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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的管理人格
《道德经》作为道家的经典之作，内涵包罗万象，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哲学经典，更是一本富含管理智慧的宝典，就管理思想而言，书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上善若水”的领导艺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指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之相争，停留在大家都不愿呆的低洼地方，坚忍负重，居卑忍辱。水就像道一样生长万物、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适其性，却不居功自傲，不高高在上。
最完善的人格也应该像水一样，发扬“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所谓“居善地”，按照老子的说法，“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这就是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谷之王（君主），是因为它善于自居卑下，处在众流的下游，所以它能成为王；“心善渊”就是要像水那样，随遇而安，水平如镜，静水流深，容纳万物。正因为静水像一面镜子，大千世界的景象才能映在水面上，让人看得清楚。管理者应该心静如水，面对生活的压力和诱惑保持平稳的心态，从容应对。同时，静水流深，要求管理者容事容人、宽容大度。
“与善仁”是说水善养万物，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受到水的恩惠，领导也应该以仁慈之心待人接物。这一点与孔子“仁者，爱人”的主张一致，进而做到“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言善信”是说水是言而有信之物，江河汛期来往有时，海水潮起潮落应时而至。
管理者处事应如水那样，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诚实守信；“正善治”，“正”者即清静无为之正道也。水利万物，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皆顺其自然而为之。圣人治国要选择“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事善能”指水无常形，水能够根据客观环境的差异性而改变自己的形态，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圣人做事应像水那样，在不同的客观环境里，应做到“随圆就方”，达到方圆有致的人生境界。
“动善时”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唯一永远不变的是“变”。因此，圣人应如水那样，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与时俱进，以适应环境，做到“因势随形”，达到“知变则胜”的目的。美国管理大师韦尔奇是一位善于“因势随形”的高手。他认为市场时刻在变化，企业家必须学会随时调整自己的计划，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每一次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中，CE收购了很多泰国的企业。当“9·11”事件突然发生后，航空业跌落到谷底，GE又收购了几百架飞机。
“道法自然”的管理法则
管理有无章法可循？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要求人们在工作生活中要顺其自然，实质上是要求人们做任何事情要遵循客观规律。老子认为应该效法大道、顺应万物的自然属性。
顺应自然，才能让万物自由自在地发展，发挥各自的特点，达到“无不为”的境界。“庖丁解牛”可谓是中国古代无为而治的典型，遵循世间万物的固有规律，只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掌握规律，顺势而为，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现代企业管理中，经营者要充分认识并运用经济周期、行业发展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等经济规律，充分考虑项目投资时滞性，在发展与调整的关系上把握好周期规律与时滞特点，服务企业发展的需要。只有企业战略管理“道法自然”，才能顺应经济规律、消费需求规律、企业运作规律，达到管理科学的目的。
“道法自然”的另一大特色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其核心是管理要像烹饪小鱼一样，谨慎小心，不乱动、强动、妄动。运用到治国治企之中，必须要坚持政策的一贯性，政策多变则扰民。要善于依据客观规律，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顺其规律促使其变化。管理作为对人的一种管控活动，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如果管理部下时“天天搅动小鱼”，就不是一种好的管理方法，这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管得少又管得好，关键在于建章立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简单问题标准化、程序化，减少例外事件，从而做到“闲”而有效。在企业里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其自觉地围绕企业经营管理目标运作。当然，管得少不是放任自流，必须要建立战略规划、合理预期。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员工、供应商、顾客无法建立合理预期。没有合理预期，企业的员工及与其合作的利益相关体行为短期性、不确定性增强，而短期行为、不确定性行为大量存在，使企业的稳定性减弱，企业长期发展面临风险因素增强。
实践老子的无为理念，要结合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之融于现代管理之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虚拟空间的存在也日益渗透到管理实践中。美国管理专家毕可斯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由于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未来企业的办公室内，看不到一个员工，有人选择在家或工作室工作，有人在外面拜访客户，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有迹象表明：虚拟的办公室工作状态，已逐渐成为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恰恰也为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它打破了传统的权威管理和严格管理，意味着组织的分权，把权力从领导者手中分散到组织成员手中，成员获得了独立处理问题的机会。
“无为无不为”的管理艺术
第一，无为是“争”与“不争”的辩证统一。老子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夫为不争，故无尤”。这里的“不争”是无形的去争，把“不争”作为“争”的一种策略和手段，达到最大的“争”，实现不争善胜。这正如老子所言：“进道若退。”“退”是为了更好的“进”，企业实施“退出”战略，在本质上是为了更好的“进道”。一般说来，凡是不符合战略发展方向的产业、无竞争优势的业务、不良资产业务等，皆可实施退出战略。在退出方式上，可以采取兼并、出售、合资、租赁等形式，甩掉“包袱”轻装上阵。
第二，要做到“无为”和“有为”相统一。在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的时代中，面对大量的信息干扰，要学会取舍，学会放弃。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在“大事”上有所为。企业决策时可能面对各种投资机会，但一定要服从于自己的核心能力，防止掉入“事事欲有为，事事不可为”的陷阱。管得少不是不管，而是管理者要抓住管理的关键。这个关键是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越权管理、不越级管理。要求企业管理者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洞察问题的本质，化繁为简。
何谓公司的“大事”？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的大事主要有两事——决策、用人。这要求领导者在用贤上、决策时有所为，在职工具体工作执行时则无所为，不越位管理。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成效经验中，也提出了“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之道。在用人上对于贤臣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而不是越俎代庖。
第三，自胜者强的管理智慧。老子认为管理者对属下“无为”、“少为”，但就自身而言必须要“有为”。“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能战胜别人是有力量的人，而能战胜自己、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王者。
为此，领导者要少私寡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少私寡欲、淡泊名利实际上就是在自己的情欲上“无为”。领导者将自身的利益放在众人之后，才能成为众人前头的领导；要善于守拙。
领导者身处高位，一定要谦虚为怀，自谦自省。否则，位大招风，落得“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恶果；要推功揽过。在功名荣辱上，老子提出：“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不居功不自骄是领导者“德”的体现，不求一己之功名，正显示出领导者人格的崇高，因而胜过功名，在职工心目中树立崇高威信。
“太上，不知有之”的管理境界
根据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评价、对策和效果，老子把管理分为四种类型，即“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并极力推崇“太上，不知有之”的管理境界。
所谓“太上，不知有之”，就是管理者应“成功遂事，百姓皆谓‘我自然’”。处于“太上，不知有之”的管理者，善于以哲学智慧追求“无为”境界。善于“以正治国”，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百姓心为心”，使民众各顺其性，各安其生。
纵览世界级的企业家中，崇尚无为而治者大有人在，松下幸之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松下幸之助在回答“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指出：“我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并一再告诫后人：“倘使人类以其微小的聪明才智去思考问题，依照自己所想的平庸方法去处理事务，违背了天地自然的道理，其失败与挫折乃是意料之中的事。”
这种“太上，不知有之”的最高管理境界，同现代管理科学所说的“象征性管理”、“渐进式管理”有相通之处。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其著作《第五项修炼》中大力推崇老子的这一管理思想，并提出了“魅力型领导”的概念。圣吉在解释《道德经》时说：“老子说，不好的领导者，会被人瞧不起；好的领导者，会赢得人们的称颂；伟大的领导者，是让大家在事情完成时说：‘是我们自己完成这件事情的’。”只有力行“无为而治“，才能把“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理想社会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