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期章太炎变法思想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戊戌变法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时期，章太炎通过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深刻思考，提出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变法主张。过去，史学界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仅仅当作康有为思想的一个翻版来看待，[1]这种看法有不妥之处，因此，笔者认为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讨。
一
戊戌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一个最重要变法主张，即是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政体制为参照系，在中国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专制政体的全新的君宪政体。民权、议院、宪政，是他们孜孜追求的奋斗目标[2]。然而，作为维新派健将之一的章太炎，其变法思想体系的构建，却首先是对维新派这一最重要的变法主张进行批判而展开的。章氏认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太激进了，犯有“猝暴”之病。[3]在举世若狂将设议院、致宪政当作拯救中国不二法门的历史年代里，章氏公然声称当时中国的变法“不可苟效宪政而迎致之”[4]，与时代思潮大唱反调，反对设议院、致宪政的政治主张构成了这一时期章太炎变法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宪政体制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是将“民众参与”纳入到政治运行机制中去，“参与”通常是由国家公民通过投票方式获得实现的。但是，由于社会规模的庞大、政治运作的复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事事都要通过国家公民的直接参与来决定，因此，宪政国家一般都是通过“议院制”这种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民众参与”的。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设议院、致宪政的政治主张，其目的即是要将“民众参与”纳入到中国政治运行机制中去，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君宪政体。这一时期，章氏虽然也非常赞赏西方的宪政政制，并将宪政政制当作最公平的政体大加赞美，[5]但在章氏看来，如果中国在变法之初即将“民众参与”纳入到政治运行机制中去，是不适时宜的，这样不但不能促进中国政治的革新，反而还会引起混乱。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均奉行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钳语烧书、坑杀学士”，造成了国人对政治的普遍麻木，“皋门有政，庶人所不议，疆易有事，乡校所不闻，虽有豪杰，不在官位，则娓娓无所长短”，[6]广大国民几千年来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中国没有“民众参与”的传统。从现实来看，当时虽然出现了一股强烈要求维新变法的浪潮，但章氏认为那仍不过是一个部分人的愿望，广大普通国民仍旧处在未觉醒的蒙昧状态。章氏云：“中国自互市以来，更岁五十而赢矣，召彼故老而询之开矿治道，犹愀然以为伤地脉，其他曲制时举，有造于二十二行省，独不利于数万千人者，握觚而不可计也，是其难行也，又非直伤地脉之比也。”[7]广大普通国民连“开矿治道”等一些枝节变革都不会赞同，如果将“民众参与”纳入到政治运行机制中去，那么，政治变革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即使通过“议院制”这种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民众参与”，章氏认为当时的中国也不可行。章氏通过对社会精英层的考察，认为当时中国虽然拥有四亿多人口，但是由于教育落后，知识分子占国民的比率非常小，据章氏估算，当时全国受过教育的所谓“知文义”的读书人“上逮举贡，下至学官弟子”，大约只有60万人左右[8]，并且，这些社会精英又主要是由传统的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多尚“拘于成俗”，[9]真正能理解、赞同变法的为数甚寥。如果将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于社会精英层，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进行选举，组成议院，那么，那些被国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一定仍多是“守故之士”。[10]以主要是“守故之士”组成的“议院”来议决国家大政的革新，在章氏看来不但不可能获致“参与”的实现，反而还会使中国政治陷入“噂沓纷起”[11]的混乱局面，只会导致中国政治的更新“益濡缓无期会”，[12]从而延误中国政治革新的时机。
章太炎反对设议院、致宪政的政治主张，还与他的历史观紧密关联。章氏认为人类在其演化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各个种族在其形成过程中，由于他们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同，婚姻制度的差异以及风俗语言的不同等，便越来越使自己带上不同于其它种族的独特特点，人类历史虽然是变化发展的，但“变不斗绝”，[13]有着一贯的连续性，要受到自身发展的特殊内在规律制约。这一时期，章氏虽然也讲“三统”，但他认为“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14]在此章氏特别强调了“一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章氏又云：“昔墨子之作经，履端而道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今之国命，亦杂大小故而已。”[15]与强调“一贯”相联的，是对“故”（传统）的尊重。由于宪政政制属于西方政治系属，同中国政治传统相距甚远，现在如果人为斩断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将西方政治架构从旁楔入，便违反了章氏所强调的“一贯”原则，并导致了对“故”（传统）的彻底分离。从这一历史观出发，章氏还对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过一番考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文质迭变”是在相互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三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变化发展也莫不如此：“汉因于秦，唐因于周、隋，宋因于周，因之，日以其法为金锡，而已形范之，或益而宜，或损而宜，损益日变。因之曰不变。”[16]由此，进行政治革新，就只能在尊重传统（“故”）的基础之上进行“损益”，以维护政治发展的“一贯”原则，如果将设议院、致宪政确立为变法的行动纲领，在章氏看来便无异于是“行未三十里而责其行百里”，揠苗助长，必致无功。
二
维新派将“民众参与”纳入到政治运行机制中去，主张设议院、致宪政，目的是想对君权施以一定限制，削弱君权。与此相反，章太炎由于特别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内在逻辑，强调“一贯”，尊重“故”（传统），所以，章氏便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带上了浓厚的温和色彩，并同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派新截然不同。这一时期，章太炎不仅反对削弱君权，反而主张扩大君权，主张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君权来实现中国政治的更新，这构成了章氏变法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的诸种因素之外，章氏还将政治革新的效率提高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时期，他曾比较研究过拿破仑时代英、法两国的政体，指出：“昔者欧洲十有八周之世，严刑厚敛，民无所聊赖。拿破仑出而更之，播及邻国，皆厥角稽首，若弟子之受命于先师，非甚难也。然而英吉利之更制也，米入不征，则老农阻之；宽假傭保，则厂主阻之；禁奴黑人，则豪右阻之；免他国商税，则大驵阻之；讦讼三十年，然后大定。”[17]在章氏看来法国拿破仑式的帝制比之英国式的宪政政制，其政治运作的效率显然要高得多。为了保证政治革新的效率，使变法得以雷厉风行地推行，章氏认为中国只能仿效法国式的帝制，将政治革新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拿破仑式的英明君主身上。章氏云：“政平而无威，则不行”，[18]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成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最大政治追求；“古之持大命者，不决于墨色，不诹于外朝，盱衡厉色而定其事，”[19]为了保证政治革新的效率，章氏甚至提出赋予领导变法的君主以独揽的权力。
虽然如此，但章氏并没有给他所设计的政治权威打开通向无限权力的大门，他并不赞同“极权主义”，在他主张加强君权的同时，还提出了“循法”的要求，要求领导变法的权威君主遵循法治的轨道进行政治的运作，“以宪度而为治本，”[20]成为一个“儒法之君”。[21]这一时期，章氏还特别欣赏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主张设立一个独立的“刑官”监督君权，“刑官独与政府抗衡，苟付于辟，虽人主得行其罚。”[22]如果说民权、议院、宪政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追求的理想的话，那么权威、效率、法治则成了这一时期章太炎追求的目标，他们之间变法思想的歧异是不难一目了然的。
既然不可将西方的宪政政制当作中国进行变法的参照系，那么，章氏所设计的权威君主应该怎样来领导进行变法、实现中国政制的更新呢？由于他拒斥了将西方宪政政制当作参照系的选择路向，所以，就决定了章氏只能在传统政制的范围内寻找出路。为此，章氏将中国历史分为逻辑意义上的“太古”与“近古”两个时期，他认为“近古曰古，太古曰新，綦文理于新，不能无因近古”，[23]译成现代语，意思即是说“近古”的典章、文物对于时人来说是耳熟目详的，有很多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显得陈旧过时了，是“古”；但“太古”的典章、文物对时人来说却是陌生的，反而是“新”，要变法维新，就只能在“因”于“近古”的基础之上，将“太古”确立为变法的参照系，变“近古”之“法”，复“太古”之“新”。这一主张意指在继承“近古”进行变法时，要以“太古”的价值、符号作为政治革新的参照系，从而为政治的更新提供新的活力，并不是要让历史倒退到“太古”去，这一点，我们从这一时期章氏对墨翟、李斯变法主张的激烈批评中可以得到反证。墨翟、李斯曾分别打着“师禹誓”、“法泰皇”的旗号进行变法，想完全归复禹夏或泰皇旧制，章氏认为这种完全复古的做法只能收到“害新”的结果。[24]是不可取的。正是由于这样，章氏君权变法的主张虽然显得非常温和，但它却使章氏的变法思想，染上了浓厚的与时俱进的色彩，有着指向未来的无限张力。
三
章太炎曾说过：“今夫民主，至公也”，[25]这一时期他也是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政制看成是最为理想的政治模式。当时他虽然极力反对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设议院、致宪政的政治主张，但他又认为：“议院者，定法之后之所尚，而非取于法之始变也，”[26]他并不反对最终在中国确立宪政政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章太炎追求建立一个政治权威，其目的仍是为最终在中国建立宪政政制铺平道路，他只是将它当作建立宪政政制的准备而提倡的。因此，他所规设的政治权威在领导进行变法时便肩负着双重任务，即：一方面他要遵循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内在逻辑对传统政制作适时的变革，另一方面他又肩负着为最终在中国建立宪政政制作好准备的重任。在设议院、致宪政上，他只不过是比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要滞后一点，其最终趋向两者在根本上仍是一致的。章氏认为在建立宪政政制的基础没有打好之前便冒然建立宪政政制，便是一种“猝暴”之举，容易使变法大业夭折，只有等到实施宪政的条件成熟了，才可不失时机地“因其几而导之入”，[27]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政制。在这一准备阶段对国人进行启蒙、训练国人的“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将是摆在领导变法的政治权威面前的一个至为重要的课题，这构成了这一时期章太炎变法思想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怎样对国民进行启蒙，从而训练国人的“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呢？章氏提出下面三个主张：
1.立学会。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最大缺限，即是广大普通国民不参与国家政治，当然，这主要是由传统的专制制度造成的。章氏认为中国的“卷勇股肱之力，经营取画之智，不及俄罗斯；居奇操赢，使天下敛袂，不及英吉利；弭兵善邻，折冲樽俎，不及美利坚”，并不是中国的“六艺之学，四术之数，无益于生民”，而是由中国人民“不能合群”所导致的。因此，他大声疾呼：“处农就田野，处商就市井，处工就官府，处士就闲燕”，按照职业分途，广立各种学会，“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28]，从而培育国人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
2.建学堂。当时国家主要是靠科举取士，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僵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了，章氏认为：“科举制则不可以得人才，”[29]主张立即废除科举制度，代之以新式学堂，为国家培育新式人才。他建议在新式学堂里应主要开设四科：“一曰政治，再曰法令，三曰武备。四曰工艺”。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也曾开设过一些新式学堂，但它主要是以“算术、化、重为臬极”，章氏认为以这些学堂培育出来的人才来参与对国家的管理是很难胜任的。“政治之学不修，使僝功审曲者议之，其势将妄凿垣墙而植葭苇。”[30]章氏将政治、法令当作新式学堂的主要课程来修习，其目的是为未来实行宪政培育政治管理人才，这与洋务派开办新学堂的宗旨是完全不一样的。“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31]显然，章氏主张建立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制度，为国家培育新式人才，目的非常明确，是直接为未来的宪政大业服务的。
3.广宣传。为了消除国民对变法的抵拒心理，章氏这一时期还特别重视宣传媒体的作用。“民不知变，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他认为凡是益于开启民智、消除国人阻碍变法心理的中西典籍与中西史事，均可以作为素材，通过宣传媒体对国人进行教育。关于宣传的手段，章氏认为应该是灵活多样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或道今、或喻古。“故合中西之言以喻民，斯犹慈石之引铁，与树之相靡而近也。”[32]章氏确信如果能够切实做好对广大国民的启蒙工作，最终是完全可以扫除国人对变法的抵拒心理，从而顺利地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政制的。
四
在历次外患冲击之下，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渐渐形成了两条对立的政治思潮：一种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政政制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政制作一次全面革新，在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君宪政体，这种政治主张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而为维新派接受，并将其化作戊戌变法的行动纲领；另一种则主张继续在传统政制的范围内寻找出路，顽固地维护“中体”，洋务派、顽固派持此主张。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的政治主张介于二者之间，独具特色：他虽然主张在传统政制范围内寻找出路，但他并不顽固地维护“中体”，最终他还是将自己汇入到宪政政制的洪流中去，这使他同顽固派、洋务派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他虽然主张最终要在中国建立宪政政制，但他却指出当时只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其反对设议院、致宪政的劲头同顽固派、洋务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理论上也更加富于挑战性。这一时期康有为是维新派的灵魂，他的变法思想成了维新派的群体意识，而章太炎当时并没有接受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所以，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看作康有为思想的一个翻版是错误的。这一时期章氏的变法主张同维新派是极然相歧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将这一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视作主流的话，那么，章太炎充其量只能算得上维新派的支流，当时他只是作为“偏师”在为维新运动摇旗呐喊。
综观戊戌时期章太炎的变法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它有以下几点特色：第一，章氏反对维新派主流将设议院、致宪政确立为政治行动纲领，认为中国的变法不能脱离本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维护历史发展的一贯连续性，这较之主流派的思想要温和得多，在理论上它同传统的“因革损益”论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这说明这一时期章氏仍然未能脱离传统政治思想的窠臼。第二，章氏通过对本国历史及现状的考察，主张中国在实行宪政条件还未成熟之前，应有一个权威政治的过渡时期，这种思想虽然明显落后于时代思潮，但它在理论表征上却更富理性色彩，这与稍后年代孙中山提出的“训政”思想及梁启超提倡的“开明专制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面实凝结着一个哲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深沉思考。
既如上述，论者也许会问：既然章氏戊戌时期在政治上持温和的渐进立场，那么，为什么到辛亥时期章氏却成了一个鼓吹建立民主政治的健将，成了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章氏戊戌时期的变法思想对其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笔者以为章氏戊戌时期的变法思想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对中国政治进行思考的思路。辛亥时期章氏虽然极力鼓吹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但他所创设的民主政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制是截然有别的。辛亥时期，章氏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既不同于法、又不同于美的独特。“第三种”民主，[33]他的创设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历史本身的内在逻辑，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贯连续性，可以说，章氏辛亥时期的政治革新主张是直接承继他戊戌时期的思想而来，其内在精神是相一致的。至于章氏从一个对满清政府寄于厚望的温和的政治改革者，最终转变成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则主要是由种族问题引起的。戊戌时期章氏即发出过激烈的“排满革命”呼声，[34]，但由于当时章氏害怕揭起“种族革命”大旗、推翻满清王朝统治，会引起中国政治秩序的混乱，反而会阻碍中国政治革新的时机，所以，当时章氏便将他的“革命”思想压抑在心底，主张“以革政挽革命”。[35]1900年以后，由于章氏对满清王朝的统治彻底绝望，他才迅速将自己汇入到20世纪初的滚滚革命洪流中去，主张在推翻满清王朝以后再由新政权来领导中国政治的革新。这种转变仅仅关涉到“由谁来掌握政权”这一政治立场的趋附，并没有改变章氏所坚持的温和地进行政治革新的基本思路。
注释：
[1]参阅赵金钰《论章炳麟的政治思想》，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唐文权《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载《中国哲学》第三辑。
[2]见《戊戌变法》二，第176、194页。
[3]《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4]《章太炎年谱长编》（上），第87页，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5]如这一时期章太炎曾说过：“今夫民主，至公也”（见《变法箴言》）。
[6]《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7]《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9]《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答学究》。
[10]《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訄书》（初刻本），《尊荀》。
[14]《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15]《訄书》（初刻本），《播种》。
[16]《訄书》（初刻本），《尊荀》。
[17]《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訄书》（初刻本），《平等难》。
[19]《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訄书》（初刻本），《商鞅》。
[21]《訄书》（初刻本），《儒法》。
[22]《訄书》（初刻本），《刑官》。
[23]《訄书》（初刻本），《尊荀》。
[24]《訄书》（初刻本），《尊荀》。
[25]《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26]《訄书》（初刻本）：《明群》，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7]《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28]《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29]《訄书》（初刻本），《官统》。
[30]《訄书》（初刻本），《改学》。
[31]《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32]《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变法箴言》，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33]《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大共和日报发刊辞》。
[34]《訄书》（初刻本），《原人》。
[35]《章太炎政论选集》（上）：《论学会有犬益于黄人亟宜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