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学视野下的知识管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知识管理论文,视野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虽然，知识管理最早应用于企业界，因其与信息管理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使之迅速为图书情报界所接受，并在其发展之初就引起了图书情报学界的极大关注。图书情报界学者结合自身的专长与研究领域，对知识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期望知识管理能够给图书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带来令人振奋的突破和创新。国内图书情报界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知识管理研究，国外图书情报学者则更早地就开展了知识管理研究。至今，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图书情报领域中涌现出许多的知识管理研究论文和著作。本文统计了中外图书情报学领域核心期刊（杂志）刊载的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论文，从论文的数量和研究主题两方面总结了十余年中外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关注与探索。
2 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统计
笔者统计了1998年至2009年的图书情报领域有关知识管理研究的论文。中文数据库使用的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辅以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VIP)。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图书情报核心来源期刊1998-2009年中所载知识管理的论文为基准进行统计。英文使用的数据库是EBSCO中图书馆与信息科技文摘分库(LISTA)(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本次调查中所使用的检索条件为：中文论文主题为知识管理，英文为knowledge management。经过检索并剔除不相关的论文后得到中文论文840篇，外文论文597篇。统计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 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管理研究论文各年数量
表2 国外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管理研究论文各年数量
根据统计结果，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管理研究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1998-2000年为知识管理研究的起步阶段，2001-2003年为初步增长期，2004-2007年是快速增长期，2008年与2009年有关知识管理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回落，是否进入半衰期尚有待观察。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发展及关注度是相当高的，发表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并在一定范围内成为重点研究对象。
相对而言，国外开展知识管理的研究较早，1998年国外就有21篇的论文发表，2000年和2005年是图书情报学领域发表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的高峰期，这两年分别发表了81篇和75篇，其他年份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比较稳定。
3 中外图书情报界知识管理研究主题评析
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关注知识管理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知识管理概念界定、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的交融探讨、知识管理的内容研究、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在知识管理实践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等。
3.1 知识管理的概念
不同维度的观察和研究，产生了对知识管理不同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Jennifer Rowley将知识管理看作是对组织知识资产的开发和发展，管理显性的、客观的知识和隐性的、主观的知识，管理对知识的鉴别、共享、创造以及与此有关的所有过程[1]。
Jay Liebowitz所倡导的知识管理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重视组织无形资产的途径，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内外部知识。因此，他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知识的创造、保护、获取、调整、组合、检索以及分配。知识管理的中心思想是创造一个知识共享的环境。在这里，知识共享就是力量，而非仅仅是如以往人们所推崇的那样，知识就是力量[2]。
Holsapple和Joshit认为知识管理是组织实体为完成目标和规划，以增加自身价值的方式，系统地、有目的地拓展、开发与应用可用知识的努力及活动[3]。
David J Skyrme博士则认为知识管理是对重要知识及其创造、收集、组织、传播、利用与宣传等相关过程的系统管理。它要求将个人知识转变为某个组织可以广泛共享和适当利用的团体知识[4]。
台湾学者顾敏认为知识管理是指在一定的环境下解决大量资讯信息所带来的创新、组织与扩散问题的方法。它可区分为三个不同的范围：一是个人的知识管理，即运用个人的智能把“公共知识”转化成为“个人知识”，或创造出新的知识；二是公司／企业团体的知识管理，指对公司／企业的内部知识加以明显的控制和管理，以达到该组织的目标；三是社会的知识管理，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物馆、美术馆、音乐馆等[5]。
邱均平教授等对知识管理做了狭义与广义的解释：狭义的“知识管理”主要是对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对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而广义的“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6]。
柯平教授认为“知识管理就是为了使组织适应环境的非连续性变化，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通过对组织知识的确定、捕获、收集、组织、存储、共享和创新，提高组织的竞争力”[7]。
综上所述，中外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者对知识管理的理解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由知识的属性定义知识管理，即由知识与信息、数据的差别区分所需的知识管理平台；第二类由知识的类别来定义知识管理，因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交互作用引发不同的知识管理议题及对应方法；第三类由知识的价值定义知识管理，以知识对接受者的意义区分其涵义，引发对不同知识管理方式和信息系统的需求。
3.2 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交融
国外的学者对于知识管理和图书情报的关系与归属问题有比较大的争议，比如Loughridge认为，知识管理从理论到实践与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学有很大的差异，知识管理更多的强调知识诱导、创造性、团队工作及更多涉及组织战略发展[8]。Michael则认为，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学及信息服务中非常重要，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分类学和分类结构才是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最基本的研究领域[9]。
而国内图书情报学的学者几乎都认为知识管理属于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的范畴，例如：吴慰慈教授强调知识管理是对知识显性的、系统化的管理。它联系着知识的创造、组织、扩散、开发和使用。知识管理是信息资源管理的延伸与发展。如果说信息资源管理使数据转化为信息，并使信息为组织设定的目标服务，那么知识管理则使信息转化为知识，并用知识来提高特定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10]。
邱均平教授指出，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既是知识经济的必要基础，又是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还是图书情报工作的基本任务。图书情报工作与知识管理之间是密切联系的，相辅相成的。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间的互动，有利于满足知识管理及至知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11]。
盛小平，徐引篪等人则从三个方面认识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之间的交流互动：一是从研究对象、范围、内容、理论基础和应用领域等方面进行交叉研究；二是研究了知识管理对图书情报学性质和地位、概念体系和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实际应用和业务工作流程、图书情报人才素质的要求和专业教育的影响等；三是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情报学的理论、方法、图书情报工作业务流程和图书馆管理的创新研究等方面进行的交流[12]。
知识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法，是起源于图书馆的一种管理方法，最后被企业界所引用，在知识经济时代被各行业所重视，最终又回到了图书情报的原点，反哺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之间是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其相互之间的交流，最终会使各自得益，使得双方都向着良性的发展方向前进。
3.3 知识管理内容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图书情报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内容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进行了研究。广义的知识管理内容，包括对知识、知识设施、知识员工、知识活动、知识服务等诸要素的管理；狭义的知识管理内容则指对知识本身的管理，即对显性知识的管理、对隐性知识的管理、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管理。
根据马费成教授的总结，国内图书情报界知识管理研究中的关键词可分为表征研究方向、表征应用领域和表征研究方法三大类[13]。
盛小平认为知识管理体系应包括知识生产管理、知识组织管理、知识传播管理、知识营销管理、知识应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六个方面[14]。
Holsapple和Joshi分析整理了10个知识管理理论的框架并根据研究范围对各个框架进行了分类，他们将描述知识管理现象各个方面的研究归于“泛”类，将关注某特定方面的研究被归于“专”类。他们为这个理论框架赋予了5个维度：焦点、来源、知识资源、知识处理活动和影响因素，其中前两个维度属于背景要素，后三者属于内容要素[15]。
根据笔者的总结，我国图情界知识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管理的模型、框架、体系功能、实施策略及实现技术；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比较研究；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功能实现；知识管理与信息服务创新；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员；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知识管理与出版、档案管理，知识管理与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与网络资源等方面。其中知识管理模式、策略；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关系；知识管理与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与网络资源是研究的重点内容。从中可以发现，在我国图书情报界知识管理的研究更加侧重于理论的探讨，这与国外学者偏重知识管理实践方面的研究大相径庭，不过从2008-2009年两年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也逐渐朝向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3.4 图书情报人员在知识管理实践中的角色研究
知识管理概念的引进及实践的推行对图书情报人员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以至于有人认为“就不同领域、学科的信息进行判断、分析，组合成特定的专题信息资料，服务于各种具体的社会需求”，“不是图书馆所能承担的”[16]。Duffy等人指出，“图书馆员”的认识观念妨碍了他们进人到知识管理的工作部门中[17]。Southon等人则指出，图情人员的角色存在问题，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组织需要赡养的负担，他们与知识管理人员的活动相比呈边缘化趋势[18]。然而危机就是转机，图情人员虽然在信息技术开发上没有计算机人员那么的强大，但是图情人员在信息、知识组织方面具有天然的专业优势，他们可以将信息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的成果迅速运用到知识管理领域。
Sarrafzadeh等人通过大规模调查认为，图书情报领域的专业人员通过自己的信息管理技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知识管理的主角；图书情报领域的专业人士参与知识管理会在相关的组织中，对其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地位的提升有潜在好处；知识管理对于图书情报专业本身发展提供了潜在的益处[19]。
D.Church认为，应组织知识需求的大量增加，图书馆员应该积极贡献其管理资料的专长，未来可以转型成组织中最终用户的咨询顾问、信息分析师、教育培训专家、内部网络信息内容的管理者、信息产品规划者及营销者等角色，成为组织中知识管理团队里不可或缺的一员[20]。
David J.Skyrme认为，图情专业人员对知识管理的贡献在于：(1)建立组织的知识库将知识以资料库的形式编码，可以更快速的传播和取得知识。(2)管理组织的知识中心，提供知识服务。图情专业人员作为信息内容专家，具有知识管理所需的技巧与经验，是“记录性知识”的组织与检索专家，也是组织与外部知识的接口，更是整理已记录的组织知识（如档案管理、资料管理流程）的主要人员。因此虽然许多组织在推动知识管理计划的初期并没有想到邀请图情专业人员参与，但知识管理主管却发现知识管理团队中非常需要具有图书情报专业背景的人员。其可以扮演的角色，除了上面提及的建立知识库和管理知识中心之外，更可以提供信息管理的实务经验、为组织发展知识资源、负责组织的知识盘点工作、协助终端使用者建立知识管理的策略[21]。
Isola Ajiferuke通过案例研究探讨了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在知识管理项目中的作用，他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分析出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在知识管理项目中的关键角色涉及信息基础设施的设计、分类设计、机构内网的内容管理。次要角色包括提供网络（内网）信息、积累竞争情报、为知识管理项目团队提供检索服务[22]。
秦铁辉教授从图情专业人员在知识服务和在知识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总结了其在知识管理实践中的潜力[23]。用户希望在图书情报机构获得的不仅仅是文献信息服务，还包括网络信息服务，并期望从图书情报专业人员那里获取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对此，从知识服务的角度来看，图书情报人员要对知识进行挖掘，使隐性知识显性化；要对知识进行组织，以便为用户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进行知识导航工作，引导用户或潜在用户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所需要的知识产品和服务，因此图书情报人员可以是知识和挖掘者、组织者和导航者。从在知识市场中扮演的角色看，图书情报人员在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可以成为知识的买家；当图书情报人员掌握了一些有市场价值的知识时，也可以成为知识的卖家。尤其重要的是，图书情报人员能够充当知识的经纪商，将知识的需求方和供应方联系起来，匹配供求关系，促进知识交易的进行，从而使知识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郑翠珍指出，历史上，无论哪个国家、哪种语言，都将图书馆员定格为“图书保管员”，而现在馆员职责的演变正在将其角色转换为“信息咨询专家”、“知识领航员”，这反映了广大读者和用户对图书馆员的新一轮期望[24]。
对图书情报人员是否具备领导和执行知识管理的能力问题，国内外的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一些学者认为图情人员从事知识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优势。邱均平教授认为，由于知识与信息的天然内在联系，图书情报工作者是最早的知识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倡导者[11]。Brodbent指出，图情人员在编辑和获取知识资源方面有优秀的技能，知识管理也并不是为某一领域的团体或组织所独有。图情人员在知识管理的实践过程中不但要积极提升知识服务能力，而且要打破自身束缚，重塑职业角色[25]。
台湾学者顾敏认为现代图书馆员核心能量呈现出三个面向本质，即社会记忆、信息传播和知识管理，所以图书馆馆员适应此变化其职业角色也进化为三种：一是知识媒体保管者；二是信息经纪人；三是知识管理师。这三种角色既满足了对于知识媒体的加值服务，又满足了对于人的知识服务[26]。
从各位专家、学者对图书情报人员在知识管理实践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来看，图书情报人员在知识管理的情景之下，已经从简单的信息积累、加工和传递的低层次的信息服务，转向高层次的知识开发与利用的知识服务中，包括知识挖掘、知识组织、知识开发以及构建知识服务的技术平台。随着图书情报人员自身素质的逐步提高，特别是对信息技术的掌握，他们对于计算机人员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降低，在知识管理的实践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3.5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
随着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工作当中的逐渐渗入，图书情报界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认为图书馆在知识管理环境中所提供的服务应该在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增加知识服务的比重。国外对知识服务的研究更侧重于企业／组织当中的知识服务，与企业／组织的知识管理息息相关。比如St.Clair同Reich将知识服务形容为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合二为一的管理办法[27]。
我国的张晓林教授认为，知识服务是一种基于一切信息资源（馆藏物理资源和网络虚拟资源），以用户需求目标驱动的、面向知识内容的、融入用户决策过程并帮助用户找到或形成问题解决方案的增值服务[28]。
何绍华等人则针对图书馆过于关注公益性服务，忽视研究性服务的缺陷，提出了建立在3个维度、4种服务方式之上综合性知识服务模式[29]。
鞠英杰教授认为知识服务的目的是馆员通过知识的应用提供高层次的服务，学科馆员整合与利用自己的学科专业技术工具，结合权威的知识库中的知识和学科数据，满足用户的需求。他指出影响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三个要素：知识工作者（图书馆员／学科馆员）、知识管理技术和知识服务标准[30]。
为适应图书馆服务发展的需求，党跃武、张晓林和李桂华等人提出开发支持知识服务的现代图书情报机构组织管理机制，进行组织结构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31]。欧兆虎与张明海则提出图书馆应基于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的理念，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升华其服务文化建设内涵，建设以图书馆知识服务为核心取向的文化体系，并使其成为图书馆实现科学发展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促进图书馆事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32]。
4 结束语
十几年来，知识管理在图书情报领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和关注，然而，其在图书情报界的研究仍属于新兴事物，它的内涵和外延尚在完善当中。知识管理在国内外呈现不同的特点：国外的专家往往根据自身具体实践上作总结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理解，相对深刻、具体；国内的专家往往根据国外的文献以及自己对知识、知识经济的理解对知识管理进行研究，相对抽象和全面。 今后我们应该更多地参与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推进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