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脱贫致富论文,人口素质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和假设
1.1对于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脱贫致富”无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改革开放年代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面临的共同主题。事实上，开始摆脱贫困的中国农民对于过去的十余年所创造和共享的种种经济成就总是津津乐道的。
1.2对于“脱贫致富”，人们早已习惯于经济学范围的讨论，最常见的就是确立某一人均收入标准作为贫困线并据此判定脱贫与否。然而以笔者管见，一个社区是贫困抑或富有其判别标准经济收入虽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却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毫无疑问，对贫困的综合观照有助于我们确立对贫困现象实施综合治理的观念。
对贫困的全面考察似应看四方面特征：即自然面貌、经济面貌、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自然面貌主要看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及生态平衡状况；经济面貌主要看社会总产值，人均GNP，人均纯收入以及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社会面貌主要看水电、住宅等基础设施，图书馆、电影院等文化设施和医院、诊所等卫生设施；精神面貌主要看各级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文化、体育活动的参与程度及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等等。概言之，脱贫致富的标准至少有两类，即生活质量标准和人口素质标准。这样，当我们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学的贫困观再来审度“贫困”现象时，就会认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因为人口素质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人力资本存量（潜在生产力的一种形态）的高低，也表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可开发利用的潜力之大小。所以从长远的发展看，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
对于大多数不发达地区来说，贫困往往是双重的综合，即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相交织，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相件随，贫困人口与人口贫困相共生。鉴此，可以认为，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因果循环，当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1.3必须指出，贫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产生和消亡都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所以从发展的眼光看贫困线的标准是十分相对的。在大多数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温饱”就是脱贫十分实际的目标，而在温饱已不成问题的情形下，“小康”则必然成为脱贫致富更新、更高的目标。截至1990年底，我国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已降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以下，东部沿海各省和大中城市郊区约占农村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则开始向小康迈进。从生活质量角度分析脱贫致富，有两类密切相关的标准：其一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标准。目前依然是以80年代初制订的标准（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作为通行的温饱线或贫困线标准。①即便是以现在最低的生活水准来衡量，上述标准也无疑是偏低的。现在一些已经走向富裕的地方开始有意识地提高脱贫标准，譬如，沿海某些发达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郊区县的乡村地区将脱贫标准从以往的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上升到500元，这种变化无疑是一种令人欣喜的进步。其二是现代的市场经济标准。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繁荣和富裕作为历史的参照系，这样的脱贫标准不仅起点高，而且义蕴深远。因为传统农业经济框架内的脱贫标准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脱贫标准在性质上完全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是在传统农业上做脱贫文章，至多只能实现温饱，而且传统农业本身在本质上是注定摆脱不了贫困和落后之厄运的。所以在两种经济形态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完整且壮丽的“脱贫致富”蓝图其实是由两篇历史文章写就的，即脱去的是自然经济的贫困，实现的却是市场经济的富裕。而且，这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如果说脱贫标准是相对确定的（有个临界值），那么致富标准是没有上限的，是“高高益善”的。
1.4所谓人口素质，笔者将之界定为人口总体或人口系统具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方面）的潜能，即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则包括身体素质、智力素质（或文化素质）和非智力心理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②
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本身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从人口经济学角度考察人口素质，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人口素质的高低、优劣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程度的高低和大小问题。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和改善的问题，人力资源的开发则是人口素质的开掘和转化的问题。显而易见，只有当人口素质存量在提高的基础上不断转化，才能真正促成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1.5脱贫致富和人口素质的关系早为学术界所关注，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实证研究，《富饶的贫困》一书曾提出假说：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③其后也有一些调研开始从人口素质角度去探讨贫困的成因和反贫困的出路问题。近年笔者也曾多次赴宁夏、河南、山东贫困地区调研，作为一种总结，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对上述假说进行人口经济学检验，旨在综合、系统地探讨人口素质在脱贫致富过程中的实际功能。
二、健康状况与脱贫致富
2.1从现有文献看，有关人口健康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讨论尚不多见。这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有关人口健康素质的统计数据难以获得，至少是不够系统；二是相对于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人口的健康素质之于经济的影响更为间接和模糊些。本文则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初析以推进学术界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和认识。
2.2现实地看，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导致贫困（或者是脱贫又返贫）的现象是并不鲜见的。据湖北、江苏、广东诸省的典型调查，“因病致贫”的农户占贫困户比例低者占30%，高者达70%。④因为农民一旦染上大病，往往不胜负担沉重的医疗费用，因而有致残的可能、继而则可能丧失劳动力，如广东省有20%的人因贫困看不起门诊，16%的人因贫困不能住院。⑤这样，不仅在患病治病期间减少了劳动收入，增加了费用支出，而且病残后极可能没有了收入来源而加重了家庭乃至社会的抚养负担。
这种因病致残致贫的情形不仅在富裕地区存在，而在贫困地区则更为突出。众所周知，贫困地区因环境恶劣、缺医少药等原因使得甲状腺、克汀病、氟中毒等地方病发病率和痴呆、病残人口比例都较高。据不完全统计，秦巴山区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仅是痴呆、残、盲等低素质人口就占农业总人口的2%（而上海郊区低能人口最高占0.34%）⑥，而“安徽大别山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战略研究组”的调查则发现，金寨、霍山、岳西三县有痴呆傻近3万人，占三县人口总数的8%左右。为维持这些丧失劳动能力人口的生存问题，国家每年扶贫拨款80多万元。⑦一部分贫困人口健康素质太低以致于成为完全的被抚养人口，年年扶贫年年贫，这样的农户被称为“特困户。”除了贫困导致营养不足、发育不良外，通婚圈小，近亲婚配率高也是导致贫困人口健康素质较低的重要原因。通婚圈理论告诉我们，近距离、小范围的通婚会影响新生代的先天素质，因为长期与外界隔绝，久而久之就成了被隔离的小群体，婚配无法做到随机，只好在小地域内进行，从而形成亲套亲的血缘关系。优生学和进化论已证实，同种生物远缘交配，后代显现优势大，反之优势小。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通婚圈小的男女所生的子女中，畸形儿的发病率高，先天性遗传疾病的发病率比一般婚配的发病率高150多倍。死亡率高出一般婚配的3倍多。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农民的通婚圈是狭小的：84.71%的农民择偶范围不出县，56.98%的农民不出乡，30%的农民不出村，绝大多数农民的通婚圈不超过25公里。⑧许多贫困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发展相当封闭，长期在本社区或者本民族内通婚，血缘越来越近，甚至出现家族内婚，从而人口素质逐渐退化。
2.3对现象的初析告诉我们，局限于一个社区发展的框架，人口的健康存量越低，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则越显著。那么，健康素质的高低是否就构成了脱贫致富关健性的约束条件呢？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人口的健康素质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差异？而人口的健康素质到底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脱贫致富过程的？下面，笔者将通过对1987年中国历史上首次的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的开发，⑨并结合其它统计数据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2.4中国残疾人口的地理分布明显地表现出残疾和贫困的高度相关性。残疾人口占调查人数比率（简称“现残率”），农村高于城市，贫困地区高于富裕地区。城市残疾人口比例为4%，农村为5.15%。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现残率分别为4.8%和4.79%；但甘肃、陕西等经济不发达地区，现残率分别为5.10%和5.07%，其中甘肃南部定西地区大骨节病流行，现残率高达8.8%。再如西藏患白内障致盲发病率为1%，居全国之首，青海省盲病发病率也高达0.5%。从绝对数分布看，残疾人口的城乡分布比约为1:3，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布比为9:1。病残使贫困地区许多青壮年失去劳动力，严重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2.5在现阶段，户营经济劳动力的多寡与脱贫致富关系较大。因为农户健康存量的下降到一定限度（在理论上存在一个临界值）会直接减少户营经济的劳动供给量和投入量；反之，健康素质的改善则会相对增加劳动力供给量。这表明了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替代效应。但无论是户营经济发展或是社区经济发展，低健康素质比高健康素质对于脱贫致富的影响可能要更加显著。换言之，健康状况之于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远大于正效应。作为结果，因病残致贫的人口比例则要高于因健康脱贫的人口比例。
2.6如果我们将“脱贫”和“致富”视为二个虽紧密结合但又相对独立的过程，那么或许可以说健康素质好可能是脱贫致富的一个结果，但不一定是脱贫进而致富的先决条件，因为在事实上，只要不影响对劳动过程的实际参予，那么健康素质差并非是脱贫致富不可逾越的约束条件，这方面残疾人口努力致富的例子是个说明。⑩相反，可以断言的是，对大多数健康存量渐趋减少以致于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劳动力人口来说，身体素质越差，则脱贫的难度越大，贫困的程度越深。概言之，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予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
2.7当然，上述假设需要检验。低健康素质引致贫困的机制和路径其实是清晰的。
首先，病残会直接导致健康素质下降，在没有康复可能的情形下，病残也就意味着劳动能力部分或全部的丧失（也可以分为暂时或永久性丧失）。1987年残疾人抽样调查表明，中国15岁以上残疾人中，有劳动能力的仅占27.42%，有部分劳动能力的占42.99%，丧失劳动能力的占29.5%。这样在一定时期内，如果病残人口是劳动适龄人口，则会减少劳动投入量（微观）和劳动力参与率（宏观），1987年城市15-59岁残疾人就业率为50%，农村15-59岁残疾人参加农、林、牧、渔劳动比例占60%；继而则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假定病残人口参与劳动过程）和减少实际产出（如定病残人口不参与劳动过程）。表现为结果，就是低收入（物质贫困）→营养不足→健康素质差。
如果病残人口是少年儿童人口，则可能丧失受教育机会。我国残疾儿童入学率很低，1987年，全国6-14岁儿童入学率为97%左右，而残疾儿童仅为55.24%，其中盲童（不含弱视）入学率仅3.8%，聋童（不含重听、弱听）入学率仅14.75%，中度和重度智力残疾儿童入学率仅3.2%。截止1987年，全国各地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残疾青年仅3000人。结果是残疾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残疾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66.37%（比全国平均高36.91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占25.21%（比全国低13.58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为6.39%（比全国低16.63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为1.73%（比全国低6个百分点），大学文化程度为0.3%（比全国低0.54个百分点）。一旦今后进入就业队伍，命运同样是低劳动参与率，甚至成为完全的被抚养人口而沦为贫困人口。
其次，无论是劳动力人口或是非劳动力人口，健康不佳、素质下降都会增加医疗保健支出，从而相应地减少其它的生活开支和生产投资。低收入农户防范疾病的能力往往很弱。因为农民的医疗费用基本自理，所以一旦染上大病，就可能有倾家荡产的巨大风险。
再次，非劳动力人口作为被抚养人口一旦健康素质降至必须有人服侍时，就会因此而增加劳动力人口的机会成本（因看护病人而放弃的上学、培训、就业等机会及相应收入），从而加大脱贫致富的难度。
2.8宏观地看，健康素质水平与脱贫致富程度也有着某种令人信服的相关性。虽然因为资料和方法的原因，本文只能侧重于现象的定性描述而无法在量上确切地刻画健康素质和脱贫致富的相关程度，但表1各项指标和数据在逻辑上的关联性却给我们留下了“低健康素质和物质贫困互为因果”的鲜明印象。从表1，我们看出一种趋势：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农户人均收入越高，则残疾人口比例和贫困人口比例越低；反之越高。
从三大经济带残疾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看，东部发达地区残疾人口地区构成比例低于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2.69个百分点，相应地中部次发达地区也低0.53个百分点，唯独西部不发达地区高出3.23个百分点。如果比较一下15-29岁青年残疾人口地区构成与总人口地区构成的比例之差则更有意义，东部发达地区青年残疾人口地区构成比总人口的地区构成比例低7.5个百分点，中部低0.31个百分点，唯有西部高出7.82个百分点。这种现象再次表明了人口健康素质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相关性。但表1也告诉我们残疾人口比例和贫困人口比例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如表所示，现残率和丧失劳动能力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地区差异要显著小于农村贫困人口占地区人口的比例。显然，致贫机制是复杂的，导致贫困的因素很多，而低健康素质的影响从总体看并不是最强烈的。而且从微观分析看，农户良好的健康素质与物质贫困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表1. 80年代末中国人口健康素质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比较
资料来源：指示(3)、(5)、(6)根据《1987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汇总资料》计算而得。指标(1)、(2)、(7)、(8)均为1988年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年）第33页，第26页，第70页以及《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9年）第23页，第358页有关数据整理而得。指标(4)为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
注①现残率指地区残疾人口调查数占总调查人数的比率。
②农村贫困人口系指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人口。
③三大经济带的划分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东部经济带覆盖了京、津、沪、辽、冀、鲁、苏、浙、闽、粤、桂等十一个省、市、区，1988年又加新成立的海南省。中部经济带包括黑、吉、内蒙、晋、豫、鄂、湘、皖、赣等九省区。西部地带也就是传统说法的大西北和大西南，包括陕、甘、宁、青、新、云、贵、川、藏等九省区。本表指标的计算均以上述划分为依据。
三、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
3.1如前述，健康存量越少，身体素质越差，往往贫困越深，致富越难。但健康素质高却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可以断言的是，健康素质虽然是经济活动主体必备的自然物质基础，却不是决定脱贫致富程度的关键性变量，甚至在良好的健康素质和脱贫致富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3.2不同侧面的人口素质，对脱贫致富的影响方式、程度及效果是不同的。正如许多论著所一再坚持和强调的，贫困的主要根源是人口素质差。因为人口素质越低，意味着经济发展主体的活动能力越低，脱贫致富的步伐也就越慢。但这里的人口素质特指人口的智力素质或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而不是前述的健康素质（主要是生理或身体素质，但实际中也可能包括心理健康方面而难以辨识）。如果从广义贫困角度看，那么诚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除了司空见惯的物质贫困外，还有尚末达成共识的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现象地看，迷信神灵、崇拜权威、修庙敬神之风无论在发达地区或是在不发达地区都十分盛行就是一个佐证。
3.2-1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低文化素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文化贫困的量度可以设想以某一文盲率（如全国平均文盲率水平）作为测度标准，高于标准值即称文化贫困；也可设想用平均受教育程度指标来测度，即低于某一标准者为文化贫困人口，等等。譬如，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学习年限为5.2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0个省、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和经济、文化落后的边远地区。依上述设想，可以认为这10个省区存在文化贫困现象。当然，文化贫困的测度最好采用综合指标，而关键是标准和参照系的选择。
3.2-2所谓精神贫困在笔者看来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即心态的贫困。综合地看，精神贫困具体表现在：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重义轻利的伦理观，终守故土的乡土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等。调查发现，物质贫困的背后经常伴随着精神贫困现象。河南省贫困县卢氏县上河村贫困农民的精神贫困就颇为典型。所谓“种田为吃饭，栽树为烧柴，养猪为吃肉，养牛为犁地。”(11)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调查也发现“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物，夏炎秋雨不出屋”的现象毫不鲜见。(12)
精神贫困人口比例的测定可以通过社区的专项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完成。如在贫困的沂蒙山区，沂水县曾对100家贫困农户调查，主张“只要吃饱穿暖日子好过，不需要赚钱”的有53户，主张“干老一辈传统项目”的居然有70户。也就是说至少有47户农家还是认为要赚钱的，但为什么想走出山外寻觅脱贫致富机会的仅有30户呢？访谈调查解开了这个谜，传统的心理和僵化的思维阻止了脱贫致富的步伐，因为回答是“卖豆腐？俺可喊不出口。”(13)贫困人口虽然穷困，但又不愿吃苦、多干活，尤其不愿外出做工，创业冲动和风险承受力都相当微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3.3现代世界经济增长史证明，物质资源的匮乏并不能阻挡一个民族从落后转向发达，但如果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匮乏，那么即便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是难以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统计表明，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里程中，科技进步的贡献份额已由本世纪初的只占5%到20%，增加到五、六十年代的50%到70%（参见表2），目前甚至已高达80%。而科技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在“七·五”计划期间不过30%左右，国内的不发达地区则更低。这表明教育和科技之于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抑或也可以说文化贫困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障碍。
表2.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国别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引自《光明日报》1991年10月26日第一版，其它数据转引自王积业主编《经济效益新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393页。
3.4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背后有深刻的人口文化素质差异的根源。如表3所示，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劳动生产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生活质量指数（恩格尔系数和文化投资系数）以及文化素质指数（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存在着明显的对应性：文化素质指数越低，生活质量指数及经济发展指数越高。而且从表中还可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地区差异要大于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地区差异，这种不一致大概是因非农产业发展程度不同所致。换言之，东部地区的非农产业较发达，而中部、西部地区还不太发达。因为中、西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与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差距十分接近。抑或可以说，中、西部作为中国的不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八十年代末主要还是由农业的发展所决定。改革年代非农化作用的地区差异显著这一事实同样由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这一指标得到了证实。我们发现，农业劳力人均耕地并非从东到西次第下降，这至少说明人均耕地的多少并不决定地区经济的实力和农户的生活水平。因为在农民社会分化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今天，耕地的经济价值可以通过非农产业的发展（为此要占用一定的耕地）实现高附加值的替代或补偿。
3.4-1历史地看，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人口文化素质有较大差距，但这种差距在缩小。如表3所示，西部地区8年间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09年，与中部的差距缩小了0.12年，与东部比缩小了0.18年，与全国平均水平比缩小了0.05年（据笔者测算，1982年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09年，1990年为6.12年）；中部8年间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96年与东部的差距缩小了0.06年，比全国增加了0.07年；东部8年间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9年，比全国增加了0.13年。如果这种趋势能持续下去，而且假定文化素质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变量，人口文化素质潜能能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那么人们所担心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就并非不可克服。但我们也注意到成人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在下降的同时，地区间的差距也有所拉大。
表3. 80年代末国内三大经济带经济发展指数生活质量指数和文化素质指数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年），《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9年），《中国人口年鉴》（1985，1990年）。指标①-⑥为1988年数据，指标⑦为1989年值。
注①农户恩格尔系数系指农户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品支出比例。
②农户文化投资系数系指农户文化娱乐用品、书报杂志二项支出占生活费支出比例。
③农业劳力人均耕地指农、林、牧、副、渔业劳动者与耕地之比。
④人均受教育年限系指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时大学年限取16，大专（82年为大学肆业或在校）为15，高中12年，初中9年，小学6年。总之，所取权数皆最高值，事实上，每一级教育水平都有一定比例人口实际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所以据此估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理论上的最高值。而实际值则要低于此值。按上述确实的权数，笔者先算出1982年和1990年全国各省、市、区平均受教育年限，然后按三大经济带的划分算出平均值（分别为每个经济带所覆盖的各小、市区的简单算术平均）计算公式如下：
⑤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系指识字或识字很少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3.4-2特别是从户营经济角度看，文化素质的高低对脱贫致富有较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文盲、半文盲人口总是与体力型劳动方式相联系，即使向非农产业转移，也摆脱不了体力劳动的束缚。反之，文化素质越高，则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越多（意味着致富门路多），从事的劳动方式可能也较为复杂，特别是对市场的适应力、判断力和竞争力往往较高，这样通过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介入，脱贫致富也就是可以预期的了。根据农调总队1984年对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262个村庄36,667户农民的抽样调查，以家庭成员的最高文化程度作为比较基准，中国农户的年人均纯收入，文盲户为284元，小学程度户为385元，初中程度户为466元，高中程度户为556元，大专程度户为756元。(14)以文盲户收入指数为1，则小学为1.36，初中为1.64，高中为1.96，大专2.66。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档次，收入指数就至少上升0.3，特别以高中到大专，更高达0.7。
另外，不少调查也发现，从乡村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大都是农村社区文化素质较高者，受过初中教育者成了农村人口的主体。有趣的是，务农者不仅文化程度低于转移者，而且收入也明显少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这里固然有农业比较利益低等因素，但文化程度与收入的正相关性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的互动只是一种趋势，波动较大，因为影响经济收入的不只是单一的文化素质。
3.5一如文化贫困，精神贫困也是脱贫致富不可忽视的非经济障碍。这恰如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致力于经济高增长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经济现代化长久的阵痛和难产后猛然醒悟的那样：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中，构成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严重障碍。虽然心理素质和脱贫致富的关系是个新的话题，但通过对贫困地区全面、深入的考察，一种看法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即安贫认命、不求进取的心理素质（精神贫困）比低收入贫困（物质贫困）本身更为可怕。在工业化时代，落后的农耕文明所孕育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积淀为贫困人口相对稳定的心理素质，而这种种“求、靠、等、要”的素质与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和效益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3.6诚然，“老、少、边、穷”地区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是贫困的客观基础，抑或可以说，在定历史时期内这是脱贫致富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15)为此，倾斜的扶贫资金投向在一定时期内也是必要的。但事实表明，仅仅“输血”是不够的。据《人民日报》报道（1987年11月8日），1980-1985年，我国用于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总额达400亿元，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效果却差强人意：山河未改，贫困依旧。究其根源，从“输血机制”向“造血机制”的转换必须具备一定的人口素质条件。问题恰恰在于，在昔日救济扶贫的同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困人口的贫困心态──贫困地区有浓重的消极无为心理，对现状极易满足，甚至安贫乐道，与世无争，麻木不仁，身在贫中不觉贫。有例为证：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区，有些农民有养蜂习惯，每年每家可产蜂蜜400-500斤，除自我消费外，宁愿把多余的送人，也不愿拿去销售。小凉山彝族没有商品交易习惯和传统。许多人至今还不会讲价钱。最典型的是基诺山区，迟至1984年夏季才举办了历史上首次农产品交易集市。但出售产品的人却很少，人们背着各种土特产品转来转去，羞于出售。有的交到供销社，有的晚上又背回家，在交易中不会讨价还价更是司空见惯。这样的心理素质，地方市场自然难以培育，脱贫致富也就成了遥远的梦。(16)恩格斯说得好，“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17)人穷志短，志短人穷，从而形成精神和物质双重贫困的亚性循环。难怪现行的扶贫哲学作如是观：治穷先治愚，富民先育民。
3.7现时非农化程度的差异已成为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砝码。而这种差异与农民离土离乡比例的大小又是直接相关的。许多调研证实，物质上的贫困与贫困地区人口奉行所谓“饿死不离乡”、“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的贫困哲学极有关系。譬如，在“贫瘠甲天下的”的“三西”地区，国家始于1982年决定从贫困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同河西、黄河可垦灌区计划移民70万人口，但遇到的阻力却令人费解──越穷越移不动，贫困者的反应是“人，住惯了哪儿哪儿好，穷就穷一点，穷日子安份。”截止1988年，在已完成的20万移民中，70%以上是见过世面的复员军人、有文化的青年夫妇或跑过江湖的手艺人。(18)最近一项地区间的比较研究也支撑了上述观点，全国23个贫困县农民外出干活率只有16.8%，而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外出干活率高达51%。(19)这与经典的迁移选择性理论是吻合的，即迁移倾向于选择迁出地（或流出地）高素质的人口。而且从劳动力转移的产业流向看，转向第二产业农村劳动力比重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第三产业则由东向西递增，1986年全国百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的调查表明，东部地区有72.2%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中部大致为50%，而西部有78.1%的转移劳力局限于农村社区内部，东部发达的农村地区进入大城市的转移劳力比重是西部地区的7.8倍。(20)
由上可见，扶贫先扶志，充分调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发展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至关重要。因为唯其如此，才能形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动力机制。
四、简短的结论
虽然实际情形往往要比理论概括来得复杂，但本文的分析再次说明了综合的人口素质对于脱贫致富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要摆脱“富饶的贫困”，就要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时刻抓住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个主要矛盾。
1.如果说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人口素质差，那么仅仅以人均收入指标来测度贫困就未免失之偏颇。目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现象及问题应引起足够的关注。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目标，素质脱贫宜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2.人口素质的三个侧面对脱贫致富的影响程度、机制及效果存在着差异。本文的分析认为，健康状况之于脱贫致富的负效应可能要大于正效应，良好的健康素质与脱贫致富之间不存在强相关性，健康素质只是脱贫致富自然的物质基础。
但无论是宏观考察或是微观分析，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都可视为影响脱贫致富进程的关键性变量。如果物质上的脱贫不同时伴随文化上及精神上的脱贫，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将难以实现。这不仅是因为物质脱贫要经常受到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反掣肘，而且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本身也应视为现时代“脱贫致富”崭新的目标。
3.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可以预言的是，谁及早将“素质脱贫”视为本质目标，谁将更早地根除贫困的痼疾，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跨越。
4.总之，反贫困的哲学概括是：在离土离乡实现非农化的必然变革中，以素质脱贫为契机切断物质──文化──精神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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