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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认识和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走向共同富裕的构想，逐步走出缩小先富地区同后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路子，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结合深圳的实践就此问题谈点看法。
部分地区先富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卷数和页数）这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平均主义。在这种认识支配下，我们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政策，结果是，大家都不能富裕起来，条件不好的地区富裕不起来，条件好的地区也富裕不起来，自然条件差但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无力开发富有的资源摆脱贫穷，因而国家也难富起来。这种平均主义思想，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事实证明是有悖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结果只能导致共同落后、共同贫穷。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但要实现这一目的，搞平均主义，同步发展，同等富裕、同时富裕是不可能达到的。我国解放以来的发展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大政策”的实施，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必然产生辐射和示范效应，激励后富地区致富的积极性。这样，通过先富影响、带动和帮助后富，才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的。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第3卷第142页）“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第3卷第166页）
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家知道，我国各地区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很大，加之历史上形成的原因，因而，经济发展始终存在着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发展和富裕起来，而后通过中央财政的支付转移，通过地区间的技术、经济的扩散与合作，先富带后富，实现从不平衡到逐步比较平衡发展的转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看，在先发展地区与后发展地区的关系上，先是发展差距相对拉大，然后再使发展差距逐渐缩小，这已是被若干国家发展实践证实了的规律性现象。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世界和我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透彻把握，才为我国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
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可以说是实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全国共同富裕的“大政策”的战略性措施之一。深圳毗邻香港，具有地缘和人缘优势，在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具有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借助于这个有利条件，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5年来，依靠中央的正确政策，依靠全国的支援，依靠特区人民的辛勤劳动，由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深圳特区能够先发展起来首先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圳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较早地区之一，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内地三个层次中，处于开放的最前沿，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了特区包括税收、市场开放、要素市场建立、土地使用、银行信贷等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改革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特区凭借区位优势和特殊政策，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坚持市场取向改革，逐步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推动经济迅速发展，15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35.9%，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56.3%，对外进出口贸易额平均每年递增60%，预算内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52.4%，经济实力已跨入全国城市前列，与香港经济差距在迅速缩小。
深圳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持。创办深圳经济特区以来，全国许多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纷纷到深圳建立“窗口”企业。目前，深圳已有内联企业6628家，投入资本金近百亿元，工业产值及出口额占我市的1/4左右。这些“窗口”企业有很多已经发展成为集团公司，为国家和本地区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对深圳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湖南省在深企业的净资产超过30亿元，为本省创造的利润和为深圳交的税金都迅速增加。同时，来自内地200多万“打工仔”、“打工妹”，为特区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特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他们不仅带回和积累了资金，也学到了技术和管理，交了不少朋友，有了供销渠道，不少人回内地后成了“小老板”。他们一年寄往内地的劳务收入超过80亿元。
深圳的发展更靠深圳人民自身的艰苦创业和辛勤劳动。深圳特区建立前，原宝安县是很不发达地区，农民年均收入只有129元，工业产值只有6100万元，区位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与香港差距越来越大。特区建立时，中央决定只给政策不给钱，让特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发扬“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拓荒牛精神，敢闯敢试，大胆探索，终于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深圳人创造了闻名遐迩的“深圳速度”。同时又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深圳企业创造的劳动生产率是内地城市企业的3倍多。一批大企业已享誉国内外，大批名牌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外销产品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5%。如果没有深圳人民的辛勤劳动，深圳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不可能的。
深圳的发展在中央正确路线和政策指引下，也得益于港澳台同胞和外商的合作。15年来，深圳实际利用外资77.1亿美元，兴建“三资”企业1.1万家，“三来一补”企业1.2万户。这些企业对深圳经济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深圳15年的迅速发展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是从全国大局着眼的正确政策，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先富地区帮助后富地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先富与共富是辩证统一的。先富是共富的前提和动力。共富是先富的目的和归宿。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不可脱节。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我们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好起来后再去帮助落后的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在这里，先富是作为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一开始就被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与归宿所规定。对全局而言，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3卷第373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目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担心两极分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应充分予以重视，但应当相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避免两极分化。由于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针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既能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又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导向下，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人民，不仅没牺牲共同利益，而且对发展共同利益做贡献。一方面，先发展起来的地区，给国家多交税，国家多收入，使国家有力量实现财政支付转移，多投资欠发达地区搞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把帮助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积极为共同富裕多做贡献，这样就会逐步缩小先富和后富地区之间的差距。
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我们党领导人民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和帮助政策，鼓励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富，也是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是维护稳定的重要条件。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时刻关注贫困地区的发展。如果贫困地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不仅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全国的协调发展和安定团结。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富，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中央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把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把深圳作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排头兵”，让深圳先发展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它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辐射作用。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去年视察深圳时指出的：“我们创建经济特区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特区本身的发展和现代化，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要通过特区的发展，充分发挥它们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辐射功效。这要作为特区建设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原则进一步明确起来。”深圳特区创立15年来，我们始终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特区工作的基本方向、重要原则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依托全国、服务全国”是我们明确的工作方针。在服务全国，支持内地发展经济方面，我们努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特区建立以来，市财政向中央和省财政上缴的数额逐年增加，到1994年底已累计上缴45.5亿元。随着深圳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建特区以来，由于深圳迅速发展，国家直接由特区所取的收入越来越多，仅就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银行利润上交，铁路、邮电利润上交就超过500亿元。15年来，深圳通过为内地招商服务、到内地投资、培训和交流干部、对口招工、智力支持、设立合作发展基金和进行无偿支援等多种方式帮助和带动内地经济发展。几年来我市人民和政府捐款1000多万元，在全国十多个省市兴建了27所希望学校；为受灾贫困地区捐款上亿元，捐衣物60万件；支援西藏1250万元进行通讯建设。今年全市开展学习孔繁森、陈观玉与老区山区心连心活动，即将在全国11个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山区兴建106所希望学校，帮助5万个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我们为西藏、三峡移民地区和革命老区举办领导干部培训班，现已培训过千人，使他们增长市场经济知识，为内地经济社会发展在培训人才方面尽微薄之力。我们认为，深圳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的，这既是中央兴办特区的初衷，也是特区先发展起来之后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按市场经济规律走共同富裕道路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发展的地区，除尽支援的义务和责任以外，更主要地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江泽民同志去年在考察广东讲话中指出：“坚持发展经济特区以及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内地的横向联合，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做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这对于促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极为重要。”要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从根本上说，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只有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要素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而有控的流动，从而形成地区之间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纽带，这样才能使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更好地带动和帮助后发展地区。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深圳经济特区在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帮助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第一，把特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与中西部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推动特区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带动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深圳经过十余年经济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资金优势十分明显。据银行统计，1990年深圳各家银行向内地拆出资金21.87亿元，到1994年各家银行向内地拆出资金增加到77.75亿元，是1990年的3.56倍。从1987年开始到1994年，深圳企业到内地80多个地区兴建独资、合资、合作项目1390个，投入资本金超过100亿元。深圳企业到内地投资逐年增加。同时由于深圳从一开始就发展外向型经济，较早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借助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信息和市场优势突出，这些都是中西部地区不曾拥有的优势。但是深圳自然资源匮乏，这是一个明显的劣势。而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又是一个明显的优势。使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优势互补，利用沿海的资金和技术，开发中西部的资源，把资源优势变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例如，深圳企业在新疆就设立了52家企业，还有15家企业与新疆企业合资或合作。
第二，利用特区优势，依托内地，面向海外，促进“三点一线”发展战略的实现。深圳在十余年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外引内联”的作用和横向经济联合的协作优势。今后应该把“外引内联”与带动欠发达地区结合起来，同时推动“外引内联”向更高层次的“三点一线”发展模式转变。所谓“三点一线”战略，它是指充分利用特区优势，依托内地，面向海外，以产品加工、贸易、科技成果、资金和其他资源为纽带，将“内地”——“深圳”——“国际市场”三点连成一线，形成最佳组合，为我国企业占领国际市场赢得竞争优势和比较利益。
从深圳的实践看，实行“三点一线”战略，初步摸索出以下六种形式。一是生产加工劳动密集型。即是把深圳特区初期建设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内地生产，或在内地新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在深圳接单，在内地生产，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形成深圳与内地“前店后厂”的新格局。截止目前已有500多家企业实现了这种转移。一方面充分发挥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使企业降低了生产费用和成本；另一方面利用深圳离国际市场近、信息灵的优势，由其深圳的总部为转移到内地的加工企业提供国际市场最新动态和发展情况，使内地的加工企业与国际商场紧密相连。同时也密切了深圳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促进内地经济发展，使深圳更好地发挥全国的“窗口”作用。可谓一举多得。二是原材料辅助材料供应型。即运用深圳企业的技术、资金和管理，在内地的原材料产地设厂，一方面使深圳的龙头企业有可靠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的供应渠道；另一方面使内地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其中有独资兴建、合资合作兴建或改造内地国有老企业等。三是协作配套型。即以深圳的主机厂为龙头，充分利用内地现有的生产设备、厂房和技术力量，生产为主机配套的零部件、配套件和协作件。这样，一来使内地的现有生产力得以充分发挥，二来容易形成现代化大生产、大协作的格局，在各地形成一批专业化、大批量、高水平生产的“小巨人”厂，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和经济效益，避免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如深圳年产500万辆自行车，零部件协作配套厂内地很多，远在江浙一带；深圳生产的250万线程控交换机和2.3亿块手表的零配件协作配套厂在内地的很多。四是技术开发型。深圳企业与内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或企业联合，对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产品联合开发和生产，或把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内地后改造内地国有老企业的老产品、老工艺，然后把产品销到国内、外市场，形成新的生产力。五是参股控股型。深圳企业到内地国有老企业参股控股，对内地国有老企业的经营机制和设备工艺进行改造，或者使内地老企业成为深圳企业的子公司，生产深圳企业的名牌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使内地老企业不但转换了经营机制，而且经济效益出现转机。如牡丹江市电视机厂与深圳康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营之后，生产康佳名牌彩电，使该企业由亏损大户转为该市的利税大户。六是出口基地型。深圳的大、中型外贸企业在原材料产地设立出口加工基地。对内地来说，使原材料产区得到资金投入和技术，把资源转化为商品，并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对深圳企业来说，有了可靠的出口货源基地和出口商品供应，使两个优势互补，两个优势联合，形成新的优势。
第三，抓好对口扶持，设立合作发展基金，进行开发式扶贫，增强欠发达地区的“造血”功能。我们不能把先富帮后富理解为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施舍，靠对欠发达地区的无偿拨款式支持，这样，即使经济实力再强也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走一条既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又是自身承受得起的地区之间互相支持、长久合作、共同发展的新路子。对此，我们认为设立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从1989年起，深圳市政府将市、区财政每年收入可用财力的2%，作为合作发展基金，用来扶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共同研究可开发的项目，用合作发展基金给确定的项目以低息贷款（比银行当时利息低一半），用项目的收入偿还给基金，使基金滚动发展。先后扶持广东的梅州、河源、清远、韶关、肇庆和三峡移民地区的巫山县，已经使用3.3亿元扶持贫困地区兴建了115个项目，其中交通、能源和老企业技术改造占70%，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欠发达地区的“造血”功能。市委决定把基金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延安、井冈山和湖北的红安县等。这种方式和传统的拨救济款式的扶持方法的最大不同就是把双方利益和风险捆在一起，要求除了向支持对象发放优惠贷款外，还要对贷款项目进行分析、研究和筛选，强调贷款项目的可开发性和经济效益，既有支援帮助的一面，又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从而使救济式扶贫变成开发式扶贫，“输血”变成了“造血”。实践证明，这是扶持内地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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