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价值论文,艺术论文,文化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一个大词，之所以称它为大词，并不是由于它在功能上的重要性（像诸如经济、政治这样一些词在今天的语境中那样），而是因为它成了一个本源性的词。寻找本源性的冲动，在人类的历史中渊源流长，这种本源常常被归结为某一个统摄一切的词，它曾经是上帝、自然、天道、理性等等，在这个世纪又有历史必然性。语言，一直到当下的文化，这也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的一个词。这种倾向可以被恰当地称之为决定论的、本质主义的思考路径，它雄心勃勃地试图论证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总是来自某个终极的根源或本质，在这个根源或本质中得到解释，最终又回归于这一个根源和本质，如《圣经》所说的“你来自尘土，也归于尘土”，归根到底一切都是这个本源、这个终极依据、这个大词所决定。既然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我们不免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成了：文化是什么？或者我们把什么认定为文化？正如文化学家们所指出的，文化有太多的定义，我们不可能讨论所有这些定义，我们所作的选择只能是按照文化这个词最经常被文化学者们所引用的方式进行讨论。
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所谓文化就是人的符号思维活动的产品及其生成的意义的总和，文化包括一个社会的艺术、信念、习惯、制度、发明、语言、科学、技术和价值等等，它已经大大超出了卡西尔所说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种文化形态。人们普遍通过成长于一个特定社会而习得文化，通过语言的使用、通过观察和模仿社会各种行为而习得文化。凭借这些方式，社会成员共享文化并进行代际传递，文化通过提供共同经验而使一个社会形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宽泛无比的文化定义意味着文化就是社会本身，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自身。艺术作为属人的活动，自然是社会的一部分，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文化的一种特定的重要的形态。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各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是相互关联的、极端而言甚至是相互定义的，用前卫的术语描述则是文化的各种“文本”的互文性，而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的价值和意义正是由这种内部文化因子或因子系统的相互关联所界定的，反过来界定了的文化系统又规定了内部的各种因子或因子的子系统在整体系统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这可称为文化解释的阐释的循环，这意味着文化与文化的各种“文本”之间具有互文性，是互为指涉的。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中，艺术的文化研究自是题中之义。从这个角度出发，艺术的文化视野、艺术的文化研究就成为文化系统中的跨文化因子的研究，学科上说就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艺术与符号的关系、艺术与神话、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历史的关系诸如此类等等。从艺术与文化诸因子的关系中去探测文化的总体性、普遍性价值，反过来又以文化的总体性价值支配艺术在文化谱系中由文化的普遍性价值所规定的特殊价值。艺术价值来源于文化的总体性价值，艺术价值在文化的总体性价值中得到阐释、艺术价值的最终目的指向文化的总体性价值，这是一个极为严整、周密的文化决定论的、文化本质主义的世界图式，是我们曾经目睹过的最为宏大的叙事。如此宏大的文化叙事已经指认文化之外一无所有，文化就是世界（虽然文化总是某一特定社群的特定文化，但在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时代，我们已无法指认人类文化、世界文化这个巨型能指，而且某一特定文化也必须在与其它文化的差异系统也就是世界文化中才能确立主体身份或主体性），世界文化系统这一巨型能指不可能再通过任何“他者”系统来观察判断，文化只意味着文化自身。文化作为一个总能指无以在任何能指的差异系统中得以辨别，文化自身不能说明文化，文化只能成为某种普遍性的本质规定，而文化系统的各子系统也因其与文化总系统的互文性而分享了文化的总体本质。这样，当我们把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系统中进行考察与研究，从而期待获得一种总体性的文化视野的追求，就转变成为为某种文化总体性的普遍本质规定作艺术注脚，艺术仅仅成为总体文化普遍本质的一种特定显现形式（这让人回想起老黑格尔的说法，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只不过这里文化代替了理性所占的位置）。所以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理论中并不存在艺术价值的地位，艺术所体现的仅仅是文化的价值，回归艺术本身成了令人生疑的口号，艺术性、艺术价值（如果还承认有的话，即使仅仅是被定义为在某种历史语境中文化指认什么是艺术性、什么是艺术价值）成为文化价值的附属品，艺术的价值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完美地表达了文化的普遍价值。
我们将试图说明的是，我们反对的不仅仅是文化的普遍性价值对艺术的特殊价值的取代造成了并仍将继续造成曾经严重危害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顽症（无论是昔日的政治公式化、概念化，还是今天的文化公式化、概念化），而且我们力图表明艺术除了艺术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的文化价值之外，艺术并没有自外其身的文化价值，换一句话说，艺术的文化价值就是艺术价值本身。我们可以将长篇小说《白鹿原》作为一个富于典型性的个案进行剖析。《白鹿原》从发表到获得茅盾文学奖，赢得了众多评论的交口称赞，并有巨大的发行量作为成功的证明。评论家们试图表明《白鹿原》在对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漫长历史时空中的描绘叙述中，重现了“一个民族的秘史”，表达了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反思，是“新时期小说有关‘寻根／人性’的双重话语的范例”，“总结了80年代”，“力图重构整体性的卓绝努力”，是一部中国文化在20世纪历史语境中的命运的厚重史诗。总而言之，《白鹿原》是民族文化整体性的价值象征，拥有无可置疑的卓越的文化价值。在《白鹿原》的文化价值的大合唱中，人们只能依稀地听到对《白鹿原》的艺术价值的不无微词，也仿仿佛佛能够捕捉到《白鹿原》真的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吗的质疑。更富于微妙的启示是，《白鹿原》热情洋溢的赞美者们，也多多少少半遮半掩地承认它艺术上的缺失，如“古典或是写实和讲话式的象征之间也存在着拼凑的无奈”（张颐武语），但是他们似乎相信《白鹿原》的“厚重”的文化价值足以弥补艺术上的缺憾。众多中国评论家们对《白鹿原》在艺术上的粗糙和笨拙的麻木不仁诚然是令人齿寒的，这固然是因为他们中某些人的艺术感受力和判断力已低劣到令人难以置信，却也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对于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关系存在着理解上的偏差，这从白嘉轩这个形象好就好在没有自己的情感、知觉、没有自己的个性，活脱脱一个“仁义”的绝对精神之类的宣称中可以看出某种端倪。事实上引领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界的西方文论家的许多人并不一定缺乏精微的审美鉴赏力，却同样把艺术价值作为文化价值的附庸。应当承认，《白鹿原》的确有一个文化史诗的框架，整个文本显示令人眼花缭乱的互文现象，儒家文化、乡村礼仪、民情风俗、革命历史、道德说教、性、暴力、魔幻神怪、通俗趣味、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大拼盘；从古典式的展现到现代型的叙述、从写实的描绘到复杂的象征系统、从精雅的文人语言到粗俗的民间话语的狂欢，从情节高潮的不断制造到人物形象、性格的突变，作者又似乎急于调动一切他所想到的文本手段完成他对“一个民族秘史”的许诺。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文本能如此集中、典型地显示出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对于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理解的尴尬，它将有助于我们反思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
艺术是什么？小说是什么？艺术家、小说家如何看待文化、如何看待历史？艺术家对历史、对政治、对意识形态、对文化研究的其他学科问题同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意识形态学专家、其他学科的专家看待这些问题有什么区别？这些其它文化形态是文学艺术所皈依的神明，还是艺术虚构情境所需要的要素？艺术家所要做的是为历史、文化素描，还是在这些文化素描所构成的艺术虚构情境中去关怀人的命运和存在奥秘？如果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人的符号思维活动的产品及其生成的意义的总和，那么艺术追问的是人类符号活动的产品，是符号活动生产出来的意义，是符号活动的过程，抑或是在生产意义与符号产品的符号活动中的人？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历史学家叙述已经发性的事情，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情怀，在今天我们理解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是理解在感觉、情感、智性的复合中的人的存在境况和人类精神生成的可能性，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这“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基础上运用所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因此，艺术家的责任是以鲜活的、具有独特感受、情感、智性的独特的个人去揭示文化中的人，而不是去反映人的文化。然而不幸的是，《白鹿原》的创作者对讲述历史“真相”的兴趣是如此的强烈，完全压倒了作家对人物的兴趣。为了维持他宏大的历史叙事，他一个接一个地设计情节高潮，却从不赋予人物充分的心理契机，在一个又一个情节的突变中，人物始终找不到自己丰富细微的感觉和情感的变异，只能是像一个听从命令的战士随时由指挥员陈忠实任意调遣，几乎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犹如在一场溃败的战役中无头苍蝇似地四处逃窜的逃兵。《白鹿原》人物的失败不仅仅是人物的失败，而且也是《白鹿原》历史文化观念的失败。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历史文化观念都不能仅仅是概念化的理性观念，而必须溶入他的生命感觉、生命情感、他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带到他包含寄托的主人公的生命感觉、生命情感和精神世界之中的，如果他不能做到这点，那么他所为之寄托的那个精神世界，就是一个死亡的精神世界，而一个本已死亡的精神世界就已经丧失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那么这一曲文化的挽歌、这一幕文化的悲剧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干嚎了。作者本想借白嘉轩这个人物从文化意义上解释历史发展的文化规定性，《白鹿原》原本企图告诉我们，20世纪是中国文化传统延续和毁灭的悲剧史，可是这个文化传统是什么？作者并没有从精神上真正的理解，他只好无可奈何地用“白鹿”作为这个精神的象征，去构建一个庞大然而却软弱得无法笼罩全书的、自欺欺人的象征体系。以象征体系作为基本的叙述方式，从整个场景和人物设计，到具体的人物、语言的安排都应该使象征贯穿叙事的各个层面，并且使象征的意味更多地以暗示的方式渗透、弥漫在文本各个细微之处。但是《白鹿原》中的白鹿简直就像硬贴上去的标签，白鹿的象征意味并未渗透到朱先生、白嘉轩的感知世界和情感世界之中，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情感支配下的独特的感知世界，朱先生、白嘉轩不过是白鹿精神的图解，但白鹿精神是什么？白鹿精神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不能认为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精神的图解，儒家文化就仅仅是“乡约”，是“仁义治村，耕读传家”？作者不明白，读者又何以明白？抛开小说艺术，把《白鹿原》作为中原儒文化的教科书怕也是太轻薄了而不是很厚重吧？我们继续观察白嘉轩这个人物，在他出场的时候，这是一个阴险、狡诈、心机深沉的厚黑式人物，是一个野心勃勃、为了发家不择手段的农民。他装出可怜相蒙骗对手，终于换来了鹿家的风水宝地（有趣的是作为儒家象征物的白鹿正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现的，后来又从山里换来了罂粟的种子，成为“白鹿村”的第一个毒品生产者，他的发迹史远比鹿家“勺勺客”阴险得多。但是在大清皇朝覆灭、民国赶走了皇帝以后，正是这个白嘉轩旧貌新颜，突然变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仁义道德”的君子。无疑作者给了白嘉轩一个精神的许诺，这个许诺也就是作者对历史作文化阐释时积极认同的东西，“皇帝没有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于是朱先生制定了“乡约”，乡约上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就成了白嘉轩信奉的“三纲五常”，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作者的精神许诺，也就是作者的文化寄托。但是，这样的精神寄托无法进入白嘉轩的精神生命，无法化作白嘉轩的情感、感知，或者反过来说白嘉轩的情感感知系统无法接纳作者的精神寄托，这也就意味着白嘉轩的性格断裂不仅造成了文本的巨大断裂和混乱，也指示着作者的文化观念与精神寄托的浅薄。白嘉轩是如此，小说中其他人物也是如此。白嘉轩的下一代的重要人物，往往也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各式各样的叛逆者。鹿兆鹏、白灵代表年轻一代的新型革命意识形态，作者企图把儒家文化放在同20世纪新型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考察，而这种互动关系的考察就是通过白嘉轩、朱先生同鹿兆鹏和白灵们之间的人物关系进行的。我们无法确知革命的意识形态激情是如何进入鹿兆鹏、白灵们的精神世界的，这种革命意识是如何融入他们的意识的，并使他们的情感和行为与上一代以及上一代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产生歧异和背叛的，这些人物只不过是作者操纵的木偶，他所给出的人物情感动机甚至还不能达到《青春之歌》的水准，白灵成为她所属的阶级的叛逆比林道静更加缺乏文化的和情感的必然性。本书作者还不想显出已经技穷只得求救于大段说教，而在人物关系上又不能刻画出不同文化的冲突，所以最终读者也无法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更无法理解在20世纪的新型意识形态强行介入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悲剧性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田小娥仿佛是个颇有点意思的女性人物，这本也是一个可以塑造得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可极大拓展作品的文化精神深度的形象，作者也企图着力于此，然而田小娥艺术形象的混乱再度暴露出作者艺术感知力与艺术想象力的贫乏。作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既想指认田小娥为在阶级压迫、性别压迫等重重压迫下仍然张扬着原始生命力的弱女子，正是她丰沛的生命力将黑娃孕育成为一个能承担男性责任的男人，使他走向成熟，在小说的前部读者甚至可以设想，“仁义道德”的化身白嘉轩如果允许黑娃和小娥入宗祠的话，他们将成为白鹿村的又一对仁义夫妇。可是作品为了弘扬所谓仁义思想的教化作用，又突然将田小娥喻指向不可抗拒的性本能，她毫无抵抗地顺从了鹿子霖的淫欲，而又没有丝毫犹豫地引诱了白孝文，从而充当了一个堕落者，被朱先生、白嘉轩们的道德与文化宣判了死刑，镇妖塔更是将她最后几丝挣扎也不留情地予以镇压，黑娃后来也终于在儒家文化的感召下欣然来投归。可是，在这样的形象设计中，“仁义道德”真的是审判官而不是被审判者吗？当田小娥在没有多少逼迫下，跑到戏台下一把抓住白孝文的生殖器时，这个女人当时的情感和感觉等于零，作家陈忠实的艺术修养等于零，而所谓的文化价值也等于零。在小说结构上，曾经有论者指出：“《白鹿原》的内容繁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使抛开第二十一章大姆指郑芒的故事不算，《白鹿原》仍然包容了两部长篇和一部中篇小说的内容。首先出现的是叙述白嘉轩的奇特发家史的中篇，然后是两部绞缠在一起的长篇，其中主要的一部是讴歌白嘉轩仁义人格力量，为中原文化唱挽歌的文化毁灭史，另外就是以鹿兆鹏、白灵及黑娃等人为核心的革命斗争事迹史。这三个主题截然不同的小说被牵强地糅合在一起，《白鹿原》就具备了一种貌似史诗的规模和篇幅。那部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始终游离于小说的故事主干之外。”南帆也曾经提出：《白鹿原》原本可以有一个相对宏大的历史视野，但实际上在后半部完全消失了，前面因果人物关系的纬度转变成为机械时间的纬度，后面的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与儒家的关系是什么？作者对此毫不清楚，后半部体现在艺术上是结构上的断裂，而结构上的断裂又恰好延伸到整个历史文化体系的问题。总之，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指出：作品艺术价值上的重大创伤必然意味着作品文化价值的重大创伤，作品的文化价值正存在于作品的艺术价值中。
我们通过文本《白鹿原》的简单分析所试图解释的是：离开作品的艺术价值，我们不可能谈论作品的文化价值，除非我们认同在作品中进行长篇的文化分析和论说，但大部分由对文化所作的知性描述、分析、界说、判定组成的文本还能够被称作艺术文本吗？艺术是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方式，是让人的智性溶解在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感知与情感的变异与创造中去理解、阐释世界，这是一个属人的世界，理解和阐释世界就是理解和阐释人，就是在对世界和人的理解和阐释中创造人的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我们从不曾排斥和拒绝其它文化形态对于艺术的滋养，只不过我们认定任何非艺术的文化形态只能构成艺术虚构的情境世界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服从于我们创造丰富的情感与感知的可能世界、通向精神自由的可能世界的伟大工作，既然我们已经拒斥了宏大的总体文化价值，对于艺术世界来说，任何其它的文化价值就必须成为艺术的价值，除了艺术价值之外不再有任何文化价值，艺术的文化价值就是艺术价值自身，只有这样的艺术世界才能为我们开辟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可能的文化世界，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