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探索和消费香港当代散文的文化分期：1970～80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香港论文,散文论文,当代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6-0048-06
一 背景
1967年5月的社会骚乱可说为香港文化划下了一个分界。经历此一事件，香港人普遍认 同了努力工作、维持饱足和享受生活的人生观。社会上重视学历、技术、消费而不是文 化。社会骚乱刚过去，不少文化人已展开对香港文化的批判。有些批评香港文化基本上 是“劣质文化”，文艺“是得其‘形骸’遗其‘精髓’的……在散文中有的是假哲学观 ，却全无真感受”，[1](P12～13)有些指出香港的文学出版工作不济，作家生活没保障 ，文学数据散失，后人没有足够资料“去研究冯至的诗、李广田的散文、无名氏的小说 ”。[2](P13～14)这些批评似已肯定了一种“香港文化”正在形成，但性质却是商业的 、低级趣味的。在国内作家受政治干扰的时期，香港在保存文献方面出过一份力量。但 对于香港本土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大多没有深入开展，语焉不详。对批评者来说，“香 港文化”虽可被感知，却显然积累不厚，无从说起。
本地的文化生产大部分迎合消闲、娱乐的目的，“文化播种”已难维持在普及层面， 要进入建制(如大学)才有实现的可能。70年代，西方左翼思潮高涨，传统备受质疑，因 此像“传统”和“现代”如何衔接等问题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在平衡社会矛盾上， 港英政府逐步开放议会，增加教育经费，并鼓吹香港的成功在于安定繁荣。当“九七” 问题出现，香港人延续着并扩阔着“香港-中国”之间文化认同的问题。世界文化思潮 的输入虽带来文化上冲击，但也使香港作家能扩展视野。散文家汲取了中外古今的文学 养份，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散文写作时期。
二 多元文化情态
60年代以后，香港蜕变为一个以出口、转口贸易为主导的工商业城市，文化转变也很 明显，西方的电影、流行音乐、生活时尚等等，无孔不入地在这个几百万中国人生活的 小岛登陆。电视、广播媒体大量吸纳阅听者，对文字媒体构成了巨大压力。报章为了争 取读者，在版面上增加图片的比例以求传真，副刊大多容纳通俗性、消闲性的文字。据 197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负责的一项名为“大中学生阅读调查报告”显示，香港的大、中 学生的课外阅读风气已趋低落，所喜欢阅读的报章副刊作家大都是流行作家。[3](P146 )(注：据该项调查显示，347名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表示(72.4%回答)，最喜爱的作家是( 前五名顺序)三苏、简而清、金庸、黄沾、任毕明；600名接受调查的中学生表示(54.4% 回答)，最喜爱的作家是(前五名顺序)三苏、万人杰、金庸、简而清、黄沾。参见魏大 公：《大中学生阅读书调查报告》。[3](P139)此外，最受大学生欢迎的杂志作家(前五 名顺序)是胡菊人、张国焘、宋凯沙、林山木(林行止)、万人杰。胡菊人于1968～1980 年任《明报月刊》总编辑，而《明报月刊》是大学生最爱阅读的杂志的第二位，胡菊人 的文章亦经常发表于《中国学生周报》、《盘古》等刊物，故较受学生注意(但事实上 ，胡氏所得的票数并不多，只占回答者70人中的3.85%)。)
社会上，崇拜西洋、东洋(日本)思想和物质的风气，同“保钓”、“关心社会、认识 祖国”、“中文运动”、“反贪污”的呼声互相冲激，报刊、电影、电视媒体扩充了受 众的感知空间，普及教育的推行都为文化传播制造了有利条件，而文学界对于日渐泛滥 的“色情书刊”、“新潮舞会”、“暴力电影”提高了警觉。[4](P4～5，64～67，204 ～205)
另一方面，对于香港文化的性质的思考，也从未间断。60年代在中学校园兴起的文社 活动虽无复盛况，青年结社、办刊物之风仍延续到70年代。尽管中学或大学一直不鼓励 本土文化的探索，但由校内校外的文社、刊物所组织的交流活动，已广泛地注意到本土 文学的发展路向。
对于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60年代是一个充满变动和冲突的时期。1967年暴动带来的 冲击虽然很快平息，但随着世界性学潮涌现，香港人(尤其是低下阶层)对殖民地管治的 不满而产生的抗争，已经成为殖民地管治里一个长期面对的问题。香港人受到来自文革 前后中国政治波谲云诡的影响，消极者感到香港不再安定，想定移民之计；积极者开始 试图认识中国，思考民族问题；偏激的放下头巾，展示反殖意识，(注：像《盘古》杂 志(1967～1978)在1971年后就由一份政治中立的文化杂志变成左翼色彩浓厚的杂志。70 年代文化杂志政治的多元性，不但反映港英政治尺度较60年代宽松，也表示香港人的文 化已有共识(就是努力挣钱、不谈政治的文化，政治议题不足以动摇香港资本主义的根 基)。)乐观的体认香港青年一代具有“乐天知命”、“辛勤工作”而又能“寻欢作乐” 的特质。[5](P46～51)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寻求“归属感”的时期。香港人逐渐意识到 一种“香港文化”的存在以及它对生活的必要性。学术界有见于香港文化的薄弱和中国 文化的花果飘零，对“传统”的探索亦广泛展开。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香港地位特殊， 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暂时不应改变，在价值观迅速改变的年代，应尊重个人 价值。[6](P116～131)
香港作家逐渐了解到：在此时此地的香港写作，要有独立的声音，不能盲目跟风。曾 是大学生最爱阅读的杂志作家胡菊人(1933-)，表明自己写作的态度是“什么都可以谈 ”，不忌“杂乱无章”，目的是“表达一个观点、一种态度、一个基本立场，一些肺腑 之言”，[7](P4)他赞扬卡缪(Albert Camus)在绝望中的承担精神，也为殷海光著书被 禁抱不平，既解释现代文学何以充满焦虑，也批评现代文学失去希望和光明。作为一个 立足香港的知识分子，胡菊人更意识到香港本土文化的缺陷。他形容香港文化是“铜钿 文化”、“杂种文化”：
香港社会的形上哲学与形下生活两者是冲突的、零乱的、不合拍的、驳杂的、无中心 的。虽然……香港基本上仍是中国人的社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已经不再是有中国精 神的中国人。甚至在一个人身上，也有形上形下的分裂现象。一个香港人，他可能行的 是中国生活方式，但他的人生哲学、宗教信念，可能是西方的。他也可能口讲孔孟老庄 ，但他是基督教徒；也可能他的结婚典礼在教堂举行，但他的喜酒完全奉行中国的礼俗 。[7](P100)
胡菊人的观点，其实涉及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一种可被辨认的文化主体存在，以及这主 体文化是否能够不断更新和巩固的问题。这主体文化在60～70年代的香港还是不彰显的 、驳杂不纯的。金耀基认为香港知识分子抱持“边陲”的心态而与属于“中心”的文化 形成隔阂，看法与胡菊人一致。[8](P47～52)但是，金耀基所说的“边陲”向“中心” 的靠近和融合在香港文化中并不明显。[9](P227～246)(注：金耀基借用希尔斯(Edward Shils)的看法来看待文化上“边陲”(periphery)与“中心”(center)的关系。位处“ 边陲”的社群总是试图靠近“中心”来获得意义，因为“中心”给予文化的活力和创意 。但香港文化从来没有一个大方向要向“中心”靠近。这一方面是“中心”的多元性( 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等)使“边陲”文化不容易单一地靠近， 而维持香港文化的“边陲”性更有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成长。但长时期文化的边陲 性使文化不容易成长，反易受抑压，香港文化予人面目模糊甚至是“沙漠”的感觉亦基 于此。希尔斯认为知识分子多少要为高雅文化的弱势和大众文化的强势负上责任，尤其 在教育上把教学和写作水平降低是最大的影响。)香港开埠不过百年，没有属于自身的 深厚传统，固然不能以自身为“中心”来消化外来文化。虽然地理上靠近中国大陆，但 因为彼此政治上的分离，以及50年代以后大陆政治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似更使香港滞 留在一个“边陲”的、驳杂的文化状态。香港文化的萌芽是否取决于中国传统和外来文 化的交融?但究竟香港文化是否已开花结果?是否已建立了自身的传统?这些问题经常被 提出而仍没有定论。胡菊人的观点，到今天还值得参考。
进入80年代，在中西兼容、雅俗并存、良莠不齐的文化表象中，一股多元文化情态在 香港社会逐渐形成。新文学运动曾经反抗中国传统文化，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衍 生了各种各样同建制文化冲突的“对立文化”(subversive culture)，像乐与怒音乐、 反战、女权主义、同性恋等等。香港是东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颗明珠，文学的西风东渐 十分正常。但香港华人社会一向保留较多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不能以压倒性姿态取 而代之。香港的文化环境长期非政治化，相对来说，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本土 作家对社会问题表达不满，较常采用直接的方式，不必用鲁迅式的杂文迂回曲折地进行 讽刺。从文体角度看，香港杂文的性质不同于国内所定义，不能把两者勉强比附。[10] (P108～110)他们嬉笑怒骂，畅所欲言，论者指出这是港、台作家审美态度的移位，“ 虽不失尖刻锋利，但也沾着台港市民的油滑和卖弄”。[11](P260)其实，这是散文读者 的“市场”形态使然，无可厚非。风格与内容的关系也应分开讨论，油腔滑调同启迪人 生的大智慧并不一定水火不容。香港散文家本身对流行文体也有所期望，梁锡华指出香 港的“杂文”更为“商业性”，虽然杂文家“不一定要使它成为所谓投枪与匕首，但总 该使成为一点照亮幽暗的光明。”[12](P52)
70年代，由于东西方冷战结束，“文革”后中国政情进一步稳定和开放，文学创作的 政治倾向更为淡化，散文要求更为纯粹的艺术性。资深作家如徐速、司马长风等，也认 为文学创作不应过分涉及政治(或政治不应干预文学创作)，[4](P182～185)散文则应“ 唯情”、“归向民族的乡土”。[13](P65)这时期香港散文最突出的成就在抒情写景之 作，可说是顺应这趋向。论说文字则多畅所欲言，但也较少深入挖掘社会重大事件。这 是因为香港的散文——文学散文——并没有严格的现实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散文 反映时弊的功能已让给了特写、报告文学、社会评论等类。后几类属文学形式的散文， 在80年代因媒体的扩张而迅速发展，成绩还有待检讨，但散文的功能分化却是显而易见 的事实。
三 多元文化与文化工业
宽容、崇尚自然而不重格套的倾向，一方面是优势，但一方面也是缺陷：散文怎样写 也可以，欠缺明确的读者取向，取材流于狭窄，意念时见浮浅。散文本来最为擅长的理 性思辩也发展不大，收获不丰。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断裂：感性和知性被割裂开来， 这对日后香港散文的发展有所影响。最为明显的影响之一，即写作和阅读的分化。可以 举一个例子说明：2003年春天发生于香港的“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同生命哲学、 生物科技、全球化等议题都有关系，但香港散文家似未能好好抓住这个题材，呈献出较 优秀的作品来。有关的文章大多属于时事追击、医学或社会学类型，而极少是文学创作 。这不能不说是香港当代散文倾向感性的抒发而不重视理性思辩的宽松传统所致。
由60年代过渡到70年代，由于教育的普及、文化思想的自由，中国现代文学、台湾文 学、西方现代文学的经典以及已有一定成绩的香港文学，都能在香港一隅之地流通，得 到新一代作家的借鉴，渐渐汇流而形成一个多元的文学局面。乡愁文学或写实文学已不 是唯一的选择。从中外文学、电影、电视以及大众文化方面，作家可以获得更多灵感， 丰富他们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式。像西西、戴天、温健骝、陆离、昆南、杜杜、也 斯以及一部分以《中国学生周报》为发表园地的青年作家，他们的散文讲究意象运用和 情绪的渲染，或借鉴电影剪接技巧，或描写白日梦、潜意识，句式灵活而富跳跃性。因 为要直接描写青年人的体验、城市生活的光影变化，比较上一代作者，他们无疑更直接 感受现实生活，形诸创作。在描写生活的内容方面，他们与一群同时以描写工厂、徙置 区的现实主义作家又有显著的不同。这并不一定是现代主义者总是强调心理真实多于现 实真实的缘故。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文学的本土化既表现在题材上，也往往首先表现在 内心世界的刻划上。像西西(1938～)的《港岛·吾爱》(1968)[13](P146～50)，是怀念 逝去的父亲之作(也描写了香港城市面貌的变迁)，题材本来不算新鲜，却运用内心独白 、意识片段的剪接技巧来表达。毫无疑问，这些技巧尝试以陌生化手法来加强经验的真 实性。
由也斯、郑臻(郑树森)合编的《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选》(1979)，选入了十五位作者的 散文，他们大多出生于40～50年代，可以反映这时期散文创作的风格。除以一般生活琐 事为题材外，他们着重记录个人亲历的见闻、独特的思想感情。像杜杜的《看电影》谈 到好莱坞电影中“红蕃伏在树上袭杀美兵”的虚假，推想到媒体“是非颠倒，乃为平常 事”；[15](P151)也斯在《没有蜃楼》提到在苏澳看到人们切实工作，感到“没有虚幻 与粉饰……一切都是实在的”，[15](P66)淮远的《公共屋邨》描写公共屋
邨居民漠视居住环境的恶劣等，都可见到青年作家强调真实体验的一面。处身中西文化的夹缝之中，也有作者回顾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新定位。选集里另一位作者小 蓝，在散文《永远的东方人》中表示对香港西化的生活方式已感到漠然，“对于一些已 经过去的人和物，却每每栈恋于怀，无时或释”。[15](P187)在同时期青年作家中，小 蓝似已率先表露出一种从“现代”向“怀旧”的回归。
把60～70年代这笼统地称为“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文学思潮放在较大的文化背景上观 察，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香港散文并不存在一股强大的文化精神力量足以主动地排拒 或转化外来影响，因此，它既可承接上一代的影响，也能迅速地吸收外来的文学因素， 兼容并蓄。随着香港生活的变化，新一代读者希望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生活，形成了阅读 上的多元要求，而不仅仅满足于上一代“自成一家之言”的个人著述。长篇大论的文章 读者已越来越少，篇幅较短的散文或杂文更受欢迎。
到了70～80年代，多元化的散文写作遇到“文化工业”式的普及文化冲击。报章的文 艺版面开始让位给各类型专栏文字。这首先表现在专栏散文的专业化。由于商业、科技 、大众社会科学、消费情报(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意识)所指涉的商品、服务、知识 、组织等都是生活实体，文字(讯息)参予了这些实体的建构，影响读者的认知。当医生 、投资顾问、时尚专家、电视艺员、律师、大众社会学家、广告经理摇身一变，成为散 文作者，操纵文字(讯息)的生产，这类文字也间接具有可以购买、占有、更换等商品价 值的“文化工业”产物。至于传统的“情感”、“结构”、“文化关怀”、“形象”、 “主题”等文学要素，已经不能规范这些文字写作，使其获得像传统散文那样的品位。 “文化工业”式的文字生产不必重视传统。
事实上，专栏作家一经大众的认可，就拥有更大的自由以散文处理专业或专业以外的 题材，文学技巧的提高也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不但只诉诸读者的认知，也同时试图影响 读者的感情。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散文作家，他们在面对文学(散文)商品化和 质素庞杂的处境，假若依旧把主要心力放在“主题”、“情感”、“结构”上，就不可 能获得大量读者的接近。试以70年代在《星岛日报》上写作专栏“七好文集”的多位女 作家为例，她们大多有编剧、传媒的专业知识，对时事世态特别敏感，表现了现代女性 对文化的多面体会。在接受层面上，多元文化的情态促使散文以更宽松更普及的方式接 近世俗。专栏、杂文作家因较少拘束，时代触觉更强，他们的读者增长十分迅速。
四 “运作可行”的消费性
这时期的散文具有一种阅读的消费性，但那是一种有较大弹性的消费性，一种从“现 代”迈向“后现代”的品质。这品质反映在许多方面：散文没有既定的最高形式，只有 可能的形式；散文没有既定的题材，只有可不可以处理成功的考虑。相对于传统的文学 散文来说，这一类散文的文本自足性较低(文本的自足性是指在篇章内充分地表达一个 主题)；文本互涉性较强——联系着技术、时事、流行话题、其它文化制作；文体开放 性也较强——篇幅可长可短，文类交错，方言、专用术语的加插，各类题材广泛入文， 批评、讽刺、滑稽模仿，各种表达方式都可登场。西西，作为一位前卫作家，率先在《 哀悼乳房》(台北洪范书店1992年初版)一书里表露出这种文本的多元性。她以个人罹患 乳癌的经验，在文化、疾病、阅读、饮食等层面作出思考探讨，打破了文学散文只重写 “事”言“情”的习惯。
这时期的散文，在内容、文字风格上可称为“嘉年华式”(carnival)的：一份香港报 纸的专栏版面包括多个框框，各具特色又拼贴在一起，成为多声部的言说形态。我们既 可读到一些比较讲究文字风格的作家，像小思、西西、钟玲玲、绿骑士、蓬草等，也可 以读到大众化的作家蔡澜、倪匡、张君默，以及关心政治社会的杂文家张文达、胡菊人 、董桥等。
散文形态的多元性，同以技术主导的现代社会所采取的“运作可行性”(
performativity)有密切关系。“运作可行性”就是以实际成果和最大利益来订定规则 ，以可行性把事物和手段合理化。[16](P238～242)(注：“运作可行性”是一种实用主 义，不纠缠于抽象和难以实证的价值，而着重因果、互动、语境的控制，最终可能产生 由一群技术官僚操控的价值体系。“运作可行性”本来带着后现代主义放弃“宏大叙述 ”、追求多样性的特质。但过分重视运作，可能使个人失去自主性和灵活性，因此后现 代主义者对此多表怀疑。)“运作可行性”不一定排除创意和变化，但必须考虑读者层 面，也即考虑一个文化产物是否能行销的条件上。比如，当长篇大论的文章已难迎合生 活节奏急促的香港人时，短小的“框框文章”就成了主流形式。80年代前期至中期是这 类散文的黄金时期，作家队伍庞大、题材广泛、敢说敢言、笔调多样。收录在何锦玲主 编的《香港作家杂文选》(香港：新亚洲出版社，1987)中的杂文244篇，作者56人，包 括小思、王亭之、王椰林、尹怀文、石琪、古剑、杜杜、李默、李英豪、李洛霞、何锦 玲、岑逸飞、吴霭仪、易金、阿濂、欣灵、哈公、南思、倪匡、施友朋、夏婕、柴娃娃 、陈方、张文达、张结凤、梁锡华、许迪锵、许第高、项庄、黄沾、黄国彬、黄维梁、 曾敏之、冯凤三、圆圆、蔡澜等。
进一步说，“现代”式的阅读已不可避免消费性：非职业作家越来越少，业余作家也 要顾及市场成效，但艺术品位和文化深度还是比较稳定的。相对来说，“后现代”情境 下的文学阅读，不免容纳文化混杂成份。对于文化的混杂性，论者一般又可分为怀疑和 肯定两种态度。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化的普及必定削减了文化的纯粹性，带来文 本的误读、价值的混乱、典范的沦丧。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观察者认为文化不是局限于 少数人拥有的，文化的普及可以促使文化的提升和沟通，价值混乱并不表示必须放弃追 求意义。[17](107～37)
五 作家的转化
50-60年代的香港散文家需要面对香港现实以求更能迎合时代和地域的转变，70-80年 代，作家的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调整也不断进行。本土作家积极于如何借鉴各种艺术技巧 以求有力和新颖的表达，并开始接触现实题材，西西、淮远、也斯、钟玲玲、黄仁逵等 可为代表。南来作家，像陶然、彦火、东瑞等，则努力于把内地生活经验与香港本土现 实衔接。学者散文家在写作和教学之中为散文的“正典化”立下了一些标准，但同时在 报章上写专栏(思果、梁锡华、潘铭燊、黄维梁)。他们共同面对的是文字信息的泛滥，散文形式和价值的多元化。在坚持严肃的写作和走向社会之间，他们要经历某种转化，使内在的创作能量发挥出来。
香港散文所以有今天的文化特质，是大部分作家不断调整创作方向而达致的。他们试 图弥补一些因文化变迁而形成的断裂，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这里试举一位在60年代 开始写作至今的作家为例：李英豪(1941～)。李英豪早年从事现代诗批评，他的《批评 的视觉》(由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出版)是以“新批评”观念写成的一部出色的评论。自 70年代起，李英豪的工作一直同现代美术、剧本创作有关，直至80年代因妻子病故，有 感写了一系列书信体散文，颇受欢迎。其后兴趣又转移到兰艺，作品走向通俗，题材多 为养花、收藏、生活哲学等。他的专栏散文既有港式杂文流畅平易、无所不谈的特点， 也有以物观人、抒写心灵的传统中国文化感。他写于80年代的一篇散文《钉子使木瓜树 开花结果》，可以为他在创作上的转变作一脚注。文章写一棵久不生长果子的木瓜树因 受外在的损伤而被激发生命力，道出生命中的矛盾能创造奇迹。下面一段，作者把自己 和木瓜树融化一起：
钉子损坏了导管，没有安逸而稳定的足够水份无机盐输送上来，输送组织受扰乱，上 方树液变浓。我的身体也开始沸腾，促生连串的变化。筛管受破坏，逼使叶上制造的很 多养料，积聚在树干的上部。
由痛苦与损伤而来的积聚，实非始料所及。它们成为生命的激发和磨砺。生存受到外 来因子的伤害，反而促使内部创造开花果的生长素，使花芽分化，而且多开雌花，同时 使雌蕊有充分的营养结果实。营养料经过光合作用和叶绿素制造好之后，不再毫无条件 地向下流失……从这一年开始，木瓜树每年也先花后叶，结出硕大的木瓜，它的生命从 果实中得以显扬和持续。[18](P92～93)
这篇散文写个人的心路变化，取材平凡，但写法并不抽象，不但把植物常识、哲学、 诗歌常用的比喻手法融会一起，更具体表现出一种“张力”。[19](P176～210)这“张 力”也可说是作家自我转化的能力。李英豪是香港众多在文化气候转变中成功转型的作 家之一。其他作家，情况也许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转变对香港散文整体的质量也有所影 响。
六 散文文本多样化
在香港，“后现代”的阅读现象于90年代初即已显现。传统的散文读者已逐渐减少和 转移，反观专栏作家的文集则销情畅旺。从一方面看，报章文字转化为书籍形式，暗示 着书籍的出版是艺术品位的提高。但这再语境化过程(recontextualization)，可能只 是一种巩固了这类文字的地位、把文化工业合理化的手段。结果是，能进入“散文”这 个庞大家族的“文本”大量增加。这趋势似乎符合了当年解构派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看法：索绪尔(Ferdinard de Saussure，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写作” 是为了描述“言语”而存在的，由于“言语”有自发性，是意识的直接表露，它是“在 场”的，虽然转瞬即逝，却似与真理合二为一。文字却是“语言”的外加物，是“沉默 ”的、不自然的，不能准确地传情达意。德里达反对这种语言比文字优胜的理论，认为 “言语”也不一定是明确的，它较为深刻的内容必定要在语言框架内作进一步的分析。 “言语”中心论的重要性将被同样或更为重要的“书写”所取代。[20](P1135～1137)
但时代又向前推进了。“言语”经过“文本”的冲击，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一 些散文家，不但把作品结集出书，也同时在广播媒体露面和发言，他们的演讲可以结集 成书，也可以通过录音和录象在互联网和光盘上供人取阅。“文本”仿真这群作家在媒 体上的“言语”情状，达到有声有色的“在场”感。由此可见，“文本”巩固了“言语 ”而“言语”又助长了“文本”，两者已到了难分难解却同样已多元化的事实。不能否 认，21世纪的散文读者比20世纪的散文读者有更多的选择。当你要读一篇鲁迅的文章时 ，录象可以同时提供鲁迅生平和绍兴风景的介绍，并能接上互联网，你可以迅速搜寻关 于鲁迅作品的研究书目。
现代科技的确便利我们多方面接受文化和文学精华。虽然香港仍未像中国或台湾地区 那样产生大量“网上作家”，但利用互联网增大文学讯息的流通量，在文学推广方面已 是不可忽略的考虑。
七 结论
70～80年代，香港散文同它的文化背景的关系更为紧密。香港人向往安定的生活，以 香港为家，由此形成了一种经济上进取而思想上保守的生活方式。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维 持不变，文化产物也有更大程度的消费性和消闲性。但文化的多元参照能使作家重视散 文的艺术特质，题材广泛，风格各体俱备，而以报章杂文最具代表性。假如说50～60年 代的香港散文重内容而轻形式，70-80的香港散文则内容与形式并重。“学者散文”以 及受西方现代文艺影响的作品，更讲究内容是如何表达的问题，散文如何同文化相联系 更渐渐成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焦点，甚至成为一种价值指针。在面对“正典化”(canon
formation)的问题下，使90年代后香港散文更趋向重视形式(作品如何构成、文学如何 与信息传播结合等)，但同时离不开“后现代”的处境——散文作为一种书写形式被推 向多元化的境地，媒体和读者成为作家执笔为文时必须考虑的期待视野。
收稿日期：2004-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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