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姝娟[1]2004年在《文化视野中错觉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中错觉的特点。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旨在突出研讨文化因素对错觉影响的重要性，本研究选取居住在城市、山村和草原的汉族、回族和藏族的小学叁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二和高二的学生，运用马谋超的多级估量法测试了被试的错觉量。以下，我们打算将本研究的基本框架作简单介绍。 本文共由六部分组成。我们首先回顾了错觉的相关理论及其研究进展，然后提出了错觉的文化生态理论用以验证文化背景对错觉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讨论了错觉的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践意义。最后，我们得出了错觉受文化生态因素影响的重要结论。 本项研究发现文化背景中的民族、居住环境、年级、性别和认知方式都对错觉有重要影响。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做出下列结论： 1) 错觉是一种普遍的知觉现象，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在不同的错觉类型中，Muller-Lyer错觉最明显。 2) 错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民族和居住环境是影响错觉的两个重要的文化变量。 3) 错觉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年级越高的儿童各种错觉量越少，表现出年级间的差异。 4) 认知方式也因民族、居住环境和年级的不同而不同，藏族儿童多倾向于场依存性，而汉族和回族儿童多倾向于场独立性；居住在草原上的儿童多倾向于场依存性，生活在城市和山村的儿童多表现为场独立性；低年级儿童多为场依存性，高年级儿童多为场独立性。男女儿童则未表现出差异。 5) 认知方式对错觉有影响，场独立性者错觉量小，场依存性者错觉量大。 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民族其错觉有适应环境的实践意义，但随着年龄的增加，错觉量的逐渐减少对于个体正确认识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教育中要通过几何图形相关知识的教学，以消除错觉造成的不良影响。
刘爽[2]2016年在《从感知到意义》文中认为意象图式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心智中的深层认知结构,它是关于一些基本空间关系(如“上-下”、“左-右”、“远-近”、“中央-边缘”、“部分-整体”)和事物基本属性(如“大-小”、“明-暗”、“快-慢”)的抽象性经验格式塔,它们来源于感觉与知觉,并通过具有类比性思维特质的隐喻扩展构建起日趋复杂的理性与抽象思维体系。意象图式及隐喻扩展是感觉与意义之间的桥梁,因而也贯穿了设计的感知层、认知层和意义层。任何设计都具有输入与输出端,输入端从感知觉开始,是一切用户体验过程的开端,自此,一系列信息处理与产品交互过程经由体验形成意义,它是设计的最终升华,也是产品与交互最终驻留于人心的价值所在。通过研究这样一种深层认知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在设计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明确一种联系,为设计从感觉走向意义的过程划出一条较为明晰的心理脉络,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设计问题,并进一步探索人类感认知规律与设计语言间的转化方法与转化可能。本文分为九个章节进行讨论。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讨论意象图式及隐喻扩展的理论背景与理论来源,以及它们的分类和心理与生理真实性问题。第叁章主要讨论意象图式的感知起源、编码特性及其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第四和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主要讨论意象图式的感知特性以及它们在设计中的应用,并尝试初步探讨以意象图式之感知特性为启发的设计创新方法。第六章结合案例讨论更多意象图式及隐喻扩展在设计中的应用问题。第七章探讨在将意象图式及隐喻扩展应用于设计时需要考虑的一些相关问题,如,图式的提取与产生问题、设计中所用到的意象图式及隐喻扩展的适合性问题、可能带来的认知冲突问题、意象图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意象图式与隐喻扩展的文化差异性问题。第八章主要讨论将意象图式及隐喻扩展作为一种设计语言来进行应用的可能,包括讨论其可能性与可靠性,并从方法论的角度上尝试探讨设计中的“表层结构”向“深层结构”转化时,如何运用意象图式与隐喻扩展作为一种创新手法的问题。第九章是对全文的总结。本人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与梳理,为设计研究提供一种基于心理学的视角与探讨方式,也为设计创新方法提供一些新的可能。
王甜甜[3]2016年在《消费文化视野下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诞生到现在短短十几年,真人秀节目不仅蔓延全球,而且成为霸占各地电视荧屏的强势文本,不仅创造了一个个收视神话,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电视文化和经济形式。电视文本是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电视真人秀的盛行自然离不开消费文化这一背景和土壤。本论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参照中外典型电视真人秀节目,探究电视媒体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并揭示电视真人秀节目呈现的消费文化特征。电视真人秀节目是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典型文本,消费文化具有的符号化和象征性、商品化和复制性、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消费快感化等特点投射到电视真人秀节目中,使其成为文化属性与商品特征的统一,并遵循着收视率至上的注意力经济规律,无处不在的广告也表明真人秀节目其实是电视与资本的合谋,资本用各种光怪陆离的符号打造了一场感官盛宴,受众受好奇心和窥私欲的驱使,参与这场狂欢以求自我认同和情感支持,短暂的快感之后剩下的只是虚假的满足,所谓的主人翁只是一种梦幻的乌托邦。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消费文化也不例外,消费主义的破坏性也体现在当前电视真人秀节目之中,使其产生种种弊端,比如节目的低俗化屡屡引发道德危机,同质化导致受众审美疲劳并产生一系列版权乱象,过度商业化更是造成了金钱至上的不良社会风气,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严重不符,针对这些弊端,本论文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与反思,对解决的路径提出相应的建议。电视真人秀应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的伦理调整,同时立足现实、关注受众的情感需求,并树立文化自觉,勇于承担起文化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广大观众贡献出“有意思”更“有意义”的节目,电视真人秀节目才能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本论文采取了文献法和案例分析法,参考消费文化、传播学、电视真人秀节目等方面研究的相关论着及理论成果,并以国内外兴起的部分具有开创性、典型性的精品电视真人秀节目为案例,对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内涵与分类、起源和流变以及在中国的发展等情况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对消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对其符号化和象征性、商品化与复制性、日常生活审美化、消费感性化等特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结合消费文化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从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入手来研究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消费文化特征,研究对象更加具体,研究问题更加深入,既有理论支持,又有现实依托,因此研究结论更有规律性和适用性,这既是本论文创新之处,也是本论文的理论意义。最后,本论文还对当前我国电视真人秀现状进行了梳理,对前景进行了探析。当前我国电视真人秀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克服真人秀同质化等普遍性弊端,另一方面还要解决过度依赖外国模式的问题,而这两者的根本解决办法都在于本土化创新。只有树立大市场理念,研究真人秀创新规律,通过元素配比和融合不断推陈出新,并注重品牌树立、维护和延伸,充分借鉴欧美模式和韩国模式的有益经验,才能推出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真人秀,增强中国电视的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因此,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未来真人秀畅想上,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本论文基于当前明星真人秀大行其道的现状和弊端,并结合国家政策和调控形势,认为未来真人秀或会回归其初衷,素人秀或能成为下一阶段真人秀节目的主流,在这之前,星素结合真人秀必然成为一种过渡形式。除此之外,网络综艺凭借自身平台、内容等方面的优势,也必然能在未来真人秀之争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孟欣欣[4]2011年在《大众文化视野下现代体育的视觉化生存》文中研究说明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以身体叙事作为主要表达方式。受大众文化的影响,现代体育体现出很鲜明的视觉特征。本文以在现代体育领域中由审美泛化所引起的视觉化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观察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探讨了受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影响下的现代体育走上视觉化道路后发生的新的美学流变和美学特征。视觉化生存成为现代体育走上审美泛化道路之后所遵循的最重要的美学原则。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与大众传媒,是现代体育走上视觉审美化道路的叁个必要条件。随着身体的价值在以视觉化为主要审美原则的当代社会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审美重心逐渐向以身体为代表的视觉符号下移。受此影响,社会大众对现代体育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身体运动所带来的感性欲望的追求与满足上,而对精神的烛照与意义的思考则退居次要地位。现代体育对感性愉悦的追求体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尊重,从身体主体和观者角度两方面被赋予了新的审美功能和价值。“视觉化”形成了现代体育新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审美价值的多元化格局、大众选择的多样性满足、崇高隐退的世俗化意义以及身体维度的消费性追求几个方面。在当今社会,消费主义主导了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审美泛化理念会消解体育固有的精神烛照功能,而大众媒体则为这种理念提供了技术平台,在追求视觉感官愉悦以求得市场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现代体育的娱乐化倾向在取悦大众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低俗化、媚俗化以及美化暴力的倾向,大众文化在过度商业化、标准化以及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功能在体育领域中初现端倪。人们对体育的关注已经逸出体育范畴本身,体育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外力因素的影响,现代体育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随着社会风气的日益开放,体育价值取向开始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各种冲突与矛盾也在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中凸显出来,必须需要通过批判的力量来进行反思。现代体育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身体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维度的精神提升。必须通过恢复对崇高与永恒的敬畏、捍卫精神与理想的至上、重新定位现代体育的价值坐标等来构建体育的当代价值。
王祖远[5]2007年在《日本建筑师六角鬼丈的创作思想及作品分析》文中指出本文以日本建筑师六角鬼丈的建筑思想及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日本建筑师六角鬼丈是日本1940年代出生的建筑师队伍中独特的一人，他的作品跨越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在现代主义蔓延的年代，他寻求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六角鬼丈关注自然，近年来，他的设计开始由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入与自然相互协调的生态表达。在这一时期，他的很多作品中都传达了人与自然相融合这种观念，考虑人、环境与自然相协调，他认为建筑本身不是独立存在于环境之中的，总是与环境相互协调，相辅相成。六角鬼丈关注人文，对于空间中的人，他着重于研究人的五种感觉，归纳成五感：视、听、触、味、嗅，注重人的感觉和体验，他的设计总是试图全方位的和建筑参与者交流。六角鬼丈关注文化，由于他的逆向思维和反叛的生活态度，他深入研究东方文化并且从中国的道家和风水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将对此的理解不断地融入自己的作品，希望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寻求新的突破。他早期的作品中很多都是建立在东方的易经、风水学、佛学的哲学基础上所创作的。在空间处理手法上，六角鬼丈采用的是现代美学的、文化的表达方式。他把对原型图象学的兴趣，如：地、水、火、风、空等自然物质，转化为对建筑的思考，让人们在经过他的建筑时，获得如电影片段般的回闪。在创作方式上，六角鬼丈倡导用艺术的精神并且联合其他的艺术家共同创作。本文从建筑思想的梳理和作品分析两个角度，从建筑与自然、建筑与五感、建筑与场所、建筑与建构、建筑与隐喻、建筑与艺术这六个方面解读六角鬼丈的建筑创作方法，然后以作品为实例，分析其中所蕴含的设计方法。他的思想和作品对于当今建筑的设计表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为建筑设计的学习与实践提供一定设计方法上的参考。
包安琪[6]2017年在《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改良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服饰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千百年来,蒙古族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东亚温带大草原上创造了悠远而灿烂的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的漫漫征途塑造了蒙古民族如雄鹰般矫健、若烈风般粗犷、而又像敕勒川草原一样豁达开朗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而这一切,又都凝缩在了蒙古族的传统服饰当中。试看,那“昼为风衣,夜为衾褥”的蒙古袍,正昭示着蒙古族在游牧生活中“随物赋形”、“随形赋用”的自然心态与豁达性格;那因携带餐刀而佩饰了各色兽头图海(刀挂)的腰带,正象征着蒙古勇士矫健、粗犷而雄浑的游牧文化气质;那因串列无数珊瑚珠、绿松珠和珍珠而光华夺目的“达罗勒嘎”(头戴)与“细勃格”(练垂),正折射出蒙古女子“我从草原来,心花开不败”的刚毅与温婉品格。所以,蒙古族传统服饰是蒙古儿女所创造的草原文化的独特承载体,是悠远民族精神的象征物,也是草原先民留给当代蒙古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它是一本凝聚了草原数千年人文风采的无字史书,正有待当今的蒙古儿女去品读。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涌入草原大地,青年一代蒙古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象征工业时代审美观的简约线条、紧身立体的造型以及挺拔的棱角感,悄悄转变为他们服饰审美的全新趣尚。而传统服饰,则已被大部分青年人看作过时的“明日黄花”而束之高阁了。这样就导致了传统服饰的传承危机,更确切的说是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危机。实事求是地说,文化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服饰审美观念的变革是服装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无视这一点必然沦于抱残守缺的盲目境地。然而,服饰审美观念的变革也不能一味向着形式统一化、样式新奇化的方向发展,那样只会让服装或者沦为奇装异服或者是难以展现穿戴者精神气质的“单纯遮风避寒用具”。然而,如果要在工业时代绽放出服饰独特的个性风采,却有一条捷径,那就是深深植根于民族服饰文化的沃壤,汲取民族服饰的艺术营养并将其与现代服饰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有机融合为一体。这样,就能设计出“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应万变,万变而不离文化根基”的特色化现代服饰了。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改良问题研究”为课题,选取经典案例,来探析在当前文化环境下改良、发展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思路、方法和规律。之所以选择女性传统服饰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传统女性服饰样式繁多、色彩鲜艳,相对男性服饰来说,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中更能彰显出艺术生命力。为了探本求源,本文将首先梳理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历程,从中归纳出“右衽”、“对襟直领”、“长坎肩”、“开衩裙服”、头戴、练垂、镶边、腰带等形制和工艺,是蒙古族传统服饰中经受历史洗礼而最具文化生命力的元素,并指出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改良应以继承和变通运用这些形制和工艺元素为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后,将结合各种优秀的蒙古族女性改良设计服饰案例,来归纳、提炼出结合现代“叁维服饰”设计理念来改良、发展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方法和规律,借以展现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形制和工艺元素在当前文化环境中的强劲生命力及其可发展性。
刘泓呈[7]2011年在《中国法：走在想象与真实之间》文中研究说明从公元十叁世纪中叶开始,中欧交流的历史帷幕被徐徐打开,一批批欧洲传教士、探险家、商人前赴后继地来到中国,开始了对古老中国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和认知过程。其中,传教士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广博学识的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写下了大量的游记、着作、报告。在他们的着述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的内容。他们在把中国文明介绍到了欧洲的同时,也使得古老的中国法律渐渐走进了欧洲人的视野。在中国,研究欧洲人视野中的中国法律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虽然有很多法史、法理和法律文化学者都已经以不同的进路和方式触及到这一领域,但他们的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都存在不少局限。本文的研究就是试图突破这种局限,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梳理从十叁世纪中叶到启蒙运动之前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文本；同时以人类学的“他者”理论、法律的文化解释方法、跨文化研究方法等作为工具,分析不同时期的欧洲人对中国法律的认知和表述与欧洲的文化背景、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了解欧洲社会关于中国法律的认知和表述的历史及其积淀,同时分析这些关于中国法律的认知和表述在欧洲社会是如何产生影响的。论文的第一章讲述的是十叁世纪的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法律。1250年前后出使蒙古的传教士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在将最初的中国形象带入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视野的同时,也开启了欧洲人关于中国法律的了解和认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1275年左右来到中国,虽然他只是在游记中零星留下了一些有关元朝法律制度的记述,但却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叁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法律的描述和认知不仅极为模糊,并且处处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传奇色彩。论文的第二章分析的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人笔下的中国法律。十六世纪中叶,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把佩雷拉、克鲁斯、平托等一大批早期欧洲观察家推向了中国的大门。从门缝中的窥探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学识渊博的法官、公平正义的审判、残酷血腥的刑罚和仁慈美好的社会救济制度；迷雾中的中国法律开始在欧洲人的面前显现出它神秘的轮廓。论文的第叁章分析的是门多萨神父笔下的中国法律。书斋中的门多萨神父,使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一个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他在《中华大帝国史》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这里有清廉正义的法官、有优越的司法制度、有花园般美丽的监狱、有完善的慈善机构。在门多萨笔下,中国华帝国的法律制度完美得令人感觉是那么的不切实际。但在这种想象的完美与真实之中,一个清晰的中国法律形象却在欧洲人的面前显露了出来。论文的第四章要论述的是利玛窦笔下的中国法律。从十七世纪初开始,天主教的宣教事业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1601年,利玛窦进入了北京城,这是天主教的中国宣教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时刻,这同时也是一个欧洲人真正深入古老中国心脏的时刻。从欧洲人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程度上来讲,利玛窦是第一个真正打开古老中国大门的欧洲人；从欧洲人对中国法律的认知程度上来讲,利玛窦也是第一个真正深入、清晰了解中国法律的欧洲人。论文的第五章论述的是曾德昭神父眼中的中国法律。作为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个极为通晓中国语言文字的欧洲人,曾德昭来华的年代正好是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交替时期。和走“上层路线”的利玛窦不同,在中国丰富的游历和广博的见闻让曾德昭更加真实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法律。曾德昭对中国法律制度的认识和评价,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利玛窦更为全面和深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说他发现了真实的中国法律。论文的第六章分析的是闵明我和李明神父笔下的中国法律。清初的顺治朝和康熙朝前期,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来华的闵明我神父眼中,中国法官的和善、中国皇帝仁慈爱民的“德政”、中国严肃的婚姻法规和“管理良好”的中国监狱,使得异教中国的法律充满了阳光般温和的色彩。“国王的数学家”李明神父于十七世纪末期来到中国。在李明神父笔下,的中国刑罚有着残酷腐败的一面,但是中国的君主制度却是世界上最“完美无暇”的政治体制,而且中国的法律也是“与本民族的精神和特性契合的天衣无缝”的。在李明神父的眼中,异教中国的法律制度仍然散发着难以掩盖的光芒。
何子章[8]2009年在《差异及对立的终结》文中研究指明受雅各布森(Jakobson)对翻译分类的启发,本文尝试着提出“文化内翻译”( Intracultural Translation)这一概念。它指的是用两种不同语言书写的、但却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两种文本之间的互译,本论文专指移民英文小说的汉译。移民英文小说的汉译虽然属于语际翻译,但又与一般意义上的语际翻译有着本质的区别。移民英文小说作者都有着双重创作经验,思维及创作模式与汉语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语言形式的不同,这种文学作品的汉译没有跨文化交流的任何因素,不具有一般翻译所具有的跨文化性质,当它以源语出现在英美读者面前时反倒具备了跨文化所具有的一切性质。它的这种特性与一般英文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倒与中文小说具有同样的性质与内涵。移民英文小说的汉译既是同一文化内的翻译,也就不存在文化差异之说,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跨文化翻译与交流,“文化差异的终结”是移民英文小说汉译最本质的特征,同时,它还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作者、译者、读者叁者之间又有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新型关系,叁者浑圆一体,又不失自我。第二,几乎不存在不可译现象;第叁,归化为翻译之本;第四,“忠实论”与“目的论”的妥协与趋同;第五,回译量大,回译过程复杂。根据移民英文小说的这些特点,本论文主张在移民英文小说的汉译中应以错觉理论为指导,在尊重原作风格的基础上以创造性叛逆及翻译超越论为工具,立足“信、达”,突出“雅”字。错觉理论是指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使用流畅、地道的语言翻译原作,使读者产生错觉,以为所读的就是用译语写成的原作。移民英文小说的汉译属于一种回归式翻译,它由英语译回到作者的母语汉语中去,服务于与自己属同一母语的广大读者。因此,可以说,错觉理论非常适合移民英文小说的汉译。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客观地反映读者的主观心理,更是因为移民英文小说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移民英文小说虽以国外读者为阅读对象,但却在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故事,探讨中国式的人生理念,除书写语言及为照顾英语读者在个别细节的叙述方式上略有不同外,其内容与创作方式与正宗的中国文学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把具有这种特点的移民英文小说译为汉语,服务于广大的源文化读者自然应给读者以读原着的错觉,不能有丝毫翻译的痕迹。创造性其实就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即表现在译者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对措词的选择上。所谓文学翻译中的叛逆,简单的说就是译作对于原作的背离,这种背离当然不能是意义上的严重不忠,而是指在语言结构及表达方法上的不同。翻译超越论(overstepping the original)是指由于译者有意“美化”、“雅化”甚至“拔高”原作,使得译作在文采或立意上比原作出色。在移民英文小说汉译中,无论是作者、译者还是读者都有一个使译本超过原作的期望,因此,创造性叛逆和翻译超越论以及“信、达、雅”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当今翻译理论界,反对翻译超越论的声音似乎占了上风,但在翻译实践中,几乎每一位译者都在精耕细作,努力打造精品,努力使自己的译品优于原作,即使是理论倡导者也都在做着与自己的翻译理念背道而驰的工作,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翻译主张并不总是体现在他的翻译实践中,有时甚至会与自己的翻译实践相左,这也是人们在翻译中的矛盾心理所造成的。事实上,一个优秀的译者,总是会在对原作及作者有一个整体上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母语优势,把自己对语言的最佳驾驭能力展现给译语读者。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中,本论文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包括书名翻译、省略说明性文字、模仿作者汉语创作风格、归化方法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回译中应注意的问题等。
张旭鹏[9]2005年在《想像他者:西方文化视野中的非西方》文中指出西方是在与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中得到更为明确的界定的。在西方的文化视野中,对非西方固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性认知,但也不乏充满错觉的想像,即以一种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形象不断建构非西方的历史身份,从而创造出一个与真实存在不尽相同的非西方。西方的非西方想像体现了西方对他者的控制与重构,是西方表达自我优越意识的一种霸权话语。文章考察了古典时代至18世纪西方表述他者的话语体系,分析了产生这种想像的文化和社会原因,由此说明西方是怎样逐步形成与非西方对立,并最终取得对后者的优势地位。
李宇婧[10]2011年在《女性网络红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社会,草根对于话语权的渴望日渐增强,加上人们对于自我认同的强烈追求,网络这个特殊的传播媒体,成为草根发出自己声音的最好平台。因此,网络红人风靡于整个互联网,甚至在社会各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人们对其褒贬不一。这其中,以女性网络红人居多,如“木子美”、“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小月月”等。她们在网络中利用各种方式获取关注,寻求话语权,从而成就自己,实现自己的明星梦,其中亦不乏荒诞之举。更有不少女性纷纷效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女性网络红人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也成为了本论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本论文以女性网络红人为研究对象,利用传播学、美学以及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女性网络红人的产生、发展及其文化本质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论文首先对女性网络红人从“文字时代”到“图文时代”再到“视频时代”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归纳,并从技术与文化的层面对女性网络红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宏观分析,得出女性网络红人的发展史同时也体现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史。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开放性等特性为女性网络红人的产生带来了契机；网络媒体从简单的BBS到作为个人空间的博客,再到绘声绘色的播客,都展示了网络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这无疑为女性网络红人的发展带来了众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女性网络红人的发展史也见证了人类视觉文化思维的变迁。随着女性网络红人表达方式从以文字为主到图文结合再到视频展现的不断演化,人们对其“看”的方式也在不断更新,从理性地阅读转为若有所思地凝视,再变为过眼云烟式地浏览,这一切都昭示着我们正在从文字时代逐步走向图像时代,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步被大众文化所蚕食。其次,本文利用美学的标准结合类型分析法,将女性网络红人分成作为“美丽”代言人的女性网络红人和作为“丑角”的女性网络红人两大类,并从传播学、女性主义、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对其女性形象、受众心理以及传播本质等层面分别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作为“美丽”代言人的女性网络红人不过是网络中的一道红颜景观,是看客眼中的一束靓丽风景,是其它女性力求达到的美丽标准,是众多男性的欲望对象,是男权社会巩固其地位的又一工具而已。而作为“丑角”的女性网络红人,成为了网络中“丑角”原型的最佳体现者,以各种“丑角”的方式(插科打诨、滑稽可笑)进行着自我的娱乐与狂欢,同时也成为网络哄客的娱乐对象与宣泄对象。然而,无论是作为“美丽”代言人的女性网络红人还是作为“丑角”的女性网络红人,她们最终都仅仅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所指而存在。受众对其的追捧与谩骂,无一不是对于女性网络红人这个符号所进行的诠释与消费。而网络推手与网络媒介也不约而同地将其看做是为自己攫取经济利益的工具罢了。于是,在消费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网络推手—网络红人—网络媒介—网络受众”这条网络造星的商业链,各方在其中寻找着自己的利益,女性网络红人由此成为了消费社会的新一轮产物,也成了消费主义旗帜下的牺牲品。女性网络红人并没有真正获得其预期的话语权与社会地位,而是被潜移默化地成为男权社会巩固其地位的最好工具,成为哄客们嬉笑怒骂的发泄对象,成为消费社会的新一代宠儿。因此,我们应当正确看待女性网络红人现象,警惕某些基于商业目的的恶意炒作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加强网络媒体的把关,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提高个人媒介素养,建构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平台。
参考文献：
[1]. 文化视野中错觉的研究[D]. 陈姝娟.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2]. 从感知到意义[D]. 刘爽. 中央美术学院. 2016
[3]. 消费文化视野下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研究[D]. 王甜甜. 山东大学. 2016
[4]. 大众文化视野下现代体育的视觉化生存[D]. 孟欣欣. 北京体育大学. 2011
[5]. 日本建筑师六角鬼丈的创作思想及作品分析[D]. 王祖远. 郑州大学. 2007
[6]. 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改良问题研究[D]. 包安琪.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
[7]. 中国法：走在想象与真实之间[D]. 刘泓呈.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8]. 差异及对立的终结[D]. 何子章.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9]. 想像他者:西方文化视野中的非西方[J]. 张旭鹏. 史学理论研究. 2005
[10]. 女性网络红人研究[D]. 李宇婧.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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