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复杂沼泽地中的前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沼泽地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说目前的宏观调控是不知应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其实，当前调控中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是行走在一片复杂的沼泽地中，并且我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台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
自整顿“铁本”开始，本轮宏观调控已正式揭开序幕，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必须清楚的是，本轮宏观调控所面对的局面和过去相比已有很大变化，其情况之复杂，就好比是一片错综复杂的沼泽地，而宏观调控将不得不在这片异常复杂的沼泽地中前行。
复杂性之一：
中国当前经济已进入开放环境，而国家尚缺乏应对开放经济下“过热”的经验
开放经济的一样坏处就是，必遭遇“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之尴尬境地，即汇率固定、资本开放与货币政策独立这三样在封闭经济下政府统统割舍不下的“宝器”在开放环境下却变得不可兼得，只能三舍其一。由于中国政府近几年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组合，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受影响。因此，当中国外向型经济（或简单归结为所谓“美元经济”）达到一个规模时，毋需大规模的投机，只要市场主体们对于币值稳定的预期出现风吹草动的变化，并在结售汇上作适当变化，即足以引发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变化，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货币当局被迫释放出大量本币来对冲外汇，这一招虽使币值暂保稳定，却必使流通中的本币放量增长，通货膨胀的压力随即死灰复燃。2003年，一年之中国家外汇储备暴涨1500亿美元，由此被迫释放超过万亿的人民币，经济如何能不过热？有人说投资“过热”是地方政府具有太强的投资冲动，其实，只要中国到处流淌着的低成本的货币，投资的冲动必然无法压抑，在投资过热硬币的另一面，你可以看到写的是“市面资金太多且太便宜”。
面对便宜的资金，政府可以通过升息的办法让资金贵起来。但是，在开放环境下，你的利息相对于国际利息调得越高，流入的外汇就越多，从而逼着你放更多的本币，当市面上的资金越来越多，市场利率转一圈回到原先的水平，令宏观调控失败。
如果汇率和利率都不变，宏观调控的招数坚不出招，那就只能通过“行政调控”来操刀了，这正是当前宏观调控由参数调节迅速转向行政调控，由总量调控转向“点调控”的关键所在。
宏观调控走向“行政调控”，好似剑走偏锋，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其效果显然值得观察和思考。
复杂性之二：
投资主体的变化，使宏观调控尤其是“行政调控”带来意外的伤害和额外的成本
当前经济过热最主要的证据被认为是投资增长太快。回顾前三次经济“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中，投资增长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不同之处在于，本轮投资增长加速中，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开始成为主体。例如，钢铁和汽车这两个被指责为投资最为“过热”的领域，其投资主体主要是民营企业。比如，年产500万吨钢的企业在国外据说只有40个，而在中国唐山市周围聚集的新老钢铁企业已达56个，大部分都是近年出现的民营钢铁企业，而且目标都是500万吨。再就是汽车，由民营企业投资的也越来越多，仅浙江一个省据说就有40多个民营企业在进行汽车方面的投资。民营企业投资似乎真的成了当前过热的根源了。
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如通过汇率、利率调节的办法令其自生自灭，应该说属于公平的市场调控方式，也不会有额外的伤害和代价。但是，如果采取行政调控的办法，则有可能首先就变成一个“毁约行为”（比如说原先政府答应给的地不再给了，国有商业银行答应给的贷款不再贷了），而令“宏观调控”变味，或者只是以宏观调控的名义，骨子里却是取得“杀鸡给猴看”的效果。
对于“杀鸡给猴看”，或许我们以为，只要对宏观结果有利，管它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其实，对于以产权变革为发展动力，以诚信建设为市场根本的中国来说，已经越来越付不起“毁约”的代价。英国人对于产权保护有一句话，好比说“我有一栋房子，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国王不可以进来。”宪法修改墨迹未干，在宏观调控中，调控者亦必须清楚，私人的工厂，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整顿小组是不可以轻易进来的。除非如此，否则宏观调控将对最弱势的民营企业造成额外的伤害，并带来额外的不可承受的民间对于政府的巨大的信任成本。
复杂性之三：
当前的经济过热主要在于结构性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因此宏观政策更加难以应时
对于当前经济过热，政府确认是投资过热，并且集中于钢铁、水泥、房地产、电解铝等部门，正是所谓的“结构性过热，而非总体过热”。但是，总体过热用总量调控的办法治理是比较有效的，而结构性过热却很难用总量性的宏观政策来进行处理。如果改宏观政策咸产业政策，一定要求银行对某些领域减少资金投入或者采取歧视性的贷款利率政策，所存在的一大危险就是，政府对于特定领域的投资是否过剩不见得具有充分信息，如此一来，政府判断的失误就有可能出现，这就容易带来比总量调控更大的政府失败的风险。民营钢铁项目的扩张，有人认为是过热。但从单个项目投资来看却未必是这样。比如，按麦肯锡等国际机构估计，长时期内中国钢材供需仍然偏紧，而投资一个100万吨的钢厂，由于地价和劳力低廉，只需10亿元左右就可完成，每吨钢的生产成本则不足1000元，以钢材价格每吨3000—4000元计，差不多是一年投资、两年达产（有的甚至当年达产）、三年就可以回收。
政府在过去的宏观调控中，曾判断能源总体已经过剩（可参见十五规划），因此限制上大的电力项目，结果却导致了电力从2002年以来时至今日的大短缺，往训不远，犹值镜鉴。
复杂性之四：
我们不知道宏观调控的局面演变如何，其动态效应究竟会有哪些
余永定教授在2004年利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指出2003年的经济形势可以简单地描述为：给定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右移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显然，在正常情况下，在原有均衡水平被打破之后，经济会自动稳定在一个新的均衡水平上，因此物价水平的一次性上升不足虑，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也不足虑，令人担忧的仅仅是物价水平的加速上升--即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呢？在暂时不考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前提下，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不变，总供给的增长速度等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将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将维持在与上期相同的较高水平上。二是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不变，总供给的增长速度低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将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由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决定）。三是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总供给的增长速度高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决定）。
显然，对应于上述三种情况，可分别得到：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极端情况是滞胀）、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下降（其极端情况是通缩）等三种宏观经济状态。也就是说，当上期出现过度需求缺口、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在本期（在没有政府干预和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率和增长速度的各种组合。
面对如此复杂的宏观变局，除非调控当局不但知道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同上期相比有什么变化，而且对本期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否则将无法回答关于本期政府宏观经济是否应该以防止通货膨胀率上升为主的问题。
除此之外，政府亦很难对调控的效果予以控制。我们知道，如果投资决策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做出的，那么这种投资决策就是合理的（至少政府的决策不会更为高明），即使失败，市场本身也会作出有效的调整。但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调整过程中，经济各部门原有的比例关系势必遭到破坏，进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导致投资者对自己的投资计划进行调整。如此循环反复，经济的最终变化实际上是非常难以预测的。
复杂性之五：
当前的宏观调控已陷入利益博弈的汪洋大海，并且具有明显的分配效应，必须权衡宏观调控的成本与收益才知道宏观调控是否有效
撇开宏观调控美丽外衣，它从来都是利益分配的一种方式。只是在过去，由于宏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中央直管的国有企业以及地方国有企业，因此，属一个锅里分饭吃，利益矛盾和分配效应还不是太尖锐。但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中国，本轮宏观调控已经鲜明地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国有、民营以及外资之间的利益博弈，国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博弈以及不同产业领域之间的博弈关系来。其中，中央与地方博弈、国有与非国有的博弈是博弈的主要线索。
这里面的博弈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简单以“治热”而论，还要看调控的总体成本与收益。譬如，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央不搞宏观调控，则最终的呆坏帐要由中央银行来买单，中央搞调控，则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则几乎完全由地方来承担。中国的宏观调控究竟有效与否，不仅要看调控目标是否实现，在很大程度还要看中央所承受的未来成本与地方所承受的眼前成本孰高孰低。但是，总体成本与收益如何呢？我们很能判断。铁本及其新项目事实上已经宣判死刑。可想而知，在政府强势的过热整顿中，全国还将陆陆续续有一大批类似的企业被宣判死刑。那么，被征的地怎么办，谁来补偿？招的工人怎么办？还有就是当地的经济势必一落千丈，这些损失都由谁来管？据当地估计，铁本的全部损失可能高达50亿人民币。显然，如此巨大的宏观调控成本被调控者轻易的忽视了，也被许多断言经济过热并主张调控的人所轻易地忽视了。
复杂性之六：
宏观调控必须在就业、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物价稳定等不同的目标之间再次进行权衡，而这样的取舍可能是非常痛苦的
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证明，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仍然存在替代关系。与此同时，各国有经验表明，为创造同样的就业量，随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所需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越来越高。如美国，已出现所谓的“无就业增长”，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可以说对应于每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就业增长每况逾下。200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9.1％，新创造就业机会800万人。2004年政府计划新创造就业900万，显然，没有高过2003年的增长速度将很难实现这一目标。
过分地打压经济将导致过高的失业。考虑到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下岗失业工人数百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数千万的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在去年已经明确充分就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如果突然放弃去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主要取向，将防治通货膨胀作为政策的主旨，继而带来失业的上升，是否真的是明智的选择呢？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货膨胀是人人吃亏，失业和就业却是绝对的两极分化。
经济增长速度一旦降低还将带来其他的代价。譬如，中国的不良债权问题、财政问题等等都会迅速恶化。这同样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代价。
复杂性之七：
宏观调控主要面向的是短期问题，而中国事实上出现的却是长期问题，长期问题用短期办法来解决，命中率值得怀疑
表面上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过热。往长远看，中国这一轮增长其实是要通过重化工业的升级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后面最大的矛盾则是中国的快速增长与全球资源约束的矛盾。须知，迄今为止，全世界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所形成的全部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不过区区7亿，而中国却要在几十年内让世界平增16亿工业化国家人口，让全球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两倍还不止。中国崛起必然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资源约束的矛盾。这也将是中国现代化中的一个长期问题，其解决办法更多地要依赖于制度创新（建立起更加严格的环保制度、资源节约利用制度），尤其是技术革命，而不可能指望宏观调控能够根本性地解决这一尖锐的矛盾。说到底，宏观调控适于应对短期问题，却不擅长解决长期问题。长期问题还是用长期办法去解决地好。我们不必担心中国会饿死中国，相反中国的强劲需求将成为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契机。
最后，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导意识仍然是防过热和结构失调。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资源配置或结构调整的功能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市场。我们不仅应该相信市场能够消除短缺，而且应该相信市场能够消除过剩；不仅相信市场能够导致总量平衡，而且相信市场能够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
有人说目前的宏观调控是不知应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其实，当前调控中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是行走在一片复杂的沼泽地中，并且我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台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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