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党组织发展必须保持各民主党派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派论文,党组织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981(2007)02-0005-05
搞好参政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参政党整体素质、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的必然需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显著特点。搞好组织发展是参政党建设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本文主要指出当前参政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趋同化问题，认真分析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试图寻找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以保持各党派的组织特色。
一、当前我国参政党组织发展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趋同化问题
我国八个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历来各具自己的特色。新中国建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在界别上共同商定，原则上规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以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国民党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为对象，着重吸收其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国民主同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由经济界人士和其他专家学者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中国农工民主党由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九三学社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中国致公党由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组成；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由台湾省人士组成。[1] 由于我国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以界别相区分，在成员的结构上各具特色，因此，能在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中，发挥各自特殊的优势和作用，显示出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近年来我国各民主党派在界别特色上变得模糊起来，成员趋同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和严重，正在逐步失去各自的组织特色。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党派开始越过界别发展成员，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不少党派保持原来特色的成员比例不断下降，有的只占其总数的一半左右，而且这一半左右中的大部分成员属即将或已经离、退休人员，[2] 甚至有的党派地方组织出现可以跨党派互相调用主委的奇怪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只属极个别现象尚不带普通性，但是这也足以说明当今我国各党派趋同化现象已经相当严重，这已经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担忧。
党派组织发展各具特色是我国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我国八个民主党派，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组织发展一般都是比较讲求严谨并注意保持各自的特色的。可是，近年来因为种种缘故，使这个优良传统日渐丢失，致使各民主党派趋同化现象日渐严重，已危及到各党派的组织特色。如果各党派失去了自己的组织特色，那么必然会影响到各党派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二、当前我国参政党组织发展趋同化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参政党组织发展趋同化日益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还有理论解读出现偏差的缘故。
第一，从客观上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人员流动明显加快，一部分人员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各民主党派成员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生了新变化，有的党派原来的发展对象实际上已经出现萎缩，而新的对象如海外归国留学人员、非公有制代表人士等则大量涌现，这客观上对各党派组织发展的界定和结构产生很大影响。
第二，从主观上讲，由于不少人对民主党派的特点和功能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因而在组织发展上往往不能顾及党派特色，出现大量跨界别发展成员现象。近年来，各党派基层组织主要在三大领域争相跨界别发展成员：一是在高校争相发展成员；二是在非公有经济代表人士中争相发展成员；三是在“海归”中争相发展成员。
据我们调查发现，现在各地高校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已普遍齐全。比如，江西医学院包括它的三个附属医院，按理说在这样的单位里，应该主要是由农工党来发展成员的，至少在各民主党派成员中也应该是农工党党员占多数才是。可是，这个单位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不断增加，现在已经囊括了本省所有的党派基层组织。而且在各党派成员中，农工党成员的比例还比较低。这种现象也许在全国已带有普遍性。如果农工党在医药卫生界失去了自己的优势，那么医药卫生界的参政到底由哪个党派为代表呢？反观其它界别和党派，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党派基层组织对非公有制代表人士和“海归”人员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为本党派寻找经济界、司法界等方面的参政人才，以弥补本党派参政人才的匮缺；二是部分人受利益的驱动，刻意拉一些有经济实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加入自己的党派，甚至不惜采用封官许愿的方式进行组织发展。实践证明，这些人士一旦加入党派组织后，如果个人要求一时得不到满足，则很容易产生矛盾心理，给多党合作造成不良后果。而且各党派都来争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会引起社会上的种种非议。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人不客气地指出，从代表性角度来看，现在的工商联等群众组织似乎比一些党派更具代表性。虽然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多少也反映了人们对当今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抱有不满情绪的信息。
我们觉得，在一个基层单位中不宜存在这么多的党派组织，因为这些基层组织及其成员所代表的基本群众都是一样的，这既缺乏各党派的特色，不利多党合作，也是参政资源的一种分散和浪费。由于各参政党争相吸收高校、非公有制代表人士和“海归”人员，多党合作中也就难免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据我们调查发现，由于近年来各高校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增多，这些党派基层组织与本单位的中共基层组织产生某些不协调现象。比如，这些党派基层组织向本单位要活动经费、要待遇、要活动场所，有的得不到满足就责怪本单位领导“不开明”、“不民主”、“不重视多党合作”，搞得心情很不愉快。其实单位也有自身的难处，比如，一些单位领导认为，本单位里的党派基层组织不应该向本单位要经费、待遇和活动场所，也不可以在本单位参政。原因是没有这方面的红头文件作明确规定，即使想在本单位参政，也要待有关部门政治安排后才具有资格。因此，不少党派基层组织及成员在组织活动中碰到不少阻力和困难，也有些单位领导认为党派发展组织会影响本职工作而不大支持；对来自本单位民主党派组织及成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感兴趣；对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有关政治培训费用不予报销，等等。需要引起我们充分关注的是，一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为了增加成员，扩大队伍，大量跨界别发展，一方面造成党派组织趋同化；另一方面，这些基层组织和成员现在除了本党派上级组织予以关心外，在本单位内普遍尚无用武之地，工作难开展，作用难发挥，出现的矛盾一时也难得到妥善解决。就某一个界别来讲，如果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触角都伸进来争夺人才资源，那么势必影响原来这个界别参政党的生存。原来代表这个界别的党派为了生存，也必然要采取跨界别发展方式，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加剧趋同化。其结果不仅仅是各民主党派失去自己的特色，而且造成各参政党资源严重分散和浪费，到头来是既未能尽到本界别参政的责任，在其它界别的参政人才少、不在行，结果是“弯扁担打蛇两头不着实”。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界、医药卫生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等，在改革开放中连连出现严重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已经得到或正在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正视和处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某个界别或部门即将出问题或已出现问题的苗头时，很少得到代表这个界别的参政党及时的、低成本的、有效的批评、建议和监督。
当然不少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由于执政党和政府缺乏经验在决策上发生一些失误，但是代表各界别的参政党也应该对此担起参政和监督的重任来，比如，当医疗改革出现空挡后，假药横行、回扣泛滥、人民群众健康甚至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当教育界不切实际大办高教之风正在刮起时；当不良网站和信息毒害下一代时；当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屡屡发生时……相关界别的参政党就应该挺身而出，认真负责地通过正当渠道，向执政党和政府提建议、出对策、为民请命。如果说这样做了而没有得到执政党和政府及时和充分的重视，这固然责任在于执政党和政府。可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相关界别的参政党却没有很好地尽到自己的监督职责。等到政府发现问题成了堆，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受到损害，不得不下大决心、出大力气、花更大成本治理时，我们的党派成员再来事后评论。因此，我们认为，各个界别的参政党主要的责任就在于使执政党和政府在涉及本界别决策时或决策实施中，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批评和建议，实行有效的政治监督，使执政党和政府尽量不犯或少犯错误，不走或少走弯路。起到任何其它群众组织起不到的特殊政治作用，这才是我们参政党肩负的崇高使命。可是，这些年来各党派在政治监督方面，总体上还做得不太理想，虽然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这与各参政党人才资源分散、组织特色趋同、政治监督式微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表面上看有好多参政党共同代表着某个界别，实际上不能真正很好地代表某个界别参政议政。
第三，从理论解读层面上来看，参政党组织发展趋同化问题的出现，也许一度受“全面参政”理论的影响。应该讲，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要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必须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必须搞好多党合作，必须让参政党来全面参政，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不少人对“全面参政”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如果说“全面参政”的要求，是对八个民主党派整体要求而言，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是对每个参政党的要求，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八个民主党派组织上历来以界别作区别，在参政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是某个界别参政的代表，即使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形势下的参政活动，也应该以本界别参政为主其他界别参政为辅。实事求是地讲，从各党派发展的历史和特色来看，一时是没有力量单独搞“全面参政”的。如果各党派为了“全面参政”，必然急于求得适应各界别参政的人才，必然争相跨界别发展成员。我们从各党派十多年来跨界别组织发展的情况看，事实上已经都在向“全面参政”的方向努力着，可是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地努力，也仍然很难达到单独“全面参政”的要求，因而，只好超负荷地运作，低质量地参政。
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造成各民主党派性质上相似，人员构成上界别不同的特色，在履行参政职能时，各党派对本界别的参政和监督，可以说是不乏人才、轻车熟路、十分在行。就党派的人数来讲历来是有多有少，但是这并不影响多党合作的开展。在我国多党合作的实践中，也从来没有因民主党派人数的多少来“论资排辈”，更没有因某个党派人数少而实行歧视政策，中国的国情和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决定了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八个民主党派之间的实际关系都是比较和谐的。可是当有人提出“全面参政”的理论后，情况出现了明显变化，不要说人数少的党派会因“全面参政”产生危机感，就是那些成员比较多的党派也产生了危机感，普遍感到本党派“全面参政”力不从心。为了适应“全面参政”，于是一场跨界别争夺人才的竞争，便在各党派之间悄悄地进行着。
通过以上三点原因分析，可以发现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和结构要不要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改变？如果说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如何既保持本党派的特色又做到与时俱进？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尽快找出有效的对策来。
三、解决现阶段参政党组织发展趋同化问题的对策思考
为了尽快妥善解决参政党组织发展趋同化的问题，我们组织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探讨研究，初步提出如下三点对策思考：
第一，参政党组织发展一定要恪守各党派共同协商好的界别规定和跨界别组织发展的比例规定，永葆各党派鲜明的组织特色
前段时期，有些人曾提出将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合并”成一个政党——中国民主党，其目的是为了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相抗衡，进而搞“西化”和“分化”，这理所当然地被大家一致否定了。既然这种论调是错误的，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就必须强调各参政党保持自身的特色。要保持各党派自身的特色，就得尽量不跨界别或少跨界别进行组织发展。如果不这样坚持下去，也许到了一定时候量变会发生质变，很可能导致八个参政党趋同成为八个相似的“分支部”，到那时不是大家否认不否认“合并”的问题，而是事实上已经“合并”的问题，若成事实再想调整也许有些为时过晚了。
我们认为遏制党派趋同化现象，首先必须在组织发展中自觉遵守各党派共同商定的界别规定和跨界别发展的比例规定。据我们调查发现，近年来，有的党派基层组织跨界别发展大大超过30％的比例，甚至有的跨界别新成员已经占到本组织成员的一半以上。不客气地讲，上世纪九十年代跨界别发展的口子一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党派的特色，如果再超过各党派共同协商的比例规定，那么各党派趋同化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其次，可以借鉴我国历史上解决政党趋同化问题的合理做法。关于民主党派跨界别发展的问题，各党派在建国前也曾有过，但是这个问题在建国后得到了妥善解决。比如民盟，建国前夕为了在国统区搞革命宣传和武装斗争的需要，不少南方省、市支部大量发展了非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成员入盟。解放后，为了保持本党派的特色，民盟中央毅然作出决定，严格按照民盟章程规定的条件重新整顿地方组织，将不符合条件的盟员劝其退盟。就当时民盟江西省支部来讲，1950年5月全省共登记在册的盟员是941名，而后根据民盟中央整顿组织的要求，经过细致的说服工作，最后正式定盟籍的只有288人，支部盟员一下就减少了2/3多。[3] 经过组织整顿，当时的民盟虽然人数减少了，但是组织成员的质量得到提高，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界的特色更加鲜明，这样更利于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我们认为，当年民盟及其它党派这种非凡的举措，妥善地解决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共趋同化的问题，这个方法应该值得当今各民主党派学习和借鉴。
再次，是我们对一些看起来似乎合理实际上不合理的要求和做法，也要作具体分析，比如有人提出让党派中央总体上来把握组织发展的比例，可以让一些地方多发展些成员，一些地方少发展些成员，只要总体上没超过规定的比例就是了。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可是认真分析起来，这样做也是不妥的。因为，各地方党派成员的参政活动主要是在当地，如果有的地方党派基层组织在发展上过分失衡，不但会加剧各党派趋同化，而且还会给政治安排造成很大的麻烦，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不利多党合作。现在不少地方已经出现政治安排上的不和谐状况，要么有的党派找不到代表性人物，要么有的党派代表性人物过剩。因此，各地党派基层组织发展也一定要自觉地把好比例关。
第二，为了既能解决个别党派严重萎缩的问题，又不至于导致党派趋同化，可考虑借鉴我国历史上党派联合的办法，以达两全其美之效
从实际情况看，各参政党由于在极“左”年代遭到严重摧残，组织发展长期停滞，到“文革”结束时几乎所剩无几。虽然随着改革开放后民主党派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发展了不少新成员，但至今仍然没有摆脱成员老化的困境，甚至有的党派由于历史的缘故，造成原有特色成员的危机，以至出现组织萎缩现象。为了解决萎缩问题，如果一味采取突破跨界别发展的比例方法，也许组织萎缩问题一时能得到缓解。可是，这个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其必然弊大于利：这样搞一方面会加快本党派特色的丢失；另一方面这个口子一开，其他各党派也会争相仿照，这样势必进一步加剧趋同化。可是，如果严格按照共同商定的比例来执行，也许当今一些党派会因成员危机而难以生存。面对这两难选择，我们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成员严重匮缺、组织发生萎缩和成员比较相似的两个党派联合起来。不过必须申明的是，我们所提的“联合”建议，是站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搞“西化”的立场上，并且从借鉴我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联合”先例的角度，本着既缓和个别党派组织萎缩又避免各党派组织发展趋同化的良好愿望提出来的，这是有利于多党合作发展的建设性思路，与有些人提出把八个民主党派“合并”为一个政党来与中国共产党抗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国历史上最早采用“联合”方式的是民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个组织于1941年3月正式成立，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带有多种政治色彩的政治联盟，由当时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六个党派联合组成。在这个基础上，1944年9月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4] 又如，现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是通过联合后组成的新政党。1949年11月，当时同属国民党民主派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个党派，也是通过协商会，一致同意联合为一个政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5] 看来，民主党派为了保持自身的特色，为了防止组织趋同化，早就采取过有效措施。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觉得现在可以考虑把某些在成员结构上相似，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内容相似，并且共同存在成员老化、组织萎缩的问题的党派，通过充分协商达到联合的共识。这不但能够解决两个党派成员老化、组织萎缩的现实问题，而且对于缓和党派趋同，集中政治资源参政，不啻是个明智的选择。当然，是否能够实现两个党派的联合，必须由这两个党派进行充分酝酿、协商，达成共识后才能确定，我们仅仅是提出一个建设性思考而已。
第三，建议理论权威人士要准确解读“全面参政”
“全面参政”的提法，如果说是各参政党理解上的问题，就应该重新解释清楚；如果确实是对各党派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个提法是不妥的。“全面参政”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对八个参政党整体而言，绝对不能对每个参政党个体而言。否则，各参政党为了寻找“全面参政”的人才，必然突击跨界别搞组织发展，那么参政党严重趋同化的问题则是无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