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对广东话及普通话态度的定量与定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港人论文,定量论文,普通话论文,广东话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介绍
自60年代起，语言态度的研究成为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心理学及社会学的焦点。30多年来，在国外进行的语言态度调查，不胜枚举。相较之下，有关汉方言的语言态度研究并不多，这方面尚待进一步开拓。曾在香港进行的语言态度研究（Luke & Richards 1982；Pennington &Yue 1994），偏重比较学生对中、英文的态度，而集中探讨汉方言的态度调查者，却寥寥可数。其中有关广东话及普通话的调查（Fu & Iu 1988;Kalmer Zhong & Xiao 1987;Pierson 1988）， 都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这三项调查均以学生为研究对象， 而方法则以配应形式 （matched-guise test）居多。此外，也有以学生的文章内容作为数据基础，加以定质分析。而本研究则尝试以更多元化的方法及针对更广泛的研究对象，就香港人对广东话及普通话的态度问题，寻求一个较具代表性的答案。多位社会语言学家（Edwards 1982;Giles & Coupland 1991;Saville-Troike 1982）均认为语言态度可反映出语言集团的社会政治情况，换言之，社会政治状况的转变也会导致语言态度的转变。由于香港从由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转变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下的特别行政区，这种特有的政治背景正是上述论点的一块试金石，更道出本研究的另一目的：测试港人于政治转变中所表现出对广东话及普通话的态度。
2.研究假设
本研究有两项主要假设：
（一）在亲和力的层面上，港人对广东话的评分较普通话高；
（二）在个人发展实效上，港人对普通话的评分较广东话高。
第一项假设基于港人一般对广东话的归属感及亲切感（Snow 1991）。广东话是港人日常沟通的桥梁，不少香港人认为港人所说的广东话别具一格，在用字、发音方面与广州的广东话有些不同（C.Chen 1987；Ho 1996）。港人的地域认同感， 与民族认同感颇有分庭抗礼之势。Erbaugh（1995 ）也认为居于中国东南沿海较富庶的珠江流域地区华人，所抱的地域观念，与内地华人不同。这除去因为该区主要是粤方言区外，也涉及其相近的社会及经济文化背景。
第二项假设是基于90年代起，港人对普通话发生兴趣，视之为个人在社会及事业上迈进的助力。加上近年来，不少雇主要求应征者能够说流利普通话，进一步引证其在香港的影响力。再者，作为功利社会的典型，港人除察觉到普通话在沟通及工作上的实效外，也意识到1997以后语言上能与祖国看齐的重要性。
3研究方法
3.1受试者
本研究的数据及资料来自 103 人， 选取的方法属推断抽样（judgemental sampling），受试者的年龄、性别、教育及职业背景等社会特征，均依据1991年香港人口普查（Census 1992）的资料而设定，尽量按比例反映出香港人口结构的特色，令调查结果更客观。
受试者的年龄及性别的分布见表一。103人之中，71.8 %生于香港，其余则生于内地。受试者以广东话为母语者有95人（92.2%），以普通话为母语者只是1人，其余6人（5.8%）以福建话为母语，另有1人的母语为客家话。
表一 受试者年龄及性别的分布
年龄组别 12—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 总和
男性11 14 11
6
3 550
女性8
17 12
8
5 353
总和19 31 23
14 8 8103
百分比 18.430.122.3 13.67.8
7.8 100
受试者的职业背景可分四组：就业人士（65人）、学生（22人）、主妇（11人）、退休人士（5人）。就业人士占样本63.1%，与1991 年人口普查的64.3%非常接近，可见本调查的受试者来自不同背景，有如香港人口的缩影。在回应问卷中的一道有关港人学习普通话情况的问题时，95.1%的受试者同意有学习普通话的热潮存在，其余4.9 %则表示中立。另外，本研究也就受试者的普通话语言能力作过调查，在回应问卷中的另一道题目时，以自我评价的方法，决定其普通话水平。总的来说，近六成受访人无法以普通话交谈，约三成可用普通话沟通，只有一成称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3.2研究工具
本研究于1994年在香港由本人及四位调查员以广东话进行，以对面的形式，向个别受试者进行调查， 调查的工具为问卷及访谈， 先后于30分钟左右完成。
3.2.1问卷（16句反映语言态度的句子）
本研究的问卷分五部分，有些为搜集受试者的社会特征资料而设，也有些是关于对广东话及普通话的一般态度的问题，其中包括几道预测性的问题，尝试探讨受试者对香港未来语言发展的观点，所得结果将在文末部分讨论。问卷的第三部分作测试本研究的两个主要假设是否成立之用，该部分由16句表示语言态度的句子组成，首8句与普通话有关，而其余的8句则与广东话有关。每句句子分别打印在卡片上， 调查员把每一句向受试者展示，然后请他们在一表格上表示同意或不同意，1 代表极不同意，4代表中立，7代表极同意。以下为该16句句子的内容：
1 学会普通话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2 中国人应该学会普通话
3 普通话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一大特征
4 普通话能激发个人的民族意识
5 97渐近，预期香港与内地人民的接触机会更多， 因而对普通话的需求日益殷切
6 普通话为中国的官方语言，早日掌握为宜
7 能操普通话将会成为一般工作的基本入职条件
8 能操普通话可获更佳的工作机会， 更能在就业市场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9 懂得广东话才晓得欣赏广东（话）文化，如广东歌、 港产片及一般流行杂志
10 香港人应能听懂广东话，并能够以广东话表达
11 典型的港人均能说广东话
12 广东话代表一种地域意识
13 与内地人民沟通时，懂得广东话很有帮助
14 在香港就业，不能不懂广东话
15 能操流利的广东话，可改善工作前景
16 能操广东话可获更佳的工作机会，更能在就业市场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因子分析显示，首8句有关普通话的句子包含两个因子， 其组合的方法见图1：
图1
图
由于第1至第4句在亲和力这个层面上的得分明显偏高，所以首四项的得分综合起来，便成为第一个独立因子，名为“普通话的亲和力”。图1亦显示，第5至第8句在实用价值的层面上， 得分十分高，明显反映出另一因子的存在，这个因子定名为“普通话的实用价值”。有趣的是，有关广东话的后8句的因子分析， 也发现极类似的情况，图2 正显示另外两个因子的组成情况。
鉴于第1至第4句在亲和力这个层面上的得分较高，所以首四项的得分综合起来，成为第一个独立因子，名为“广东话的亲和力”。 据图2显示，第5至第8句在实用价值的层面，得分比较高，反映出另了一因子的存在，这个因子定名为“广东话的实用价值”。这四个综合因子，将会应用于以后的两个双变t-检验（paired t-test）， 作为本文两项假设是否得到确认的定量基础。
3.2.2访谈
每位受试者填妥问卷后，均会与调查员以轻松的形式对谈，为时20分钟左右，并在受试者同意下，把访谈内容录音，作进一步定质分析。访谈的内容包括语言与政治、社交生活、传媒、 教育及民族等问题。
结果
4.1定量分析
就假设一而言，如果要证明假设能够成立，得要采用双变t-检验，以刚才得出的两个独立因子：广东话的亲和力及普通话的亲和力，作出比较，决定受试者是否认为广东话的亲和力远较普通话高。结果显示，受试者在亲和力这层面上，对这两种汉语方言有截然不同的态度。综合103个受试者的答案，发现港人普遍对广东话的亲和力偏高， 中位数为23.53，标准差为3.31；相反，受试者对普通话的亲和力却明显偏低，其中位数为18.22，标准差为5.21，t值为9.67，两个中位数的差异十分明显，显著性达p＜0.001，可见结果并非偶然，假设一在问卷部分遂得到确认，证明港人一般对广东话的亲和力的确比普通话高。
就第二项假设而言，问卷的结果显示，在实用价值的层面上，受试者对普通话的评分普遍较广东话高。于另一个t检验中， 我们试比较受试者对普通话及广东话的实用价值，看看他们是否持不同态度。综合所有受试者的意见后，发现他们对普通话的评分较广东话高，普通话的中位数为22.85，标准差为3.27；广东话的中位数为18.87，标准差为4.49；二者的差距并非偶然，其显著性达p＜0.001， 问卷的结果足以证明第二项假设成立。
4.2访谈：定质分析
总的来说，本研究的两项假设都以定量形式得到确认，下面我们集中讨论访谈的结果。由于两项假设的关系密切，访谈的内容并没有刻意把有关普通话及广东话的问题区分，访谈的对象包括直接及间接询问受访人的语言态度，其间也会将普通话及广东话一并而谈，加以比较。现将访谈的结果综合为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4.2.1粗略印象
受访者对普通话及广东话的印象均属正面，然而原因却不尽相同。虽然他们对普通话较为陌生，但却很有好感，他们认为普通话十分优雅，听起来温柔委婉，甚有文化气息。而受试者对广东话的好感则来自两方面，其一是他们每天都以广东话交谈，自然产生亲切感；其二是广东话本身的特点，受试者认为广东话虽然较为通俗，但胜在传神活泼及一针见血，他们把广东话形容为“一种可爱有趣的方言”。
4.2.2潜力
受访人普遍认为普通话在香港日趋重要，甚至预期普通话将会成为香港未来的官方语言；相对来说，广东话的重要性大致没有改变。大部分受访者均认为，在众多汉语方言中，普通话属于高语言，无论在商业往来，或者在政府行政管理方面，普通话均较其他方言受重视。以香港为例，能操流利的普通话也逐渐变为不少行业的入职条件。在政治层面上，中方的官员在香港每以普通话发言，可见普通话今后的角色将更显重要。正因为香港在90年代萌起一股普通话新热潮，在意识形态上更巩固了普通话的地位，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精通普通话仿佛把个人的声望指数拉得更高，有趣的是，这种心态并不限于工作及生活上用得上普通话的人，就本研究显示，退休者及主妇虽然较少接触使用普通话，却还是对普通话的实用价值看好。正如他们所说：“以香港而言，能精通普通话当然有好处。”反映出来的是因精通普通话而产生的“语言安全感”。受访者表示，就香港社会而言，广东话的用处限于日常沟通，是基本语言，而普通话则属于辅助语言。他们认为在未来50年，广东话仍是香港最主要的语言。可是由于普通话已在香港渐趋普及，他们对于一两代之后的语言环境的预测却很有保留。他们觉得这两种话在香港的发展及未来是否会出现语言转移（Gal 1979；Le Page &Tabouret-Keller 1985）等情况，要看将来特区政府的语言政策，以及港人的语言能力和语用习惯等因素。虽然广东话是港人的日用语言，受访者并没有把广东话看作有助个人升迁的踏脚石，他们似乎意识到只懂得广东话是不够的，在多元化的商业社会，语言多元化是不可或缺的。
4.2.3象征意义：地域主义与民族主义
经分析访谈内容后，发觉受访者在亲和力这层面上，对于广东话及普通话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特别值得深思。受访者觉得广东话很亲切，并认为香港的广东话文化十分独特，与广州的广东话感觉不同。Snow也认为广东话文化是香港整体文化很重要的一环。基于本土地域语言的优越感（Ansaldo 1996），港式广东话就更难被其他语言所取代。此外，他们对普通话产生亲切感，表面看来是以中华民族作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中国人该会讲点普通话，完全不懂的也应该花点心力，把普通话学好。客观而言，这种心态所隐含的意义可能跟民族亲和力扯不上任何关系。首先，90年代以前，有关中国人多少得懂一点普通话的言论甚少在香港出现（陈建民1994）。
在此之前，香港人一般认为，“根本没必要学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香港派不上用场”。这样看来，港人对普通话的态度有可能因应97回归的政治因素而改变，由原来对普通话的负面态度，慢慢变为较中立，以至逐渐转为较正面的看法。其次，由于大部分受访者从小接触广东话，自然觉得普通话是陌生的语言，可是由于普通话是汉语，与英、日等外语相比，当然较为亲切。正如他们所说，不懂普通话也不觉得不妥，可是，假如看见外国人也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就感到不好意思。相信不少侨居海外的港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外国人误以为所有中国人都说普通话，而当遇见不大会讲普通话的港人，都感到很意外，这种期望不免叫香港人对自己的语言身份反思。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港人对普通话所产生的亲和力这个现象，不能过份简单化。
4.2.4对普通话的态度日趋正面
受访人也谈到对普通话的印象在八、九十年代之间的转变，这些资料只根据受访者本身的忆述， 没有实质的时效数据（ longitudinal and real time data）加以比较。我们不能单凭这些资料， 坚称港人对普通话的态度确由反面转为正面，但这些资料至少可作一定的反映，从而为将来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一位受访者说：“以前，广东话里面有一些字眼，如‘老兄’（laoxiong，以普通话发音），意指来自内地北方操普通话的人，带点贬义；80年代时，受电视剧的影响，香港有‘阿灿’一词，泛指中国内地生长的人，笼统地认为‘阿灿’都是贫穷无知的，所以一般人除了对内地人有负面印象外，对大陆的语言，大陆也就是普通话，甚至是带有沉重内地口音的广东话，也同样产生负面的态度。”不少受访人又认为，“一般人一直到80年代中期，都把普通话看作外族方言，并主观地贬低对普通话的评价，这种典型似乎到90年代初期，才有明显的转变”。其实， 这些态度上的转变是有迹可寻的。 从80年代初，中国实行经济改革，门户大开的同时，也刚巧是中、英两国就香港的政权交接及其前途等问题展开谈判的时候。在这种政治气候之下，香港人也渐渐意识到香港与内地的政、经关系唇齿相依。港人可能因为内地的经济发展，而对内地人民及其语言在态度上比以前更包容，消减了从前的强烈而又主观的反感。
5.讨论
上文的陈述说明本文的两项假设，都能以定量和定质的方法，得到确认，增加了结果的可信性。这些结果除了为我们就香港的语言环境带来一点启示外，也为将来的语言发展作出一定的预测。
5.1广东话在香港的前景
陈建民（1994）认为假如普通话在广州的推广因当地人的语言忠诚而遇到困难，那么，可以想象，在香港推行普通话会有更大的阻力，这说明了广东话在香港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换言之，第一项假设（有关广东话的亲和力）的验证也就是广东话的维系潜力的验证。现有结果显示， 受试者普遍对广东话都抱有很强烈的亲切感， 类似的结果也在Kalmer,Zhong & Xiao和Snow的研究出现过。 假如本研究的结果能够引申到整体香港人的语言态度，可以想象广东话在香港的势力，实在很可观。港人对广东话的亲和力感受特别深，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对大部分港人而言， 港式广东话属于香港的独有产物（Bauer 1984； Cheung1985），港人所讲的可说是一种广东话变体，与广州变体的广东话，在技术上不可混为一谈（Ho）。访谈的资料指出，香港的广东话有其独特性，认为这语言的独特风格，是香港文化的投影。例如，港式广东话的传神及触觉，在某程度上也反映出香港人的直接，办事的效率，以及其对新事物的时代触觉。此外，港式广东话的另一特质是其包容性（詹伯慧1996），其词汇中有不少词源自英语、日语、印度语、泰语等，以及汉语普通话和台湾闽南话，这与香港本身的多元化国际城市的背景，颇有互相呼应之含意。虽然受试者普遍对广东话感到很亲切，但是，他们也同时意识到广东话作为一种高语言，也有其局限之处。到底，它只是盛行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方言之一，事实上，回顾普通话还没在香港流行前，英语是唯一的高语言，在社会上受到重视，而且也很具声望。如今，
香港人的着眼点反而落在普通话上，
知道它的实用价值
（instrumentality）远远超过广东话。所以，广东话可谓保持不变， 仍然稳守次要位置，
在语言的声望指标方面， 不敌普通话和英语 （Ansaldo 1996）。一般而言，港人一向将广东话定位为地方方言，只适用于非正式的场合，这种语言功能上的高低分野，一如美国语言学家弗格森（Ferguson 1959）对言语共同体多语现象的观察所得，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学家费希曼（Fishman 1971）就弗格森的理论而引申的概念：有双语分层现象，却没有双语能力（diglossia without bilingualism），以这个概念来形容现时香港的汉语方言的社会语言现象，确有其可观性。
5.2普通话的实用价值与汉语方言在香港的双语现象
问卷的其他结果显示，除广东话不算在内，假如可选择学习任何一种汉语方言，75%的受访者选普通话，反映出社会语言的现实，就是说，普通话的实用价值声望和普及性，远远凌驾其他汉语方言之上，经统计分析问卷的结果，发现受试者在实用价值的层面上，对普通话的评分明显比广东话高，而结果又与面谈资料的结论吻合，港人指出普通话虽然是香港的附加语言（additional language）， 但声望却较广东话高，证明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治现实，也暗示了港人似乎体会到学习中国的官方语言是必要的， 这种宏观的语言协调（macro- linguisticaccommodation）是前瞻的语言行为， 也是对灵活变通的社会最自然不过的适应。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广东话和普通话均很重要，只是层面上不同而已。看来，香港的语言现状在功能上已逐渐衍变为汉语方言双语分层的局面。在回应一道预测性的题目时，接近半数受试者（48.5%）预期50年后，广东话和普通话均为香港的通用语言，互相不能代替。事实上，普通话过去曾多次在香港普及，但维持的时间短暂。例如，50年代时，来自内地北方的商人及上海的纺织商人，因内地解放而移居香港发展，他们带到香港的不仅是纺织业和资金，更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包括当时北方的国语及上海话。因当时的需要，港府设立了几所用普通话教学的小学。70年代，在台湾及内地制作的国语电影及国语歌曲，盛极一时，同时也掀起了一股普通话热潮。到80年代初期，中国进行经济改革，港人对普通话的学习兴趣亦甚浓厚，可是，这些普通话热潮均十分短暂。然而，自80年代中期起，港人对普通话的兴致是强烈而持久的。这个现象的催化剂很明显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治现实。
6.0结论
总的来说，本文两项假设都能在定量及定质的层面上得到确认。语言态度的研究很少采用访谈形式，以本研究所见，访谈的资料在多方面均带出不少有趣的论点，在讨论结果时发挥作用。例如，搜集资料前，研究员并没有预料到语言态度转变这个要点，但在访谈中，不少受试者都认为港人对普通话的态度在过去10年里确有改变，假如这看法站得住，有关其演变的步伐及方向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结果如与本研究的结果相结合，将成为宝贵的跨时（real time study ）语言态度资料，就语言态度转变的问题，将能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此外，本研究亦对将来有关香港的语用、语言维系及语言转移等研究，提供背景资料。同时，随着普通话在香港日益普及，港人的普通话水平也渐渐提高，这些语言背景的变数，可能也会影响其语言态度，而且，香港的广东话在句法结构上和词汇上，均可能受普通话的影响而转变，这些语言接触的现象都与本研究关系密切，极具研究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其次，港人对广东话的态度也是很有意思的研究素材，本研究所得的结论说明港人对普通话在实用价值的层面上评分较高，但这并没有负面影响到广东话作为香港的主要语言的地位。至于香港的语言情况及港人对广东话的态度以后能否保持不变，要看几个变数，包括特区政府的语文政策，人口结构的转变等。未来的研究如能考虑这些因素，将会为香港这个转型中的语言集团提供重要的社会语言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