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塾师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6)02-0030-07
塾师是传统学塾中从事启蒙教育的教师。我国古代的学塾，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东家延请塾师来家教授自家或亲属子弟的家塾；二是富商显贵、地方政府或家族倡议并出资兴办、免费向特定学童开放的义塾；三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学童就读的私塾。在家塾、义塾和私塾中从事教学的老师，就是塾师。
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并不完全来自于执教授徒。如康熙年间徽州府婺源县庆源村的塾师詹元相，他的束修所得十分有限。韩国学者权仁溶，根据詹氏的《畏斋日记》统计：1700年为1两6钱，1701年为4钱5分，1702年为2钱，1703年为1两7钱，1704年为8钱，1705年为1两9钱7分。一年间最多的束修也不到2两，塾师的收入在他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他的主要收入是出租土地、以多种方式收取利息。① 除此之外，虽然塾师往往可以获得如张仲礼所说的“在家乡提供绅士服务的绅士收入”②，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收入，包括束修、膳食和节敬，通常是塾师的主要收入来源。
束修又作“束脩”，是指致送给教师的酬金，相当于现在的工资。塾师的收入虽然不限于束修一项，但无论何时何地，束修都是塾师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明清时期的学塾，大都因陋就简，花费不多。尤其是义学，主要由百姓捐助设立，“或一家捐一学，或数家公捐一学，或一村立一学，或数村公立一学。馆舍不必择地，修金不拘成数，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就地方情形变通办理。”③ 特别是在各级地方官府敦促设立的情况下，一时能筹措到的资金十分有限，这时束修往往是一所义学的主要开销所在。道光五年(1825)，周凯在《劝谕襄阳士民设立义学告示》中，算了这样一笔帐：设立一所义学，最好有四、五百金的本金，至少也要有二、三百金。如果每年一分利，“其捐数多者可得息四五十金，以三四十金作馆师修缮，十金作学生纸笔；捐数少者得息二三十金，仅可作馆师修膳，亦可以图久远。”④ 可见塾师的束修在这里占了绝大部分，在学校收入较少的情况下，只好用所有的收入来保证支付塾师的束修。学塾的建立，往往是“择乡村中庙宇寺观以及大族公祠，通融一二间可容师徒者，作为书屋”。这样正如唐鉴所说，“义学既无须兴建书屋，则所筹划专在塾师束修。”⑤ 这也就意味着，塾师的束修是学塾中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支出。
这显然不是个别的事例，而是一种普遍的情形。清同治年间，戴杰任山东陵县县令，创建了赵王寺义学。他在向上级官府禀告的公文中，说他曾经“先后劝据绅富人等捐资，连卑职捐发银两，置买田地共三十四亩二分七厘有零，岁收租价京钱六十八千文，以六十六千文为延师修脯节礼之需，下余两千文存备义学零用。”⑥ 在赵王寺义学一年68千文的总收入中，塾师个人的“修脯节礼之需”，就占了97％以上。道光十三年(1833)，太谷知县孙衔重修义学之后，制定了《义学学规》。其中规定：“谷邑有官地、民房数处，每年收租银50.95两，作为义学塾师修金。向系礼房管理，今移归儒学，庶归实用。塾师修金每年40两，端节、中秋每节节礼2两，其余做修理房屋之用。”⑦ 太谷县义学的年收入不到51两，以前全部用作塾师的束修。在收归县儒学管理之后，仍有44两用在了塾师的束修和节礼上。在一些学塾，因为有限的收入还要照顾生徒的生活及日用，塾师的修金只占了学塾投入很小的一部分。如浙江会稽的张氏家族，每年用于学塾的投入为60千文，塾师的修金只有20千文，而其他杂费则有40千文。
束修的结算，有三种方式，除了银钱和实物之外，还有用银钱和实物混合结算的。在我国一些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往往以实物尤其是粮食作为致送塾师的束修。因为以粮食作为束修非常普遍，所以束修也被称之为馆谷。如明朝万历元年(1573)，龙泉翁氏致送塾师的束修，是一年谷60石。⑧ 吕坤在《兴复社学》中谈及社师的报酬时也说：“大段社师以每岁粟二十石为厚供，少亦不减十二石。多寡之数，以学问与功效为差。”⑨ 清朝顺治五年(1648)，江苏苏州吴氏家族规定：“延举业师，贴米十二石；句读师，贴米十石。”⑩ 在明代以谷物结算塾师的酬金较为普遍，直到清朝初年也没有完全绝迹。
有不少塾师的束修，既有谷物，又有银两。正德十六年(1521)的进士黄佐，在所订立的乡礼中要求乡民礼敬塾师：“其塾师束修，务从俗加厚。在城大馆，官给银二十两，有司以礼待送。在乡则约正等，率各父兄出谷及菜钱。若待之不以礼，及有始无终者必罚。”(11) 在城镇塾师的束修是官府所给的银两，而在乡村是乡民分摊的谷物和菜钱。万历三十八年(1610)，常熟县的12名塾师，“每名馆谷十石，俸八两，聘礼各五钱，清明、端阳、中元节仪各三钱。”(12) 崇祯十四年(1641)，陈舜系在黄惟萼家塾为塾师，当时正值明末谷价昂贵，一石米800钱。“予昼训书，夜则通宵誊录。是年馆谷得米二十石，办月钱四千八百，皆惟萼一身肩之。又让屋完娶，一切酒米并伊夫妇照料。”(13) 待遇颇为优厚，塾师心存感激。谷物和银两一并用作支付手段，可以避免因为粮价波动给塾师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地保证了塾师基本生活的稳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致送塾师的束修，逐渐以银钱为主。在清代，以实物支付塾师的束修，已经越来越少见。正因为如此，束修被称为“修金”日渐普遍。栗毓美(1778—1840)订立的《义学条规》，对塾师的薪俸作了这样的规定：“今拟定修金四十两为大学，三十两并二十五两为中学，二十两十数两为小学。”(14) 这里所谓的大、中、小学，是指学生的人数多少而言，其中学生25名的是大学，20名的是中学，15名的是小学。塾师束修的多少，和学生数量的多少直接关联。唐鉴(1778-1861)在《兴立义学示》则说：“本乡村中生监及童生之有品者，公为聘延，每年束修薪水以二三十金为约。”(15) 同治七年(1868)，戴肇辰在琼州府筹得银550两，发典生息，用作府义学的经费。为此订立的《琼州府义学章程》，对塾师的薪俸也有明文规定：“每年修金三十六两，贽敬一两，节敬三两，由本府发琼台书院，监院按月按节支送。”(16) 山东陵县县令戴杰订立的《劝办义学章程》，规定塾师“常川住塾，每年酌定束修京钱六七十千为准，按季分送。”(17) 光绪末年，柳堂为山东惠县县令，创立了郭家庄等多所义学，订立的章程规定：“每年如得利五十千者，以四十千延请塾师，余作杂费。”(18) 丁日昌(1823—1882)在所制订的《社学章程》中规定：“塾师一人，课徒以十人为率，每月酌给束修膳金五千文，月费一千文，按月支领。”(19) 这些地方政府官员以章程或规条的形式，所作出的有关塾师薪俸的规定，最接近广大塾师的平均水平。
清代各个家塾塾师的束修，与义塾的情况大体相当。以下根据一些家谱，举列清代中后期家塾支付塾师修金的情形，其中主要集中在较为富庶的江浙一带，可以代表塾师束修中等偏上的水平。
时间
地域家族 束修数量 材料出处
道光四年江苏常熟太原王氏月银五两民国八年《太原王氏家乘》卷七
道光二十一年浙江会稽登荣张氏二十千文道光二十一年《重修登荣张氏族谱》卷十九
咸丰五年江苏毗陵屠氏三十千文光绪三十一年《屠氏毗陵支谱》卷一
咸丰八年浙江绍兴山阴徐氏五十千文民国八年《山阴安昌徐氏宗谱·文海家塾记》
光绪二年江苏苏州彭氏月六千文民国十一年江苏苏州《彭氏宗谱》卷十二
光绪七年江苏洞庭席氏三十六千《席氏世谱载记》卷十二
光绪九年浙江山阴安昌徐氏五十千文《山阴安昌徐氏宗谱》卷二
光绪十二年 河南安阳安阳马氏五十千文光绪十六年《安阳马氏祠堂条规》
光绪十八年 江苏华亭华亭顾氏四十千文《华亭顾氏宗谱》卷七
光绪二十一年浙江山阴白洋朱氏三十千文《山阴白洋朱氏宗谱》卷五
光绪三十四年浙江嘉兴姚氏六十千文《姚氏家乘》第五本
在同一个私塾，教学对象不同，束修的多少也有区别。如浙江嘉兴的姚氏家族的私塾，分为东塾和西塾。“子姓十岁以内及十岁外愚钝者，从西师学，以八人为式，至多限以十人。至十一岁而读书能有进益者，即宜升至东塾，将东塾之读书难造者为之更换。”西塾学生的层次较低，而东塾学生的层次要高一些。“子姓十岁以外、资质聪颖可能造就者，从东师学，以六人为式。每日讲读经书之外，课以朱子小学，务期修身立品、进退周旋，不失为循良子弟。”姚氏家族的《义庄赡族规条》规定：“东师修金每年八十千文，西师每年六十千文。”(20)
明清时期众多的小说中，也屡屡提到塾师的束修。明朝浙江
衷张应俞所著的《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在第十二类《在船骗》中，说“侯官县一田秀才出外作馆，年冬归，得束金四十余两，衣被物件，亦十余两，共作两大笼。”明清之际丁耀亢(1599—1669)的《续金瓶梅》第四十六回《傻公子枉受私关节，鬼门生亲拜女房师》，说汴京西河桥的严秀才，母子贫穷，度日不过，只得求了一馆，教几个小学生读书，每年馆谷不过十五六金。清代顺治年间由一个自称“西周生”的山东人创作的《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回《绣江县无儇薄俗，明水镇有古淳风》中，说李大郎请“绣江县一个半瓶醋的廪膳”舒忠，来家教育自己的两个孩子。“恐怕先生不肯用心教得，要把修仪十分加厚，好买转先生尽心教道，每年除了四十两束修，那四季节礼，冬夏的衣裳，真是致敬尽礼的相待。”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是一部表现中国18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小说，其中很多处提及塾师和他们的束修。第二回写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叫薛家集的乡村，村民们商议请个塾师给孩子们启蒙，商定“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第三十六回说虞育德应考进了学，“次年，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包了去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同一回虞博士曾对自己的夫人说：“我自从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只得二十几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有几两银子补足了这个数。”第五十五回写盖宽卖了半年的茶之后，“有个人家出了八两银子束修，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第四十六回写虞华轩呈上专帖，“敬请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训小儿，每年修金四十两。”
不同时代、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塾师、同一塾师在不同时期和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收入的差距很大。清末山西太原塾师刘大鹏，曾遇到一位因经商失败而去教书的人，“班荆交谈，备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真苦之至也。”(21) 但刘氏本人的运气不错，遇到了一位富有的好东家：“前岁定馆时言明：及门者四人，看文者一人，修金一百，馔皆东家备办。此外尚带外徒二人，小儿一人。今者来馆，东家又荐一人及门，未曾言修金多寡，此亦够吾办理矣。世之舌耕者不少，余亦与之为伍耳。”(22) 在《儒林外史》中，老童生周进60多岁还在私塾教书，“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处代饭”。在支付每天2分合每月6钱的伙食费后，周进每月只剩4钱银子，和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村民请的塾师的收入一样。李百川(约1720—约1771)的《绿野仙踪》第一回，说冷于冰到了9岁时，父亲冷松请王献述来教他。王献述是“江宁上亢县人，因会试不中，羁留在京。此人极有学问，被本城史监生表叔胡举贤慕名请来，与史监生做西宾，教读子侄，年出修仪八十两。只教读了六七个月，史监生便嫌馆金太多，没个辞他的法子，只得日日将饮食、茶饭核减起来，又暗中着人道意：‘若王先生肯少要些修金，便可长久照前管待。’献述听了大笑，立即将行李搬移在本城关帝庙暂住，一边雇觅牲口，要起身入都。冷松素知王献述才学，急遣人约请，年出修金一百两，教读于冰。”王献述和周进、薛家集塾师的束修，相差有10倍之多。
刊行于道光三十年(1850)、题署为石平士编次的《童蒙急务》，在论及《尊师》时，提出要《学钱宜重》。其中指陈了当是塾师收入低下的状况，也提出了自己理想的标准。“近见蒙馆中，富者学钱止一二千，贫者学钱止七八百，甚至有二三百文者，殊属不成事体。屈指一堂学生，已有二十余人，统计一年学赀，不过十三四千。比之人家雇工，虽见有余，较之有等匠师，则大不足。”可见塾师收入的实情及在整个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为此作者告诫那些为父兄的人，既然希望塾师善教勤诲自己的子弟，就不要吝惜学钱。“出得起学钱得，每人一年或四千、五千、六千、七千，务须尽力具办，不可推诿。如顶上极富者，可出五六十千文；即极贫者，亦宜有二三千之谱。学人不可多，亦不可太少，或六七人，多则十一二人。总计一年学钱，必有五六十千，少亦要有四十千之谱，方可成事。”(23) 表明了一般人心目中塾师收入的理想状况。
塾师的束修，有的“按月支送”，有的“酌送二月”，有的“按季致送”。还有的则是在节令时致送，“族姓子弟，年八岁以上，无力读书者，听其父兄择就近师傅肄业。告明董事，酌助修金若干。分四季，义仓掌管，执事面送塾师。清明、端节、七夕、重阳前一日，子弟持书到仓，董事稽考功课，有益则给，无益则止。”(24) 很少一次性支付的。对此，粟毓美曾解释说：“修金按月支送，非过事苛刻也。缘塾师不无更易，一经透支，则修脯既亏，学将中废，固不得不从长计议，定以限制。”(25) 束修的分期支付，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塾师改易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束修是靠利息支付的，只有到了刻定日期，东家或首事才有可能在不动本金的前提下向塾师支付束修。
在束修问题上，塾师抱怨最多的并不是束修数量的少，而是束修支付的滞后，不能按规定的时间支付塾师的束修。束修数量的多少，是事先说定的，大家心中有数，但是，东家不能及时支付束修，却是许多塾师难言的隐痛。束修不时、拖欠支付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普遍的情形。许多塾师都在诗文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东道不还束修，教师诮以诗曰：‘东君何事太蛮擅，束脯终年不肯还。擎伞遮阴专为热，围炉向火只因寒。’”(26) 一些诗作则表达了讨要束修的难堪：“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27) 何况这种讨要总被东家敷衍搪塞。由于不能按时支付，导致了塾师及家人希望的落空，使塾师一家人的生活陷于严重混乱。
不按时向塾师支付束修，不仅让塾师抱怨，而且令一些真正尊师的东家也愤怒。清代的李淦曾说：“又有窭子贫士，妄于束修许而不予。致烦师屡促，或凂人转达，如求乞然。而犹置若罔闻，或故为延缓，甚者有年终挂欠、终归乌有者。有是理哉？”为此，他叮咛自己的后人，“束修宁可量力厚薄，宜慎于始；供馈宁可称家有无，要期于终。万不得效近日作俑者行径也。”(28) 强调不能用几近欺骗的手段，拖欠塾师的束修，甚至最终不了了之，践踏塾师的尊严，也戕害自家的道德。
除了不能按时支付束修之外，还有束修支付的质量也得不到保证。“束修况复多虚花，料谷腐米如丹砂。输贫偿债两无用，此物如何得养家？”(29) 支付给塾师的束修，是已经陈腐变质的米谷，既不能用来自家食用，也不能用来偿还债务。实物是这样，银钱也好不到哪里。“收的低银潮色，皆缺戥头。”(30) 存在着成色不足、缺斤短两的问题。
塾师的膳食，也就是塾师在教学期间的饮食，问题看似简单，实际情形颇为复杂。
最为塾师所理想的状况是，塾师住在塾馆之中，一日三餐由东家提供，这就是所谓的“供馔宿馆者为上”。但这只有较为富裕的东家才能承受。东家备办的塾师饮食，一般是“常膳二簋：一肉一蔬；宴会四簋：二肉二蔬。”(31) 对并非大富大贵的人家来说，塾师的日常饮食，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如在张履祥家，“昔者，先孺人延师以教予兄弟，每日昃辄计次日先生膳，不给则纺木棉夜半。”(32)
一些特别富有的家庭，往往专为塾师设灶。清末山西太原塾师刘大鹏说：“余之馆馔，皆东家供给，渲儿从余读书，亦不出一钱以摊饭食之费，东家之待余，可谓厚矣。平日在馆，一日三餐皆余为吩咐，书童备办，恒择可口者食之，多素而少荤，在已以为过奢，而旁观者反诮余过俭。”(33)
东家还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向塾师提供膳食。一是由东家供给塾师一定的银钱或柴、米、油、盐、菜蔬，由塾师本人或其家属自烹自调，这种形式称之为“自爨公养”。明代周汝登在《社学教规》中说：“教读在学自爨，则一年之餼，须二十金，少者十五金，视生徒众寡以为隆杀。”(34) 浙江山阴安昌徐氏宗族，除向塾师支付“每岁修金五十千文”外，塾师日常所需的“薪米油茶”，由“仓中供给”。(35) 江苏华亭的顾氏宗族，在“每师每年束修钱四十千文”外，又向每位塾师提供二十四千文伙食钱。在这里，“公养”由家族动用“公仓”或“公库”统一付给。
二是由离学校近而且有供膳能力的学生家庭轮流供膳，这种形式称之为“吃转饭”。供饭天数和轮流方式各不相同，由各家共同商定。“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送饭，每顿饭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36) 也有以一家为主，塾师吃住在一家，另几家帮助一些银钱和食物的情形。在私塾中的塾师，学生往往也要送些生活必用品，如一斗米、一斤油、一斤盐、一斤茶、一斤烟，即所谓“升米四斤”，用作塾师的口俸。
另一种情况是，食宿完全由塾师自行解决，东家概不负责。河南安阳马氏家族规定：“先生满年修金五十千文，节敬饭食俱在内”。(37) 光绪二年，江苏苏州彭氏家族支付给塾师的“月修陆千文，节敬饭食俱在内。”(38) 两个家族都明确规定，在向塾师支付的束修中，就包括了膳食和节敬的费用，不会另行支付。一般情形是，如果另外提供膳食，塾师的束修可能会低一些；如果塾师自行解决膳食问题，则束修可能会高一些。但由于束修没有一个为全社会接受的共同标准，高低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雍正八年(1730)成书的《姑妄言》第九回《邬合苦联势利友，宦萼契结酒肉盟》中的一段，很能说明旧时膳食对于塾师的重要。武弁李太成了显官之后，要雇个塾师来教孙子们识字，以成就文武世家的名声。李太因此请了广教官来，托他帮忙请个塾师。广教官想到了乾行寒，在征得他得同意之后，向李太推荐。李太提出的条件是：“一个月只好一两工银，(林钝翁评：近来就算是好馆了。)饭是自己回去吃。”(林钝翁评：近来亦多有之。)广教官笑道：“束修多寡倒也罢了。府上这样门第，那里有先生回去吃饭的理？若是住得近还罢了，要住得远，一日回家吃两遍饭就晚了，还读甚么？”李太想了一会，又皱着眉曲指头算了算，说道：“供给他吃饭，一日只算五分银子，一年倒要十八两，比工银还多。这是买马的钱少，制鞍的钱多了，成不得。”广教官道：“读书的人饮食倒不责备，就是家常茶饭也可款待，只要洁净应时。”李太道：“既如此说，一日两顿，就是随常茶饭，只好初一十五吃个犒劳有些肉，闲常是没有的。至于要吃点心吃酒是他自买。”由这段文字及与作者同时的林钝翁的批注可见，对于东家而言，膳食往往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很多情况下甚至超过了束修的费用。在清朝初年，一月一两银子，已经是塾师不错的收入了；这与《儒林外史》写南方的穷读书人教馆、每年束脩12两银子的情形完全吻合。即便是在专馆中，东家不提供饮食而由塾师自己回家吃饭的情形，当时也比较普遍。
对于东家不提供塾师饮食的情形，不仅塾师有怨言，而且一些东家也有微词。“礼有就学，无往教，古之道也。”如果说，不能赴老师家受教、而将老师请来家授业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不向延请来家的老师提供饮食，实在有违尊师之道，难以理解。“邑中有守财卤，竟有不供馈而令师走家食者。致严寒酷暑，常仆仆道途中，尊师之道安在？”(39)
塾师在塾饮食，有时和学生一同进行，所以有的塾规专门对学童的饮食行为做了规定。“朝夜每食四簋，二荤二素，候先生就席后，循序入座。不准凌乱，亦不得拣择肥甘，杯盘狼藉。”(40) 要求学生在饮食时尊重塾师。更多的时候，老师和学生是分头用餐，而且饮食有所不同。“凡庄学，每日膳馔，虽世守齑盐，不须过腆，然颇宜精洁。酌定晨昏用粥，四人一席，午餐荤素两簋。师席倍之，以昭敬礼之意。”(41)
一般说来，请得起塾师的应该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而塾师在东家，受到的礼遇与仆人、雇工完全有别。塾师的饮食，即使不比东家的家人好，但也绝对不会更差。一般来说，饮食待遇并不低。膳食“由东家供给，而且另开一桌，有荤有素，比较优厚。有时还请先生点菜，十分恭敬。家有宴会，教师坐首席。”(42) 塾师吃饭，往往要有主人陪同。多家合作请塾师的人家，虽然自己平时难得吃到鱼肉，但轮到自己供饭的时候，每顿饭必有肉有鱼有菜。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对东家提供的饮食粗劣的抱怨，是塾师最为集中的话题之一。在塾师发泄怨愤的《塾师四苦》中，其中之一就是饮食。“今日村庄家，礼体全不顾。粥饭只寻常，酒肴亦粗卤。鱼肉不周全，时常吃豆腐。非淡即是咸，有酱又没醋。烹调总不精，如何下得肚？勉强吃些饭，腹中常带饿。”(43) 在《学究自嘲》中，也有对饮食的自嘲：“馆谷渐渐衰，馆谷渐渐衰，早饭东南晌午歪，粗面饼捲着曲曲菜。吃的是长斋，吃的是长斋，今年更比去年赛。南无佛从今受了戒。鱼肉谁买，鱼肉谁买？也无葱韭共蒜薹，老师傅休把谗癖害。”(44) 很多民间故事和笑话，如《解愠编》的《豆腐先生》、《笑林广记》的《嘲馆膳诗》，都从东家吝啬的角度，讽刺其向塾师所提供饮食的单调。
在每年特定的节令，或者一学年开始或结束、或者学塾开办或关闭的时候，东家往往会向塾师致送银钱或礼物，这被称之为“节仪”。因为节仪是用来表示对塾师礼敬的，所以也被称之为“节敬”。有一些私塾，明文规定节敬和膳食都包括在束修之内，在节令时不再另行致送。还有一些私塾，平时并不向塾师支付束修，而在节令时支付。这时支付的束修，就有了束修和节敬的双重意义。
节令的确定，主要依照我国传统的节日，但各时代或地区也有差别。江苏华亭顾氏的家塾，“每年开馆定于正月二十日，解馆定于十二月二十日，清明、夏至、端午、七月望、中秋、十月朔、冬至七节，每节解馆三日。”(45) 浙江山阴安昌徐氏，则以四节或四季致送修金，也就是清明、端节、七夕和重阳。更多的家族，强调的是六节。如江苏常熟的太原王氏家族规定，“塾师修金，六节按节送银五两。”江苏华亭的顾氏家族，在“每师每年束修钱四十千文，伙食钱二十四千文”之外，在开馆和解馆时，还“各送代席钱二千文”。(46) 在很多地方，最重视的是三节两寿：“三节”是指端午节、中秋节、年节，“两寿”则是指孔子诞辰日和塾师生日。
节敬在塾师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不是很大，但对于收入微薄的塾师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年只有12两的束修，在支付每天2分合每月6钱的伙食费后，周进每月只剩4钱银子。但除了正式束修外，他还能得到一些对于他的生活不无裨益的节敬。比如开学第一天学生所送的“贽见”：“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二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
一些有力之家设置的义学，塾师的束修由东家统一备办致送，学生的家长不必承担，所谓“义学束修，东道总备，分四次送。每季仲月十五日送一次，其诸学生家，不必又具私礼。”但遇到节令，则随各家情形，不作具体规定，所谓“若节间酒果之仪，或有或无，各随其便。”(47) 有的义学规定，遇到节令或先生生日，学生要向先生揖拜，以示礼敬。除最初上学要有“贽见礼”之外，这时不必另备礼物，有送礼物的也不禁止。“先生生日及冬至元旦拜节，如初上学之仪，但不执贽，有行节礼者随意。”(48)
在所有的节敬中，贽敬是最基本的。贽敬又称贽见之仪，是拜见之赀，也就是学生第一次进学拜见老师敬呈的礼物，一些地方俗称“拜见”。节令或塾师生日时可以不送礼，但第一次进学从师，贽见礼是必不可少的。所谓“子弟入塾，例必具贽见之仪。”学童第一天入塾，按传统习俗，先向孔子神位跪下磕头，后跪拜塾师，并献上“贽敬”。但用作贽敬的不一定非得是银钱或礼物，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可以是用来表明学生或学生家长向善行德的珍惜字纸。“须嘱每人携家中所有残弃字纸，并妇女夹鞋样书簿一本，并路途所拾弃字，作贽见之礼。”(49) 但这种情形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它不过是该章程作者余治的一种理想化设计。
在一些私塾，除了束修和膳食外，并没有额外的节敬，以至于遭到一些塾师抱怨：“节礼包分文未见，到说如今不作。”(50) 官方社学或义学的束修有统一的规定，“修膳之外，塾师不得向学东索取分文。如课读得力，学东愿酬劳者听。”(51) 可见，节敬是基于东家礼节的致送，与束修的性质不同，它并不是必须支付的，有的甚至明文规定塾师不得索要。
“在中华帝国，教学被认为是绅士荣耀的职业。然而，教学虽受人尊敬，但比起绅士从事的大多数其他事物，其收入较低。”(52) 根据张仲礼的研究，“一个高级官员，比如一个巡抚，估计其年收入约为18万两银子；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员，比如知县，约为3万两银子；一个学官约为1500两银子，但若为知县服务，则为250两银子。”(53) 虽然具有绅士身份(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功名的人)的塾师，其收入要比非绅士的塾师高很多，但与以上的职业相比，在绅士阶层中，以塾师的收入为最低。不具有绅士资格的普通塾师，一般一年只有30两左右收入，所得就更加低微。在明清时期，一般劳动者的年收入约为10两，与这些人比起来，塾师的收入显然又高出许多。总的说来，塾师是知识阶层中收入最低的一个阶层，但从全社会来看，具有绅士身份的塾师，收入足够他和他的家人过上小康生活，而广大普通的塾师，其收入在正常情况下，也能保证一家人的温饱。
①[韩]权仁溶：《清初徽州一个生员的乡村生活——以詹元相的〈畏斋日记〉为中心》，《徽学》第二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③栗毓美：《义学条规》，《牧令书》第十六卷，《官箴书集成》第七册第367页，黄山书社1997年。
④《内自讼斋杂刻》第三册《襄阳府属义学章程》，见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32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⑤《唐确慎公集》卷五《兴立义学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324页。
⑥《敬简堂学治杂录》卷二《创建赵王寺义学禀》，《官箴书集成》第九册第53-54页。
⑦吴秀峰、梁才主编：《太谷教育志》第1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⑧光绪四年《龙泉县志》卷五《学校》。
⑨《新吾吕先生实政录》卷之三《兴复社学》，《官箴书集成》第一册第470页。
⑩光绪八年江苏苏州《吴氏支谱》卷十二。
(11)《泰泉乡礼》卷三。
(12)缪肇祖、冯复京纂修：《常熟县儒学志》卷三《饮射志》附《义学》，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1册第318页。
(13)《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乱离见闻录》卷上第24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栗毓美：《义学条规》，《牧令书》第十六卷，《官箴书集成》第七册第367页。
(15)《唐确慎公集》卷五《兴立义学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325页。
(16)《从公三录》之《琼州府义学章程》，《官箴书集成》第八册第301页。
(17)《敬简堂学治杂录》卷四，《官箴书集成》第九册第88页。
(18)《宰惠纪略》卷五《创立郭家庄等义学章程》，《官箴书集成》第九册第524页。
(19)《抚吴公牍·设立社学札暨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第327页。
(20)光绪三十四年浙江嘉兴《姚氏家乘》第五本。
(21)《退想斋日记》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八日，第2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22)《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第55页。
(23)《童蒙急务》卷一《劝尊师第十》。
(24)《徐氏义仓规条》，光绪九年浙江山阴《山阴安昌徐氏宗谱》卷二。
(25)栗毓美《义学条规》，《牧令书》第十六卷，《官箴书集成》第七册第368页。
(26)《解愠编》卷之一《不还束修》，《历代笑话集续编》第18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
(27)《增补都门杂咏·时尚门·散馆》，《清代北京竹枝词》第94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28)《燕翼篇？延师》，《檀几丛书》第2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9)《寄怀集·屈屈歌》，《解人颐》第179页，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
(30)《寄怀集·青毡述苦文》，《解人颐》第184页。
(31)《杨园先生全集》卷之十八《处馆说》第546页，中华书局2002年。
(32)《杨园先生全集》卷之十八《处馆说》第546页。
(33)《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第101页。
(34)《东越证学录》卷十三《社学教规》，《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65册第661页。
(35)光绪九年《山阴安昌徐氏宗谱》卷二。
(36)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第66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37)光绪十六年《安阳马氏祠堂条规》。
(38)民国十一年江苏苏州《彭氏宗谱》卷十二。
(39)《燕翼篇·延师》，《檀几丛书》第268页。
(40)光绪十四年江苏苏州《陆氏葑门支谱》卷十三。
(41)乾隆十一年江苏苏州《范氏家乘》卷十五《广义庄劝学规矩》。
(42)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第66页。
(43)《寓意集·塾师四苦》，《解人颐》第130页。
(44)蒲松龄：《学究自嘲》，《蒲松龄集》第17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5)光绪二十年江苏《华亭顾氏宗谱》卷七。
(46)光绪二十年江苏《华亭顾氏宗谱》卷七。
(47)沈鲤：《文雅社约·义学约之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6册，第604页。
(48)沈鲤：《文雅社约·义学约之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6册，第604页。
(49)《得一录》卷十《变通小学义塾章程》，《官箴书集成》第八册第629页。
(50)《寄怀集·青毡述苦文》，《解人颐》第184页。
(51)《宰惠纪略》卷一《整顿城关义学》，《官箴书集成》第九册第499页。
(52)《中国绅士的收入》第88页。
(53)《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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