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良特质在情绪调节行动控制中的内隐优势^*

孙俊才¹寻凤娇¹ 刘 萍²张文海³

(¹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²上海师范大学心理系, 上海 200234) (³盐城工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1)

摘 要 基于善良特质在中国人人格修养中的重要价值, 本研究以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理论为模型参照, 设计了三项行为实验检验善良特质的导向性与内隐情绪调节的关系。研究1采用Stroop任务, 比较高低善良被试判断人际关系词颜色时是否受到色词内容的干扰, 结果发现, 高(vs.低)善良被试对人际关系积极词更敏感; 研究2采用情绪调节内隐联想测验任务比较高低善良被试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差异, 结果发现高(vs.低)善良被试更倾向于采用控制型情绪调节方式调节情绪; 研究3在诱发被试负性情绪条件下, 采用面孔表情视觉搜索任务间接考察高低善良被试在内隐情绪修复效果上的差异, 结果显示高(vs.低)善良被试搜索愤怒背景下高兴面孔的速度更快。三项实验结果一致地表明, 高善良特质利他重感情的行动目的性在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中具有内隐优势, 对积极的心理健康起促进作用。

关键词善良; 内隐情绪调节; 行动控制理论; 控制型内隐调节; 面孔视觉搜索任务

1 问题提出

当前, 有多项研究探讨了善良行为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例如, 从事友善行为(acts of kindness, AK)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满意度(Buchanan & Bardi, 2010), 显著地增加社会焦虑个体的积极情绪(Alden & Trew, 2013), 减少社会回避目标(Trew & Alden, 2015)。友善还会让高兴的人更高兴快乐(Otake, Shimai, Tanaka-Matsumi, Otsui, & Fredrickson, 2006)。善良行为为什么可以增加幸福体验？有研究认为慈善性助人会产生情感效益(emotional benefits)和情绪奖赏(emotional rewards, Aknin et al., 2013), 而且这种现象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可以观察到(Aknin, Broesch, Hamlin, & van de Vondervoort, 2015)。

上述研究较多地关注善良行为对积极情绪的影响, 而较少关注善良作为人格特质对积极情绪的作用。善良特质是中国人格结构的重要维度之一(王登峰, 崔红, 2003), 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好人”特质, 即在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对人友好、真诚, 能够顾及他人, 关心、宽容他人, 重视感情生活, 遇事公平、正直等品质(Wang, Cui, & Zhou, 2005)。研究表明, 某些特定的人格特质能够预测人们对情绪做出反应和调节的具体方式, 而病理性的人格特质与日常生活的高情绪反应性密切关联(Pollock, Mccabe, Southard, & Zeigler-Hill, 2016)。因此, 有必要深入探讨善良特质对情绪反应和调节的影响。由于内隐情绪加工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信性、自动加工以及不需要意识努力或监控的特征, 因而与外显的认知行为技能相比, 对心理健康具有更重要的作用(Hopp, Troy, & Mauss, 2011)。因此, 本研究假设, 善良除了能够通过外显行为产生积极的情绪效益、增加幸福体验之外, 还可能作为积极的人格特质内隐地影响情绪调节与恢复, 从而促进心理健康。

1.1 内隐情绪调节与行动控制理论

Gross和Thompson (2007)把情绪调节定义为“目标指向的心理加工过程, 其目的在于影响所体验情绪的强度、持续时间与类型等”。目标指向性的特点使得情绪调节具有灵活性, 以应对情境的独特性并实现自我的长期目标。基于这些观点, Gyurak, Gross和Etkin (2011)从情绪调节的意识水平角度出发, 提出了情绪调节的双加工模型, 把外显情绪调节(ex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定义为“需要意识努力启动, 在执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监控, 而且与一定水平的内在觉察和领悟有关联”的调节加工过程; 与之相对应, 把内隐情绪调节(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定义为“由刺激自动激活, 并且调节的执行与完结不需要意识监控, 也不需要觉察与领悟”的调节加工过程。相对于外显情绪调节, 内隐情绪调节对精神病理症状的发生具有更重要的影响, 研究表明, 若内隐情绪调节功能发生异常, 个体则会产生焦虑障碍(Etkin, Prater, Hoeft, Menon, & Schatzberg, 2010)、心境障碍(Ehring, Tuschen-Caffier, Schnülle, Fischer, & Gross, 2010)或青少年抑郁(Rive et al., 2013)等精神异常症状。

内隐情绪调节具有目标导向性。虽然内隐情绪调节是无意识的, 但它却指向一定的目标(任俊, 朱琼嫦, 2015), 即内隐情绪调节的无意识性是指调节者没有调节的主观意图性, 并不是指调节本身没有目的性(Koole & Rothermund, 2011)。也就是说虽然内隐情绪调节并不具备意识决策特性, 但是却表现为目标驱动的改变, 会自动地改变情绪发展的轨迹。内隐情绪调节可通过激活习惯性的调节策略和优选契合情境功能的策略, 引导人们选择更具有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Koole, Webb, & Sheeran, 2015)。Mauss, Bunge和Gross (2010)认为内隐情绪调节的目标导向性涉及到情绪性加工过程的所有层面, 如注意、认知性参与等。

从目标达成的执行视角来看, 内隐情绪调节也将遵循某种行动控制序列, 而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理论(the action control theory of emotion regulation)则以“目标追求”为框架, 采纳行动控制的观点来探讨情绪调节的有效性, 即如何有效联结情绪控制目标(emotional control goals)与情绪性效果(比如, 愤怒、焦虑和攻击)之间的鸿沟(Webb, Gallo, Miles, Gollwitzer, & Sheeran, 2012)。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理论认为, 情绪调节的加工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调节效果的达成需要多项任务的参与, 并且每一项子任务都充分地完成才能够确保有效调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内隐调节虽然具有自动加工的特点, 但是从逻辑上来讲, 也需要依循某种序列加工顺序。

行动控制理论认为, 有效的情绪调节至少表现为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三项调节任务的达成：(1)识别哪些情绪信息需要调节; (2)决定是否需要调节和怎样调节情绪; (3)执行情绪调节策略。这三项任务又分别包含多个具体成分, (1)识别调节需要包括：设定参照价值, 监控当前状态, 确定行动与目标之间的差异; (2)决定是否与怎样调节包括：相信情绪可以被改变, 相信自我能够改变情绪(自我效能), 预测情绪的发展, 选择恰当的调节策略, 灵活地匹配策略以最大化地实现效用; (3)执行调节策略包括：抓住和使用一个适当的调节机会, 集聚充分的调节资源, 或选择一个资源丰富的调节策略。

由于生理学理论知识博大精深、各生理系统又有复杂的联系，从而使学生们普遍感到生理学难学.很多学生学起来感到有一定的难度,甚至产生畏难心理,极大降低了学习的积极性. 部分学生没有认识到该课程对生物从业者的重要性，认为跟专业课没有太大联系，有的学生甚至抱着及格即可的心理，不能深入学习该课程，从而影响了学习效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生理学的教学质量.

1.2 研究假设

(3)在诱发负性情绪条件下, 善良特质有助于提升负性情绪的内隐调节效率, 使其在内隐层面上积极恢复。

王登峰和崔红(2003)的研究表明, 高善良者具有对人真诚、友好、顾及他人、诚信和重情感的特点; 低善良者具有对人虚假、欺骗以及利益为先、不择手段的特点。从善良人格的定义性特征来看, 高善良者对人际关系中的积极情绪信息具有充分的关注, 并以行动的方式维护这种人际关系状态。个体情感倾向性会影响具体情绪Stroop任务的干扰效应。例如, 高特质焦虑被试在完成高难度任务时Stroop效应量更大(白学军, 贾丽萍, 王敬欣, 2016)。这是因为威胁性刺激的呈现所导致的一般性反应延缓, 它能对正在进行的各种认知加工活动产生影响(Algom, Chajut, & Lev, 2004; 刘亚, 王振宏, 2011)。因此, 本研究假设, 由于对人际积极情感的关注, 高善良被试在人际关系词的情绪Stroop实验任务中会受到情绪效价(特别是积极效价)的干扰, 表现出反应时间延长的情绪Stroop干扰效应。

HSP27属于低分子量热休克蛋白家族（相对分子质量为2.7×104），是一个重要的分子伴侣，生理状态下机体表达构成型HSP27，具有广泛的生物学作用；机体受到高温、紫外线和药物等刺激时表达诱导型HSP27，可协助细胞内多种蛋白进行正确折叠组装、细胞内定位和及时降解。本研究结果显示，HSP27在BTZ耐药的骨髓瘤细胞株中转录和表达水平上调；更为重要的是，用siRNA干扰技术沉默HSP27基因表达，增强了BTZ诱导的细胞凋亡，表明HSP27参与了骨髓瘤细胞对BTZ耐药的机制，有望成为逆转耐药的治疗靶点。

假设(1)：在判断人际关系词颜色时, 积极效价词对高善良被试产生的Stroop干扰效应要显著高于低善良被试。

1.2.2 善良特质优化内隐控制型情绪调节态度

基于情绪调节的目标引导性, Braunstein, Gross和Ochsner (2017)通过两个正交维度——情绪调节的目标(emotion regulation goal)与情绪改变过程(emotion change process)把情绪调节划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为：外显−控制(explicit-controlled)、外显−自动(explicit-automatic)、内隐−控制(implicit-controlled)与内隐−自动(implicit-automatic), 并论证了这四种类型情绪调节的相关神经机制。其中, 内隐控制型调节的特点是在调节目标的指导下执行控制性加工。从测量工具来看, Mauss, Evers, Wilhelm和Gross (2006)在内隐联想测验的基础上设计了情绪调节内隐联想测验(ER-IAT), 测量内隐控制型调节与内隐表达型调节的个体差异。

有研究表明, 人格特质对信息加工与行为都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 刘文文、江琦、任晶晶、李树芳和徐雅珮(2015)发现, 特质愤怒不仅对攻击行为有直接影响, 而且通过敌意认知与冲动控制间接影响攻击行为。高善良者具有重感情和利他的特点, 重感情是指持续地维护人际之间的积极情感联结, 因此, 为了保障人际之间的感情不被破坏, 个体需要更为积极地调节自我情绪, 避免不恰当的情绪表达对人际情感产生损害。例如, 有研究表明, 在两性关系中, 即使一个简单的不良体验都可能损害关系功能与喜悦感, 甚至导致亲密关系的破裂以及幸福体验的减少, 因此, 如果想要成功地维持人际关系, 不做坏事情比做好事情还要重要(Baumeister, Bratslavsky, Finkenauer, & Vohs, 2001)。由此, 我们假设, 在内隐情绪调节联想任务中, 高善良被试比低善良被试对控制型的情绪调节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

假设(2)：高善良被试在完成内隐情绪调节联想任务时, 控制型调节倾向(D值)显著高于低善良被试。

1.2.3 善良特质影响内隐情绪恢复效果

因此, 本研究基于行动控制理论设计三项实验考察善良特质对有效情绪调节的达成过程的影响。实验1采用人际关系词情绪Stroop任务, 测量内隐自动识别人际情绪信息的加工特征, 实验2采用情绪内隐联想测验任务, 测量对情绪调节目标的自动选择倾向, 实验3采用面孔表情搜索任务, 比较诱发负性情绪后自动调节的恢复效果。最后根据三项实验的结果, 综合说明高善良人格特质者是否在情绪调节上具备内隐优势, 并解释善良特质影响情绪内隐调节的机制。

由于内隐情绪调节的目标可能有助于人们决定自身是否需要进行情绪调节(Koole et al., 2015), 一旦情绪调节的目标被激活了, 相应的内隐情绪调节过程就会自动启动。因此, 如果假设2成立, 即高善良被试更倾向于采用控制型的调节目标, 那么, 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在内隐情绪调节的效果应该更好。基于威胁优势效应原理, 从愤怒面孔中识别高兴面孔成为测量内隐情绪调节效果的典型方法。

Öhman, Lundqvist和Esteves (2001)采用视觉搜索范式证明了识别威胁性愤怒面孔的速度和准确率优于其他负性面孔(如悲伤), 表现为威胁优势效应, 即潜在的威胁可以快速捕获注意, 并且不受目标特征以及个体的意向控制。后续研究表明, 无论使用真实的情绪面孔图片或面孔简图作为实验材料, 研究结果都证实视觉搜索任务中存在愤怒优势效应(Schmidt-Daffy & Martin, 2011; Öhman, Juth, & Lundqvist, 2010; Lipp, Price, & Tellegen, 2009)。

Jostmann, Koole, vander Wulp和Fockenberg (2005)指出, 被试搜索愤怒表情面孔背景中高兴面孔的反应时能够作为情绪调节能力高低的指标。这种测量方法可以克服自我报告测量方法的局限性, 因而受到研究者的青睐(Uhlmann et al., 2012)。这些研究表明, 从愤怒面孔背景中搜索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指标可以作为内隐调节效果的指标之一。因此, 本研究认为如果高善良被试从负性情绪中恢复较快, 那么在视觉搜索任务中会表现较好。

假设(3)：诱发负性情绪后, 高善良被试从愤怒面孔背景中搜索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更短。

2 实验1：善良特质对人际关系情绪词内隐加工的影响

2.1 实验被试

采用王登峰和崔红(2003)编制的中国人格问卷(QZPS)来筛选被试, 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Wang et al., 2005)。QZPS问卷共包含180个题目, 采用Likert 5点计分测量7种人格特质。随机抽取418名大学生参加量表测验, 回收有效问卷399份(其中男生102人, 女生297人, 平均年龄19.32岁, SD= 3.71), 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按善良人格得分从高到低排序, 以上下27%为标准, 并根据被试的意愿, 邀请30名高分者和30名低分者参加后续的三项实验。对两组被试的善良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表明, 高分组(M = 90.57, SD = 6.17)显著高于低分组(M= 52.28, SD= 3.83), t(59) = 28.70, p < 0.001, Cohen’s d= 7.46。后续三项实验采用电话邀约的方式请被试前来参加实验。实际参加实验1被试为54人(高分组27人, 低分组27人)。

脑瘫是小儿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是指患儿出生后1个月内因非进行性脑受损所致，临床表现存在多样性，现如今小儿脑瘫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存活率已得到改善[8-9]。手术为症状严重者的主要治疗手段，能够有效改善患儿功能，多于全麻下进行，七氟醚为小儿麻醉的诱导药物，其起效快速，对气道刺激较小，能够促进气道平滑肌松弛，对肌松药的强化作用明显优于恩氟醚及异氟醚[10]。但存在恶心呕吐、咽部不适等不足，加之手术疼痛能够引起苏醒期躁动，导致患儿烦躁不安。既往多予以氯胺酮或者阿片类药物镇痛以预防躁动，但其可能导致呼吸抑制，影响患儿清醒质量[11]。

2.2 实验材料

从中国现代汉语字典选择30个人际关系情绪词(积极/消极各15个), 请30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采用6点评分评估词汇的情绪效价(积极−消极程度)。根据评分结果, 从15个积极词中选择高分的前10个词(友好、热情、真诚、宽容、信任、理解、陪伴、忠诚、关怀、和睦, M= 5.00, SD= 0.23), 从15个消极词中选择低分的后10个词(敌对、冷漠、虚伪、刻薄、怀疑、刁难、抛弃、背叛、排斥、虚假, M= 1.80, SD= 0.35)作为Stroop实验刺激材料, 两类词语在情绪效价上存在差异显著, t(18) = 24.11, p < 0.001, Cohen’sd= 10.81。并参照王一牛、周立明和罗跃嘉(2008)的方法评定本实验中情绪词的愉悦度和唤醒度。结果表明, 积极情绪词的愉悦度(M= 7.33, SD= 1.42)显著高于消极情绪词的愉悦度(M= 2.32, SD= 1.60), t(29) = 10.14, p< 0.001; 积极情绪词的唤醒度(M= 6.09, SD= 1.52)与消极情绪词的唤醒度(M= 5.24, SD= 1.70)差异不显著, t(29) = 1.79, p= 0.083。

2.3 实验程序

采用E-prime 2.0编制实验程序。实验指导语为：“屏幕中央会出现‘+’注视点, 随后会出现带有颜色的词语, 请判断词语的颜色。如果词语为红色, 请按D键; 黄色, 请按F键; 蓝色, 请按J键; 绿色, 请按K键。请在保持正确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的做出按键反应”。实验流程见图1。

图1 情绪Stroop任务的流程图

本研究包括积极词block和消极词block, 每个block内词语的4种颜色随机呈现。为了平衡顺序效应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实验中一半被试的颜色按键要求为：红−D、黄−F、蓝−J、绿−K; 另一半被试的颜色按键要求为：红−K、黄−J、蓝−F、绿−D。同时对积极block和消极block的顺序也进行平衡, 即一半被试先进行积极block再进行消极block, 另一半被试则是先进行消极block再进行积极block。整个实验程序有80个实验试次和20个中性词练习试次, 总共100个试次。

目前我国大多数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不高，采用的是个人负责制的家长式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组织的领导人（通常是组织的创办人）居于最高层，拥有最终决策权，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指挥着工作人员的意志，组织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难以发挥集体的智慧，更严重的是容易滋生贪污等一系列问题。

2.4 实验结果

首先剔除反应时低于200 ms和超过1000 ms的极端反应时试次, 以及错误率超过10%的被试数据(Lamers & Roelofs, 2011)。有4名被试的反应时错误率超过10%而剔除, 最终有效被试人数50名(高分组25人, 低分组25人)。有效被试的反应错误个数都较少(M_高善良= 2.72, SD= 2.06; M_低善良= 2.14, SD= 1.85), 不再对错误率做进一步分析。

采用2(组别：高、低善良特质) × 2(词语类型：人际关系积极词、人际关系消极词)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组别主效应显著, F(1, 48) = 8.11, p= 0.006, η_p² = 0.145, 95%CI为[13.43, 77.85], 高善良被试反应时长于低善良被试; 词语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F(1, 48) = 1.20, p= 0.278, 95%CI = [−5.04, 17.14]; 词语类型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2), F(1, 48) = 5.27, p = 0.026, η_p² = 0.099。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人际关系积极词上, 高善良被试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善良被试的反应时, F(1, 48) = 11.73, p= 0.001, η_p² = 0.196, 95%CI = [24.08, 92.55]。高善良被试在人际关系积极词上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人际关系消极词, F(1, 48) = 5.76, p= 0.02, η_p² = 0.11, 95% CI = [3.03, 34.41]。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图2 两组被试在积极词和消极词上的反应时

注：误差线为标准误; * p< 0.05, ** p< 0.01

表1高、低善良特质组在两类人际关系词上的反应时(ms)

人际关系情感词高善良特质组(n= 25)低善良特质组(n = 25) MSDMSD 人际关系积极词669.8963.20611.5757.04 人际关系消极词651.1763.69618.2055.21

2.5 小结

本实验结果验证了假设1, 人际关系词的情绪效价只干扰了高善良被试颜色判断的反应时间, 并且高善良被试在积极效价的情绪词表现出更显著的Stoop干扰效应。对情绪Stoop干扰效应产生原因的研究认为, 情绪信息对个体的重要性(或内隐敏感)将导致任务注意等认知加工受到干扰, 即对特定情绪信息的注意增强重新塑造了信息加工进程。本实验结果表明, 在情绪信息注意选择的内隐层面, 高善良被试与低善良被试具有系统差异性, 特别是高善良被试对人际关系积极情绪词汇具有难于抑制的自动加工倾向。高善良被试对正性人际情绪信息表现出难于抑制的加工倾向, 那么他们在进行情绪调节时倾向于持有控制型还是表达型的调节态度。本研究通过实验2进一步检验高低善良被试在内隐情绪调节态度上的差异。

教师工作压力大，他们需要闲暇，需要缓解压力，管理者有责任为教师构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与氛围，让教师平淡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教师“点染”工作室、“百灵鸟”合唱团等富有特色的教师社团，提升了教师文化和艺术修养，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每年举办的新年联欢会使教师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尽展诗乐才华；志趣相投的教师们自发组建的篮球、登山、瑜伽等俱乐部，使得大家生活或工作中的不快情绪在彼此沟通中很快化解；温馨的教工之家设有健身房、台球室、瑜伽室、茶艺室等，工作之余，教师们常常到这里坐一坐或看书、备课，或聊天、健身，这也让教师们放松了身体的同时补充了精神食粮。

3 实验2：善良特质对内隐情绪调节态度的影响

3.1 实验被试

再次邀约被试来参加实验2, 最终被试人数为56名(高善良组28人, 低善良组28人)。

3.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选自刘俊升和桑标(2009)所修订的目标词和属性词。其中, 积极属性词包括：优秀、光荣、健康、美丽和舒服; 消极属性词包括：残忍、恶心、可怕、悲惨和羞耻。情绪控制目标词包括：冷静、理智、容忍、克制和忍耐; 情绪表达目标词包括：奔放、激情、释放、表露和宣泄。

3.3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2.0 编制, 采用标准七步程序(Greenwald, Nosek, & Banaji, 2003)。测验过程中, 屏幕的左上侧和右上侧分别呈现类别标签, 刺激词呈现在屏幕中央, 并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误情况。其中, 第4步骤联合分类任务1为相容任务, 第7步骤联合分类任务2为不相容任务。相容任务是指被试把属于“情绪控制”和“积极属性”的刺激词都视为一类并按“F”键, 把属于“情绪表达”和“消极属性”的刺激词都视为一类并按“J”键。不相容任务是指被试把属于“情绪表达”和“积极属性”的刺激词都视为一类并按“F”键, 把属于“情绪控制”和“消极属性”的刺激词都视为一类并按“J”键。为了平衡顺序效应对实验效果的影响, 其中一半被试在第4步骤进行相容任务, 在第7步骤进行不相容任务, 另一半被试与之相反。实验程序的部分呈现方式如表2所示。实验流程见图3。

3.4 实验结果

首先对数据反应错误率大于 20%的被试进行剔除, 再根据 Greenwald 等人(2003)提出的数据分析方法对被试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对反应时小于300 ms和大于10000 ms的数据进行剔除, 对错误的反应时用该任务的平均反应时加上600 ms来替换(刘俊升, 桑标, 2011)。Greenwald等人(2003)提出用D值作为被试内隐态度的指标, D值的计算方法是由相容任务反应时和不相容任务反应时之差比上两部分正确反应时的标准差。在本研究中, D值为正值时, 代表被试持有更为积极的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D值为负值时, 代表被试持有更为消极的表达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对反应时进行2(组别：高、低善良特质) × 2(实验任务：相容、不相容)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F(1, 54) = 0.002, p= 0.96, 95%CI = [−151.01, 145.05]。实验任务主效应不显著, F(1, 54) = 0.04, p= 0.83, 95%CI = [−92.45, 113.57]。组别与实验任务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4), F(1, 54) = 11.21, p= 0.001, η_p² = 0.17。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高善良组在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 F(1, 54) = 4.93, p= 0.03, η_p² = 0.08, 95%CI = [−307.17, −15.81]; 低善良被试在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不相容任务反应时, F(1, 54) = 6.32, p= 0.02, η_p² = 0.11, 95%CI = [36.92, 328.29]。在相容任务上, 高组反应时有短于低组反应时的倾向, F(1, 54) = 3.12, p= 0.08, η_p² = 0.06, 95%CI为[−373.53, 23.47]; 在不相容任务上, 高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组反应时, F(1, 54) = 4.48, p= 0.04, η_p² = 0.08, 95%CI = [8.92, 329.22]。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表2 ER-IAT的标准七部分程序实验步骤及呈现材料

图3 情绪调节版内隐联想测验(ER-IAT)程序的部分示例

图4 两组被试在不同任务上的反应时

注：误差线为标准误; *p< 0.05

表3 高、低善良特质组在两类任务上的反应时(ms)

对高、低两组被试的D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发现, 两组之间D值差异显著, t(54) = 3.64, p= 0.001, Cohen’s d = 0.97, 95%CI = [0.28, 1.00], 即高善良特质组被试的D值(0.34 ± 0.64)显著大于低善良特质组被试的D值(−0.30 ± 0.68)。

3.5 小结

本实验发现, 高善良被试在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 符合IAT效应的假设; 而且在相容任务上, 高善良被试反应时短于低善良被试反应时。这些结果说明, 高善良被试更易于将情绪控制词和积极属性联系在一起, 而将情绪表达词和消极属性联系在一起, 即高善良被试认为情绪控制是积极的, 而情绪表达是消极的。为了更好的排除认知加工速度对IAT效应的影响(Cai, Sriram, Greenwald, & McFarland, 2004; Greenwald et al., 2003), 进一步分析两组被试的D值, 结果发现, 高善良被试的D值大于零, 低善良被试的D值小于零, 并且两组被试的D值存在显著差异, 该结果符合假设2。这也说明高善良被试倾向于持有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低善良被试倾向于持有表达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也就是说, 高善良被试在情绪调节目标选择上倾向于对情绪加以控制, 会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情景对情绪进行自动化的调节; 而低善良被试倾向于不加修饰的直接表达情绪, 对情绪状态不进行自动的调节。

考虑到偏位角θ、偏心率ε变化均会影响到Ftot，所以同时调整θ和ε，粗调步长如式(12)、式(13)，θ最大变化±1°，ε最大变化±0.01。

高善良被试不仅对正性情感信息内隐敏感, 而且更倾向于采用控制型内隐调节, 那么, 这两种特点是否会产生有效地调节效果。已有研究表明, 自动控制负性情绪可提高情绪调节的效率(efficiency of emotion regulation, Christou-champi, Farrow, & Webb, 2015)。由于内隐调节效果不容易直接测查, 实验3通过诱发被试的负性情绪, 采用任务操作的反应效率作为内隐调节效果的间接指标, 以此考察高低善良被试在情绪恢复效果上的差异。

四是以往的水资源管理手段和效果不佳，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形成管理上的硬约束和硬手段，水资源管理的一些措施没能够以考核、审批等刚性手段予以体现。为了使水资源管理与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相协调，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思路，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4 实验3：善良特质对内隐情绪调节效果的影响

4.1 实验被试

再次邀约被试来参加实验3, 最终被试人数为57名(高善良组29人, 低善良组28人)。

4.2 实验材料

负性情绪诱发材料：采用阅读法诱发被试的负性情绪(郑璞, 刘聪慧, 俞国良, 2012)。阅读材料节选自赫尔曼•黑塞尔的《朝圣者之歌》片段。考虑到被试在大学高年级将思索人生的方向, 因此选择这段文字诱发他们的负性情绪体验。阅读材料约560个字, 以四号、楷体格式在电脑屏幕上呈现。

成年人的生活已经远远向我袭来, 眼下也许才抓到我一绺头发、一根手指, 可是不久就会把我整个人牢牢捉住, 这是那种有目标、有数据的生活, 有秩序、有职位的生活, 属于职业的、不断有考试和成绩的生活; 不久我就将面对现实, 就将是个学位答辩者、牧师、教授, 就将戴着礼帽和皮手套去拜访, 我也将愈来愈不懂孩子们, 甚至开始羡慕他们。而这一切我在心底却觉得与自己全然格格不入, 我不愿意离开我目前生活的世界, 它是那么美好迷人, 而当我想起将来时, 我心里怀着的还是那个神秘之极的目标……

采用张卫东、刁静和Schick (2004)修订的《情绪自评量表(PANAS)》(中文版)评估被试在情绪诱发过程中的情绪状态, 该量表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 总共有20个形容词, 每个维度都包括10个形容词。采用5点评分标准对每个形容词进行等级评定, 1表示几乎没有情绪感受, 5表示有极其多的情绪感受。

面孔表情视觉搜索任务中的面孔表情图片：参照Öhman等人(2001)的设计程序, 采用3×3面孔图像矩阵。一个矩阵中含有9张面孔图像, 按照3×3排列成矩阵(如图5所示)。从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龚栩, 黄宇霞, 王妍, 罗跃嘉, 2011)中选择高兴、愤怒和中性面孔图片作为刺激材料, 每种面孔类型图片各选择2张(男性面孔和女性面孔各1张), 共选择了6张面孔表情图片。每张图片经过统一处理后大小约4.3 cm × 5.0 cm。其中一半数量的矩阵是由9张相同的面孔表情组成(如高兴面孔矩阵, 愤怒面孔矩阵和中性面孔矩阵), 另一半数量的矩阵, 则由1张目标面孔表情图片和8张不相同的作为干扰背景的面孔表情图片组成。本实验选择3种目标−干扰格式的面孔表情组合矩阵(高兴−愤怒, 高兴−中性和愤怒−中性), 每种组合矩阵中的目标面孔有9种可能的位置, 因此总共要呈现27 (3种组合格式×9种位置)个目标矩阵。为了控制面孔表情性别对实验的影响, 设计两种性别面孔表情矩阵, 每个被试要完成108 (54×2)个随机呈现的面孔表情矩阵判断任务。

图5 面孔矩阵示例：愤怒−中性面孔组合

4.3 实验程序

整个实验过程包括5个环节, (1)基线外显情绪测量：采用PANAS问卷; (2)阅读诱发情绪材料; (3)诱发外显情绪测量：采用PANAS问卷; (4)执行表情面孔搜索任务：实验开始前向被试解释指导语, 告知被试实验的任务是要在干扰面孔中搜索出差异面孔, 若被试判断“矩阵中有不相同的面孔表情图片”, 则按“Q”键反应, 若被试判断“矩阵中都是相同的面孔表情图片”, 则按“P”键。实验流程见图6; (5)实验任务完成后外显情绪测量：采用PANAS问卷。

4.4 实验结果

4.4.1 诱发刺激对PA和NA的影响

为了检验实验材料是否成功诱发了被试的消极情绪, 对两组被试在基线期和诱发后的PA和NA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 结果发现, 在PA得分上, 高善良组基线分数显著高于诱发后分数, t(28) = 2.21, p= 0.035, Cohen’s d= 0.36, 95%CI = [0.14, 3.85]; 在NA得分上, 高善良组诱发后的分数显著高于基线分数, t(28) =−3.58, p= 0.001, Cohen’s d= 0.55, 95%CI = [−6.88, −1.87]。在PA得分上, 低善良组的基线分数显著高于诱发后分数, t(27) = 3.48, p= 0.002, Cohen’s d= 0.35, 95%CI = [1.13, 4.37]; 在NA得分上, 低善良组诱发后分数显著高于基线分数, t(27) = −2.11, p= 0.045, Cohen’s d= 0.3, 95%CI = [−4.37, −0.06]。对两组被试在时间1、2、3上的PA、NA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 在三个时间点上, 两组被试的PA、NA分数均无显著性差异, p> 0.05。描述性统计见表4。

图6 面孔表情视觉搜索任务的流程图(以愤怒−中性为例)

4.4.2 面孔表情视觉搜索任务的反应时

采用2(组别：高、低善良特质) × 3(面孔组合方式：高兴−愤怒、高兴−中性、愤怒−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面孔组合方式主效应显著, F(2, 110) = 18.41, p< 0.001, η_p² = 0.251, 高兴−中性反应时显著短于高兴−愤怒(p< 0.001)且短于愤怒−中性的反应时(p< 0.001), 高兴−愤怒反应时与愤怒中性反应时差异边缘显著, p= 0.079 ; 组间主效应达到边缘显著, F(1, 55) = 3.49, p= 0.067, η_p² = 0.06, 高善良组的反应时短于低善良组; 面孔组合方式和组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10) = 2.38,p= 0.097。进一步对两组被试在三种面孔组合上的反应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发现, 在高兴−愤怒面孔组合上, 两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 t(55) = −2.68, p= 0.01, Cohen’s d= −0.71, 95%CI = [−247.08, −36.26], 即高善良被试从愤怒面孔中搜索到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低善良被试。在高兴−中性面孔组合和愤怒−中性面孔组合上, 两组被试反应时均无显著性差异, p> 0.05。两组被试搜索三类面孔组合中靶目标的反应时的描述统计见表5。

4.5 小结

本实验采用诱发情绪范式, 结合外显情绪测量和面孔视觉搜索任务综合考察了被试在诱发情绪条件下的调节效果。PA、NA的测量结果证明本实验成功诱发了被试的负性情绪体验, 表现为诱发情绪后两组被试的积极情绪都显著低于基线水平, 而且消极情绪都显著高于基线水平。但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 高、低善良被试的外显情绪测量在三个测量时间点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 诱发情绪对两组被试的外显影响是均等的。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对情绪调节效果进行内隐测量的必要性(Bartoszek & Cervone, 2016)。

Buchanan, K. E., & Bardi, A. (2010). Acts of kindness and acts of novelty affect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0(3), 235–237.

5 总讨论

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理论提出, 有效的情绪调节需要执行系列调节任务。据此本研究设计了三项实验来考察善良特质在情绪调节行动控制中的内隐优势。实验1采用情绪Stroop任务, 发现高善良被试对人际关系积极情感词具有自动加工倾向。实验2采用情绪调节内隐联想测验(ER-IAT)任务, 发现高善良被试倾向于持有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低善良被试倾向于持有表达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实验3在诱发负性情绪后让被试完成面孔搜索任务, 发现高善良被试在“高兴−愤怒”面孔组合中, 搜索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低善良特质被试。这些结果综合地表明, 善良特质与内隐情绪调节的执行控制加工密切相关, 高善良特质的利他、重感情特点自动地引导情绪内隐调节的目标导向, 产生内隐积极情绪增加的调节效果。这说明善良不仅在行为水平上具有促进健康的作用, 而且作为人格特质, 对健康也具有促进作用。

表4 高、低善良特质组在三个测试时间点的外显情绪得分

表5 高、低善良特质组面孔表情视觉搜索任务的反应时(ms)

注：*为p< 0.05

现有资料表明, 人格特质影响情绪调节的多个方面, 例如, Kokkonen和Pulkkinen (2001)的研究表明大五人格特质与情绪调节策略相关联; Steel, Schmidt和Shultz (2008)元分析表明, 大五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之间的强关系超出研究者们的原有认识; Morawetz, Alexandrowicz和Heekeren (2016)采用外显情绪调节任务和fMRI技术发现, 激活情绪加工脑区可以预测减弱调节的实现, 识别情感的能力与责任心、神经质两种人格特质可以预测增强调节的实现, 并且情绪加工的相关脑区与人格特质的交互作用可以对情绪调节能力有最佳的预测效果。虽然这些研究对人格特质的探讨主要以大五人格特质为主, 但是人格特质的某些特征可以影响成功的情绪调节能否实现。作为中国人的典型人格特质, 善良人格在内隐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中所表现出来的优势与善良特质的内涵特征具有一致性, 这表明善良特质是内隐情绪成功调节的重要人格因素。

5.1 善良特质促进人际关系积极情绪信息的自动加工

虽然内隐情绪调节从理论上和实验上都与外显情绪调节相互独立, 但是这两种类型的情绪调节都服务于共同的目标, 即帮助人们采用灵活的、更契合情境调节需求的方式来调节情绪(Aldao, 2013)。从人际关系词情绪Stroop实验任务结果来看, 词语的情绪效价, 特别是积极效价对高善良被试产生了最显著的干扰。这一结果可以理解为善良特质所蕴含的“重感情, 利他”倾向对人际关系的积极情绪信息的自动加工。以往研究也表明, 人格特质对信息加工过程会产生偏向性影响, 例如, Kazén, Kuhl和Quirin (2015)的研究表明, 人格特征与内隐情感交互作用, 影响启发式与分析式加工的实验任务成绩。

“周末，我们经常随援疆工作组下团场，和团场的教师进行交流和探讨。”盛庆余说，“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安排相关学科教师到团场中学开办学科讲座，与基层教师集体交流、志愿结对，将内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分享给他们。”一年多来，他们几乎走遍所有团场，“高效6+1”课堂模式也渐渐被七师教师接受认可。

关注人际关系积极情绪信息具有重要的社会适应意义。例如, 对社会认知两维度模型的研究表明, 作为辨别人际交往对象是否是朋友的核心要素, 热情是社会认知第一位的核心成分(Fiske, Cuddy, & Glick, 2007; 佐斌, 代涛涛, 温芳芳, 索玉贤, 2015)。因此, 从社会认知的视角来看, 高善良被试对人际积极情绪的关注更好地契合了社会认知对情绪优先加工的需要, 从而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除此之外, 关注积极人际情绪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机制来看, 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恰恰在于在同情共感的基础上建构道德理想社会(Cornwell & Higgins, 201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通过关注人际积极情感以保障人际关系的持续, 对社会心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5.2 善良特质促进控制型情绪内隐调节

本研究发现, 高善良特质被试更倾向于持有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即他们更倾向于适度控制情绪而不是基于个人喜好宣泄情绪。Sperduti等(2017)研究了内隐情绪调节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发现内隐情绪调节与工作记忆的信息更新能力(updating abilities)这一复杂执行功能指标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内隐控制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同时, 研究还表明, 控制型相比宣泄型内隐调节态度更有利于个体健康。例如, Mauss等(2006)发现, 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与成功的、自动的和生理适应性的愤怒情绪减弱调节显著相关; 而且, 从整体适应上来看, 这种调节态度与感情性反应的适应性显著相关, 即对情绪控制的内隐评估越积极, 个体在自动的、成功的、生理层面上的情绪调节的适应性越高(Mauss et al., 2010)。刘俊升和桑标(2009)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在负性情绪诱发情境中, 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控制型调节态度的个体会自动化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此, 可推论善良特质通过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促进健康。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具有一致性, 王登峰和崔红(2007)的研究表明, 善良人格间接负向预测心身症状, 即善良特质与身心健康相关联。控制型内隐调节与健康的关联性也已经获得实证证据, 如Hopp等人(2011)采用情绪调节内隐联想测验(ER-IAT)进行的研究表明, 控制型的内隐情绪调节与被试的健康及有意识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密切关联。因此, 实验2的结果表明, 善良特质通过促进控制型的情绪调节态度优化内隐情绪调节, 进而影响身心健康。

Braunstein, L. M., Gross, J. J., & Ochsner, K. N. (2017). 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 multi-level framework.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2(10), 1545–1557.

5.3 善良特质促进内隐情绪修复

本研究结果表明, 诱发负性消极情绪后, 虽然高低善良被试在三个时段的外显情绪都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在完成面孔搜索任务时, 高善良被试从“高兴−愤怒”面孔矩阵中搜索出高兴面孔的速度显著快于低善良被试。Koole和Jostmann (2004)认为, 从愤怒面孔(或中性面孔)矩阵中搜索出高兴面孔的反应时与情绪调节能力有关, 他们认为, 在搜索过程中被试如果能够成功搜索到高兴面孔, 需要将注意从表情面孔背景中转移到目标表情面孔上, 也就是说把注意从负性信息优势吸引中解离出来, 注意解离越迅速, 情绪调节能力就越强。Feldmann-Wüstefeld, Schmidt-Daffy和Schubö (2011)探讨了个体对高兴和愤怒面孔搜索的注意分配情况, 结果发现, 相对于高兴面孔来说, 愤怒面孔诱发了一个更为显著的、出现时间更早的N2pc成分, 说明不同表情搜索会占用不同的注意资源。其中, N2pc成分是指在视觉搜索任务中, 代表与注意有关的信息加工过程, 出现时间大致在刺激呈现后的200~300 ms之间的负波(Feldmann-Wüstefeld et al., 2011)。

结合本研究结果来看, 高善良被试较好地克服了“愤怒优势效应”的限制, 并且本研究中的外显情绪都没有显著的组间差异, 因此可以推论, 高善良特质可以更有效地增加内隐积极情绪, 促进内隐情绪在诱发消极情绪后自动修复。这一结果与Quirin等人(2011)提出的内隐积极情绪是由自我产生的观点相一致, 这个观点认为“由自我参照表征整合的平行加工系统是内隐积极情绪的产生机制”。现有研究表明, 善良不仅是人格维度的重要内容, 而且是核心自我评价的重要成分(甘怡群, 王纯, 胡潇潇, 2007)。因此可以推论, 以善良为核心的自我表征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内隐积极情绪的增加。

为什么高善良被试内隐修复的效果更好, 从现有研究来看, 高善良被试的调节灵活性可能优于低善良被试, 采用问卷测量方式进行的研究也表明, 善良特质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改变, 同时负向预测反应调整(Zhang, 2014)。基于认知性改变产生的调节灵活性与健康密切关联, Sheppes, Scheibe, Suri和Gross (2011)发现, 积极健康者能基于当前负性刺激的强度, 通过多次试验优选出适合的情绪调节策略, 即能够根据环境要求很快地选择适应性途径, 这种时时的灵活性对有效情绪调节是非常重要的。

5.4 善良特质可优化情绪调节行动控制的意志努力成分

三项实验的结果一致表明善良特质优化了情绪调节行动控制理论所构想的调节任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 善良特质对内隐调节这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任俊, 朱琼嫦, 2015)”具有稳定而持久的影响。从内在原理上来说, 这可能是由于善良人格特质的发育完善, 需要持久的意志努力, 以适度抑制自我享乐性动机对善良行为的干扰, 即善良发育过程中的意志控制性成分可能有助于促进内隐情绪调节。目前, 已有研究证明了意志行动控制与内隐控制性调节之间的关联。例如, Koole和Fockenberg (2011)通过实验任务操纵被试的状态定向与行动定向, 发现控制型的内隐情绪调节与意志行动控制(volitional action control)密切相关。已有研究也表明, 大五人格的“宜人性”维度, 与人际情境中的情绪调节相关联, 可以显著预测控制外显层面的情绪控制努力程度(Tobin, Graziano, Vanman, & Tassinary, 2000)。Paschke等(2016)发现, 在主观觉察和神经活动两个水平上, 自我控制特质与情绪调节的成功存在显著相关, 并且高自我控制者在保持支持情绪调节的动机状态上具有历时性优势。因此可以推论, 善良特质可通过增强意志性努力来保障内隐控制型调节, 促进内隐情绪调节达成调节目标。

西洋哲学-讲师为费诺罗萨。参考斯宾塞(译者注：Herbert Spencer)《世态学》和摩尔根(译者注：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讲授社会学，并以施瓦格勒(译者注：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哲学史》(英语抄本)为教科书，讲授近世哲学史与康德(译者注：Immanuel Kant)哲学等。

5.5 本研究的应用价值与研究局限

本研究通过实验任务揭示了高善良被试在内隐情绪调节行动控制中的特点, 但是没有探讨为什么高善良被试会表现出这些特点。后续的研究需要设计系统的实验并建构合理的理论, 进一步解释善良人格具有内隐情绪调节优势的原因。

当前, 虽然研究者越来越注重从内隐与外显两个层面探讨情绪加工及其对健康状况的影响(Quirin & Lane, 2012), 但是, 内隐情绪方面的研究资料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表明, 增加积极内隐情绪可促进个体从消极事件中获得恢复(Quirin et al., 2011), 通过善良行为干预会有助于某些心理障碍行为的恢复(Alden & Trew, 2013), 本研究从情绪调节行动控制的角度, 系统地阐明了善良特质对内隐情绪调节的积极作用, 为深入探讨人格特质与情绪调节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另外, 本研究为促进中国人典型人格特征的善良特质的积极发育, 使其在内隐情绪层面积极地塑造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并维护情感健康,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6 结论

(1)高善良被试对人际关系积极情绪信息具有难于抑制的自动加工倾向, 这与善良特质利他、重感情的人际关注具有一致性。

(2)高善良被试倾向于控制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这表明善良特质可促进内隐情绪调节的意志努力。

1.2.1 善良特质促进人际关系积极情绪信息的内隐识别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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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设计的民族综合信息大数据平台资源库管理系统，可实现内蒙古民族信息的统一管理和资源整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源库管理系统将进一步推进大数据平台的发展，民族信息的管理体系也将随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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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通过数据模型建立网络为基础的数据分析挖掘模型，最终形成立体模型。保证可于各种维度产生不同的数据为行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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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试验材料 供试蔬菜品种包括生菜、菠菜、青菜。其中生菜：四季奶油生菜、美国四季油麦菜、极品红油麦、结球生菜、汉斯八宝菜；菠菜：日本全能大叶菠菜、香港速生大叶菠菜、武波一号、四季大叶菠菜、紫妃菠菜；青菜：矮箕苏州青、双龙精品快菜、热矮001、东方2号、东方18。供试营养土为广东生升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基质，草炭∶珍珠岩∶蛭石按照体积比1∶1∶1混合而成。为使种子萌发整齐一致，在清水中浸种12 h，将种子用干净的湿润毛巾或者纱布包裹，放在25 ℃左右的恒温培养箱中催芽，露白后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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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共同实现教学目标以及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中所采取的教学手段和途径。合理的教学方法不再是单向的由教师向学生输出知识，学生接受知识，而是教师和学生相互联系的方法。教学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先进的教学理念让学生首先通晓原理，能够超前反映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对未来人才的培养要求。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是要适应将来的需要，同时也为他们的未来着想。

本实验结果发现, 高善良被试在完成“高兴−愤怒”面孔组合时, 其搜索高兴面孔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低善良被试。Quirin, Bode和Kuhl (2011)指出, 内隐积极情绪的增强可以提高对愤怒面孔群中的高兴面孔的识别能力, 他们认为个体在体验到情绪唤醒的恢复阶段中, 其内隐积极情绪的增加与内隐情绪调节加工有关。因此, 实验3的结果说明, 虽然高低善良被试在外显情绪修复的自评上并没有表现出差异性, 但高善良被试获得了内隐积极情绪增加的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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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it advantage of a high kindness trait in the action control of emotion regulation

SUN Juncai¹; XUN Fengjiao¹; LIU Ping²; ZHANG Wenhai³

(¹ School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²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³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01, China)

Abstract

Kindness is a desirable trait to possess, and it is therefore commendable to investigate its link with self-regulation and, in particular, emotion regulation. Implicit processes in general are much more consistent and reliable, as they are triggered automatically and run to completion without conscious effort or monitoring. Therefore, the effect of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explicit cognitive behavior and ability. Based on an action control perspectiv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regulatory process for emotions usually includes three sub-tasks, in this study, a set of implicit tasks were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kindness trait on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kindness.

The Chinese Personality Scale was used to assess level of kindness. This study surveyed 399 college students, ultimately selecting 60 participants (30 with high scores and 30 with low sco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kindness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M = 90.57, SD = 6.17) than did the low-kindness group (M = 52.28, SD = 3.83), t (58) = 28.70, p < 0.001). A subset of participants was selected based on their kindness scores. They then completed three experimental tasks. First, an emotional Stroop task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interference effect in color identification caused by emotional val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is task, the experiment materials we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words related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second task used 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of emotion regulation (ER-IAT) to assess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attitude toward emotion regul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third task was a visual face detection task, which used different expressions to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implicit emotion recovery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a negative emotion indu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 the first task, the high-kindness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longer reaction time to words describing po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n to negative words (p = 0.02). In contrast, the low-kindness participants did not show any difference in reaction times to the two types of words (p = 0.4). (2) In the second task, the high-kindness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D value (0.34 ± 0.64) than did the low-kindness group (−0.30 ± 0.68), t(54) = 3.64, p = 0.001. (3) In the third task, although the explicit emotion change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any time point (all p > 0.05), the reaction times for the high-kindness participants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for the low-kindness participants in the visual face search tasks using happy-angry combination matrixes (p = 0.01).

This study presented the link between the personality trait of kindness and implicit emotional responses according to action control theory.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1) the emotional valence of words only interferes with the reaction times of high-kindness participants’ color judgment, and a more significant Stroop interference effect was only found for positive valence words. (2) High-kindness individuals were more inclined to demonstrate a positive implicit attitude i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referred a deliberate, appropriate control of emotions. In contrast, the low-kindness individuals were more inclined toward a negative implicit attitude toward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referred a direct expression of emotions. (3) The high-kindness individuals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away from angry faces more quickly and had greater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This study provided experimental evidence that there was an advantage for kindness traits with regard to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Key words kindness personality trait;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ction control theory; controlled implicit regulation; face visual search task

分类号B842

收稿日期:2018-05-09

* 山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19CJYJ14)资助。

通信作者:孙俊才, E-mail: sunjc@qfnu.edu.cn; sunjuncai26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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