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以致用论文,取向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00）04—0073—11
经过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80年代的思想解放，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在“方法热”、“文化热”的冲击下，穿过了多次或大或小的思想战线的动荡，那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变化之大是五六十年代难以想象的。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似乎雨过风停，激情的年代结束了，已经不再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激动，不再有自以为开创了新局的莫名其妙的喜悦，对某些人来说，也不再有充当时代先锋的豪情和妄想了。90年代初，一个“不争论”的权威性提法，对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争论”不等于没有矛盾，没有是非，其实质是强调务实，而把矛盾、是非提交给时间去检验。这于允许学术上各种观点的并存，允许形成研究界的多元局面，显然十分有利。学术渐渐地远离了意识形态，远离了现实关怀。于是政治落潮，文化升帐。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染满了文化的色彩。虽然少了一点热烈和喧闹，却还不能说都很沉静和扎实。既有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更直接、更严重的影响还是所有的评估、评审、评奖、提升等的制度化，往往违反学术研究的规律，成了学术上浮躁、虚夸的鼓风机，诱发学界的腐败之风。从80年代延续下来的食洋不化、拣拾西方新名词作时髦的装点，或者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之类的作风，还时有所见。对腐败的社风、学风的不满，激发了带保守色彩的一股反拨情绪。一位年青学者宣告：“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注：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题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90年代，要求遵循学术规范之声渐起。这种思潮的抬头，正是要求学术研究走向沉静和扎实。
梁启超在总结清朝的学术史时，曾认为启蒙时期的学术，多强调“学以致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之时，正是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之初；学科的建立，明显含有适应作新政权的正义性、必然性的启蒙宣传的目的，所以五六十年代的研究，难免“学以致用”的倾向。而“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9 页。）只看10年里，研究内容从政治向文化的位移，内在、外在批评的的同受重视，边缘课题的拓展，研究对象时空包容量的扩大，研究之研究的开展，作为一门学科，学术研究的意味浓厚了，它不再考虑为谁所用，它的学术独立品格明显了。无论如何，90年代是一个经过激烈动荡后的转变的年代，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的年代。在进入21世纪时，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经过了50年的颠簸，或者可以视作一门学术了。
向“外在批评”折返
在70年代末，为恢复学科的拨乱反正中，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把文学还给文学”的任务。这个思想代表了那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主导意识。它反映了人们对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中过于注重政治评价，把文学史变成了革命史等现象的普遍的厌倦和反感。在当时，它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那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都是这一口号的受益者。到了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方法热”，又使人们了解到在本世纪，从上一世纪流行而来的、以实证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为基础的文艺批评方法，如传记批评、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在西方已被视为过时的“外在批评”。本世纪风行的是注重文本研究的形式主义、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等“内在批评”。这种外来的思潮正好与本国的“把文学还给文学”的主潮相契合、相呼应。因此，在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便是由外向内转，从以往注重文学与外部关系（主要是政治）的研究，转变为研究现代文学自身规律。文本分析、文体演变、艺术创造、风格流派研究等更受研究者的青睐。
但是，如果向内转，回到文本，成了一种画地为牢的自我束缚，又会产生一种于现代文学研究不甚有利的偏向。不可像鸵鸟那样把脑袋插入文本的沙堆而不顾外面那宽阔的世界。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海外新儒家的重要人物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传入大陆后，因其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也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注：可参阅王富仁的《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张永泉的《响应新儒学的挑战》，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同期还载有严家炎的《不怕颠覆只怕误读》等有关响应文章。），但因为对文化问题的陌生，一些反驳的文章也只能是“辩正”性的。这事实告诫我们：“回到文本”不等于龟缩于文学，拘守于文本。到了90年代，有意识无意识地开始了新的折返，回到“外在”的广阔领域。对轻视文学与外部关系的现象，有人做了尖锐的批评：“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自从80年代中期‘向内转’以后，对文学的外部描写和研究便不屑一顾了。其实忽视社会外部现象的描写也是文学的堕落，对文化背景的藐视与漠视，正是文学浅薄的表现。”（注：丁帆：《不可忽视的官僚资产阶级形象描写》，《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第27页。）除了继续重视文本的细读、重读， 更多的人返回“外在批评”，更多地在文学与其多种外部关系上做文章。此时，在“文化热”的影响下，种种外部关系多戴上文化的冠冕，以“创新”、“开拓”的面貌，重新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在90年代收到了一批新成果。
1997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 发表钱理群的《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除了提出要继续对20世纪文学作品作重新阅读和精细的文本分析之外，更值得注意的还在于他提出要进行对制约、影响20世纪文学发展的“三大文化要素（背景）”的研究。这就是：（一）出版文化（20世纪文学的市场研究），研究出版社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二）校园文化，研究不同时期著名大学培养的人才（作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三）政治文化，研究20世纪国家政权、政党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这些虽说是钱氏的“个人化的选择”，实则反映了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就在钱氏发表他的“大纲”时，同类的成果已在炮制之中。到了1999年，关于出版文化有对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北新书店等的研究成果（注：1999年第1 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了王中忱、杨杨研究商务印书馆，叶桐研究开明书店的文章。其中有的纯为出版社研究。），企图描述、论证新文学的兴起、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观念的活动过程，而且也得益于大的文化环境，与得到一些文化组织机构的物质支持有关。或者更在于企图证明现代知识分子往往集作家、学者、教授与出版家于一身。“一个人，可以在创作、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经营领域里全面出击，纵横驰骋，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社会角色的基本方式。”（注：郭汾阳、丁东：《书局旧踪·前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页。）同样，关于校园文化的课题，也以丛书的形式推出。 钱氏在为这一丛书写的序《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第131页。）中，指出研究“大学文化”，目的在于“探讨特定时期的集中在大学空间里的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文化追求、精神风貌等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以及“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之间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等有关问题。由于“大学文化”与人才培养关系极密切，而人才培养又与各个时期作家创作面貌直接相联，教育状况是回答不同时期文学上的问题的重要根据之一；所以人们有理由对这一课题抱着殷切的期待。但钱氏的意图似仍在探讨知识分子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角色问题。他认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改变了自己的传统角色面貌，由聚集于国家政权、政党领袖周围，转而向北京大学和民间教育集中，“转向依靠自身，充当思想启蒙的主体，实现思想、学术、教育、文化、文学的独立，彻底走出传统知识分子的出路，成为独立、自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从而建立起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范式。”由此，进而说明中国的现代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第131页。）。
目前，政治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动作稍慢，成果亦不甚显著，如南京师大朱晓进教授试图以“政治文化”为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中介物”（注：朱晓进的成果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30年代文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等。）， 从这思路来研究这一课题，目前尚未见最后成果。从政治角度对文学创作的批评，虽已不太盛行，但仍有所见。如丁帆在《不可忽视的官僚资产阶级形象描写》（注：丁帆：《不可忽视的官僚资产阶级形象描写》，《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第27页。）中， 批评茅盾的《子夜》以买办赵伯韬为主人公吴荪甫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可逾越的最大敌人。丁氏以为在封建政治体制的土壤上，最具生命力的当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可以直接用权力掠取资本。《子夜》把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压迫作为隐在的背景来写，舍弃了“四大家族”式的官僚资产阶级形象描写，只把赵伯韬推向前台，是其最大失误和悲剧性的遗憾。丁氏的这一论点似可商榷，因为《子夜》的“赵伯韬”正是影射四大家族的“宋子文”（赵——宋；伯——子；韬——文），这说明茅盾对官僚资产阶级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是有认识的。至于是否一定要正面塑造诸如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形象，那要看小说中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丁氏认为中国当前社会变动在文学作品中很少反映，“我们的艺术家对外部世界的感应能力太差，在一片‘后现代’的鼓噪下，麻痹了感悟生活的机能。”（注：丁帆：《不可忽视的官僚资产阶级形象描写》，《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第27页。 ）因此他之批评《子夜》，恐是有感而发的。
向边缘课题拓展
20世纪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大变动中，文学深受其影响。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总是文学与政治、文学发展与社会变动的关系。而一些远离政治的边缘性的课题，未能受到重视，或者根本就进入不了研究家们的视野。例如现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很少有人问津，几成禁区。社会大变动中，当人们奋起战胜侵略与压迫、贫穷与落后时，需要的不是宗教，而是“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人的主观精神和历史客观规律的决定作用，造成主流意识的非宗教倾向。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未曾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这在有的作家作品中仍有鲜明的表现。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学术视野的拓展，学术氛围的相对宽松、自由，90年代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受到一些年青研究家的注意。如谭桂林、杨剑龙等在佛教、基督教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上，已提供了一批成果（注：可参阅谭桂林的《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2）、 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10）等著作。）。另外， 地域文化研究也曾是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注：湖南教育出版社于90年代初组织出版“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严家炎主编），有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又，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9月出甘海岚的《老舍与北京文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出郑择魁主编的《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在90年代出版的这类著作不少。）。
谭桂林先生分析90年代宗教文化研究的三方面进展：“一是由个案分析开始走向整体研究”，即不局限于个别作家所受宗教影响的研究，开始整体性地研究某一宗教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二是由具体作品的研究上升为现代作家的精神文化心态的剖析”。“三是由强调宗教影响的消极意义转变到注重宗教文化影响的积极因素的发掘”（注：谭桂林：《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第26页。）。任何一个课题的生命力， 在于研究的成果能够提供多少对研究对象的未知数的解答，从而推进和深化人们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目前，宗教文化的研究在阐释作品上的成绩较突出。如对鲁迅的《野草》，以往多作社会剖析，总有讲不透彻的。后来从心理学角度，联系鲁迅个人心态所作解释，便有所进步，但仍存在疑难。谭桂林认为“鲁迅的这部作品不仅运用了大量的宗教意象、宗教话语，如耶稣、地狱、死火、虚空、大欢喜、造物主、神之子等等，而且里面贯穿着鲁迅对于人生的宗教性体验。如‘钉杀了人之子的悲哀’、‘惟黑暗与空虚乃是实有’、‘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待我成尘时，你将看见我的微笑’、‘死亡是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等等命题，本来就是一种富于宗教意味的人生体验，我认为只有运用宗教话语与宗教思维来阐释才能说得透彻到位。”（注：谭桂林：《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第35页。）这样，挖掘作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并考察作家如何从这里结合自己的个体生命体验，通向对人类根本问题的终极关怀，毕竟是取得了新知。
由于宗教文化直接渗透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领域，因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更直接。而地域文化虽然也能直接影响作品的地方色彩等方面；但因为内容多由物质条件（如山川地形、自然环境、气候物产等），影响于人类的生活，形成特定的风俗习惯，再进而影响人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诸方面，然后才作用于文学创作，其与文学的关系要经过较多中间环节，比较间接。因而研究成果的取得，相对困难一些，有时要求研究者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条件做到。其起步虽早，成果数量较多，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尚少。
新理论视角的尝试
90年代的运用新理论、新视角的尝试，可视为“方法热”的延续和发展。早在80年代，已出现诸如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成果，并由此引出探索建立中国叙事学的尝试。90年代更有人借鉴西方文艺学理论，编纂大型的现代文学新史。如《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马以鑫著）（注：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9月版。）、《20 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杨守森主编）（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8年11月出版。）等。后者出版后，引起较大的反响。
马氏的《接受史》其内容实为现代作家的接受思想史（对于作品如何能让读者接受的思想、理论的变迁史），依此而分现代文学为3 个阶段：启蒙的接受（以接受者为启蒙的对象）、正视的接受（正视平民大众接受者）、接受者主导（产生于40年代文艺整风之后）。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强调读者参与创造，一部作品的完成不在于出版时，而在于被读者接受时。但收集读者接受状况的资料相当不易，目前主要资料来源是报刊杂志上的评论，但那只是作家、评论家的反应，而不是真正的广大读者的反应。正如马氏在“后记”中所说，他查阅文学期刊时，“遗憾地发现，真正重视读者反应的杂志并不多”。再则把文学史上的问题都归结为“接受”问题，如把30年代最重大的一次文艺论争，“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简单地归结为“还是一个‘接受’问题”，因而仅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次余波”、“一次插曲”（注：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64页）。这样的认识，并未比以往的文学史有所进展。
同样，写心态史也需要大量有关作家心态的资料，而这方面的资料也不易收集。因而不能不使用作家一般的生平资料，从其生平经历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引出当时的心态。这样做，便有使一部心态史变成主要是作家传记的可能。再则，心态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作品的解读，是用心灵的钥匙，去打开创作之谜的大门。所谓文学史是心灵史，当指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作家和他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心灵的历史。写心态史更应紧紧地抓住这一条主线，避免成为作家生平、文人轶事的记录。
上面举出两部专著，说明90年代创新、开拓的努力也初显成效，但同时也反映了这种创新、开拓的准备不足，既有理论上的，更有资料上的准备不足。
现代文学的文化定位
一项一项的带有“文化”印记的研究成果，都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政治向文化的位移。“与文化结缘”，似可概括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总体状况，作为一种取向，还将在新世纪延续一段时间。而各单项成果的不断积累，必然会产生出对现代文学整体格局的新认识。那就是一改以往对现代文学的政治定位，出现了文化定位的趋势，而且已经对新编的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文学史的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前评论现代文学史，也讲文化，但只讲文化的政治性质、阶级性质。如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无产阶级文化等。现在这一类概念已经很少出现在90年代新编的现代文学史著中了，而逐渐改为用现代思想界三大流派的定位法。即激进主义（从文化激进主义发展到政治激进主义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又称新传统主义）。这种新的文化定位，必然导致对文学上各种派别评价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对学衡派的评价。长期以来对1922年出现的这一文化派别，都认为是反动的“封建复古派”或“西化的封建复古派”。直到90年代末也还有新出的文学史仍然这样批判学衡派，足见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惰性有多么大。但已有对该派作专门的、比较深入的研究的，如沈卫威先生（注：沈卫威的主要成果有《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 把该派定位为“五四”后的保守主义。认为保守主义的特点在于接受现代政治（民主、自由、共和）、现代经济（科学时代的经济和新技术）的前提下，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抵制文化激进主义、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他们的一套主张既有反映思想上的保守性的一面，又有一定的学理价值。认为对文学史上的这类派别，当作具体的分析，不要用一笔抹杀的方法。这种保守主义派别，力量也很小，不足以阻碍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但可以有一定的制衡作用。
如果说对学衡派的这种定位和评价，比较容易被接受，那么对自由主义作家的评价就复杂得多了。
第一，重评保守主义对别的派别牵涉不大，而对自由主义作家的重新评价，立即影响到对政治激进主义，也就是现代主流文化思想派别的评价。在文学上，自由主义作家与代表政治激进主义的左翼文学，有着长期不断的论争。不说现代评论派，只从1928年说起，则关于人性论与阶级论之争、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关于幽默与闲适之争、关于“与抗战无关”论之争、直到批判“民主个人主义”，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论争。到了共和国成立，左翼成了胜利者，他们回顾往事，当自己受到国民党的镇压时，还不断遭受自由主义的批判、攻击，使自己腹背受敌，当然对自由主义作家不会有好感。所以1949年以后的现代文学史著中，自由主义文学家始终是受批判的，甚至与实行文化“围剿”的国民党视为一路。当年论争中左翼作家一些偏激的、片面的观点，也变成正确的了。于是，对自由主义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的重新评价，同时也就成了对左翼文学的重新评价，这就使得这一研究有较大难度。
第二，保守主义者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包括王国维、陈寅恪），但他们反对白话文，文学创作只有些旧体诗词。然而自由主义作家在创作上成果很多，形成不少流派。人们可以把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新感觉派、现代派、论语派、九叶诗派等都划入自由主义派范畴（甚至把老舍、巴金归入自由主义派）。80年代的“徐志摩热”、“沈从文热”，小说研究中的“夏志清热”（夏的《小说史》实际上也是赞美自由主义作家，如沈从文、师陀、钱钟书、张爱玲；而对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张天翼、吴组缃等都有所保留），以及稍后的研究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派诗歌、九叶诗人的热潮，都使得现代文学史上左翼作家的地位受到冲击。上海的“重写文学史”讨论之所以受到某些人非议，也与其所批评的几乎全是左翼作家有关。若要鲜明地概括自由主义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还需要学理等诸方面条件的准备。
第三，比起保守主义来，自由主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条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还形成了民主党派。“自由主义”也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一种政治的理想和方案。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右派的领袖、核心的“章罗联盟”，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因此在清理这一文化思潮、派别时，也很难完全不涉及政治。
90年代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定位研究，还只能说刚刚开始，今后将继续进行，对其成果的评价，还需要时间。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是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注：他们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很快产生广泛的影响。 但是几位提出者的初衷似乎并未完全实现，响应者更感兴趣的在于这个命题可以把近代文学的末段和现代、当代文学打通，把100年的中国文学串联起来， 作更长时段的宏观考察。这与时处世纪末，正是回顾、反思百年文学的适当时刻密切相关。而提出者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解释，如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以悲凉为特征的主要审美风格，走向世界文学等，实为启蒙文学的内涵，反倒未曾得到继续的论证和发挥。而就在黄子平等3 人提出这一命题的同时，李泽厚也提出了另一个著名命题：“救亡压倒启蒙”（注：见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发表于1986年《走向未来》创刊号。后收入1987年6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哲学家李泽厚在总结现代思想史时，顺便向现代文学瞥了一瞥，写成了《20世纪中国文艺一瞥》的论文。这篇论文或稍嫌粗糙，但其所贯串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却很有穿透力和震撼力。按照李氏的观点，20世纪中国不仅有启蒙文学，而且还有救亡文学，亦即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工农兵文学，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其影响更压倒了启蒙文学。李的观点在80年代末曾引起争论，有人不同意将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但按他的总结，20世纪中国至少有两种文学在不同时期成为主流文学，这比把20世纪中国文学仅仅归结为一种启蒙文学，忽视、排斥了其它成分，是更为接近历史实际的。因而很明显地在80年代后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李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进入90年代，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有关救亡、启蒙关系等的论争一时沉寂了下来。而贯通近现当代文学的工作，却仍然继续进行，出现了孔范今、黄修己等主编的几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且都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内容、体系改革研究》的成果。这一方面的主要收获有：
第一，因为与近代文学的末段（起于1898或1900年）连起来，便给“五四”文学革命找到了更为重要的本土的动因，而改变了以往或强调西方文学的移植，或强调东方炮声的震荡，都偏重外部动因的状况。如黄的主编本将1900至1917年的十几年，称为“前五四时期”，亦即为“五四”文学革命做准备的时期。该书认为这一时期既准备了新文学的创造者，又准备了新文学的接受者。对于新文学的诞生，这两种人缺一不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所译《域外小说集》，皆因缺少接受者而未能得到应有的响应。但他的《狂人日记》一出，立即引起了震动，就有吴虞的《吃人与礼教》等的及时的回响。《阿Q 正传》也只在《晨报》的“开心话”专栏登了1期，便挪到小说专栏上连载。 如果早若干年，也许只当作笑话在“开心话”里一直登下去了。又认为“前五四时期”市场经济逐渐繁荣，出版业、报刊业发达了起来，版权制稿酬制的设立，造就了一批“自由撰稿人”。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而能依靠撰述为生，从而有可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式学堂的增多，大批留学生的派遣，也有利于造就真正了解世界文明进程的知识分子，正是从这些人中，产生了新文学最早的一批提倡者和创造者。这些轮廓性的描述、论述，见于该书的《导论》，大体上反映了目前人们对“五四”文学革命准备情况的认识。
黄氏认为20世纪文学不是一个阶段，从来未有一百年的文学自成阶段的定规。但单就中国文学而言，20世纪仍显出其阶段性特征。作者的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将近代文学一分为二的设想之上。习惯上人们把近代文学视为“新旧文学的交替期”，但审视1840至1898年的文学，新的因素甚少，因而不得不把1841年便去世的龚自珍迎来做了近代文学的首席琴手。这段时间文学的主流派仍是旧文学，其中心内容是桐城派、宋诗派等的中兴运动，是旧文学为维护自身生存权的拼死挣扎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时期。因此应视为古典文学的尾声。而1898或1900年后，则在梁启超的“三界革命”号召下，新事物层出不穷，以往作为近代文学的重头戏，如“新民体”散文，四大谴责小说、南社诗歌、翻译文学等，均出现在这最后的短短十几年里。这才有“新旧文学交替期”的景象。正是这些新因素把旧文学挤向边缘。加上本时期对新文学的孕育，这些内容与后面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远大于与前面的垂死挣扎的古典文学的关系，因而不应该再把它挂在古典文学的尾巴上，应该置于新文学的头上。将其与“五四”文学革命相联，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开头，更能显现这段文学的特点和价值。
第二，增大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包容量。首先，普遍地将台港澳文学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于历史的缘故，造成长期的两岸三地的文学格局。现在编文学史，都注意全面记述这种特殊的文学格局。台港澳文学研究已成为相当三级学科的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其次是注意到多民族性问题，开始改变以往的文学史主要是汉文学史的状况。许多文学史中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成就的记述。56个民族的文学创造，都能够载入中华民族的文学史册。再次，是市民文学线索，得以贯串于百年文学中。所谓市民文学主要是本世纪初繁盛起来的，后来绵续不断的以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为主的通俗小说。它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受到启蒙文学的猛烈批判，后来各种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中，或者以其非新文学而不入史，或者当作表现封建、买办阶级思想情趣的文学而加以批判。但它们虽然受到启蒙文学的批判，在“五四”后仍然继续发展，出现了张恨水等比较优秀的作家。1949年后，也在台湾香港继续发展。1994年，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同时在王一川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小说选中，金庸排在老舍之前，名列第四。这些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至今对金庸小说褒贬不一。但却有力地冲击着文学史原有的格局。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20世纪中国文学除了启蒙文学、革命文学之外，还有一条市民文学的线索，是不可无视的。最后，百年来旧体诗词的创作成就应否入史也引起关注。有一种观点反对古典形式的作品入新文学史（注：以前唐弢先生反对在现代文学史中写入旧诗词成就。近年如王富仁，也说“不同意把它们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里有一种文学压迫的意味，但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在“现代”这个时段中所创造的文学成果，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只要够水平就可以入史。我们不能面对百年来旧体诗词的大量优秀成果，采取无视的态度。
以往编写的现代文学史，受文学革命先驱者留下的观点、材料的巨大影响，写的只是新文学史。后来新文学史又编成了革命文学史，内容越来越单纯，包容面越来越窄，以至被讥为“清汤寡水”。90年代认识的变化，使20世纪文学包容面扩大了，但又显得驳杂。各部分内容互相间的关系，还未得到充分的深入的研究，往往只能作平行的排列。因此又引发出：“什么是现代文学”的问题，人们试图探讨一种标准，以决定编史时的取舍。
例如用语言为标准，用现代白话写作的才是现代文学。那么早在“五四”，鲁迅、李大钊等都表示过光是用白话写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新文学，他们更强调思想的新。用文体形式为标准呢？就会把采用旧形式或改造旧形式的许多好的创作成果排除在外。此外还有以审美观念，以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为标准的见解。于是有人提出“现代性”的问题。较早就“现代性”发表见解的，有汪晖在《学人》等杂志上的一些论文（注：1983年出版的费振清（美）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2卷（1991年译为中文《中华民国史》出版）中，由李欧梵执笔的“文学潮流（一）”，以“追求现代性（1895—1927）”为题。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在不同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常见含义，“现代性从未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胜利过”，如果有也只有“五四”后的头十年。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或与此有关。正如李欧梵也用了“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倾向。八九十年代借用西方的思想是很常见的。）。1996年第1 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辟“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专栏，发表了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等几篇文章，但蛇头蛇尾，匆匆收场，未见后继者。因为以“现代性”为标准，便先要给“现代性”规定严格的定义，这不是轻易能达成共识的。因此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内，尚未有多大影响。
第三，由上述诸内容的开拓，引出了如何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特征问题。一种见解认为从世纪初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旧文学与新文学的交替尚未完成，这一百年仍是“新旧文学交替期”（注：参见黄修己：《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这种见解建立在对文学革命的理解上，认为文学革命不像政治革命，可以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为成功的标志。如果这样则1920年北洋政府宣告从小学低年级开始逐步以白话课本取代文言课本，当可视为文学革命的完成。但文化或文学有很强的延续性，文化传统中包含前人创造的许多优秀成果，不能用革命方式抛弃掉，只能去其糟粕，把它的精华吸收、包容到新文化中，使新文化、新文学得以全面地超越旧文化、旧文学，这才达到革命的成功。如果新不如旧，不能算成功。这是新文学的某些部门，如白话新诗所尚未达到的；因此即使在“五四”后取得主流地位，但至今仍是新旧诗并存，旧诗词创作仍有新收获。又如旧戏曲，也仍在发展，表演或改编传统戏与创造现代戏，两者并存。戏曲与话剧，两者并存。这种见解如能成立，则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表述，应有较大的变化。
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创建
这也是个新鲜的课题。90年代产生了总结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学科概论、学科发展史之类的几部著作（注：已问世的此类著作有樊骏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庆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冯光廉、谭桂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许怀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论》等。专题类的如袁良骏的《鲁迅研究史》、田本相等的《中国话剧史研究概述》等。），另有一些现代文学各部门、各专题研究状况的总结性、回顾性的文章。这是因为时届世纪末，总会有一种回眸、反思、前瞻的要求；又因为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到1999年，已经半个世纪，50年来不停赶路，风雨兼程，曲折坎坷很多，的确须要很好总结；再说一个成熟的学科，也要求有自己的学术史。
在20世纪，有两次总结学术史的高潮，一次是在世纪之初，那是为了中国学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须要继往开来，因而产生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也有一部与后者同名之作）等，这些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经典作品。另一次高潮便应是世纪末的90年代了，这是为了跨世纪。20世纪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学术事业正是在这动荡不安中，跌宕起伏地前行，经验教训很多。到了世纪末，大陆经过20年改革开放，社会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学术事业有了一个相对安定、宽松的环境。为了下一世纪的学术发展，很有必要做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所以不止是现代文学，其它学科，例如近邻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有人在做学术史工作，而且还有人建议建设“文学史学”。
但是做学术史的工作并非易事。学术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内容，同时又凝结着时代的精神、社会的气氛。对从事这一课题者的胸襟、眼光、气魄和学养，都有较高的要求。然而今日已有成果，能做成比较完整的资料长编，已可称为功德，不能不令人发出“今日的梁启超在哪儿”的慨叹！
有了50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今后还将继续发展。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人，逐渐认识到“小学科不出大人才”的道理（注：关于学科改革问题，可参见黄修己的《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艺文述林》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奔向大学科， 势在必行》（《“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7 月版）和《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9年第1期）。）即便把1949 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算在内，“五四”后新文学总共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 其中虽然也出现大作家和足可传世的优秀作品，但毕竟其文学资源不足。长期以来我们把学科分得太细，又往往各立门户，只限在自己小学科内单科独进，加以教育质量的下滑，研究者的学养素质成了学科发展的制约。所以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景，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文学教育的改革关系极大。这成为这一学科目前面临的严峻课题。
收稿日期：200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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