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权力结构范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权力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方面成果颇为丰富，涵盖了美国国内政治、政治文化、国际格局、全球化等多种视角，从美国霸权战略角度的分析最为常见，但是从严格的国际系统结构范式的研究还并不多。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制度分析的地位上升，但是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因素不可否认，国际制度上的权力斗争凸显；国际系统从本质上看仍然是无政府的，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或动机是自私的、理性的国家利益，（注：这样说并没有否定由于国际制度和共向观念存在所决定的一定程度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否认国家出于最根本的私利而做出的利他或利于集体的行为结果。）国际系统的权力结构仍然是影响国家利益判定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权力结构分析仍然是必要的。
一 冷战后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
根据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系统结构是系统的排列原则和能力分配，由于国际系统无政府的平行秩序和国家功能相同但能力不同的状况，大国的数量与能力的差别决定了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极”的数目的计算是国际系统结构的基本准则。（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4～119页。）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二战以来国际系统公认的清晰的两极结构的瓦解，世界进入了一个结构转换的过渡时期。（注：国内学术界多使用“格局”的概念替代“结构”概念，在真实意指上是相同的，但不如“结构”概念更具学术准确性和标准住。）这一点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对于冷战后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的判定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
在国家能力衡量的标准和方法上，沃尔兹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军事和其他的力量不能被割裂开来，而必须使用国家的综合力量来衡量。具体说，一个国事在国际体系里的位置应该取决于在下述因素上的得分：“人口的多少和领土的大小，资源的储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政治的稳定性和能力。”（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而我们在他的著作或文章中体会到的是，他所谓的能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他遭到了理论界最广泛的质疑和批判。
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吉尔平对经济力量更加重视。他认为，权力不仅来源于实力（军事力量），还来源于经济和技术因素。结构形成的动力不仅是沃尔兹意义上的实力即主要是军事力量，更有经济力量（财富后盾），它以霸主国为核心，向整个国际体系辐射其政治、经济影响。（注：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国家权力的来源上，新自由制度主义作了相当的修正。基欧汉认为，应该把“把各种不对称相互依赖看做行为体的权力来源。”（注：［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约瑟夫·奈将权力区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他认为，国家权力不仅来源于它的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力量，也来源于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等，他特别强调了美国文化的同化力和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制度对美国霸权的意义。在全球化时代，争取在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制定上的参与权和决定权的意义也愈发显得突出，而且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也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力量来源。
因此，判定冷战后国际系统结构特征，应该根据全球化时代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特征，参考借鉴各派学者的意见，既沿袭沃尔兹的模糊性原则和综合国力原则，也吸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对沃尔兹的结构概念给予丰富和扩展。这样，国际系统的结构就被定义为国际系统中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注：权力的概念与沃尔兹所谓的能力、实力不同，权力指使别的行为体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力量，而能力或实力往往强调国家客观的物质力量，接近于奈所谓的“硬权力”，包括经济、军事、外交、资源、技术等。一方面实力成为权力必须经过主观意志的转化，另一方面没有涵盖文化、制度甚至信息等“软权力”。）而国家权力的来源主要包括：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文化力量、国际制度因素（注：国际制度至少应该有两种角色：一是作为国际进程的核心变量；二是作为界定权力结构的国家能力的因素之一。这里指的是后者。）以及包括领土（面积和位置）、资源和人口（数量与质量）在内的自然物质因素。
国际系统结构特征决定于系统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也就是大国之间权力的对比，单纯一个大国的绝对权力指标既不能说明它自己在系统中的地位，更不能判定结构，权力对比的考察才是合适的方法。根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综合国力（注：这里的综合国力指标与我们界定的国家权力来源比较接近。它包含了经济、军事、科教、资源、政治、社会、国际影响等七个领域，既包含有形的物质力量指标，也覆盖无形的文化、意识、制度等方面。）课题组研究结果，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1998年世界各大国的综合国力，美国的分值是8371，日本是4966，法国是4254，英国是4O39，德国是3715，俄罗斯是3325，中国是2629。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接近或超过了美国的1/2，俄罗斯和中国也接近或超过了美国的1/3，美国的实力显然达不到单极结构的要求。而且从分领域的对比来看，在经济和科教领域，日本已经比较接近美国的得分（分比分别是8921/6670，9492/8641），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大大超过了美国的一半；在资源领域，中国和俄罗斯的分值都超过了美国（两国与美国的分比分别是4621/3330,5210/3330）；只有在军事领域美国才具有完全绝对的优势，它的实力几乎与其他六个大国的实力相当。（注：参见“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评估”，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全球战略大格局》，时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根据这个测评结果，比较客观的结论应该是，冷战后国际系统的结构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而应该是介于其间的“单极—多极”或“一超多强”结构。
王缉思教授为了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估，在纵向尺度、横向尺度和多重视角的原则上也提出了七项重要衡量指标：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军事能力、教育水平和人才流向、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以及美国的形象、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力以及自我调节的能力。他根据这些指标并结合了全球化进程的国际背景及其与美国国内变化的互动关系，对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演变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审查和研究。他发现，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也“无力领导世界”。（注：参见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初探》，载赵宝煦主编：《跨世纪的中美关系》，东方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7～46页。）这个结论基本上与上面的测评结果一致。
根据我们确定的原则和实际对比的考察，“一超多强”的概念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冷战后的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它与秦亚青教授所说的“多极多元霸权”（注：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67～272页。）以及亨廷顿“单极—多极”（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March/April 1999),No.2,pp.35～36.）概念在真实意指上比较接近，他们一方面强调了美国这个惟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地位，同时也看到了美国权力本身及其使用的限制，既否定了单极结构的观点，也不认同多极结构现状的看法。
二 结构选择与美国全球战略
系统结构对于国家的制约和影响是独立的自在的，就像市场之于企业一样。在一个给定的国际系统中，国家要根据系统结构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制定对外政策，（注：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81～82页。）这就是“结构的选择”。秦亚青教授认为，“只要国际系统的结构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国际系统的性质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只要国际系统的性质不发生实质变化，国际系统中的单位的行为也就会保持可以观察到的一致性。”因此，结构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可靠的分析框架。（注：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89页。）冷战后国际系统结构“一超多强”或”多极多元霸权”或“单极—多极”的特征，规定了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及其对外政策。
第一，系统权力结构决定了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美国在冷战期间的两极霸权结构下，美国的最根本的整体的国家利益就是美国霸权（国际系统中的权力地位）的护持，它的所有的国家对外行为（支持、反对、干涉）都是服务于这个根本利益和根本目标的，对主要挑战国（苏联）的抑制是最重要的政策手段。那么，冷战结束，国际系统结构演化成“一超多强”或“多极多元霸权”，这一系统结构特征也就从根本上规定了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战略目标，既利用2015年之前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权力地位优势构筑美国对世界的单极领导。
1991年，海湾战争胜利后，布什政府就提出，美国走向新世纪的战略目标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注：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U.S.Govemment Printing Office,August 1991.）美国国防部在1992年提出，美国战略的核心是防止任何能同美国相抗衡的前苏联式大国的崛起，实现该战略的手段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不断拉大美国同其战略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注：See Patrick Tyler,"U.S.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New York Times,Much 8,pp.1 and 14.）1998年的美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接触活动，对我国的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安全。”（注：总参情报部译，美国白宫文件：《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997年10月，第8页。）总之，“美国已从冷战时期与苏联争霸转向企图长期独霸世界，这种更为膨胀的野心在美国国内也已取得共识。”（注：阎学通等著：《中国与亚太安全——冷战后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走向》，时事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0～71页。）
第二，权力结构规定战略手段。冷战后“一超多强”的权力结构，意味着美国具有超过任何一个大国的权力优势，但它的这种优势又没有达到完全为所欲为的程度。随着复合相互依赖的加强，权力的联系性减弱，这意味着“军事强国将感到愈来愈难以运用自己的总支配力来控制自己处于软弱地位的问题所产生的结果。”（注：［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6页。）而且冷战后，霸权挑战和生存威胁暂时消失，战略安全的重要性下降，而其他原本属于低级政治的问题领域的地位突出。美国在经济贸易、环保、跨国犯罪、地区冲突等领域难以独立支撑，必须依靠与其他国家甚至全球性的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对付威胁，所以美国无法采取传统霸权的侧重武力和强制的单边战略手段。根据霸权稳定论逻辑，霸权国家的衰落是由于边际效益递减和其军事负担过重拖垮了霸权国的实力，（注：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为了避免美国的衰落，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应该有盟国分担负担；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应该加强国际制度的作用，因此，加强军事同盟体系和制度霸权成为其重要的、现实的战略手段选择。
首先是军事同盟体系的调整与加强。冷战结束，苏联与华约解体，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事同盟在完成了其历史任务之后，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加强。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冷战结束，美国根据变化了的安全和战略需要对原来的军事同盟进行调整和加强，分担负担和任务是很重要的考虑。美国早已不能容忍日本和欧洲等联盟“搭便车”的行为，海湾战争就已经充分体现了美国同盟战略调整的实质，那就是“美国领导，责任分担”的联盟关系模式。小布什政府最初的单边主义政策撞墙之后，现在似乎变得相对温和起来，美国不具备彻底的单边主义的实力，同盟体系在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中仍然会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制度霸权战略。（注：国际制度至少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国际制度是现实世界的客观需要，制度的解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国际制度又具有浓厚的权力工具性质，它是权力资源的重要组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被权力结构范式所吸纳。）从国际制度的建立来看，国际制度与霸权存在着某种实质性联系。国际制度客观和主观上加强了霸权国的实力，甚至成为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支撑着霸权并延缓了霸权的衰落。因此，国际制度在美国霸权衰落时作为维持霸权和加强霸权的低成本手段的功能是不可否认的。秦亚青在承认国际制度相对独立地位的同时，也指出“国际制度不仅是霸权护持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低于使用军事力量的手段。”当霸权国感到力不从心时，“就会转而使用国际制度进行低成本的霸权护持”。（注：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82页。）国际制度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产生于国际社会日趋“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和“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的反思中，（注：参见：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 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New York:Longman,2001,Chapter Ⅲ;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27；门洪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也不是偶然，它是美国学术界对美国霸权衰落寻求原因和对策的产物。
三 结构选择与对华政策
冷战后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对华政策就是这个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手段。根据秦亚青教授对霸权护持模式研究的结果：“霸权国在一个完整的霸权期内的整体国家利益，是护持它在国际系统中的霸权地位”；霸权护持的主要方式是极力削弱系统主要挑战国的实力，同时也尽量避免与直接挑战国的全面战争。（注：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2～187页。）冷战时期，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遏制、削弱挑战国前苏联，一切政策都服务于这个战略目标，联合中国这个地区大国是符合美国的总体国家利益的。冷战后，国际系统结构发生了变化，主要挑战国已经自动消失，美国需要确定新的“挑战国”或“敌人”。
（一）目标选择
对于联合的欧洲，美国并不看好，欧盟相加的经济规模虽然大，但整个90年代一直比较疲软，而且欧盟距离真正的完全整合还很远，欧元流通以来与美元的比例一直持续下跌；科索沃事件更是暴露了欧洲在军事上的弱点，美国并没有改变对欧洲一贯的看法：“经济上是巨人，政治上是矮子，军事上是小虫”。（注：比利时前外长马尔克·埃斯更斯语，转引自尼克松《超越和平》。）对于冷战后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努力和进展，布热津斯基认为，更多是“扩展”(expansion)而非“融合”(integration)。（注：2000年5月，布热津斯基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所作的演讲。）因此，美国认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上的作用是受到限制的，它还很难对美国的地位真正构成威胁。与整个90年代经济持续低迷的日本和衰落中的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对迅速增强和提高。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席爱德温·小富尔纳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注：［美］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页。）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分析，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绝对优势可以维持到2015年，在这个战略机遇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地位，2015年之后，就可能会出现地区性或全球性战略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中国与俄罗斯是最有潜力的国家，中国又排在了俄罗斯的前面。（注：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Dec.1999(http://WWW.Whitehorse,Gov/WH/EOP/NSC/html/NSC-Documents.html).）美国《外交》杂志在2000年7月推出以《中国：被遗忘的核大国》为题的文章，声称“在下一个10年，中国而非俄罗斯或任何无赖国家的核武器政策，将是美国关注的重中之重。”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立即明确宣布中美关系的性质为“战略竞争对手”，否定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所谓的“伙伴关系”的定位，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现实主义政策。
对此种判定，美国国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目前和今后10年左右的军事实力，都不会对美国本身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中国的发展是步履维艰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全球性强国。（注：［美］布热津斯基：《如何与中国共处》，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第68～69页。）约瑟夫·奈也认为，到2020年，“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将会继续领先于中国。”（注：“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将来仍会领先于中国”，载［日］《产经新闻》，1998年7月17日。）而且，美国将中国划定为“转型中国家”(transition states)，意思是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转折，前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存在“分崩离析的潜在危险性”，也不知道朝向于美国有利还是不利的方向发展。（注：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00.）
自从90年代初“中国威胁论”出现以来，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之一，到1999年，美国主流意见已经明确把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作为美国未来最可能的潜在“挑战国”，小布什新政府更是完全接受这种观点。因此，防范、抑制和牵制中国崛起，并演化、引导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制之中是其基本对华政策目标。这也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双重性：一方面抑制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并引导中国发展的方向。小布什政府则更加强调了对中国的“遏制”，而不是“接触”。
（二）防范与“遏制”
霸权护持是美国根本国家利益所在和政策基本依据，既然美国多数意见认定中国是其潜在最大的“对手”或“挑战国”，防范与“遏制”的政策倾向就是霸权护持逻辑的必然结论。
第一，分裂中国、阻挠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包括了两岸的统一，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东部、东南部的领土、领海争端的和平解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主义倾向的平息。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国安定团结与和平的建设环境，而且耗费了中国巨大的外交资源，也损害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威望，特别是台湾问题，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牵制。中国最终的强大与崛起，必须首先顺利地完成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而这些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就是美国的阻挠、干涉。
从形势上看，以后美国以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它必然还会并行不悖地继续推行“双轨”政策，（注：阎学通等著：《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55页。）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的状态，长期消耗中国的力量和影响。美国长期支持、扶植西藏的分裂分子，还在香港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有意使中国南海问题国际化，这些都是阻止、迟滞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
第二，美国从地缘政治上挤压中国，制造战略安全压力。冷战后的美国为了巩固和加强其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根据“塑造—准备—反应”的战略加紧进行全球的战略布局。这突出地反映在北约东扩、北约新概念出台、对中亚的渗透、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军事上重返东南亚、恢复美越关系、（注：1999年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和2000年总统克林顿访越，与越南捐弃前嫌，实现美越关系正常化，不可否认含有防范和针对中国的意图。）重视与印度的战略关系等方面，（注：2000年6月26日，日本《世界周报》登载一篇文章《印度加强与美国的沟通》，认为对美国来说，“在牵制中国的意义上与印度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在欧亚大陆的“大棋盘”上，联合其盟友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进逼中国和俄罗斯。这些，无论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对中国形成了更大范围的战略包围态势，以随时准备应付中国的崛起。当然，中美之间也不见得就一定会发生军事冲突，但的确对中国产生极大的战略压力，限制了中国的战略空间，为中国和平解决国家统一和领土争端问题增加了难度。随着中国的战略重心已经不可扭转地移向了东部沿海地带，西太平洋的出海口和战略要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崛起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在西太平洋或亚太地区，以军事前沿存在和军事同盟为基础甚至再加上TMD的战略安全防御网，将战略纵深推向了中国的领海，并形成了复杂周密的防范、遏制系统，这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崛起造成了极大的制约和压力。小布什政府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最近一个最危险的迹象是，美国要离间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分而制之，并使中国更加孤立。
当然，美国目前尚未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像前苏联那样的霸权挑战国或“敌人”，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也仍然存在着模糊性和犹豫性，“遏制”的思想和政策也不是冷战时的那种含义，它更多地体现了防患于未然的意图。因此，“接触”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
（三）“接触”与引导
根据霸权护持原理，霸权国对主要挑战国不仅要削弱、抑制，而且很重要的是避免与之根本对抗，甚至进行战争，何况中国的“挑战”仍然不是现实的，因此对中国进行“接触”或“交往”是比较现实的政策。“接触”(engagement)概念本身就是中性的，既有合作、对话、交流等含义，也不否认矛盾、竞争甚至冲突的存在；它反对先人为主地进行遏制，侧重于通过交往、对话来加强合作，解决矛盾并引导或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不排斥对中国进行压制甚至遏制的一面。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曾经说：“我们选择的‘交往政策’不是一种恩惠”。（注：William Perry,"Engagement Is Neither Containment Nor Appeasement,"Transcript on October 30,1995,of Perry's Remarks at the China Relations Council in Seattle,Washington,Provided by the U.S.Embassy in Beijing,p.2.）总之，克林顿总统“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含义比较复杂含混，利用、合作、防范、演化共同构成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内涵。小布什政府虽然强调了“遏制”的方面，但他并没有否定“接触”政策。
首先，冷战后“一超多强”而非“单极”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美国不能为所欲为。它既需要战略盟友的合作，在地区事务或全球事务上也离不开中国或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合作或配合，对中国的利用与合作是“接触”政策的基本层面。由于中国是美国认定的“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中最大的一个，中国具有相当的核武库，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亚太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问题的涌现，不是任何单个国家的能力所能解决的，美国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同意、默认、配合、合作、帮助，而且两国在许多领域或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如亚太安全与和平、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经济文化交流、打击跨国犯罪、环保等等，因此，与中国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1999年战略评估》报告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不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朋友，至少也要避免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注：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Key Findings,xvii.）克林顿与中国要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就突出地强调了合作与利用的一面。小布什总统在中美撞机事件以后，仍然表示要保持与中国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其次是引导和演化中国。美国从维护自己在国际系统中的权力地位出发，既不能与中国对抗，也不愿对中国听之任之，就只能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试图引导和演化中国，制约中国的国内、国际行为，使中国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前进。引导和演化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在“接触”的过程中，改变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二是将中国纳入到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多边国际制度之中，使得中国的行为“循规蹈矩”。其实二者又是统一的，根据美国和西方比较盛行的“民主和平论”的观点，民主的国家是不容易发动战争的，进入到多边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之中的中国将会按照规则行事，较少具有侵略性，也较少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
克林顿本人的阐述更加明确而全面。他认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及中止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会使中国改善对人权的尊重，反而会减少我们与中国人民的接触”，“它无助于我们的经济利益，反而会把一个发展最快的市场拱手让给竞争对手。”（注：U.S.President William J.Clinton Remarks before the 29th Internation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May 20,1996.）“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在今后十几年将如何演变。”虽然“与中国贸易不会自动带来自由与和平”，但“可能将对其在历史的这个重要时刻作出的选择产生影响。”（注：《中国的机会，我们的机会——克林顿撰文谈中美关系》，载《参考消息》，2000年10月30日。）总之，“接触”政策既包含交往、合作，也包含压制、引导和演化，它是美国追求经济利益、抑制并演化中国，最终服务于美国21世纪单极霸权目标的战略手段。
小结
冷战后国际系统的权力结构既非单极也非多极，而是“一超多强”或“单极—多极”或“多极多元霸权”。这种权力结构特征，一方面决定了美国追求单极霸权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美国实力的相对不足。在这种结构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一种包括“遏制”和“接触”的混合政策。
由于权力结构相对的稳定性，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仍然会受到这种结构特征的限制，它无法对中国进行纯粹的遏制。但是，自1999年以来，美国战略界主流的意见已经把中国最终确定为美国霸权的最大“挑战国”，小布什政府也明确定位中美关系为“战略竞争对手”，应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a rising China)成为美国新政府全球战略一个主要考虑，（注：参见兰德公司1999年的研究报告：The United State and A Rising china: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美］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版。）对华“遏制”的倾向在上升，使得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更加具有对抗性、脆弱性和危险性。这必然造成中美关系中偶然性、意外性冲突的增加，并存在因此将中美关系拖入彻底对抗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