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控制与现代技术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控制论文,风险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5)05～0021～06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5.003 风险事件频发和风险威胁增大，极大地强化了公众的风险意识，使人们对现代技术风险日益关注。在这些日益升起关注的背后，有着人类一直以来对风险控制的努力。这种努力并不如转移、分散、规避、调节等风险策略那样简单，而是包含一套应对风险的策略经验和理论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虽然也曾有过盲目冒险的教训，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到了有关的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教会人们不断地取得应对风险的进步，把盲目冒险推向理性冒险，进而积累起控制或应对风险的一系列方式、方法、技能等程序和规则。实际上，这些程序和规则是以技术为实质的，它一方面以风险管理和控制等软技术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把其中的技术理念物化，以硬技术表现出来。硬技术构成了人们最习以为常的技术观念。软硬技术有效的辩证整合，使它们应对风险功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发挥，不断地深化，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和风险升级，使技术现代化，形成现代技术风险。把握风险控制与现代技术风险的演变逻辑，这是深化风险控制和治理的关键。它对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控制与技术风险 风险控制与技术密切相关。“风险导致控制，因此风险越大，对控制的需要就越强烈。”[1](P7)在技术尚未主导生产和生活之前，风险以危险来显现。这些风险大多是自然危险。自然危险“都不是人力造成的，都不取决于人，而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集体命运或者神的处罚等等”[2]。它的风险因素和风险原因变化多端，很不明确。换言之，自然风险事件的原因和作用因素都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人们很难预测和掌控。人们普遍地感到，在意外和不测的事件或事故之外有一个主宰，它是命运之神，支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地震、洪水等所有的自然风险现象，背后都隐藏相应的形而上之神。不过，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所遇到的风险，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莫测和完全受命运之神的支配，比如断崖和河流等所呈现出来的风险。而且，人们从感觉直观中就可以对此类风险做出判定，进而形成决策策略。至于采取何种策略行动决策方案，敢不敢冒险，冒多大的风险，这与行动个体自身的情况相关。应当说，理性行动的每个个体心里应当是有数的。 风险反映的是事情发展变化的负面不确定性。把计划付诸行动的人，时时刻刻都会面临着前进路上的风险，只是风险大小的不同而已。至于说到零风险，那只不过是因为风险太小，或当事者已经克服风险之后的说辞。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只要积极应对，反复地试探，不少风险可以成功地被驾驭。成功应对或驾驭风险的意义重大，它获得风险背后隐藏着的巨大收益。这不仅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冒险者因为克服了常人无法应对的风险，因而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和广泛的敬仰。这是一种蕴涵着经验和知识的文化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这个概念是在16、17世纪由早期西方探险家们首先使用并发展起来的”[3]。文艺复兴时期，航海探险把其冒险的这种文化进一步塑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冒险者，让整个欧洲乃至全球都分享到他们所带来的成果和辉煌。在这种情况下，危险中支配的命运之神被摆脱，所以在危险一词之外还有新的涵义，危险概念已经很难涵盖。新的涵义蕴涵在航海探险之中，既有“风”之浪而带来的危险，包含着损失和伤害等意涵，又有“意外”和“不测”等所表达的意义，于是人们创造了“风险”一词。自航海探险时代以来，风险一词渐渐风行起来，取代危险的说法，成为现今起支配作用的概念和观念。 与此同时，在冒险精神塑造的文化力量中，还包含着一套由探险试错而形成经验，这是探险者成功有效地应对风险的办法，其中既有“疏导”和“避让”等含意，又有“防止”和“控制”等含义，它是一套管理风险的门道、诀窍、手段、方式和方法等，是积累起来的以经验知识为内涵的技能与技艺。技能与技艺是技术最为基础和最为原始的内涵，它确立了主体建构技术行为的基础[4]。人们把它们构建成流程性、工艺性的规则、规范和程序，应用有关的原始实物或材料把技术物化，创造和发明器具性或实物性的技术。技术延伸人体器官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把人们驾驭风险的能力强化，后来还普及成为社会公众控制风险的工具，比如航海用的船。应当说，起初器具技术比较简单，甚至是直接借用自然的物品，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人们横渡河流，起初可以借用树木等器物，接下来可以制造独木舟、竹排等器物，后来还可以建造栋梁和轮船等。 应用技术，可以消除危险[5]。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多危险被克服或消除了。虽然这种消除不是彻底性或根本性的，但从概率意义上说，已经大大地降低，达到人们对安全的要求。比如有了轮船之后，横跨河流和海洋的风险就大大地降低，即使普通民众，也可以跨洋过海。但是，与一般经验和管理办法的不同，技术应对风险的主要功能不是规避或转移风险，而是控制风险，即原来存在于事情中的危险或风险被技术克服或被控制起来，或原有的危机或风险已经消失。比如树木高处的野果，因为人们使用了木棒、树枝或竹竿等工具技术来采集，这样就把攀爬树木的危险给消除或控制起来了。不过，这并不是说随之而来的风险已经完全消失了，其实风险还存在。但是，此时它是以技术风险表现出来的，也可以说风险主要转移到技术上来了。比如，建立桥梁起来之后，横跨河流时风险就不再是涉水的风险，而主要是桥梁本身的风险了。 技术在人追求实现目标中建构起中介，尤其是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犹如在河流或山崖的两边建立一座桥，消除了人与未来目标之间的障碍或困难，甚至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和现实，使原来存在的危险消失。如果说此有风险的话，那主要是技术风险。可以说，在人们需要达到的目标路上，技术风险大部分取代了自然风险。但是，与自然风险最大不同的是，技术风险具有很大的人为性。这是贝克、吉登斯等著名风险社会学者的基本论调，认为现代社会之所成为风险社会，是因为它充满的风险是人为制造的风险，“出于技术经济的决策和实用性的考虑”[1](P67)。然而，这一论调所强调的观点，显然对技术风险所具有的自然属性有所忽略，以为人们在自找风险。其实，技术风险承袭着自然风险的基本特性，因为技术是依赖于自然的原理和材料制作而成的。而这让我们回归技术本身来理解其风险涵义，技术风险是指技术自身解体、破坏等可能带来的损害。 技术对风险管控，让风险回归技术，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技术与技术风险辩证法的深刻内涵。技术风险与技术相伴生，技术是人创造发明的，在于消除风险，而消除风险的基本逻辑又以控制自身的风险为前提。技术风险的控制，与对自然风险的控制类似，不过主要是从实验和试验的出发，以反复实验的检测为前提，也具有极其深刻的实证性。追求的目标是对技术进行破坏测试，测试技术解体或破坏之时能够承受多大的风险，由此确定技术的安全边界，确立技术安全的标准。不过，技术安全标准不是绝对标准，而是相对标准，“从我们生活中完全消除风险是不可能的”[6](P255)，它是由统计出来的概率来衡量，即在一定时空内技术的解体不低于某一规定的概率值。如汽车经过破坏测试后，假如确定它的保质期为10年，那么在10年内它就是安全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因为背后隐藏着概率。不过，这是风险最令人费解和出现争论的地方。比如，福岛核电站爆炸，原先技术设计已经充分地考虑了风险因素，但就是没有想到会该区域会出现9级以上的地震。 二、风险因素与风险技术 客观主义认为，技术风险仅存在于自身，即技术作为一项工程而具有的成败问题。这个观点虽然点出了技术风险的实质，但却孤立地理解了技术风险。其实，风险的涵义具有多维性[7]。技术风险反映了技术超越自身领域而呈现出来的性质。技术进入其他领域，与其他领域结构要素整合，构建技术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等。此时，技术成为这些领域系统的要素或组成部分，变成具有因果相关性的风险因素或风险原因。作为风险因素的技术，被用来控制风险，更彰显了它参与相关行动系统的建构和整合，又成为人们生活和生产主系统的结构性要素或部分。作为一个结构要素，技术与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又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系统中其他相关的要素产生某种程度的因果性影响，尤其是动态影响上，在时间先后的持续链条中，技术成了对其他要素风险事件产生的原因。风险因素是指能够导致或造成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的要素。技术风险因素不仅会使其相关要素风险频率的增加，且还会直接诱发相关风险要素产生风险事件，造成损失或使损失增大。比如，在河流上建立起一座发电和灌溉用的大坝，这项工程技术就成为了这个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构要素，它使该河流下游地区的地震风险增加，甚至会诱发地震事件。 排除风险因素，这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技术风险控制的基本规范。任何技术发明和创造都考虑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任何解决方案都是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无限的、绝对的，因而只要是技术或事件过程，都会有风险，即风险是普遍现象。风险具有因果性[8]，但风险因素是否会引发出风险事件，其中的道理又与人们常规思维和习惯思维的因果性有很大的不同，把风险因素与风险事件之间看作是决定性的，即风险因素与风险结果之间并不如人们所联想的那样，具有因果必然性，有原因就有结果。其实，风险因素与风险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决定性的，原因结果不是线性的关系，而是极其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表现多样，有原因，未必有结果；有结果，也未必能够找到原因。被称为原因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会产生迟滞效应，有时非要到达一定程度时，才会通过风险事件把风险显现出来，让人们认识和理解它；而有时即使很小的风险因素作用，也会出现风险事件。所以，即使人们做了充分估计和积极地排除了隐患因素，结果仍有意外情况的风险事件出现。这就是风险最为神秘和令人惊恐的地方。 风险管控的战略在于防止和减轻[6](P52)。防止战略在于排除风险因素，把风险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加以消除，达成安全目标，有时甚至还需要进行层层设防。它更多突出强调的是事前做好准备，降低人们不愿看到的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减轻战略在于当真的风险事件发生时，或即使风险事件没有出现之前，也要力求把损失、伤亡等减少到最低，即降低风险事件的不良后果。风险管控的战略贯穿着经济效用论的基本理念，确立起了可量化的风险评估体系，促进了风险管理学、风险经济学、保险学的发展。不管如何，这套理念都强调做好事前的准备和应对，突出地反映了风险事件是否出现的概率本质。风险事件只有可能性和或然性，属于偶然性的事件，且有很强的随机性，常常以出乎人们的设想或预料为特色。这也是风险既神秘而又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风险处于安全与毁灭之间，既可以说是虚拟的真实，也可以说是真实的虚拟[9]。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似乎是在为这不太可能出现风险事件枉费心机，甚至是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可是，偏偏就是在人们质疑而专家又满怀信心的设防之中，出现战略性的意外。著名的泰坦尼克号轮船的沉没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被设计者称为永不沉没的轮船，因为它经过了层层的风险设防，声称达到了绝对安全，结果还是仅开始就遭遇厄运。 “风险不仅仅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被生产出来，还会因对潜在危害、危险和威胁的技术敏感而被生产出来。”[10]除了技术作为风险因素之外，技术风险也是风险因素。因为技术有风险，所以当技术作为产品或生产工具供人使用之时，它又在人们的行动系统中构建起风险。“风险越是不能界定、预测和控制，它就会带来越多的风险。”[11]技术风险作为风险因素，对人的行动系统乃至社会和自然系统的风险建构有两个方式。一种方式是技术风险中的风险成分，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人的行动系统以及社会或自然系统中，因为超出了人的行动系统以及社会或自然应有的缓冲能力，就以负面效应的方式积累起来，增加风险因素诱发风险事件的能力。一旦风险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风险事件。另一种方式是技术风险演变出风险事件来体现，此时可能会破坏人的行动系统，或局部对自然或社会系统的产生破坏作用，可能引发它们产生风险事件。比如，美国挑战者号在发射的风险决策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实验表明密封垫圈在低于零下四度时，会出现漏气的风险，但这个风险只不过是可能而已，没有必然性，决策者多次推迟之后，在无奈之下不顾此风险问题，决定实施发射，结果发射不久就出现了爆炸事件，此爆炸事件至今还令人印象难忘。 因此，不管从何种方式来理解技术及技术风险，它们都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等各方式的要素。要素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它还有因素性，它总会以不确定性的方式，招致社会和自然增加风险，促进风险的建构。从这个意义说，与其说技术风险，还不如说风险技术。之所以强调风险技术的观点，主要因为需要对技术风险提出警醒，更重要的是深刻地反思技术存在风险的普遍性。“不要轻易相信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或间接的‘计算’(比如访谈)来了解制造风险的技术。”[10]风险技术观点认为，技术及技术风险是人类行动系统的风险建构因素，因为人类使用技术虽然是用来控制风险，但在它控制风险同时，也在建构技术与人之间的行动系统，众多技术的广泛应用，把各个个体行动系统进一步构建起来，形成更为庞大的社会行动系统，使技术建构成为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因素，对人的生活和存在构成巨大的威胁。 三、安全技术与风险自反性 风险管控降低风险和减轻风险不良后果的理念，与有关经验知识的结合，引发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尤其到了现代，风险管控的理念还进一步与科学理论知识整合，加速技术的发明和创造，为风险管控不断地开辟出新的天地。“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中，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被建构和消费。”[12]风险管控与技术发明和创造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消除或减少风险的良性互动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单纯直接依赖于人自身的管控办法，日益让位于以技术为中介的管控办法。技术在风险管控中发挥看重大的作用。以往单纯依赖于人工来实施风险管控的传统观念，对许多风险的评估，因为缺之技术工具，很容易会得出一个风险概率高和损失大的结论，即风险负面的结果远大于风险收益，甚至从感觉直观中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判定，因而风险科学决策的结果最终是放弃行动，而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许多目标和愿意，因为风险太大而人又缺乏能力，所以大多不敢采取冒险行动，甚至即使采取了冒险行动，结果也是以失败而告终，造成人财两失的局面。缺乏技术对风险的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只能停滞不前，原地踏步。 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打破了传统风险管控的观念。因为有了器具技术作为依托，所以出现了新的风险评估理念。新的评估理念确立起新的风险评估体系。在新的风险评估体系下，传统风险评估认为充满着巨大危险的行动，评估出来的结果迥然不同。有了技术手段之后，风险被大大地降低，传统风险被技术控制起来或克服了，人们还因此渐渐形成一个观念，把实现了对风险的技术称为安全技术，进而普而广之。安全技术的观点强调技术给人们带来了安全，而且还强调技术为人类社会的前进开辟道路。不过，最令人费解的是，技术在对风险控制和克服的同时，其自身却又隐藏着风险。其实，风险评估是“要求在数据不完整或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评估”[13]，因而在这里产生了上面论述所说的风险技术问题。风险技术与安全技术两种观点相互矛盾，它不仅反映了对风险理解的不同角度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技术风险本身存在的悖论问题：以控制风险为目标的安全技术，又以自身存在风险为前提。因此，“‘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代替”[14]。 曾经在相当长时期里，尤其在工程和管理领域里，人们常常把安全技术的风险悖论问题归结为技术本身的不完善。“我们现在只要掌握更好的技术、更多的知识并且更准确地重建联系，就可以对一切事情应付自如。”[2]按照此观点的精神，工程专家从实证论的立场出发，确立了一个用更好技术替代原有技术的方案，促进技术的升级换代。这是实证论的解决方案，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专家也因此承袭它风险管控战略的功能，确实减低了技术风险的概率和减轻了技术风险的不良后果。然而，与此同时，在技术升级之后，技术越来越复杂，变成了复杂系统。“传统一直试图将健康和安全风险降低到某一难以估量但残留较小的程度，在这个程度上，结果或者过程被称为是安全的。”[15]风险事件发生概率虽然很低，但并不表明技术风险概率为零，既然不为零，那么技术风险事件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技术升级之后的系统更加庞大，所以风险事件造成损害也相应地增大。按照传统经济效用观进行计量，把概率与损失相乘，所得结果会出现失真和失效的情况。比如，1000×1％=100000×0.01％，到底哪个技术风险更大呢?显然，这是很难真实地评估它们的风险影响。因为大概率和小损失相乘与小概率和大损失相乘，得到结果的数值可以相等，但意义却有极大的差异，小概率大损失的风险事件一旦出现，后果极其严重。如核电技术升级后，出现事故的概率降低了，但只要一出事故，损失就极大，几乎没有责任主体能够承担此损失，比起常出现事故的汽车风险，责任主体大多能够承担损失来看，性质完全不同。 技术发明和创造的推进，使传统技术不断地升级和进化，进而演变为现代技术。现代技术基础沿着分子、原子等微观层次深化，目前进入到纳米尺度的微观世界。由纳米尺度来建构起来的技术系统，即使不是庞大的技术系统，也是极其复杂的系统。技术复杂系统需要有与人直接相连的操作界面，因而许多具有负面甚至是毒性的风险物质，被宏观物理技术约束起来。一旦有风险事件的出现，产生的损害不仅仅有事故本身的损害，而且还有众多致害性的化学、放射性等风险物质，它们的作用机理极其复杂，会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人的健康和生命，甚至这些致害性的风险物质会以缓慢的方式发生作用。“现代技术风险的作用方式开始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此显性转向隐性，并以基因突变、放射性元素、毒素、空气污染等物质而存在。”[16]在这个层面上，风险远超出了被称为危险所给人的观察性和直觉性，感官已经无法察觉或难以察觉，等人们察觉到它风险的存在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因为其所产生的风险不良后果是无法逆转的。 现代技术风险是人们在追求安全技术中形成的悖论式的自反性风险。技术升级完善之后，风险产生事故的概率不断地降低，但风险事故的后果却增大。经济效用评估量值也不见得一定会降低，但风险性质可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用定量标准来进行风险评估的模式整体上已经失效。贝克认为，这意味着传统和自然的双重终结。现代技术及其风险的风险物质或成分和风险因素，与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相互整合，共同维系自然和社会的持续演化。在自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长链中，现代技术风险在游走变化并建构着复杂因果结构和因果链条，人类只不过是这个链条的一个环节，它正在改变着人类生活的环境。这个环境既由技术来建构，同时也伴随技术构建而完成风险的建构。因为这是人从未来实施行动的结果，因此风险社会的学者将此风险称为是人为制造的风险。人为制造风险的意谓充满着矛盾，有追求的人类要往前发展，但往前发展的每一步行动又建立尚未清楚的未来上，这样就把风险扩散开来同，由此它不仅改变了自然的性质，同时也改变社会的性质，所以称现代是风险世界。这个风险世界不仅是指风险社会，而且还意味着风险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