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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一、学术创新的前提
研究中国近百年风云激荡的历史，对于了解如何由封建的中国演进到当代的中国，正确认识国情，意义十分重大。这项研究又担负着思想教育的任务，直接影响到青少年正确认识自己国家走过怎样的道路，树立什么信念和怎样做人，因而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新时期以来，近代史领域出现了思想活跃的可喜局面，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存在的教条化倾向。这是研究者勇于创新和扎实地研究史料而取得的。但是，毋庸讳言，有的论者矫枉过正，得出了偏颇的结论。诸如，在如何看待列强势力和殖民统治对近代中国的作用，如何评价统治阶级人物，如何评价推翻帝制的暴力革命等重要问题上，似乎只要敢于否定以往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就是所谓“创新”，而不顾是否符合基本的史实。研究工作必须详细占有材料，尊重并掌握史实的基本联系，通过分析审慎地得出结论——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任何创新的前提。如同列宁所说，由于社会现象极其复杂，没有比随便抽出一些个别事实来企图证明某个论点更站不住脚了。“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片断地随便挑出个别史实作为论据，那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统计学和社会学》）有人称赞袁世凯教育政策高明，出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人才。按照这种逻辑，清初有三大启蒙思想家，鸦片战争前后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难道都要归功于明朝末年和乾隆末年以后的腐朽统治？如何讲得通呢？“五四”时期人才的出现是由于本国文化的滋养和中西交流的益处，怎么能归功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袁世凯呢？
二、近代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不应该肯定吗？
有人认为，近代以来“激进主义”造成中国连续不断的动荡。谭嗣同是激进主义的鼻祖，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却使中国陷于军阀混战。当时不如保留清政府，让它慢慢改革，中国近代化反会加快。
这种否定推翻帝制的革命的看法，完全违反基本的史实，也根本违背历史上志士仁人摸索救国真理而形成的认识路线。清朝政府把要求改革的戊戌维新运动残酷绞杀了，叫喊“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甘当帝国主义的奴才，这样的反动卖国政府还能指望它真心实行改革吗？中国封建社会历经二千年，至明清时期已经腐朽不堪。因此清初有黄宗羲发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呐喊。乾隆时期，赵翼不顾文字狱的压力，以考史形式深刻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嘉道年间，龚自珍更指斥封建皇帝是“霸天下之氏”，专制统治对社会的残害，有如将活人放在独木之上，用长绳捆绑起来，“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造成社会奄奄然无生气。魏源同样对封建专制激烈批判，同时公开表示对西方民主政体的向往。至十九世纪末，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都痛斥专制。黄遵宪长期担任外交官，对西方政制有亲身观察，得出“举世趋大同”的结论。在维新变法中，他本来属于稳健派，至戊戌失败后，被放逐家乡。从清政府在政变后数年的所作所为，他看清楚清政府反动腐败更甚，已无可救药，故在致梁启超信（1902年）中愤然指出：“（清廷）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更甚焉”！故时时酝酿着转向暴力革命，表示：一有机会，将投袂而起，到那时，加富尔变为玛志尼矣！他的诗集中最后一首，即高声预言：“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坚信封建帝制定将被推翻。梁启超也曾预言未来辞典上决无“宣统五年”的字样。
这就证明：当时不推翻反动卖国的清政府，不扫荡腐朽透顶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就不能前进，中华民族就不能获得新生。因此，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顺乎天而应乎人”，也是近代志士仁人摸索救国真理而达到的必然结论。无视基本的历史联系，企图否定革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种出于对现实的感想而发的“新”说法，不过是臆造历史，同严肃的学术研究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