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国际经济新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秩序论文,走向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中期东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已将千百万工人重新推入赤贫的深渊，使该地区整整10年的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危机还在全球经济的机体内燃烧、扩散。
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乐观的。然而，这场危机已迫使最高层展开了关于未来全球化事业的讨论，制服危机的一线光明也许已经出现。为开展这项讨论提供了一个契机，来修正全球化的进程，使其脱离当前不平稳、不公平的轨道，走一条平稳和公平的增长道路。如果工业化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采取措施来防止一场衰退，那么危机造成的苦难就不会是白受罪了。
危机及其随后的扩散提出了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一类是关于怎样对危机立即做出反应，防止其深化下去。这方面的焦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东亚的政策建议是否合适，要不要全面恢复景气。 IMF最初向经济遭受打击的国家（泰国、韩国、 印度尼西亚）开出的药方是实行财政金融紧缩，而美联储则将危机的影响完全视为是地区性的。IMF的政策有使东亚的通货紧缩恶化的危险， 现在也不得不同意东亚国家积累赤字。东亚国家的利率也在某种程度上下降了。与此同时，美联储开始不情愿地认识到美国经济自身也暴露在东亚厄运的威胁之下，它在去年10月削减了利率。然而，美联储政策的真正危险被证明是动作“太小、太迟缓”。特别是美联储一直宣称削减利率仅仅是安抚金融市场的需要，表明它可能还没有认识到削弱全球需求的重要性。再者，虽然美联储已将利率削减了0.75个百分点，这一削减却比不上前18个月通货膨胀下降的幅度。这意味着实际利率事实上是上扬了。
第二类问题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组织结构。这里的问题是，组织结构的根本缺陷在多大程度上要对危机的爆发负责，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缺陷要对经济增长放慢和全球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趋势负责。这第二类问题是国际财务结构讨论会的中心议题。讨论的结果将对决定未来繁荣的道路起关键性作用。
虽然IMF 的东亚政策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都向更为扩张性的方向转化了，但是，除非人们同时认识到现存的全球经济秩序具有根本性缺陷，否则这种转化是难以持久的。这是因为引发IMF 对东亚国家开出错误药方的思路，正是支持现秩序组织结构的那种思路。对这种思路不加以摈弃，世界经济就难免仍然会处于全球经济所固有的那种不平稳的通货紧缩力量的威慑下，而决策者将不可避免要被拖回到实行紧缩政策的道路上。
对现有全球经济秩序有效性的不同认识，反映在对当前危机阐释存在的分歧上。一方面是IMF和美国财政部的观点， 将危机解释为纯粹是一场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因此，财政部长鲁宾（R.Rubin ）呼吁“要使国际金融市场的组织结构现代化”。另一方的观点则将这种情况理解为是一场由全球化引起的全面危机，反映了现有全球经济秩序的构想存在深刻缺陷。
纯粹金融市场危机观得到了“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的宣传推广，后者近20年来支配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它始终认为，最能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途径是更为开放的贸易、出口带动型的增长、减少干预和更为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这种思想被IMF 的政策集中体现出来，它力求将危机描绘成是金融透明度不够的结果，危机发生之后，IMF竟然呼吁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采取更为放任的政策。 它认为，只需对国际金融体系稍加调整，并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即可。
美国财政部的观点与IMF的大体相同。财政部和IMF都漠视东亚的问题是由外国投资者竞相从银行抽逃资金引起的。它们因此一开始都支持以高利率、政府削减开支和增税为主要内容的错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此后，它们又都彻底修改了这些政策处方。然而，它们仍然将有限的金融市场改革视为长期的解决方案。这样，我们就听到了鲁宾部长的主张：“这些改革方案的核心是强化金融体系，改进其透明度和监督状况，消除银行、政府和商业实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开放资本市场，采取适当的金融财政政策。”
鉴于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认为只需要调整现有的全球化模式，有一种“小城镇方案”（Main Street alternative）却认为这个模式是根本行不通的。问题不在于使这一模式重新合乎标准，而在于创设一个稳定、公平、有助于增长的新模式。近20年来，华盛顿共识支配着决策，而全球经济却增长缓慢，不公平性有增无减。在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工资增长停滞，工时延长，工作的无保障性增加。东亚的金融危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历次危机中的又一次危机。如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J.Stiglitz）所说的那样，世界经济一直是“萧条中的景气”。
在最抽象的层面上，小城镇方案首先向“市场和全球化进程是自然现象”这一宿命论的概念进行挑战。一切市场和一切形态的经济都是根据规则运作的，这一点无论对于华盛顿共识塑造的市场，还是对于罗斯福新政塑造的市场都是适用的。如果对此有质疑，不妨看一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它充分体现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典型特征。而实际上，条约包含了1000页关于贸易的规章制度。从这个角度看，争论的问题不在于是实施调控还是放松管制，相反，争论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要实施何种方式的调控，它们将为谁的经济利益服务。
正如IMF的观点一样，小城镇方案也谋求使金融组织结构现代化， 但是，它坚持认为仅有提高金融透明度和改进会计规范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相反，需要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更具根本性的重构。会谈不能局限于讨论金融市场的问题。贸易、金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都是密切相关的，这意味着有比金融市场更多的问题要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要产生稳定公平的增长，需要将国际经济秩序的所有要素都以互相协调和强化的方式加以规划。
小城镇方案也坚持认为，需要改进会计规范和提高金融透明度，但是同样需要减少投机活动，投资者在投资时要具有长远的眼光，并能正确对待风险。这就要求对通货买卖征税以减少投机交易，也要求责成投资者在极短的时限内承担义务。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这些措施是扭曲市场自然规律的干预行为，而小城镇方案则视之为减少投机活动、鼓励建设性长期投资的规章制度。
在通过加强需求状况以促进增长方面，两者也只是表面上一致，在具体实施上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因此，当华盛顿共识将出口拉动型的增长作为解决每个国家需求问题的方案时，小城镇方案却认为它是货币竞相贬值和通货紧缩的祸源。
更成问题的是出口拉动增长战略引起全球通货紧缩的趋势。一国的出口是别国的进口，这意味着谁也不能依赖出口拉动的增长。这样做的结果是以邻为壑，一国谋求出口要依赖别国的需求情况，这样就造成了全球需求的稀缺，从而有使全球经济陷入通货紧缩恶性循环的危险。
因此，出口拉动的增长必须被内需拉动的增长取代。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战略，因为一国需求的增长会带动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使大家共同增长。
要实现内需拉动的增长就要增强内需，这就使华盛顿共识和小城镇方案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深刻。内需的增长要求以提高工资来支持国内消费，实现这一点又要求劳资双方之间力量均等。出于该原因，赋予工人自由结社权利、允许他们组织工会与资方集体谈判的基本劳动货币本位制（core laborstandards）就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基本劳动货币本位制提供的保护，单个的工人就要无休止地为提高工资进行艰苦斗争，从而很难走上内需拉动的增长道路。但华盛顿共识却将独立的工会视为对市场的扭曲，小城镇方案则认为它们是私营部门解决权力分布不平衡的良方，这种不平衡正是资本在全球流动寻求最廉价、最易剥削的工人的结果。
只有使劳资双方间的竞技场平坦，才有可能逃离出口拉动增长的陷阱，使市场全球化为所有人服务。这将确保经济增长的利益被社会分享，确保国内消费需求与产量同步增长。
人权、基本劳动货币本位制和强大独立的工会之所以必不可少还有一个原因。IMF强调政治腐败、 经济活动中任人唯亲引起了借入资金使用不当的问题。它倡议通过增加金融透明度、进一步向国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来增进市场规范，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其论据是，市场竞争会消除任人唯亲现象。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事实表明，这些行为是由政治引起的，亦须通过政治改革加以转变。这就需要势均力敌的各种社会力量互相箝制，从而限制上述行为。赋予工人自由结社、组织独立工会权利的人权和劳工权利正是这种改革的基础。需要有强大的、运转良好的民主政治来防止经济活动中的任人唯亲现象，而工会正是做到这一点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使世界经济转向内需拉动的增长道路的另一项措施，是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目前，偿债负担阻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执行公平的、利于增长的行动计划。还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出口拉动的增长上，这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也减少了发达国家的就业岗位。减轻债务负担是摆脱这一困境的一个手段。
工人与政府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正如游资会威胁工人的利益一样，它同样也威胁政府的利益。公司流动性增强的结果是它们越来越能通过威胁将就业机会移往海外来为自己赢得税收豁免，从而将税收负担转嫁到工人家庭头上。这同样威胁到环境和安全生产的标准。例如，由于企业将这些举措理解为一种成本，便会以迁往他处为威胁，来废除这些标准。这就是全球性华盛顿共识模式化引起的你死我活竞争的特征。有鉴于此，小城镇方案倡议国际贸易协定收入禁止将环境和安全生产划入商业竞争范围的条款。此外，还需要采取措施制止税务竞争，因为各国政府正是通过竞相降低商业税率来吸引投资的。
最后，还值得提一提与萨克斯（J.Sachs）有关的第三种观点，它在讨论中属中间派。萨克斯是华盛顿共识在东欧实行“休克”疗法的早期设计师，“休克”疗法的前提是老式的中央集权经济必须通过迅疾的私有化和解除调控，对清风频吹的市场开放。然而，在东亚危机问题上，他却与华盛顿共识决裂了，并且是首先指出紧缩政策是对银行挤兑作出的错误反应的人之一。
IMF 和美国财政部观点与萨克斯观点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对稳定与增长的关系的理解。双方都赞成增长。但是，IMF 和美国财政部观点坚持稳定在先，认为只有在稳定的情况下增长才有可能，因此倾向于以高利率和通货紧缩来安抚金融市场。萨克斯则以毫无疑问的口吻争辩说，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稳定。因而，决策者必须将重点放在推动世界经济上，从协调一致削减利率到减轻债务负担，实行发展援助，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
这种增长与稳定的争论固然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在根本意义上被它误导。在所有其他方面，萨克斯都和华盛顿共识是一致的。特别是，他献身于“快车道”（fast track）式的自由贸易，这促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国际竞赛。他认为，国际工资竞争和就业机会因各国生产条件和环境水准的差异而转移，是属于自由贸易合理范畴的。在宏观经济层面，国家依赖外需确保国内充分就业的出口拉动型增长也是合理合法的。甚至当出口是有赖货币贬值才得实现，这也是合理合法的。总而言之，萨克斯可能在东亚问题上与华盛顿共识决裂，但是，他却没有与华盛顿共识近20年培植起来的全球经济架构决裂。
东亚危机清楚地揭示了对全球化进行重塑的必要，以使其变得稳定，使我们分享它的利益。
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已告失败。眼下是与华盛顿共识决裂、以小城镇的新国际主义方案取代它的历史性时刻。常识和经济逻辑都告诉我们，只有当企业和劳工在竞技场上处于相同的水平，只有当经济增长是植根于扩展国内市场之上，全球化才能行之有效。这是确保公平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因此，现在是说“别了，华盛顿共识！欢迎，小城镇方案！”的时候了。
摘自美国《异议》杂志1999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