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照门事件：电影明星制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事件论文,明星论文,艳照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2008）04－0005－04
2008年初，一场引爆香港娱乐圈的“艳照门事件”，最终虽以事件男主角陈冠希的公开道歉和宣布退出香港娱乐圈而落幕，但时至今日余波难平。这一事件再次掀开娱乐圈的遮羞布，让人们看到了明星生活不光彩的另一面。考虑到“艳照门事件”的当事人——电影明星（陈冠希、钟欣桐、张柏芝等）、经纪公司（香港英皇娱乐集团等）和电影观众（普通电影观众、影迷等）——正好构成了电影工业明星制的三个重要环节，我们不妨借此来反思这一事件对电影明星制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明星的信任危机：丑闻的伦理困境
作为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组成部分，明星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形成之后直到现在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科尔多瓦所说的，“明星制对于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美国电影业的有效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25) 这种作用就在于明星依靠其塑造的银幕形象及其自身特性赢得声誉，从而为电影工业带来相对稳定的消费群。
通常，明星是一个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在明星制形成初期，明星常被类型化，这种类型化使明星拥有了不同的观众群，而获得大多数观众支持的往往是那些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的明星，制片商也看到了这种明星形象和观众支持率之间的关系，所以明星制是不允许明星扮演真正的罪犯的，为此甚至不惜改变影片的剧情。在《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中，希区柯克在谈及其影片《房客》时说，“主要演员艾弗·诺维洛是一个英国的话剧明星，当时是一个名角。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根据明星制去对待它：故事经常要改变，因为明星不能是一个坏蛋。”“16年后，我同加里·格兰特拍摄《深闺疑云》时，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不可能让加里·格兰特去扮演一个凶手”，特吕弗：“加里·格兰特会拒绝吗？”希区柯克回答：“不一定，但那些制片人，他们会拒绝。”[2] 由此可以看出，早期明星的知名度、影响力与其所塑造的良好人物形象密切相关。明星依靠角色建立起声望，吸引着公众对他或她的注意。
明星的经济价值被制片人发现之后，作为电影工业最核心的市场化运作，如高概念、策划、项目预算、投资、角色、制作、发行、放映到各种电影衍生产品的开发，都开始围绕明星来展开。“艳照门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冠希，作为上市公司骏雷国际有限公司主席的公子，在2000年出道仅一年时间便迅速成为香港娱乐圈的新贵，这不能不说是成功的市场化运作的结果。当他以唱着“Hip－Hop”的坏小子形象出现时，立刻就被赋予率性、无德的“陈冠希风格”，受到香港年轻人的追捧。仅3年时间，他先后投资了时尚潮流店、高档精品店、多媒体制作公司，并成为一代广告天王。在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陈冠希说自己的优势是“利用我的明星效应，把握好自己吸引的消费人群，选准风向。我的店铺生意这么好，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嘻哈打扮足够时尚，而喜欢我的年轻群体也会喜欢这种嘻哈风格”。这种明星的连带效果，使得陈冠希在电影圈内也如鱼得水，从《新扎师兄》、《时差七小时》、《纯种铁金刚》到《无间道2》、《千机变2》、《咒怨2》等等，一部接着一部。不过，受“艳照门事件”波及的女明星钟欣桐、张柏芝则与陈冠希的明星路线完全不一样，她们一开始走的就是香港娱乐圈传统的“玉女”路线，以清纯可爱作为其吸引观众的主要特征。在大众文化机制中，“每个明星的具体形象都有别于所有其他明星；这个形象的流传和有关这个明星的种种议论一样都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途径（通过电影和杂志）。这一切都是为了深化这一形象，即赋予它一系列的个人特色，他们无论是否虚构，都代表着这个作为个人的明星。”[1](27) 通过各种文本（电影、访谈、广告、绯闻、代言人等），明星被赋予特性，但无论如何，特性以符合社会所倡导的基本伦理规范为准则，如钟欣桐多次在公众面前表示拒绝婚前性行为等。在此前提下，陈冠希的嘻哈风格及钟欣桐、张柏芝的玉女风格都获得了观众认可，他们被视为引领时尚的偶像，获得了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
在明星制造系统（Making System）中，明星传闻历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尔多瓦认为，“有关明星的谈论设法表明，电影‘从它的根源上说’是一种健康的现象，披露出来的明星们私生活的真相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形象——一个同舞台明星的形象截然相反的形象”，而且他发现，“早期的关于明星的谈论已经考虑到了并否定了出现丑闻的可能性。”无论是明星的生活方式还是其性格交往，往往都被塑造成优雅而令人羡慕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公众表明，电影演员们在拍片之余过的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生活”，[3] 但是，观众对明星隐私的知道欲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理想生活和理想人格的向往，窥淫癖也构成了观众关注明星的动因之一，这就使得“明星丑闻”拥有了市场。由于电影往往被作为大众文化娱乐工业的一部分来看待，娱乐新闻往往就是出奇制胜，以窥探名人隐私来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的。因此，在娱乐新闻中，“丑闻”的比重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科尔多瓦在谈论明星制时，也曾专门分析过“明星丑闻”对于明星声誉的影响，在他看来，明星丑闻作为一种话语有它的特殊地位，“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些即使是虚构的影片叙事和抬升了的公开活动也无法掩藏的极端的事实。而且传闻话语特别喜欢把明星的私生活公之于众，这样，人们也能据此了解明星作为欲望的对象和他们最为隐秘的事实。”[4] 但是，丑闻在不同的明星制造系统中作用是不一样的。如“艳照门事件”所涉及的明星可分为两类，在明星制造过程中，对于陈冠希而言，“明星丑闻”有时是必要的，无伤大雅甚至还是求之不得的，如年轻、帅气、家境富裕、歪嘴、不敬业、乱放电、唱歌烂，该骂的地方都被批评过了之类；而对于钟欣桐、张柏芝而言，无论是演员角色还是生活作风，都被严格规范、秘密保护，她们不惧绯闻惧丑闻。正因为如此，在“艳照门”曝光之前，与钟欣桐、张柏芝有关的娱乐新闻多为深化其个人形象的正面消息，如关于张柏芝对爱情的痴迷，对亲情的重视，如何相夫教子，一副做好媳妇的形象，即使不久前钟欣桐换衣遭偷拍，留给公众的也是无辜、清白的弱者形象。
但这次的“艳照门事件”作为“明星丑闻”，无论是对陈冠希还是钟欣桐、张柏芝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短短一月，陈冠希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由之前的广告王变成了千夫所指的无耻之徒。不仅自己的公司生意难保，就连由其代言的牛仔裤品牌Levi's也通过律师提出中止合同及赔偿要求，据报道，Manhattan信用卡也中止了与其的合约，瑞士腕表品牌JACOB&Co方面也表示不会与他续约，甚至连一向与陈冠希合作无间的运动品牌Nike自从不雅照曝光后，也连忙表示没有跟他再合作的计划，由陈冠希主演的《跳出来》也因为此事件要删剪他的戏份。“艳照门事件”对两位玉女明星影响更大。钟欣桐在失掉代言广告之后，先前拍摄的婚纱广告，已经决定约满后不再用她，香港迪斯尼撤下她的贺年短片；而无线电视台义演《雪中送暖》，也遭到观众写投诉信抗议，坚决反对无线用她。对于张柏芝而言，与谢霆锋的婚姻能否维系已成为各大娱乐媒体关注的焦点。很显然，作为一把双刃剑，“明星丑闻”已充分暴露出其负面效应。
对于明星制而言，“明星丑闻”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明星声誉的损害，进而直接影响到观众对其的信任。明星一旦失去自己的观众，就失去了影片投资商与广告商，失去了媒体的关注，很快就会被公众遗忘。因为“在现代社会，名声不是靠媒体对著名人物的名声或情绪的宣传，而是靠观众对媒体的反应来体现其重要性的”。[5] 如果明星被观众所抛弃，任何媒体任何宣传都将无济于事。在互联网时代，由于论坛博客直接成为大众的媒体，而不是像此前纸质媒体和电视媒体，传播的内容还主要是由制作方、策划方与媒体联合控制的。在网络中，大众的意见直接以网民的发言形式体现出来，这无疑对明星的声誉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
二、控制系统的异化：明星制的崩溃
在电影工业的明星制中，与明星制造系统相对应的另一套系统就是明星控制系统（Controlling System），这是明星制中最为核心的运作机构。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他们往往只能看到明星在闪光灯下光鲜亮丽的一面，往往不能注意到，明星在整个电影工业中，事实上是最为重要的带来剩余价值的因素。麦克唐纳在其《重新认识明星现象》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明星现象看成是一种制度就意味着明星劳动的方式要受到演员劳动力市场以及影片制作机构的影响。”演员作为一个劳动力与一般的制造业中的劳动者还不一样的是，演员作为劳动力自身也是具有价值的，除了他／她个人的劳动之外，明星自己的“身价”不仅是为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其为明星经纪机构带来巨额效益的保障。但是麦克唐纳也注意到，“同其他行业的情况相比，银幕表演这个行当的规则很不规范。电影演员是自由劳动者，所以演员的就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代理人，物色演员的人以及工会作为中间的媒介来协调疏通演员和电影行业之间的关系。而这种联系就成为找工作并获得有利的竞争优势的至关重要的方式和手段。”[4](40) 根据好莱坞明星制的惯例，为了能够把制造好的明星转化为一种能够为其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的资本，明星控制系统必须在两方面展开工作：“其一是对明星形象所有权的控制，二是对明星资本的市场控制。前者是大片场或者经纪公司通过购买而暂时拥有明星形象所有权，主要通过合同的形式来实施控制；后者是大片场或者经纪公司将明星形象变成资本而获得收益，主要通过各种市场营销手段来实现。”[6]
“艳照门事件”涉及的主要明星都来自香港英皇娱乐集团，但作为实际的明星控制者，在“艳照门事件”中，英皇公司的明星控制系统遭受到沉重打击，从中暴露出经纪公司与其旗下艺人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事件发生初期，即2008年1月28日，有网友在天涯论坛发帖，称陈冠希和钟欣桐的床照被偷拍，这时，钟欣桐所在的英皇公司立刻发表声明，指称此图为网友移花接木，并将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而且还报警求助。直到2月11日，在Twins歌迷团拜会上，英皇公司还总动员撑场，老板杨受成夫妇出席表示支持，显现出为了维护钟欣桐在观众心目中的清纯形象而采取的必要应对策略。这个时期，英皇很明显地是站在钟欣桐的一边在进行明星控制的。但是到了2月20日，英皇艺人总监霍汶希即透露，在《梅兰芳》剧组正考虑要不要删减钟欣桐的戏份时，钟欣桐已主动表示放弃戏份。不过也有香港媒体表示，是《梅兰芳》要删戏在先，这纯属英皇给钟欣桐打个台阶下，甚至有传闻说，钟欣桐此次复出仅仅是试探公众反应，如果公众一直不能接受，英皇随时可能放弃她。在此时期，由于“明星丑闻”已对钟欣桐的声誉带来实质性影响，如果继续支持钟欣桐势必会影响英皇的利益，由“挺”到“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如果说这还只是英皇在“艳照门事件”中表面上非常正常的反应的话，那么，2月28日的爆料更加暴露出在明星制的明星控制系统中的异化已经达到何种程度。据香港方面的消息称，陈冠希可能已向警方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交代，拍摄艳照是受相关利益方的指示，利用陈冠希的身份和娱乐圈内的关系，拉拢女艺人以达到控制艺人、牵制英皇的目的。而不雅照的最后流出，正是因为陈冠希和其中部分女艺人惹怒了相关利益方，导致“艳照门”爆发，而背后的支持者竟然是陈冠希的父亲陈泽民。尽管这件事情尚处于真伪难辨的阶段，但是利用偷拍来控制女艺人的手段却是明星控制系统中常用的卑劣手段之一。2007年上半年，一时沸沸扬扬的钟欣桐被偷拍事件，最后的结果居然是英皇公司所为，所不同的是，那次的偷拍完全是英皇公司蓄意将之制造成焦点明星，并为钟欣桐带来一路飙升的人气。短短一年之间，同一手法两种结局，堪称极富戏剧性。
三、网络民主的滥用：解构“迷”文化
明星制赖以维系的观众基础是各种各样的“影迷”。“迷”的存在使电影工业拥有相对稳定的消费者，他们的欣赏品位因其可辨识性而易于被电影制作者所掌握和调节。从美国电影明星制的起源来说，伍兹论证说，“观众的好奇乃是创立明星制的动力。”汉普顿在其《电影史》中也进一步指出，在早期电影中，“托拉斯公司的成员们致力于建立一种与进步、创造性和观众愿望相对立的工厂制，而独立制片人则着眼于迎合观众之所需。后一种策略给独立制片人带来了好处，因为在运用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观众对明星的渴望是如此之强烈。他们利用了这种渴望，明星制于是产生。”由此，汉普顿得出结论说，“电影界的明星制实际上是观众建立的，在其整个建立过程中，观众是完完全全的、不容置疑的主宰……从此以后，反复无常、残酷无情的民众便掌握了娱乐的发展方向。”[1](29)
不过，在“艳照门事件”中，真正对明星制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正是观众基础的崩溃。如果说在明星制造系统中，明星和经纪公司合谋创造了迎合观众的形象，并最终获得承认（于是“影迷”诞生了）的话，那么，明星控制系统针对观众所做的，便是利用各种手段来维持影迷的关注、创造新的影迷群体。在前述所分析的英皇公司对钟欣桐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来看，无不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促使它做出判断、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就是观众（首当其冲的就是钟欣桐的影迷）。在这一事件中，毫无疑问，钟欣桐的影迷也是受害者之一。当“艳照门事件”刚刚浮出水面时，钟欣桐的粉丝团于1月29日发起联盟怒轰行动，认为这是被移花接木、栽赃陷害，“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禽兽不如！”而且一起在网上表示相信钟欣桐，更留言力撑她要坚强。但是当2月11日钟欣桐参加歌迷新春聚会时，尽管现场歌迷表达了支持阿娇的意愿，但并非所有人都对她的声明表示理解，认为“最讨厌阿娇的虚伪，还要装纯情”。同样的事情在2月18日重演，在钟欣桐参加无线为内地雪灾赈灾筹款的活动《雪中送暖》时，尽管受到了台下约24人的粉丝团的支持，但与此同时，无线已接到170宗投诉反对钟欣桐参加演出。
在对影迷的毁灭性打击中，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突现出来，这就是网络文化对“迷文化”的冲击和解构。费斯克曾指出，“大众文化迷是过度的读者：这些狂热爱好者的文本是极度流行的。作为一个‘迷’，就意味着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7] 迷是观众中最具辨识性的一类：“Fan是他自己，Fans则是一帮有着同好、同迷之人与物，找到共同归属感的族群。Fans们学着偶像的外形，留着一样的发型，穿着偶像钟情的衣服及品牌以表示是他的绝对Fans。日本有从事流行文化研究的机构发现，木村拓哉男Fans大多留着像他一样的长发，女Fans则对这样打扮的男子情有独钟。日本物学研究会更为此评价道：‘像木村拓哉这种由流行现象的本质所支配的强烈归属意识，也可以说是现代人寂寞心灵的一个写照。因为无论是表示共同归属感的服装，或者是象征某种共同叛逆思想的符号，都会使具有同样爱好或是相同价值观的一群人能够彼此互相认同，而且因此感到自身群体的壮大而得以消除寂寞的心情。’”[8] 在此，“共同的归属感”构成了“迷文化”最具核心性的因素。从电影明星制的整个产生和发展来看，如果说早期明星制的诞生来自于电影制作方对观众需求的利用的话，那么在当代日益成熟的大众文化和电影工业体制之中，“迷”却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并通过各种手段促使“迷”们能够维持住对明星的喜爱和关注。比较成功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刘德华迷、张学友迷、周润发迷看得出来，从80年代直到现在，在二十多年时间里，明星及其经纪公司依靠自己的努力培养并维系了一代又一代的影迷。但是，新世纪之后，网络文化的发达对业已成熟的“迷文化”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观众角色摆脱了“受众”地位，成为主动的观者，如果说在纸质媒体和视听媒体时代，“明星传闻”的控制权掌握在明星、经纪公司和媒体手上的话，那么，在网络时代，真正的话语权成为网民，这使得前者一下子就沦落成被窥探、被讨论、被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网民意见机制的复杂性也使“迷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在网络文化还不发达的时代，“迷”文化是一个相对分散而隐秘的圈子，但是，网络文化对“迷”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为“迷”群的膨胀带来了便利；但另一方面则直接将“迷”置于无所不在的公共场域，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影响到“迷”的心态，从而对“迷”群带来影响。在“艳照门事件”中，就在陈冠希返港向公众道歉并宣布永久退出香港娱乐圈的第二天，新浪网推出“你怎么看艳照门”的网上调查，截止到2月26日中午，共有14866人参与了调查。其中，在回答“对于‘艳照门’事件，你认为最该谴责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时，有46.64％的网友，选择了“陈冠希和女明星。他们的行为曝光后尤其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这个回答排在此问题诸选项的第一位。而选择“投放照片者。未经允许将私人照片放在网络是违法的”选项的，排在第二位，占31.64％。虽说这并不是一项严格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数据，但确实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更多的人认为，明星们的“道德沦丧”让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他们认为自己被明星们的行为伤害了。与此同时，大批网友在论坛博客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或强烈抨击或理性分析，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远远超出了“迷”群的相对封闭自足的界限——相反，“迷”们被淹没在各种网民言论之中，即使是在整个事件中从头到尾都同情支持受害明星的，也不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支持了。
因此，在网络文化中，迷文化必然遭受重创，而其结果必然是观众的丢失。当观众不再喜爱那些被制造成“清纯可爱”或“帅气逼人”的明星时，明星制的观众基础何在？如果明星制的合法性面临危机，赖以维系的电影工业何以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艳照门事件”无疑显现出电影明星制乃至电影工业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