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商业活动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逐渐完善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商业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但同其它城市问题一样，城市商业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处于研究低谷的我国商业地理学界始终保持沉默，造成与社会实践需求的不对称现象；同时，也造成与海外相关研究的差距进一步加大，造成近期我国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盲点或空白。因此，重新展开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的研究工作，既是我们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促使我国地理学界在相关研究方面再次与国际接轨的客观要求。
一、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的概念及研究内容
从理论上讲，城市商业活动应包括城市内部空间尺度上的商业活动和城市体系尺度上的商业活动[1]。但是由于我国关于城市体系商活动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因此，本文所指城市商业活动即指城市内部商业活动。
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就是城市商业活动中供给与需求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商业业态及其等级、规模、组织等方面的空间体现。它包含有两重含义：①内在的研究客体是供给和需求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关系，具体来讲就是各种商业业态和细分市场在区位、规模、服务、形式和总量上相互决定过程中的协调和冲突关系。②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商业业态的功能、规模和等级空间网络结构。这样既沿袭了我国城市商业活动研究的传统，又根据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兼顾了消费需求因素在城市商业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仍将二者研究的重点放在总量、功能和空间等级结构分析方面，在发挥地理学系统、整体和综合研究优势的同时，又使之具有实体性和可操作性，其研究框架见图1[40，41]。
图1 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框架
二、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演化特征
1、国外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特点
国外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比较成熟，尤其是伴随着商业区位论的发展，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笔者将从商业活动单位供给和消费者行为需求两个层面以及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制度框架方面综述国外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进展。
根据研究空间等级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可以将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分为城市商业地域结构、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和商业中心内部结构三种形式。商业地域结构是根据特定地域单元与整体空间系统的对比关系，以特定地域单元为基本单位对某商业要素空间或全商业要素空间所进行的一种模拟.重点在于商业地域类型的划分和商业地域结构的说明和解释。如M·J·Proud ood和Mayer对美国[49]、B·J·L· Berry对芝加哥[4]以及R·L· Davies对英国城市[8]的研究。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以中心地理论为研究基础，主要通过各级商业中心对城市空间进行抽象，是对现实空间的一种概括和表征，重点在于商业中心的界定和对空间类型结构演替过程的解释。代表理论有w·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廖什景观、Berry的“第三次活动理论”以及Davies的“次级购物中心等级发展模型”等[3，5，8，45，46，49]。商业中心内部结构研究是在微观地域范围内的商业类型和组织规律，理论根据主要是地租理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R·E· Murphy和J·E·Vance界定CBD的研究方法体系、地价模型和区位模型[49]。地价模型基于地租理论，根据不同商业活动单位的竞标能力来研究商业中心内部商品服务职能的构成和分布规律以及商业中心的中心性演替过程；区位模型则侧重于CBD与其它城市功能在空间和地域上的整体结构和组织规律，更注重CBD（尤其是核心部分）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对象虽然也是商业中心，但是空间等级要高于地价模型。由于CBD边缘的模糊性以及其固有的分形特征（fractal property），该模型同样适用于整体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层面[39]。另外，张文忠将商业中心内部结构研究纳入商业地域类型研究，这是因为他主要考虑了研究对象而没有兼顾空间等级差异的缘故[49]。
西方国家关于消费者行为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且多数已经模型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关于“智能图”[50，14，2，48]和“活动空间”的研究以及Potter的“消费者知觉、行为与零售区位模型”[15]。“活动空间”的研究以G·Golledge提出的“锚点理论”[10]和Lund学派创立的时间地理学研究方法体系[12]最为典型。在模型化研究中，比较著名的有J· Reilly的“零售引力法则”、P·D· Converse的断裂点公式、A·G· Wilson的“熵最大化模式”、D·L· Huff的概率模型、G·Rushton的引力模型以及R·M·Downs的购物中心认识结构[11，46，49]。Downs的购物中心认识结构后来被看作是在关于消费者空间行为、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选择等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需要说明的是，消费者行为研究已经冲击了传统的中心地理论，因为消费者并不遵循Christaller和 Losch所要求的单一商业（购物）中心最小努力法则，消费者表现出广泛的“非理性”（irrational）的经济的和空间的行为。结合传统研究方法，地理学研究领域开始运用诸多主观和客观的方法来分析消费者空间行为。
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制度框架指的是根据影响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的因子体系组成及其结构所建立的一种制度性的研究体系，从整体系统角度考察整个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框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J·A·Dawson的“零售地理研究制度框架”[9]和K·Jones与simmons的零售环境研究体系[1]。当然，从研究角度看，二者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零售地理研究制度框架中，Dawson提出组织形式、活动技术、商品、政府政策以及区位五个相互影响的组成部分，K·Jones和J·Simmons的城市零售环境则把上述影响要素归结、简化到四个最直接的影响“主体”上，即反映供给层面的组织和竞争状况的零售商、反映需求层面整体市场和细分市场情况的消费者、反映商业设施等房地产投资开发状况的开发商、反应社会福利和城市规划以及其他相关管理法规的政府。因为抓住了行为主体，其直接和间接的框架内容不仅包括了Dawson框架的所有内容，甚至还包含了社会文化因素。与Dawson的另外一个差别就是他们对此总结了大量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方法体系，在实践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矫枉过正，没有提供给大家一个具有严格逻辑关系和结构的阐述，相对缺少专题理论的深度。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特点可归纳如下：
（1）研究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长足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来在市场经济、城市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为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内容的广度体现在笔者总结归并的上述商业活动地域结构、商业活动空间结构、消费者行为及模型化研究和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制度框架等几个大的方面。在深度上，一个是微观的实体领域，如商业中心和CBD内部空间地域结构、商业街的地价模型；一个是消费者行为的决策过程，如意象图、MDS模型等；一个是等级类型商品的消费特点，这一点日本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26，28，37，31]；再一个就是从多个方面对中心地理论做了大量的修补和发展，如Berry就多重目的购物、一次购齐等消费者行为以及空间消费市场密度的差异对Christaller中心地空间等级序列的影响等等[5]。
（2）模型化是一大特色。基于雄厚的经济基础、持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科研队伍、详尽的统计分区和商品统计调查资料、成熟的计量方法、其他相关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的长足发展和有效综合，西方国家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研究成果的模型化。在诸多模型中，比较著名的主要有中心地空间等级模型、商业中心内部结构模型、Berry的商业地域结构模型、Potter关于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空间利用场和Golledge的锚点模式、消费者行为模型、Dawson的研究制度框架等等。
（3）对中心地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从商业活动供给角度出发的传统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主要是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中心地理论一直是这种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是“理解商业时空规律性的演绎基础”，商业供给的“等级性”、“中心性”和“市场区”一直是诠释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同时也是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基本落脚点。对于中心地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从商业活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对其原创理想环境条件的质疑和具体化，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总结新的空间等级结构模式，如Beavon关于如果中地论能够在都市水平的中心地应用，那也是Losch理论而不是Christaller理论的主张；Kurry、Garner和林上[日]关于四边形中心地体系模型和非固定K值的主张；Berry关于“边际等级商品”的概念以及人口密度空间差异对中心地体系空间结构的影响[5]；Berry关于芝加哥的三种城市商业区类型的地域结构和“第三产业活动理论”。森川洋[日]在城市内部商业空间结构研究过程中，不仅仅用设施等指标计测和划分商业中心地等级体系结构，他还使用城市居民购物调查资料，以购物依存率的大小划分出不同层次的商圈结构[36]。通过对商业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所形成的商业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对照，森川洋得出城市内部的商业中心也呈克里斯泰勒型构造的结论，即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地呈现出一种镶嵌结构。
（4）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从Reilly提出零售模引力模式（1931），Christaller（1933）和Losch（1940）开创中心地理论开始，就基本继承了近代区位论的研究传统，并进一步得到数量革命的促进，归纳和演绎方法并举，逻辑推理分析由通向科学的“培根式”路线发展到通向科学解释的可供选择的路线[7]。在研究范围上，由简单“中心对”之间的市场区划分（界定等潜能位置）、Reilly零售引力模型和converse的断裂点公式到考虑“全中心”的Huff商圈模型、Lashmanan和Hansen的购物模型和Wilson的熵最大化模型，由局部转向整体，由微观转向宏观。在应用统计方法上，由社会物理学派对引力模型简单的双因子统计分析发展到中心地界定和商业活动地域研究中的多因子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其中有对现有空间地域结构的统计和模拟方法，又有以公共服务设施最佳区位配置（典型的有基于总体公共效率的P-Median问题和基于社会公平的P-（Center问题）非线性规划方法；随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GIS技术已经逐渐应用到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领域中去。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资料的实地调查方法，主要有详查法、抽样调查法、会谈法、家庭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等等；其中关于消费者行为调查已经形成两个有效的方法，即中心调查法和周边调查法。
（5）系统的实践应用。作为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的规划活动一直受到西方国家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组织的重视而得到普遍实施。市场化和社会化研究的重要代表机构就是由K·Jones主持的加拿大商业活动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n Commercial Activity，CSCA）。成熟的方法、丰富的经验使CSCA的学术研究与零售商业投资环境分析和零售企业（公司）空间发展战略的实践应用相得益彰。
2、中国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特点
中国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以杨吾扬教授为核心，研究的主流是关于商业区位论和城市区位论之基石——中心地理论的实证研究。杨吾扬教授以北京市为例，系统地从城市地域结构和商业中心地结构两方面展开了城市商业网点的研究，阐述了北京市历史地域结构演变、人口和通达性分析、城市空间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北京市商业中心的各种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北京市商业服务业的形成机制、空间结构从中心地理论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并利用中心地理论六边形空间等级结构模型对北京市商业中心做出中长期的预测和模拟[17，44]。这样，结合他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城市开发和区域规划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又一次成功地通过了对北京市商业服务业的中心地理论的试验性研究。
（1）内容和形式上与商业地理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与商业地理学研究几乎同时兴起，深受我国数量革命影响，但在内容形式和表现风格上与商业地理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从80年代初开始，关于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课题就开始出现，并在1986年编纂了关于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参考资料，但是一直没有正式专著出版，而是以学术论文和课题报告的形式出现，这与同时期大量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商业地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杨吾扬教授的倡导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地理学界开始数量运动，为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我国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在论证方式、中心地理论的实证性研究、指标体系建立、数量方法应用等方面都与同时期的以产品的区域描述为主要形式的商业地理学形成另一个鲜明的对比。
（2）城市内部商业中心的研究是主流。虽然早在1982年龚进华（注：龚进华，海淀西大街的初步调查，北京大学毕业论文，1982。）就对北京市海淀西大街商业的吸引范围进行了划定，并利用商品服务的差异性对西大街商业活动的内部格局的调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在10年后又有郭柏林对上海市奶业[29，30]、陈忠暖等（注：陈忠暖、程一钧、甘巧林，昆明市（主城区）商业地域结构研究（云南省教委科研基金资助项目），1997。）从因子生态分析的角度对昆明市商业活动地域结构的研究，但对城市内部各级商业中心的研究仍然是我国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主流。该领域的研究除了杨吾扬教授外，还有徐放从空间的角度对北京市一级商业中心进行了初步比较[42]；高松凡通过北京市场的历史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尝试将中地论运用到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去[27]；宁越敏探讨了上海市的商业中心区位，首次建立了界定商业中心的一套指标[35]；吴郁文、谢彬等在研究广州市城区零售商业企业的区位布局时进行了应用，并有意识地将商业中心与中心地理论六边形模式结合起来[38]；进入90年代，安成谋以兰州市为例[18]，阎小培、许学强（注：阎小培、许学强等，广州市中心商业区利用特征、成因及发展（研究论文5），广州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1992。）等以广州市为例分别对其商业中心的区位格局及发展趋势、中心商业区进行了分析。在商业中心等级和功能的确定上，逐渐由过去的经验性认识向多因子的综合数量分析过渡；在具体研究方法思路上，首先是根据历史记载和现有经验确定某一地域是商业中心，接着确定其等级职能，然后在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进行解释或分析，最后一般都归结于中心地理论正六边形的空间等级规模结构，或者对城市商业中心的发展提出规划管理上的引导性建议。
（3）由热变冷，又逐渐升温的研究发展历程。在所有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成果中，开始有杨吾扬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最后有陈忠暖受地方教育基金的资助，其它则多是自发的、纯民间的个人研究行为（注：是否是基金项目主要以研究者在相关论文或课题报告中的说明为准。），这充分反映了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由热及冷又逐渐升温的波折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杨吾扬开展了包括城市内部商业活动空间结构在内的城市空间地域结构的综合性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起到了一种统领作用；同时，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商业活动规划，与当时的商业地理学研究一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浪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学术界进一步加强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的研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运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零售商业投资急剧膨胀，城市商业迅猛发展，造成总量的过剩和激烈的竞争；虽然政府管理部门也进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体制变革，但新的管理方式和思路还没有完全理顺，对出现的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缺少相应的对策。而当时的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领域却出现了学术研究队伍的断代现象，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的学术研究就陷入一个茫然和相对停止阶段。
面对现实愈来愈强烈的要求和学术研究的巨大机遇，学术界终于打破了多年的沉默。目前，杨吾扬教授正在组织科研力量，抓住商业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机会，在以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区位论基本原理和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利用GIS技术和方法，计划先从北京市和天津市着手，然后向全国各主要城市全面铺开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同时，通过国际合作，与国外同行们一道总结全球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的一般规律和地域差异，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其它领域也正逐渐从空间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商业活动[19，32，33，34，43，47]，都将对我们地理学界进行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研究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4）对资料的要求程度越来越高。数据、资料是进行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关键。我国的统计和调查工作虽然有较大的进展，但是在总体上还达不到学术研究所要求的水平，使许多研究因此不能有效地展开。由于商业普查工作的滞后，诸如商业活动类型、规模、效益、区位、时间以及交通和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等深度资料，必须由研究者自己组织资金和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但是，这种调查耗费较大，没有政府部门及其他组织的支持和配合，结果难保理想。如陈忠暖在进行商业活动地域结构分析时虽然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是仍然缺少规模和效益这两个关键的因子。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管理的普及，我国各级政府也逐渐重视起数据资料的统计和调查工作，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准确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并在信息的储存载体和传输手段上日益现代化，从而为深入开展城市商业活动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5）基本没有涉及居民消费活动领域。消费者购物行为与商业活动单位一起共同构成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没有能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据笔者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①历史上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的投资、经营和管理体制。②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经济环境。③统计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④学术界没有形成相关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体系。
三、我国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发展方向与研究意义
1、发展方向
在研究内容上，我国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对中心地理论的试验性研究，这也是我国的研究传统和优势所在。而其它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特色和固有优势，而是对境外方法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引用，如CBD的界定和划分、城市商业地域结构研究和营销的空间过程等等。具体到商品类型这个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和中心地理论的关键，一直没有在中国大陆有效地展开.而我国台湾学者则做了一定工作[22，23，24，25]。此外，无论是供给层面、需求层面，还是研究制度框架方面，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模型化进程正处于萌芽阶段。如我国台湾学者陈坤宏和王宏楷构建了消费文化的扩散与消费空间中心——边缘等级关系形成模型，从文化脉络和社会内涵的角度解释了城市消费空间结构[23]。
在对中心地理论的贡献方面，我国大陆学者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从商业中心的角度对中心地理论进行实验性的研究，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方法结构体系。但关于商品类型细化与市场细化以及消费者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在我国大陆真正全面开展起来，造成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白。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数量革命的保障，除了在消费者行为方面稍有欠缺以外，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都能在我国得到体现。其中时间地理学领域中注重时空连续轴上个体行为分析的时间地理学模型[21]和“可替代性样本路径组评价方法”[20]则为商业活动供给和需求的整合与匹配分析提供了潜在方法。
在实践应用方面，我国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在城市商业活动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创造的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潜在需求使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面临新的实践应用和挑战。
目前，我国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质量评价体系、商业离心化和商业郊区化、大型零售商场发展战略、网上购物、城市商业连锁经营、中心商务区和社区商业活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应用研究和操作等[40]。这些问题有的是范式和框架性的，有的是方向性的，有的是属于方法性的，而有的则是概念性和问题性的。随着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将会在不同的研究侧面和研究阶段不同程度地存在，都需要对此进行适当的认识或预认识、解决和推测。
2、研究意义
在市场经济和城市经济高度发育的今天，面对全球一体化和零售国际化的趋势，城市商业活动已经取代以往商业地理学的中宏观地域的商业活动而成为研究的重点，即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此研究重点考虑了消费行为和某一类型商业活动单位的整体商业环境和行业商业环境，无论在实践应用上还是在理论创新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应用方面，一方面是从中心地理论实证研究向市场营销研究方向的转变，另一方面，继承以前商业地理学宏观规划指导的优势，在深入了解各级商业行业和整个商业环境以及居民的消费购物行为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基础上，继续为政府管理部门的商业规划、商业企业投资可行性分析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也希望能够在目前城市传统零售商业不是十分景气的时候，通过研究分析结果，使城市商业根据现有和可以预见的市场环境的变化在商业组织、商业业态、空间结构、规模等级等方面做出适当的响应，从而为提高商业企业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的城市商业运营环境奠定基础。
在理论研究方面，城市商业活动在功能、等级和空间组织上受区位论（商业区位论和城市区位论），尤其是中心地理论的指导，同时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任何发展也都明显或潜在地对区位论（商业区位论和城市区位论），尤其是中心地理论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中心地理论的验证、变异和重构等方面。我国大陆学者在商业网点和商业中心方面曾对中心地理论做了大量实验性研究，在此基础上，依据现有对象丰富的信息资料和GIS技术手段，根据商业活动单位和居民一般购物行为特点和购物出行特点，深化区位论研究，构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型或发展一般模型，这样，才便于与世界相关研究接轨，在全球范围内对区位论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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