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约从2002年开始，国际上关于经济不平衡的议论进入了新一轮高潮。渐渐地然而也是不容推辞地，中国被拉到中心，成为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到2004年，在主要的世界论坛上，全球经济失衡已经被概括为这样一种表述：美国等国家进口无度，中国等国家出口过多。不无讽刺的是，各国财长和央行官员们同时承认，美国和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的两个引擎。这三年里，我的许多时间耗费在思考经济不平衡问题上。从中国经济的角度来看，顺差式外部不平衡的特征早已十分明显，而且其消极影响也如期表现出来，但是内部不平衡更具有基础性、恒久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更为严重。内外两种不平衡并非独立存在，相反，它们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甚至相互推波助澜，相互不断强化，形成一个愈演愈烈的格局。绝对平衡意味着没有增长，极度失衡同样会导致停滞。在世界惊呼声中崛起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有着深刻的全球化背景。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谓国际经济不平衡，主要是指经常账户上，有的国家发生巨额逆差，有的国家拥有很大顺差。深一层含义是，前者储蓄小于投资较多，后者储蓄大于投资较多。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七、八千亿美元，那意味着它每年需要有这么多的资本净流入来维持经济的运转，长此以往，犹如在沙滩上建筑大厦，最终会造成全球经济的灾难。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所谓失衡看得如此严重的原因。
国际经济界的类似担忧并非始自今日，实际上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早期的格局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正好等于西德和日本的黑字(Paul Volcker and Toyoo Gyohten,1992)，今日不同的是，中国、东盟、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等石油输出国加入德国和日本的行列，共同的顺差才足以与美国的逆差相平衡。人们预言过许多次世界经济的危机，也确实发生了几次衰退、萧条，通货膨胀更是一度犹如脱缰之马，还有几次惊心动魄的黄金和货币危机，美元持续走入贬值。但是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崩溃，而且似乎越来越趋于稳定和强健。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享受着后发国家的廉价商品和低成本资金，也许这正是其经济空前强盛的一个原因。时移事异，今天在沙滩上建筑大厦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只单个的大楼，甚至整座城市，例如多哈和迪拜，都建筑在沙滩之上，很少有人怀疑它们在物理基础方面的坚实程度。然而在货币经济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可能尤其如此。
过去十多年里，人们一直在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些贸易盈余国家不向美国出口这么多商品和服务，美国经济还能这样繁荣吗？然而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不进口这么多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国家还能找到这么大的出口市场吗？人们更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些国家的资金没有那么多流向美国，美国还能维持吗？然而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美国不吸纳这么多的剩余储蓄，这些国家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在市场机制运作的前提下，所谓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实质是双方的相互依存，并不是单方面强制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贸易收支中哪一方的绝对主导，也不存在哪一方的绝对被动。特别是在最近20年里，跨国公司和全球订货高度普及，一国的贸易顺差很可能是由外资企业为主创造的，一国的资本账户顺差也可能是外国投资带来的，处于不平衡状况的国家，很难说谁会受益更多。换言之，谁的顺差，什么是顺差，成为问题；谁从顺差中获益，谁获益更多，很难凭直觉来回答。如果美国采取限制贸易的政策，出口国会受到损害，美国经济自身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他国资金减少流向美国，美国经济必然受到打击，但是他国的要素收益也会减少，出口也会遭遇需求收缩的困境，全球金融市场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不少人把希望寄托到欧洲，但是从贸易状况来看，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大体是平衡的，非欧元区尽管有英国这样的赤字大户，但是瑞士、瑞典和挪威顺差颇多，即使不包括俄罗斯，整个欧洲都是经常账户盈余，而且金融市场上也资金充裕。想以欧洲取代美国来吸纳那么多的商品和资金，至少在现阶段还不太可能(The Economist,2007)。
以美国为一极，其他一组国家为另一极的商品和资金的流入流出，构成了一幅稳定的平衡图景。美国在经常账户上有巨大逆差，然而在资本项目上却有相同规模的顺差，因此美国的国际收支总体状况属于完全平衡。从今天的情形来看，这个平衡如果改变，也会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除非有特殊的非经济因素发生作用。真正使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惑的问题是，落后国家怎么能够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呢？而且现实与以往的不同在于，储蓄剩余国家与储蓄不足国家的关系如同产油国家与缺油国家的关系、粮食出口国家与粮食进口国家的关系一样日趋简单，只不过是双方找到合适的价格成交罢了。其他国家的公司、居民个人及政府只要持有美元或美元资产，那就意味着出让了自己的储蓄资源。你的目的可能是保值，也可能是增值，也可能只为了安全和流动性的缘故，美元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美元作为支付工具差不多是最便利的，全球商品交易一多半直接用美元计价结算；美元作为投资手段也差不多是最便利的，美国有全球最发达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投资银行和基金市场，美国资本市场将近一半的筹资额实际上是外国公司实现的，此外还有欧洲和亚洲以美元为工具的金融市场。但是，这一切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需要而且能够轻松地获得那么多的资本净流入。
现阶段的储蓄剩余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源（特别是能源）输出国，一类是工业制成品输出国。对于前一类国家来说，储蓄剩余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源价格 （特别是石油价格）决定的。后一类国家则具有必然性，这些国家都有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进口制成品相对较少，主要是原材料和半成品，出口则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因此必然地产生了一个增加值差额。储蓄不足国家，除美国之外，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几乎都是工业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都有部分较发达的制造业，但是服务业的比重更高得多；它们都是服务进出口大国，本国服务消费比重也较高，吸引资本流入的能力很强。对这些国家来说，生产那些产品不如进口划算，自己储蓄也不如利用别人的储蓄划算，完全是比较优势规律在发挥作用。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在西方经济体系中，一国储蓄剩余还是经济强盛的代表特征，但是现在可能完全不同了，如果不是相反的象征，至少也是相对落后的表现。且不论韩国、东盟，即使是日本和德国，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中的比重都比美英等国低约10个百分点，经济活力和国民福利都要逊色一些。当然，贸易盈余或储蓄余缺并不能成为判断一国经济状况好坏的绝对标准。瑞士和新加坡都是储蓄剩余较多但经济较为强健的例证。
从理论上说，发生储蓄剩余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种：(1)投资相对较少，即投资率偏低；(2)消费相对较少，即消费率偏低；(3)投资和消费都相对较少，即投资和消费加总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基本上是由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结构决定的。作为制造业出口主体的国家，通常不被归类为投资不足，而是被批评为消费欠缺。而消费欠缺的原因不外两种：(1)存在有效消费需求但无相应供给；(2)存在消费需要但无支付能力。前者主要是产业结构问题，后者则主要是收入分配问题。如果消费不是较为严重，那一定是市场机制存在较大不完善，或者公共政策很不到位，更有可能的是两种情形同时发生。例如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特别是劳动力和资金费用低于正常应达到的水平，常常是储蓄剩余经济的共同特征。在有些国家，土地价格和环境成本的低估，甚至税收的不均衡减免（实质也是补贴），则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损害了市场本来具有的均衡机制。而且，它们也往往是政府对资源开发和高级服务业干预甚多或主导过强的国家。
历史地来看，作为现阶段主要的经常账户结余的制造大户，都是后发的追赶型国家，包括德国、日本、韩国、东盟、中国，而且都是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过度密集，依靠物美价廉的大批量小产品挤入原本没有自己地位的国际市场。这不仅是二战之后的写照，甚至也是更早世纪的现实。恩格斯对德国19世纪的工业发展有如下描述：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循着德国生产的常规，暂且带着对英国人来说批量太小、对法国人说来质量太差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构成德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提供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工人不得不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靠自己的农产品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占有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从工资中扣除的钱过活和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拥有住房的工人，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农村中一切灾难的唯一单方！①上述文字略作修改，差不多也是对日本、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期基本情景的描写。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更早时候，即在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条件下，就已进入过世界市场，而且曾经有过连续几百年的外贸顺差，也曾经吸引了世界一半左右的白银流入。甚至也有过一段时间，长江三角洲的丝绸与棉布大部分用于外销，珠江三角洲种植经济作物生产出口产品，甚至使用进口原料加工纺织品后卖到欧洲和美洲，换回白银等贵金属，这种贸易模式与今日的格局非常相似。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逐渐落后的趋势，并且最终被西方列强所挤垮（Andre Gunder Frank,1998；李伯重，2000）。巨额的白银流入，差不多是外汇储备强大而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强盛的更有说服力的一个先例。由此看来，我们的美国和欧洲朋友们大可不必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感到恐惧。
如果当年流入的白银被看作商品，那么中国的经常账户就处于平衡。但是，白银是当时的世界货币，被用于国际贸易的支付。更重要的是进入中国的白银变成了商品交换中介、税收支付工具、财富储藏手段，一句话，成为中国经济内生的货币。今日的不同在于，经常账户盈余必须靠资本账户和国家外汇储备来平衡。一部分是非政府部门的对外投资，一部分则属于央行或财政的对外投资，也称为储备的运用。两种金融资源都要回到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元主导的金融市场。近代中国的白银流入扩大了货币供给，满足了经济增长对交换手段的需要，当代贸易顺差经济体的外汇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内部的货币需要，即作为本国货币扩张的支撑和保证，特别是在动荡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背景之下更是如此。中国是最早发明纸币的国家，因而也是最早遭遇通货膨胀打击的国家，所以不得不退回到金属货币，因而在近代数百年时间里表现出对白银的严重依赖。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为了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为了稳定国内的货币体系，中国和东亚，甚至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则逐步形成了对外汇储备的巨大依赖。也许日本和德国并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经济和金融安全上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威胁，现阶段它们的资本管制已基本取消，但是由于其他原因，包括观念和文化的特殊性，其资本跨境转移事实上很不自由顺畅。
美元市场或美元主导的金融市场首先是美国地区的市场。美国之能吸引国际上的资本，最终是因为它有值得投资的资产，可能是公司股票或政府债券，也可能是房屋等不动产，还可能是各种权益等无形资产。遍布全球的美国商业实体自然导致一部分资金最终会回流美国，实际上美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中也有相当大比例是由美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生产的。但是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个人，显然也在美国发现了自身的某种机会和利益，而且常常是无法从其他地区获得替代性补偿的机会或利益。否则，源源不断流向美国的资金，早就会发生断流或逆转。
构成美国经济磁石般吸引力的东西，不再是一般的制造业，甚至也不是一般的服务业。真正占据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制高点的是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是创业投资和网络公司，是大学、实验室和医院，是媒体、出版商和体育俱乐部，是电影、电视剧和音乐，当然还有华尔街、芝加哥以及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的金融机构。凭借着这些条件和设施，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中心，它的经济也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强大和灵活，因而能够在全球所有市场体系，包括商品、技术、高级劳动力、资本、外汇、土地和房产市场等等，发挥根本性的影响。贸易入超和资本净流入，怎么会削减美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呢？很可能只是另一种有利条件。新的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世界分工。
只要看到现代经济的深层变化，我们观察、分析、评估所谓的储蓄不平衡就会有新的角度和方法。不仅外国学者，包括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都对该国的低储蓄率倍感担忧。然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储蓄和投资的概念迫切需要调整。依据传统的经济学，储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生成资本，从而被用于物质性投资，最终可以维持和扩大经济规模。但是今天的经济增长源泉，已经越来越不限于物质资本，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也就是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源的开发。然而，几百年来，以最精确的社会科学自居的骄傲的经济学，将这类人力资源开发的费用（也就是强化科技和文化的支出）大都归类为消费而不是储蓄和投资。以美国为例，家庭、企业和政府用于教育、培训、实习、自我学习、文化、科技、体育、保健以及探险旅游等等可以提高人的潜能的支出，广义的研发费用，远远超出了实物投资支出，不用说中国、印度、巴西这类发展中国家无法望其项背，就是欧洲、日本这些发达的经济体也难以与其相比。当然，这并不能否认实物投资的必要，同时并不能否认美国存在着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过度的物质性消费，而且更不能否认一定时候会因之而引发某种激烈的调整。但是，如果把各国的实物投资与提高人的能力与素质的支出相加后进行比较，我们也许会发现美国的综合投资率（姑且算作是新发明的概念）超过了中国的同口径数字。
美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走向衰落，前提是它不再是知识、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中心。到那时，今日习以为常的商品和资本的单向流动模型就会坍塌。迄今，我们还看不到多少这类症候。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历史和现实是，储蓄、资金甚至包括金融业本身在经济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和影响作用一直在持续地下降。正如100年前的资本家在今天几乎已经绝迹一样，50年前的银行也已经很难找得到了，甚至20年前的货币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消失了，至少电子化的程度已经使其无法同日而语。
放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经济起飞并不必然意味着会重复“先逆差、后顺差”的故事，虽然日本、中国和东亚“四小龙”都是如此，但是印度就很不一样。中国获得持续十几年的国际收支顺差，而且是规模越来越大、一时看不到尽头的经常和资本账户双顺差，其内部的原因似乎更为重要。
在讨论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时，中国受到许多指责。最常见的说法是，中国通过操纵汇率发放补贴，使自己在对外贸易中获取了一种额外的优势。这在20多年的时间里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中国的外贸增长确实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在最近十几年里，中国的贸易条件一直在恶化，出口价格指数持续地低于进口价格指数。弥补这个巨大缺口的东西，首先是改革开放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效益，同时也来自于要素价格低估所产生的红利，就是工人的低收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而且不能不提到的是，由于将近60%的出口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又由于一半左右的出口是加工贸易形成的，如果说这种贸易顺差能带来利益，那么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外来投资者和外部经济。当然这并不等于否认中国自己也从中获得多方面好处。
另一种流行的批评是说中国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足。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5%左右，住房、交通、电信、旅游等等服务消费也达到每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特别是1998年以来，在一般消费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房屋竣工面积平均每年增长12%左右，私人汽车平均每年增长30%左右，移动电话50%左右，在校大学生20%左右。更能说明全局性状况的是，经济体系中存货增加这个指标，数额越来越小了。这充分证明，高速增长着的生产规模，是与同样高速扩张着的投资和消费规模相一致的。然而，中国经济中的消费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合理问题，而且相应地也存在着严重的生产和投资结构不合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占全部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速度长期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二是城镇居民的非物质性消费增长不够正常；三是普遍的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离开这种结构分析，笼统地提倡扩大消费，可能会导致更盲目的物品消费至上主义，造成更大的资源环境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已经超过一百年，即使从1950年开始计算，到2000年底也有半个世纪之久。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相比，地区差别、市场差别早该进入逐步缩小的阶段，服务业增长速度早该赶上和超过工业的增长速度，公益事业早该和商业活动并驾齐驱，自主创新早该在生产力提升中扮演重要角色。之所以严重偏离常态，主要原因是独特的增长方式，异乎寻常的体制背景，以及相关的各方面政策。如果说与外部世界也不无关系，那么特殊的利用外资环境、外贸发展条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来自东亚特别是港台地区的客商，在沿海地区投资建立起许许多多的加工出口企业，在他们的示范影响下，许多国内的企业家也将目光投向国外，形成了庞大的出口制造产业，向全世界供应低附加价值的消费品和投资品。这种外向型经济形态，必然地导致贸易顺差格局，只不过在早期阶段由于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而没有那么突出地显露出来。整个经济体系对于这种外向型经济形成了巨大的依赖，国内经济部门相对于涉外经济部门逐渐趋于落后，资源配置产生了严重问题。情况之所以更进一步恶化，是因为生产要素价格事实上被冻结了，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外来工工资，如同资金利率和汇率一样在长达1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多少合乎规律的上升。这使得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号召，落实起来非常缓慢（郭树清，2005）。当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仍然在零地价招商引进普通制造业，当中西部仍然有大批农民工涌入广东和福建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当北京、天津周边仍然被无数的小钢铁、小水泥、小矿山所包围，我们的忧虑越来越超过了曾经有过的欣喜。
国际收支不平衡很早就开始反映出国内经济的不平衡。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一开始，我国就进入了一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状态。由于长期存在着外汇迷信和特殊的资本外逃，这种双顺差格局表现得十分温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甚至差一点逆转。国际收支顺差无疑有利有弊。然而问题在于，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愿意夸大其利而回避其弊。五年前，如果有人说国际收支顺差过大也是一种不平衡，那他甚至会遇到非常怀疑与不屑的眼光。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在国际上金融危机频发且外部政治环境又不那么稳定的时候，贸易和资本项目顺差及其带来的高额外汇储备受到由衷的欢迎，并不是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情。贸易摩擦的增加使我们感到困惑，外汇储备收益损失的讨论使我们陷入深思，最后，基础货币无限制的扩张，即所谓流动性过多使我们有所警醒。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国际收支状态妨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长久地拖延了产业调整升级（郭树清，2005）。事实证明，要改变对外商投资的过度优惠（即所谓“超国民待遇”），贯彻执行法律规定的劳动保护条款，制定并实施国家和地方的土地利用规划，使利率和汇率增加一点灵活性，上述每一件事都不那么容易。困难在于，这些不合理的存在竟然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开放”、“发展”以及“扩大就业”等等吓人吓己的桂冠。
汇率问题无疑是过去一个时期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热点问题，从巴塞尔到达沃斯，从中美双边会谈到七国财长会议，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代表一直在呼吁中国调整或放开人民币汇率，以实现贸易平衡。然而，以为自由的汇率机制可以自动促进商品进出口平衡，完全是一种理想的自由主义式幻想。德国、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本币对美元升值约200%之后，两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格局至今也没有改变。之后的新加坡、韩国、我国台湾及泰国等经济体的经验，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相同的事实。除了后进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低廉之外，汇率本身就是双刃剑，当其使出口品变得昂贵的同时，它也会使进口品变得便宜，在进出口高度关联，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再出口”性质鲜明的经济中，汇率上升对于贸易平衡只能起到微弱的作用。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成为降低汇率改革重要性及紧迫性的理由。
作为开放经济体系中基本的经济参数，汇率对于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甚至地区经济结构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当沿海地区生产什么产品都能出口，出口什么产品都能赚钱的时候，外贸模式转变和经济增长向中西部扩散就只能停留在人们的愿望和言谈之中。还有一种臆造的因果联系，不少人相信汇率升值后许多企业会倒闭，失业率会迅速升高。其实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很大部分会自己相互抵消，如果发生一些企业的关停并转，那正是我们期望的结构调整，以中国极广阔的内地纵深和远没有拉展开的产业链来承接这种调整，总的非农就业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真正有一部分低端产业离开中国而转移到更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仅不会影响总的就业水平，而且必定会有助于改善资源和环境。至于所谓本币升值必然会导致泡沫经济，也只是简单依据日本经验做出的猜测，上世纪中后期升值幅度同样很大的德国与新加坡就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例证。
资本流动确实是汇率形成的一个独立的决定因素，但是，其影响程度与经济体的规模成反比。从长期来看，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随着经济成长持续到一定时候，市场汇率总会逐步趋近于购买力平价，并最终在其左右波动。在此前提下，本币是否升值及升值多少还取决于实际的消费价格上涨水平，也就是说汇率上升幅度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韩国、泰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名义汇率之所以没有明显上升，主要是因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历史数据也支持着这个结论。这里必须强调“实际的消费价格水平”，因为在新兴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类似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中，服务价格指数普遍存在着低估（郭树清，1992），例如住房、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真实的费用与名义的支出相差很大，其原因十分复杂，有价格双轨或多轨的制度安排，有变相收费、补贴等特殊做法，还有红包、礼品等替代形式。
在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投资、信贷扩张日益难以遏制的情况下，几年前我们担心的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威胁，有可能踏着同一步伐并排走来。现实呼吁着更有效的调控措施。减少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开始成为政策目标，尽管困难重重，过去一年已见到某种超出预期的成效。2006年，全部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上升4%以上，超过了进口价格指数约一个百分点，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贸易条件改善的状况。最有典型意义的是纺织业，产出增长20%以上，出口价格增长10.4%，劳动生产率增长16%，与此同时，就业人数增长3.9%，而且内销比率继续上升一个百分点，达到了75%左右。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最有效的是，汇率上升、出口退税减少、工资水平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增加，特别是工资费用增加，历来为经济学家所警惕。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工资扭曲是造成经济结构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在真正威胁到国内就业和出口竞争力之前，中国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外来工的工资水平（以及必要和合理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且其效应总体上应该是积极的。但是，这种调整的前提条件是通货膨胀处于可控状态，资产泡沫也不能达到极易破裂且破裂后会对实体经济形成巨大伤害的程度。扩大内需无疑应当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的基本方针，不过中国可能需要尽力避免复制美国的消费模式，因为那会引起真正的难以克服的全球资源、环境不平衡。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内部不平衡与外部不平衡虽然有着许许多多的联系，但是它们的性质却相差甚远。两种不平衡不能混为一谈。所谓的世界经济失衡并不会产生国际上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所担心的灾难性后果，至于“美国经济已经被彻底削弱”的说法更属于牵强附会。美国仍然是第一制造业大国，而且更是知识产业最强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拖延升级，它最终会在某个时点上停滞下来，从而对自身和全球带来很显著的非积极影响。经济史学家们至今仍然在争论，究竟为什么中国和欧洲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出现了衰落与兴起的交叉。一种解释说，是因为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思想、科学、文化得到巨大解放；一种解释说，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太丰富，所以不需要采用能够大量替代劳动力的机器。不管哪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我们都应当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无论如何，中国都不应该再一次与现代化失之交臂。
注释：
①参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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