尚未弄明白的域外异说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应出于中国历史学 家的主动选择。总之要“外为中用”，为中国新史学的构建作出某种借鉴与贡献。
珠辉散去归平淡。如前所述，当人们在拨去了附在苏联史学身上的神圣的光环之后， 还其原貌，于是我们看到了藉由一种著作、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种思潮等所体现的 某一种历史学学派，其与世界史学园地中的诸多学派一样，也各有特色，互有轩轾，借 用德国哲人兼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话，那就是，世界上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正 和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方式是一样的”(注：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页。)。史学亦然。不过需要补白的是， 此处的“平淡”并不是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主张的“平淡”，“‘平’得常常没有劲， ‘淡’得往往没有味”(注：见钱钟书选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4页。)；我们所说的“平淡”，是指的历史学发展行程中的一种常态。同“历史热 ”一样，“历史学热”也不是一种常态，史学应该复归常态，复归平淡。
收稿日期：2003-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