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术界论文,新中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西方学术界就开始对这一政策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有关学术著作更是纷纷问世。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美国薛君度的《中国外交关系》（Chuntu Hsueh，ed.，Dimensio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7.），澳大利亚约瑟夫·凯米莱里的《中国外交政策：毛主义时期及其以后》（Joseph Camilleri，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Maoist Era and Aftermath.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0.），美国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4：The People's Republic，Part 1：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加拿大罗纳德·凯斯的《周恩来的外交》（Ronald C.Keith，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1989.），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充分利用俄罗斯和中国出版的最新研究资料包括外交文件集、外交档案和外交回忆录，并与中国学术界加强交流与联系。因此，在“一边倒”政策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上每年都有专著问世，如：美国托马斯·罗宾逊和大卫·沙姆鲍尔的《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Thomas W.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ed.，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美国邵国康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建立》（Shao Kuokang，Zhou Enlai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美国麦克法夸尔的《中国政治：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Roderrick MacFarquhar，ed.，The Politics of China：The Eras of Mao and De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英国熊·布思林的《强人传略：毛泽东》（Shaun Breslin，Profiles in Powers：Mao.Harlow：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1998.），新西兰张勇进的《1949年以来处于国际社会中的中国》（Zhang Yongji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英国理查·路易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Richard Louis Edmonds，ed.，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50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美国陈健的《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加拿大齐慕实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文献简史》（Timothy Cheek，Mao Zedong and China's Revolutions：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Boston and New York：Bedford/St.Martin's，2002.），美国刘国力的《处于转变中的中国外交政策》（Guoli Liu，ed.，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4.），等等。此外，西方学术界近年来还不时发表一些论文甚至组织专题讨论会，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探讨。
（一）关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原因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者在分析“一边倒”政策的成因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观点：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东西方冷战开始形成，“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美苏都力图将中国纳入自己的营垒。因此，新中国很难采取“中立”或“不结盟”的外交立场。第二，中共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都信奉共产主义。因此，新中国在外交上必然会“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有的学者还认为，“意识形态”是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决定性因素。第三，新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建设都急需外援。尤其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新中国亟须保护。但当时唯一能够提供援助与保护的国家是苏联。多数学者还认为，“国家安全”才是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决定性因素。第四，中苏两国边界漫长，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新中国需要背靠苏联，获得来自苏联的军事保护。第五，从现代中国革命经验来看，苏联长期支持中共革命事业，而美国始终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孙中山40年革命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28年革命经验“教给”新中国要“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注：参阅：1.Chuntu Hsueh，ed.，Dimensio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7.pp.44～49.2.Joseph Camilleri，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Maoist Era and Aftermath.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0.pp.48～49.3.John King Fairbank，China Watch.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p.126.4.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4：The People's Republic，Part 1，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264～270.5.Ronald C.Keith，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1989.pp.33～39.）
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1.对西方学术界多年流行的一些传统观点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
（1）关于“国家安全”因素所起的作用。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仍认为“国家安全”是实行“一边倒”政策的重要原因。陈健认为，新中国之所以“一边倒”，原因之一是中共领导人当时已经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随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领导人便极为关注美国是否即将干涉中国革命事业。虽然美军在内战后期并未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但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仍然相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仍然基本上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当成他们的危险敌人；“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眼里，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具有军事干涉中国的可能性，所以中国有必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盟”。[1]熊·布思林亦指出：“毛泽东觉得新中国没有选择的余地”。新中国当时被美国及其盟友所包围，“外交上与非共产主义国家隔绝”。由于“感觉到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美国似乎是新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革命最大的威胁”，同时“国内稳定也不能得到保障”。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共在外交上不能冒“不结盟”的风险，只能“倒向苏联”。[2]邵国康说道，“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物质上的援助，（新中国）要想抵御美国可能进行的军事干预”，则非常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与苏联结盟是“最现实主义的选择”。虽然中苏在意识形态上都信奉共产主义，但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因素在中共领导人制订外交政策时最后还是起了“决定性”作用。[3]但是，也有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都同样重要，这两者都是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重要因素。[1]（p.7）
（2）关于“意识形态”因素所起的作用。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仍认为“意识形态”亦是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重要原因。澳大利亚的泰伟斯指出：新中国建国初，只有苏联才能够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所以，新中国倒向了苏联，以获取这种援助。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意识形态上长期与苏联一致”，如都致力于“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运动”。[4]陈健指出：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要依附以苏联为首的国际“进步力量”这一长期革命政策亦有关系。1945年以后，中共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战后世界分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中共领导人当时则把中国革命看成是属于苏联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显然与他们对战后世界格局的上述这一看法是一致的”。陈健尤其强调“意识形态”对新中国外交政策“明显的”作用：新中国实行“一边倒”，从政治上来看，实际上“意味着既与苏联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盟，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新中国后来与苏联关系恶化，亦与“意识形态”因素有关系；正因为“意识形态”方面有着严重分歧，所以中苏关系逐步恶化。[1]（P.7）
（3）关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所产生的作用。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即从1949至1950年，美国与新中国存在着和解的可能，因为中共领导人当时考虑过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始终不放弃对蒋介石政权的扶持，始终不放弃其反共立场，从而直接导致新中国最后倒向苏联。因此，美国当时“失掉了一次与新中国和解的机会”。[1]（p.38）9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仍然持上述看法。英国的艾伦·罗任斯指出：新中国建国初，美国政府并不愿意与中共建立经济关系，人们现在相信杜鲁门政府当时“失去了中国”。[5]澳大利亚的马克林等人亦指出：“苏联同意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美国始终对新中国持敌对态度。”所以，中共最终选择了“一边倒”政策。[6]张勇进亦指出：美国在内战时期采取“扶蒋压共政策”，之后对共产主义中国进行“遏制”，甚至有可能进行军事干预。所以，中共才决定“一边倒”，并不是中共的“一边倒”政策扼杀了它同美国及西方盟国当时建立建设性关系的可能性。[7]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这些学者承认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对“一边倒”政策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认为如果1949～1950年美国政府放弃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扶持，那么中美之间就一定能够和解。美国的陈健和密歇尔·圣等人认为，1948～1950年中共与美国之间几乎不可能“和解”。因为明显的政治差异（“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毛泽东对新中国安全的考虑、华盛顿政府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中共对一系列摩擦事件尤其是华德事件的处理以及毛泽东改造中国的伟大计划和中国革命的目标（“改造旧中国和摧毁旧世界”）等等，这些因素一起产生了作用，决定1948～1950年“中共与美国之间几乎不可能和解”。[8]
2.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1）毛泽东具有“为中国革命创造新的动力”从而“继续革命”的决心。陈健认为，在分析“一边倒”政策成因时必须考察当时特定的思想背景：毛泽东有着“为中国革命创造新的动力”从而“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改造旧中国和摧毁旧世界”，将中国变成彻底公平与平等的国家，同时，在世界上作为范例，向其他被压迫的民族提供中国的革命经验，使中国重新建立“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因此，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范围胜利之际，毛泽东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使当时革命不失去动力，他决心“为中国革命创造新的动力”，从而“继续革命”，“摧毁旧世界”。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当时共产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榜样。所以，毛泽东在“创造新的动力”、“继续革命”时，不得不以苏联作为榜样，倒向苏联阵营。毛泽东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项对外基本方针，目的基本上是“为中国革命创造新的动力”。[1]（p.52）（2）毛泽东更加信赖苏联。美国的李费贡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更加信赖苏联，认为苏联模式已经帮助苏联由一个落后、半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毛泽东更加主张新中国“一边倒”。[9]（3）中共希望苏联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问题上做些让步。英国的艾伦·亨特和美国约翰·塞克斯滕指出：除了战后“两大阵营”的国际格局、美国的军事威胁、渴望苏联经济和技术援助、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向苏联学习等因素以外，还有中苏边境地区问题影响建国初中共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目的之一是“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也期望苏联做些让步”。[10]（4）建国前夕，中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美国的克雷格·代垂齐认为，1948和1949年中美之间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尤其是1948年底中共没收沈阳美国领事馆电台及封锁美领事馆、隔离美领事馆人员，也促使中共实行“一边倒”政策。[11]陈健亦指出，中共对一些事件诸如华德事件的处理，其结果是加深了双方的怀疑与敌意，最终促使中共“一边倒”。[1]（p.48）
（二）关于“一边倒”政策的内涵
90年代以前，不少西方学者将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内涵简单化，亦即将“一边倒”简单地理解为“倒向苏联”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注：参阅：1.Chuntu Hsueh，ed.，Dimensio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7.pp.44～49.2.Thomas W.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ed.，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30～44.）但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共“一边倒”政策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
1.“一边倒”政策，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
西方学者认为，新中国“一边倒”政策，虽然主张要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但是首先是要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陈健在阐述“一边倒”政策内涵时认为，毛泽东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当时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时，把“联合苏联”和“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摆到了首位。陈健还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毛泽东看来，“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可能要进行军事干预，使得新中国要联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p.50）
2.新中国对外虽然“一边倒”，但是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西方学者认为，新中国虽然“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尤其是中苏关系上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原则。熊·布思林指出：建国初，“毛泽东认为，苏联不应将其观点和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身上。”[2]（p.146）加拿大的齐慕实亦指出：“毛泽东并不是斯大林或苏联的傀儡。”正因此，中苏关系1960年出现了严重的破裂。[12]泰伟斯亦指出：“毛泽东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使得他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明确宣布不能让苏联控制中共内部事务。”建国后，“中共领导人的自信心与日俱增”，外交上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4]（pp.15～10）
3.新中国虽然“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但是并不排除与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西方学者认为，新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并不排除要与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陈健认为，1949～1950年间，毛泽东并没有排除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只是反复强调全党要尽力与苏联进行战略合作，而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则“没有被放到优先地位”。[1]（p.41）李费贡也指出，这一时期，毛泽东虽然主张“倒向苏联”，但是“并不希望切断同西方国家的所有联系”。相反，毛泽东主张，新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9]（p.91）
（三）关于“一边倒”政策的评价
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在如何评价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其主要观点如下：
1.关于“一边倒”政策在当时是否是合理的选择
90年代以前，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现实主义”或合理的选择。（注：参阅：1.Joseph Camillerl.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Maoist Era and Aftermath.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0.pp.48～49.2.Gerald Segal，ed.，The China Factor：Peking and the Superpowers.New York：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Inc，1982.pp.19～25.）90年代以后，多数西方学者仍然坚持上述观点。但是，亦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美国的约翰·加夫认为，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初，毛泽东可以选择与美国发展正常关系。因为当时杜鲁门政府想阻止新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属国”，也想避免美国与新中国对抗。杜鲁门政府试图将新中国变成“中国的铁托”，使中国脱离苏联阵营。如果毛泽东不选择“一边倒”，而在苏美之间定好自己的位置，那么新中国也许能从美国那里“获取重要援助”。[13]英国的杰克·格瑞亦指出，新中国建国初在外交上可以选择“走独立的中间道路”。[14]然而，陈健对此提出质疑：毛泽东不选择“一边倒”的这种假设并不符合当时中共的实际情况。况且，“倘若毛泽东的中国采纳了铁托主义，那么中国从苏联获取物质援助的希望就会破灭。”[15]另外，针对杰克·格瑞的上述看法，熊·布思林亦提出质疑：“毛泽东觉得新中国没有选择的余地”。“走独立的中间道路”，“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新中国建国初被美国及其盟友所包围，“外交上与非共产主义国家隔绝”。由于“感觉到来自外部严重的威胁”，“国内稳定也不能得到保障”，所以，毛泽东认为他们不能冒“不结盟”的风险，“一边倒”当时意味着新中国只能“倒向苏联”。[2]（p.150）
2.关于“一边倒”政策对新中国的积极影响
90年代以前，大多数西方学者仅仅理解为，这一政策在当时直接导致了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条约的签订，使新中国不仅得到了来自苏联的军事保护，而且得到了来自苏联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一些援助。（注：参阅：1.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Hwang，China Under Threat：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pp.34～39.2.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4：The People's Republic，Part 1：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70.3.John King Fairbank.China Watch.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26.）西方学者当时的这些评价虽然符合实际情况，但是过于简单与片面。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多角度和多层次进行了探讨，认为“一边倒”政策对新中国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1）新中国国家安全得到了保障。西方学者仍然认为“一边倒”政策有助于保障新中国的安全，陈健[1]（p.53）、罗德明就持这样的观点。[16]（2）新中国经济建设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与支持。西方学者仍然认为“一边倒”政策有助于促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熊·布思林指出：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中苏条约签订，使中国不仅得到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而且还能得到来自苏联的经济财政支持。[2]（p.149）美国的白大卫进一步指出：“在中苏结盟时期，苏联和东欧帮助过中国经济和国防工业发展，而苏联当时的这些帮助至今仍然对中国政治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17]（3）推动了中国国内革命事业的发展。陈健认为，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不仅使苏联向新中国提供了巨额贷款和物质技术援助，帮助了新中国的经济重建，而且促进了中国国内革命事业的发展。由于国际上有苏联做后盾，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在国内更有力量来“消灭旧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遗产”，并“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有助于中共应对“来自国内外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威胁”。[1]（p.62）（4）有助于中共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上“采用苏联模式”。美国的卢西恩·派伊指出：中共对外“一边倒”与其国内主张“向苏联学习”是“一致的”，中共从“一五计划”到运用“单位”来控制城市人口，都采用“苏联模式”。[18]泰伟斯亦指出：中共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也促使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采用苏联模式”。如“政府机构”、“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现代军事技术”、“政策与方法”等等，都模仿了苏联。中共领导人当时之所以如此地“采用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其在外交上“一边倒”。[4]（pp.15～16）（5）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陈健认为，中共实行“一边倒”政策后，在国际舞台上，中苏领导人相互协调，保持一致，合作顺利，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并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p.62）
3.关于“一边倒”政策的局限性
90年代以前，尤其是70～8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发展，西方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局限性和弱点，他们认为，“一边倒”政策的结果，一方面是中苏结盟，中国得到了来自苏联各方面的援助，新政权得到了巩固，但另一方面却是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以后，双方长期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这对两国和世界长远发展都极为不利。（注：参阅：1.Robert G.Sutter，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7.Boulder：Westview Press，1978.pp.4～6.2.Joseph Camilleri.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Maoist Era and Its Aftermath.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0.pp.27～28.）90年代以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西方学术界进一步分析了“一边倒”政策的局限性：（1）中美关系走向紧张，“两大阵营”更加对立。“一边倒”政策直接导致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更加对立。李费贡认为，新中国建国初“一边倒”政策的直接后果是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不过，他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终原因还是在于美国：如果当时华盛顿政府不被冷战思维所束缚，那么新中国可能多与美国、并且早与美国进行联系，这样当时“中美关系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9]（p.92）德国的格罗比兹甚至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带领他的国家与苏联结盟。民主西方面临着共产主义者的封锁，这种封锁从东柏林伸展到北京。”“两大阵营”更加对立。[19]（2）新中国错过了从西方国家获取援助的机会。“一边倒”政策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在这种背景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便丧失了从西方国家获取重要援助的机会。约翰·加夫就认为，毛泽东选择“一边倒”政策，新中国便失去了从美国和西方国家“获取重要援助”的机会。[13]（pp.128～130）（3）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时间被推迟。如果新中国建国初不选择“一边倒”，而在苏美之间定好自己的位置，那么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合法席位可能恢复得更早。美国的林达·本松和张勇进指出，新中国“一边倒”，中苏结盟，“导致中国卷入朝鲜战争”[20]；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长久敌对”，因为“美国与台湾结盟”，“美国封锁中国进入联合国直到1971年”，“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进一步使中国同非共产主义世界隔离”。[7]（p.68）这些研究表明，尽管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一边倒”政策的局限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其中有的看法明显地受了中美关系发展现实因素的影响，用当今中国不结盟政策作标准来看待建国初“一边倒”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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