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区划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行政区划是国家根据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需要，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口、文化、风俗等客观因素，按照一定的原则，将一个国家的领土划分成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对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刘君德等，1999）。在本质上体现为国家权力在特定地域空间基础上，以国家的政治组织结构的方式来进行地域分割或要素配置。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的大政（李学举，2003）。
行政区划具有巩固基层政权、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民族团结3个方面的功能。纵观行政区划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行政区划的最初起因主要是国家统治的需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经济的因素只占极少的分量。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行政区划的划分越来越多地考虑经济发展的要求（张德江，1991）。我国作为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比较突出。行政建制的撤设、行政区的规模等级、行政区范围的合理性及行政中心的设置等，影响着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配置、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因此，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行政区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行政区划变动，不仅涉及地方市场范围调整，也影响地方政府行政和财政管理权限的调整和变动。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在地级市层面频繁进行，譬如厦门市调整市内行政区划、天津市调整滨海新区行政区划，这些行政区划调整很大程度上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省级层面，我国改革开放后也出现过大的行政区划调整，除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外，1988年新增设了海南省，最近一次就是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其中的经济发展因素也是显而易见①。既然行政区划调整带会影响经济发展因素，那么行政区划调整究竟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证问题。尽管如此，国内经济学者对此的研究不多，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史宇鹏、周黎安(2007)以计划单列市为样本，研究了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的关系。相对而言地理学者和行政学者对此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探讨（渠涛等，2009；陈钊，2006），但学科方法论的差异，使得大部分研究都缺乏深入严谨的实证研究。同时，大部分相关研究集中在城市（地级市）层面，而对省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较为缺乏。省级区划作为地方一级区划，与其下各级行政区划形成有机联系，是所有其他地方层级调整的基础。目前，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并非已经臻于完善，国内也屡有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的呼声，但由于省级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得省级行政区划调整并不多见。因此，严谨地实证分析省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影响，显得更加重要和必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陆地区第一次省级行政区划调整为1988年，海南建省并设立经济特区。最近的一次省级行政区划调整发生在1997年，重庆成为我国的第四个直辖市。海南建省设立特区之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和财政体制处于探索和改革阶段，宏观经济波动频繁剧烈；重庆直辖之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发展也更加成熟平稳。海南建省的同时还设立了经济特区，因此除了行政区划调整之外还涉及了明确的“经济特区”因素；重庆直辖，升级为省级行政区之时，并未被明确赋予其他“特区”因素。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考察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拟选择重庆直辖这一事件作为我们研究的案例样本。
重庆直辖的最初设想源于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他在1985年初就曾提出：“四川太大，不便管理，可考虑划为两个部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但是，由于一些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在此后12年的时间里，重庆直辖的方案始终停留在论证阶段。到了1997年，出于三峡库区百万移民、中西部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的三大需要，中央作出了建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1997年2月27日，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议案指出：“为了充分发挥重庆市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川东地区以至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且有利于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管理，同时解决四川省由于人口过多和所辖行政区域过大、不便管理的问题”，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这个决定使得重庆成为中国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也使得大四川一分为二，成为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②。从官方文件描述可以看出，这次行政区划调整带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因素。那么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行政区划调整对相关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由于大四川行政区划调整具有外生性，我们可以将大四川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经济活动看作是对大四川地区经济增长的一次实验。本文采用项目评价(Program Evaluation)文献中最新出现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估计了大四川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重庆地区，而对新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这种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在考虑了中央的优惠政策与资金输入支持后，重庆行政区划升格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仍然存在。本文从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地方官员政治激励与地区竞争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合理解释。
本文的研究与以下一系列经济学文献紧密相关。首先，行政区划变动涉及地区行政和财政权力的变化，分权一直被认为是地区增长的动力之一(Qian and Roland，1998；Oian and Weingast，1997)，但是分权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沈立人、戴园晨，1990；吴敬琏，2003）。史宇鹏、周黎安(2007)利用“计划单列”的制度变革，分析了经济管理权限变动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行政区划调整必然改变相关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格局，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其次，许多学者强调了地方官员激励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周黎安，2004；张军，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等，2007），行政区划调整也会改变相关地方官员的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从而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再次，行政区划调整与市场范围大小有密切联系，正如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市场可得范围(market access)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最近，Redding和Sturm(2008)以东西德分裂和重新合并为样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案例研究。最后，行政区划的数量和面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研究分支。Alesina和Spolaore(1997)、Alesina等(2000)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国家数量和面积的决定。他们认为，国家面积的大小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国家面积较大使得国家内部市场范围较大，从而更加有利于国家经济增长，但国家面积较大可能带来不同群族之间的观念冲突和公共品需求的差异。国家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取得均衡，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第一个经济因素的影响会逐渐减弱，世界上国家的数目会趋向于不断增加。Bolton和Roland(1997)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分裂和统一的决定因素：当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存在差异和从统一中获得的效率提升很小时分裂会发生；当经济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完全流动时分裂不会发生③。
本文其他部分组织如下，第二节是研究方法的介绍，第三节是主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四节是对所得结果的分析和解释，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估计方法
重庆于1997年成为我国第四个直辖市，大四川一分为二成为今天的新四川和重庆直辖市，行政区划变迁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对大四川地区实施的一项自然试验。按照项目评价文献，我们可以说大四川1997年之后就位于处理组(treatment group)，国内其他地区就是没有行政区划变迁的对照组(control group)，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可以提供行政区划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
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对比行政区划变迁之后大四川的经济水平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水平，二者的差距就反映了行政区划变迁对大四川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的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就是这样的思路。但是全国其他省市和四川在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即使没有行政区划变迁，彼此的经济增长也未必一致。
基于Abadie和Gardeazabal(2003)的想法，Abadie等(2009)提出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来构造处理组的合理对比对象，克服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问题。该方法的基本思路如下：虽然寻找和处理组完全类似的对比组是困难的，我们可以根据没有行政区划调整的其他地区的组合来构造出一个良好的对比组。例如Abadie和Gardeazabal(2003)研究恐怖活动对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经济影响时，用西班牙其他两个地区的组合来近似没有恐怖活动的巴斯克地区的经济增长。Abadie等(2009)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控烟立法和宣传计划对降低人均烟草消费的作用时，使用美国其他州的组合来近似没有控烟计划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烟草消费情况。
合成控制法提供了一个基于数据选择对比组来研究政策效应的方法，这个方法具有如下优点：(1)这是一种非参数的方法，该方法扩展了传统的双重差分法④；(2)在构造对比组的时候，权重的选择是由数据确定的，减少了主观判断。相对于回归模型，合成控制法具有透明和避免过分外推(extrapolation)的优点。因为合成控制法合成的对比组是所有对照组地区的一个加权平均，因而它明确指出了每一个对照组在构造反事实状态(counterfactual state)时的贡献。这个方法也可以明确的展示实验地区和合成控制合成的对比地区在政策实验开始前的相似程度，避免把差异很大的地区进行对比引起的误差(Temple，1999)。权重的选择限制为正数并且所有权重之和等于1，也避免了过分的外推判断。
三、主要结果
我们使用1978～2007年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来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庆数据归并到四川数据中，因此我们使用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其他30个省市的数据。经济数据来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的目标是用其他地区的加权平均来近似没有行政区划调整时大四川的增长情况，和大四川实际的数据对比来估计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合成控制法，我们在选择权重时要使得行政区划调整前，合成四川的各项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四川尽可能的一致。我们选择的预测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业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实际人均产出以及实际人均产出增长率。
（一）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作用
表1给出了在1997年大四川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真实大四川和合成大四川的一些重要经济变量的对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合成大四川和真实大四川非常相似。在所有的5个指标里面，不论是实际人均产出及其增长率，还是投资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劳动从业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等等，大四川与合成大四川的差距很小。总之，从表1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合成大四川比较好地拟合了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大四川。
我们用全国其他地区作为控制组来估计没有行政区划调整时候的经济增长情况，图1是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和其他各地区实际人均产出对数的平均值的增长情况。鉴于其他各地区实际人均产出对数的平均值在1978～2007年间都与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存在一定差距，其他各地区实际人均产出对数的平均值持续高于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我们在图1中按照使得1978年其他各地区实际人均产出对数的平均值与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相等的标准对其他各地区实际人均产出对数的平均值曲线进行了调整，使得两条曲线在1997年前尽量重合。但是，可以看到，1997年之前两条曲线仍然存在差距。在1985年之前，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高于其他各地区实际人均产出对数的平均值，而在1985年之后，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低于其他各地区实际人均产出对数的平均值。因而，其他地区的平均作为一个特殊情形的合成控制组并不能很好拟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大四川的经济增长情况。
图1 大四川实际和全国其他地区平均增长对比
图2 大四川实际和合成大四川增长对比
图3 大四川实际和合成大四川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差距
图2描绘了大四川和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合成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路径⑤。我们看到，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二者的路径几乎完全重合，合成大四川非常好地复制了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大四川的增长路径。1997～2002年，两条增长路径重合度仍然较高，2002年之后实际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开始高于合成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二者差异逐步拉大。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否意味着行政区划调整在10年期内改变了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水平？
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计算了1997年前后实际大四川与合成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的差距。图3显示，1978～1997年间，两者对数值差距在正负0.03范围内波动；1997年之后，直至2002年以前，波动幅度并没有突破这个范围；2003年起，两者差距突破了原有范围，差距持续为正，并且呈持续扩大趋势。以1978年价格计算，2003～2007年间，实际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分别比合成大四川高出63、90、132、180、260元。1996年，实际大四川与合成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之比为0.99，1997年即上升到1.00，1997～2001年仍在1.00附近波动，2002年以来持续增大，2007年达到1.085，远大于1978～1996年间任何一年的比值。如果以增长率计算⑥，1997～2007年间，实际大四川年均增长10.28%，合成大四川年均增长9.40%，前者比后者高出0.8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难以忽略的差距。从具体计算结果来看，行政区划调整在10年期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水平，改变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步凸显。
（二）稳健性检验
大四川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省区，在经济特征上与沿海省区存在较大的差异性⑦。正如表2所示，在构造合成大四川的时候东部只有一个省区的权重为正，且相当的小。我们在对照组中将东部省区样本剔除，重新进行估计，所得结果如图4所示。此时2002年之后大四川的人均产出路径更加明显地高出合成大四川的路径。如上所得，行政区划调整在10年期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水平，改变程度随时间推移逐步加大。
传统的回归模型中报告的标准误反映了用微观数据估计宏观效果时的不确定性，是对无法得到宏观数据的一种反映。合成控制法使用宏观的数据来估计政策效果，因此在理论上没有这种不确定性。但是，由于我们不能确定构造的合成控制组能够完全复制试验组的潜在演化路径（即没有接受试验的情况），因此我们估计的参数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类似Abadie和Gardeazabal(2003)，我们对其他地区进行了安慰剂试验(Placebo test)。安慰剂试验的思路如下：对于没有1997年行政区划调整的某一个地区，我们假设它而不是大四川发生了行政区划调整，然后我们根据合成控制法利用其他地区（不包括大四川）构造这个地区的合成版本，考察在1997年之后这个地区和它的合成版本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是否也可以出现显著的差异。安慰剂对象的一个合理选择是构成合成大四川权重最大的地区，图5显示了对于湖南进行安慰剂试验的结果。和大四川一样，湖南也是一个省。我们看到，对于湖南，合成版本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值非常好的复制了真实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值，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差距。这一检验再次证明行政区划调整在10年期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水平。
图5 权重最大的地方的安慰剂试验
Abadie等(2009)提出了一种类似统计中秩检验(Rank test)的排列检验方法(Permutation test)，来检验我们估计的政策效果是否在统计上显著。这个排列检验的想法是在对照组内随机选择一个地区，假设它在1997年经历了行政区划调整，使用合成控制方法构造它的合成控制，估计在假设情况下产生的政策效果。然后比较在四川地区实际的发现的效果和随机选择的对照组地区产生的效果，如果实际的效果和随机产生的效果差异足够大，那么行政区划调整对四川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是显著的。
类似上面的做法，我们对所有其他29个地区都进行了类似的安慰剂试验，计算了每个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合成版本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作为随机选择一个地区估计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效果的分布。作为统计检验，如果在大四川发现的差距和这个差距分布有显著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大四川的发现是显著的。由于我们是通过近似1997年之前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来构造合成版本的，如果一个地区1997年之前的平均预测标准差（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值和预测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值差距的平方的平均值的平方根）比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模型对该地区近似的程度比较差，进而利用该地区1997年之后的差距作为对比的作用也会比较弱。我们计算大四川1997年之前的平均预测标准差是0.01576，我们在对照组中去掉了平均预测标准差是大四川2倍以上的地区，这些省区数量为22个，其中上海的预测标准差特别地大，其他地区的预测标准差都在大四川预测标准差的10倍以内，而上海则为大四川预测误差的36倍⑧。图6显示了去掉这22个省区之后的误差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到，1997年之前，大四川的差距和其他地区的差距差异不大，1997年之后，大四川的差距仍然与大部分地区的差距差异不大，大四川的差距位于其他地区分布的内部。其他地区有1个估计得到结果比大四川的要大。这意味着如果随机选择一个地区进行估计，要得到和大四川地区一样显著的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影响并不是一件很小概率的事件。
正如前面所述，东部沿海省区与大四川省区不具良好的对比性。我们将东部沿海省区剔除，重新进行了排列检验，图7给出了相关省区的误差分布情况。在1997年之前，大四川的平均预测误差比绝大部分省区小，但1997年之后其平均预测误差位于相关比较省区预测误差分布上方的最外部，这表明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的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可以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具有一定的显著性。
图6 大四川和其他地区预测误差分布图
（去掉了平均预测标准差2倍于大四川地区后的误差分布）
图7 大四川和内地其他地区预测误差分布图
（去掉了东部沿海省区后的误差分布）
（三）进一步考察
为了更加深入地考察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将上述思路对以下自然试验效果进行了考察。
首先，1997年重庆直辖是一个政策分界点，这个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大四川在1997年之后成为新四川和重庆，即我们关心的是1997年重庆从原四川分离出去之后新四川与原四川的经济增长差异。图8给出了四川（1997年前为原大四川数据，1997年起为新四川数据，不包括重庆部分）和我们使用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合成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路径⑨。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二者的路径几乎完全重合，合成四川非常好地复制了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原四川的增长路径。1997年之后，两条增长路径仍然几乎重合，直到2007年两者差异仍然很小，这一差距明显小于图2中所显示的差距。这意味着，四川经历了1997年行政版图缩小这一变化之后，其实际经济增长路径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我们计算了1997年之后实际四川与合成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的差距。1996年，实际四川与合成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之比为1.016，1997年以来比值维持稳定，各年平均为1.017，总体说与1978～1996年间平均差距相比基本无差异。从具体计算结果来看，行政区划调整在10年期内并没有改变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增长路径。
图8 四川实际和合成四川增长对比
（1997年后四川数据不包括重庆部分）
接下来，我们考察行政区划改变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即我们关心的是1997年重庆直辖前后的经济增长差异。尽管1997年之前重庆并不是一个省级地区，不过如若能够通过合成其他省区得到较好的虚拟重庆，仍然可将重庆置于省级样本进行对比估计。图9给出了重庆和我们使用合成控制法得到的合成重庆的实际人均产出对数路径。我们看到，在行政区划升级之前，二者的路径几乎完全重合，只是在1980年代末期有细微差距，合成重庆较好地复制了行政区划升级之前原重庆的增长路径。1997年之后，两条增长路径出现了一定差异，这一差异路径与图2的差异路径类似，但更加明显。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行政区划升级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计算了1997年之后实际重庆与合成重庆的实际人均产出的差距。1996年，实际重庆与合成重庆的实际人均产出之比为1.011，1997年即达到1.024，此后比值持续增大，2007年达到1.080，大于1978～1996年间任何一年的比值。根据实际数据计算，重庆1997～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0.44%，根据合成数据计算则为9.78%，两者差距为0.66%。尽管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值，但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率的微小差异所造成的长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惊人的。从具体计算结果来看，行政区划升级在一开始就发挥了作用，并在10年期内改变了重庆的增长路径。重庆的排列检验(Permutation test)结果与大四川的一系列排列检验结果相似，表明从统计上看行政区划升级在10年期内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重庆的实际人均产出增长路径。
图9 重庆实际和合成重庆增长对比
我们的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存在相似又有不同。史宇鹏、周黎安(2007)研究了获得计划单列资格的城市的经济增长是否受到了影响，其结论是从总体上，放权确实有助于计划单列市提高其经济效率。但是这种效果在省内外之间差别很大：城市的单列并没有使它与本省城市之间的效率拉开更大差距，或者说这种作用并不明显；但是计划单列使得单列市与省外对比城市的效率差距迅速扩大。我们的结果是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的经济效率有一定影响；其与内地省区具有较好的对比性，而与沿海省区的对比性较差。
四、结果分析和解释
通过合成控制法，我们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的经济增长路径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具体而言，重庆从四川分离出去对四川的经济增长路径没有影响；重庆直辖对其经济增长路径有一定正面影响。这种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并没有损害原地区的经济增长，对新成立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时间推移不断显现。
（一）对四川与重庆经济增长路径均未下降的经济学解释
行政区划调整之后，四川的经济增长路径没有受到显著影响，重庆的经济增长路径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这类似于经济学上所说的“帕累托改进”，可以从地区利益协调的角度予以理解。将重庆从原四川省中单独出来建立直辖市，最终是中央层面做出的决策，涉及多方利益。大四川一分为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四川太大，不便管理，不利发展。中央在做出大四川一分为二的决策的时候，从经济发展方面考虑，会平衡新省区和原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⑩。这主要涉及中央和地区之间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博弈。如果新省区的经济实力很强，就会削弱原省区的经济实力，损害了原省区的经济利益，会遭到原省区的阻挠和反对；反之，如果新省区部分的经济实力很弱，就不利于新省区的未来长远发展，既得不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也与中央的初衷相左。一个合理的做法就是，新省区的经济实力与原省区的经济实力相似，既使得行政区划调整不受当地人民反对，也使得新省区具有充分合理的发展潜力。这种做法的直接结果就是，原省区的经济增长在行政区划调整前后没有大的变化；新省区尽管能获得更大的行政和财政等方面的权力，但作为一个“新人”短期内往往难以实现突出的作为。以1978年价格计算，1996年，大四川的人均实际产出为1138元，而重庆的人均实际产出为1219元，两者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接近。更加具体来看，在原大四川里面，成都和重庆是其两大城市，其经济重量都举足轻重，实力不相上下。大四川是我国人口最多和腹地最广的一个省区之一，两大城市具有足够遥远的地理距离，周围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央一旦决定划分大四川的行政版图，出于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协调发展的角度，必然是将重庆及其周围地区作为新的省区。这样一来，行政区划调整之后，两地具有相似的经济增长基础，新四川的经济基础没有大的改变，新重庆的经济基础也与新四川类似，从起点的相似性看两者经济发展路径在一段时期内都不会相差太大。因此，新四川的经济增长路径不会出现突变，新重庆的经济增长路径是否有大变化则又取决于行政级别提升对其经济增长条件的影响。
（二）对重庆经济增长路径提升的经济学解释
重庆直辖，是中央对其实质性和一揽子的放权和分权，重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面临与之前不一样的行政权力和财政权力，相关的地方官员也面临全新的政治激励。史宇鹏、周黎安(2007)以计划单列市为例，研究了整体性行政放权和一揽子放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放权有助于计划单列市的经济发展。本文对重庆直辖的考察也有类似的结果，印证了他们的发现。
重庆行政级别升格，代表其所涉及的地方官员级别随之有一个质的提升，对于大部分官员而言，他们会更加致力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以求获得更进一步的政治晋升。这种观点与徐现祥、王贤彬(2010)相一致，他们实证发现地方官员会对政治激励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
重庆行政级别升格，获得了更加大的行政权力，能够推行更加有效的行政管理模式。经过多次行政体制改革，重庆逐步构建起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府，实现了市直管40个区县，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减少了政府管理层级，行政效率明显提高。目前，重庆财政供养人口与全市总人口之比约为1∶58，低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这一逐渐优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帮助了重庆经济的长期发展。
重庆行政级别升格，带来了财政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除了得到中央更多的财政支持外，重庆获得了更大的财政自主支配权。依据财政分权理论(Tiebout，1956；Oates，1972)的观点，通过财政分权来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品，能比所有公共品都由中央提供统一的公共品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地方政府一般拥有更加充分的信息，同时政治约束使得中央难以实行对不同地区提供差异性公共品的政策，从而对地方实施财政分权能够为地方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品，提高社会福利。同时，在中央政治集权的前提下所实施的财政分权，能够带来维护市场建设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这正是财政分权理论所强调的“市场维持型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Qian and Weingast，1997)。更大的财政自主支配权，帮助了重庆更加合理和有效地使用财政资源，提升居民福利和推动经济发展。
重庆经济增长路径提升，也与地区之间的增长竞争有关，但过度竞争所带来的损失可能消除了其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大四川一分为二，改变了原有的区域经济竞争格局。正如张军(2005)、周黎安(2007)等所述，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局面。新省区的出现，必然带来两地之间的竞争。新四川与新重庆之间的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地区之间的竞争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造成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等无益后果（王永钦等，2007）。也就是说，行政划分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12)。市场范围的重要性对于地区经济增长不言而喻，如Redding和Sturm(2008)以东西德分裂和重新合并作为一个自然试验，详细考察了市场范围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在我国的现实是，地区竞争造成了地区市场范围缩小的博弈困境。行政区划的改变，改变了地区的市场范围，重庆行政升格使得两地的潜在市场范围缩小了（即“市场损失”）。1997年，四川省交通厅为了让控股公司四川成渝(601107)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H股上市，单方面将成渝高速公路四川段收费提高60%，重庆段之后也不得不随之提价，致使成渝高速通行费居全国之首(12)。这种行政壁垒造成了两地市场分割程度的上升，甚至上演了“川渝大战”。2004年7月，四川省第一个水陆联运港——泸州国际集装箱码头的集装箱班轮首发上海。这被认为是四川省为了不受制于重庆港的非常之举，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现象(13)。地区间的非合作竞争状态，一定程度上会消耗地区经济竞争带来的好处。正是逐渐意识到了过度竞争的损失和良性合作的潜在好处，四川和重庆两地出现了由竞争转向合作的趋势，两地政府于2007年共同签署了《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试图将成渝经济区建成继长三角、京津豫、珠三角之后的中国第四个增长极。这种由早期的单纯竞争向竞争合作并重的局面转变的过程，与本文的发现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
（三）对重庆的行政区划升格效应与中央利益输送效应的区分
在实证检验中，我们初步得到了行政区划调整之后重庆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重庆直接提升为直辖市后，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持，与此同时一系列以西部为背景的政策也相应出台。究竟是中央的特殊政策或资金支持导致了经济增长，还是行政区划调整本身带来了经济增长呢？因此，重庆直辖后的经济增长中，不能忽视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的因素(14)。
重庆直辖，是中央希望作为西部重要节点的重庆，能够在将来发挥西部火车头的作用，带动长江上游地区、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地区经济战略地位的提升，产生了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然而，国家经济战略一般具有长期性，决定了产生经济效能是一个长期和持续的过程。同时，在重庆直辖之后的10年里，中央交办的4件“大事”是三峡移民、国企改革、农村扶贫和环境保护。这4件“大事”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的综合转型，而不是直接的经济建设。直到2007年的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明确了重庆3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2007年6月，重庆进一步被国家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根据国家对重庆赋予的定位和政策历程来看，重庆直辖10年里，并未享受完整的经济发展政策优惠，这与海南建省并设立经济特区具有差异性(15)。这反映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会越来越少单纯地赋予某一地区超国民的经济增长优惠政策待遇。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批设更是体现了这一点。经济特区主要表现在经济对外开放，对于体制改革意义不大，通常情况下着重吸引外资，以增进当地税收，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而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注重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以求全面发展，力图带动周边地区的联系和共同进步。综上所述，重庆直辖之后并未享受完整的经济政策优惠，其所突出的经济增长表现很大程度上源自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国家自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了对西部12省区的支持和投入力度。这一因素的作用可能会与行政区划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混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不恰当的结论。不过前面的检验恰可以证明在考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干扰后，重庆的经济增长在直辖之后仍然有更好的表现。在“进一步考察”部分，以1997年作为考察分界点，重庆和四川1997年后的经济增长路径明显不同，而这两省区都是西部大开发的省区，享受类似的中央支持的政策，譬如“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一税收优惠政策，两地皆可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充分和有效地利用优惠政策的地区将会取得更好的经济发展。因此，前一节的检验结果部分地反映了行政区划调整对重庆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重庆直辖之后，中央加大了对重庆建设的支持力度，这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中央直接投资上。重庆直辖十年中，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隶属关系可以分为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固定资产投资(16)。1997～2007年间，重庆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4.3%，年均增长19.2%，增长呈现前高后低态势。1997～2007年间，重庆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直接拉动重庆经济增长1.04个百分点（名义）。为了分辨重庆直辖之后是否比其他省区得到了更多的中央投资，我们选取了西部另一重要省区陕西省作为比较省(17)。1997～2007年间，陕西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4.8%，低于重庆4.4个百分点。从增长率来看，重庆直辖之后得到了中央更多的直接投资，我们需要考虑这一因素的作用大小。我们假设1997～2007年间重庆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4.8%，并动态地重新计算重庆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序列，再计算重庆的名义经济增长率，发现每年的名义增长率减少了0.22个百分点(18)。我们前面测算出重庆直辖之后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提升了0.66个百分点，在考虑中央的直接投资效应之后，重庆行政区划调整之后仍然有较好的经济增长表现(19)。
重庆直辖之后，中央加大了对重庆建设的支持力度，还体现在中央对重庆的财政支持上。我国的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中，中央本级收入大部分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等形式补助给了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相应形成地方财政收入并用于安排地方财政支出。中西部地区本级支出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财政的平衡状况可表示为“地方本级收入+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本级支出+上解中央支出+地方财政结转和结余”，依此可将“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解中央支出”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20)。1997～2007年间，中央对重庆的财政支持年均增长27%，为了分辨重庆直辖之后是否比其他省区得到了更多的中央财政支持，我们直接选取了四川省作为比较省区。1997～2007年间，中央对四川的财政支持年均增长也是27%。1997～2007年间，重庆的当年地方本级收入年均增长23%，四川年均增长18%。重庆的“中央财政支持／当年地方本级收入”年均值为1.07，而四川更高，达到1.13。因此，重庆直辖后在财政上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未与其他省区存在重大差异。此外，重庆的地方本级收入有着比四川更高的增长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经济快速增长以及财政自主权扩大的积极效果。
不可否认的是，政策优惠和区划调整的效应彼此相互影响，是难以完全分离的，完全区分这两种效应也是不可能的。经过上面的分析，中央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的确加快了重庆的经济增长步伐，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其突出的经济增长表现，因此可知合理的行政区划升格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五、结论性评述
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在地级市层面频繁进行，关于在省级层面调整行政区划的思路也屡有理论探讨，省级层面也出现了少量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调整会影响许多经济发展的因素和格局，因而行政区划调整究竟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证问题。利用重庆直辖的案例，我们第一次实证分析了省级层面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将大四川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经济活动看作是对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的一次实验，首次采用项目评价(Program Evaluation)文献中最新出现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估计了大四川行政区划调整对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重庆地区，而对新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这种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在考虑了中央的优惠政策与资金输入支持后，重庆行政区划升格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仍然存在。本文从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地方官员政治激励与地区竞争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合理解释。
上述发现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启示：省级行政区划调整，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将一个省区一分为二，需要协调两个新省区之间的经济利益，平衡两地的经济实力，甚至要考虑到对其他地区的外部影响。行政区划调整需要与行政、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我国的地方经济增长竞争往往带来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等问题，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单位需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单位，中央也需要给予其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和试验机会，中央和地方都应该着眼于长远和大局，合理赋予和运用这些政策和机会。这些启示，也部分阐析了为何过去20年间只有重庆成为新的省级行政单位。总之，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影响是复杂的，应该深入论证和慎重执行。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1949年，全国分为30省、1自治区、12直辖市、5行署区、1地方、1地区。直至1967年区划多次调整，到1967年调整为22省、5自治区、3直辖市共计30省级行政区，直至1988年新增海南省，1997年新增重庆直辖市，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相继新设2个特别行政区，至此共计23省、5自治区、4直辖市和2特别行政区共计34省级行政区。
②从辖区面积来看，新四川和新重庆有很大差异。新四川省辖区面积48.5万平方公里；重庆直辖市由原四川省东部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组成，辖区面积8.2万平方公里。但是，从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来看，两者差距要小得多。1996年重庆地区的经济总量与四川其他地区经济总量之比为0.41，人口总量之比为0.36。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两者差距几乎相差无几，1996年重庆地区的人均产出与四川其他地区人均产出之比约为1.10.
③这里的收入分配主要是财政上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不同地区的选民可能具有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偏好。
④关于双重差分法的估计，可以参见Card和Krueger(1994)，Bertrand、Duflo和Mullainathan(2004)，Athey和Imbens(2006).
⑤海南1988年从广东省独立出来成为省级行政区，但在合成控制法构造合成大四川的过程中，海南和广东的权重均为0，因此对结果不构成影响。使用去掉海南和广东的数据后重新估计的结果没有变化。
⑥两者分别用各自的实际人均产出序列进行计算。
⑦当仅以东部省区样本作为对照组时，无法近似1997年之前大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路径。
⑧平均预测标准差是大四川3倍以上的省区数量为10个，处于2～3倍之间的为12个。
⑨在具体估计中，1997年重庆从四川中分离出来，导致了经济数据的断裂，对于投资率等比例指标，数值变化不大，我们忽略其变化。对于实际人均产出这一水平指标，我们采用1997年新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指数乘以1996年原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值来得到1997年新四川的实际人均产出值，使得这一断点能够连续。实际上，四川和重庆的实际人均产出水平差距不大，并且由于我们主要关心经济增长路径，这一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⑩Bohon和Roland(1997)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分裂和统一的机制。
(11)Alesina等(2000)论述了经济一体化与行政非一体化的关系。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会出现行政非一体化的趋势。从全球角度来看，自由贸易的增强，使得全国范围内在过去几十年间许多国家数量增加的趋势。本文中的四川行政区划调整与此不同，因为这主要是中央层面做出的决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Alesina等(2000)所论述的更符合自下而上的实现过程。
(12)摘自《“成渝经济区”能否化解“成渝之争”？》，www.cctv.com，2009年9月8日。
(13)另一个典型例子是，重庆直辖之后，四川汽车工业几近消失。但汽车制造基础薄弱的四川省并不是着眼于培养汽车配套企业，而是独立搞起了“川汽”，并引进了丰田来试图重振四川汽车业。而另一方面，重庆长安集团目前近300家配套企业中，一半来自重庆本地，一半来自江浙地区，极少来自四川（摘自《“成渝经济区”能否化解“成渝之争”？》，www.cctv.com，2009年9月8日）。
(14)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此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15)相比于其他城市，直辖之后的重庆并没有更多的政策优势，甚至在金融、航空、铁路、能源等领域依旧受制于国家各部委及能源、航空等中央企业的“西南大区”管理模式，并没有享受到与其他直辖市、特区真正的同等待遇。
(16)这里的投资数据来自相应省区各年的统计年鉴。
(17)事实上应该选择更多的省区进行比较，但由于许多省区并不公布固定资产投资的中央和地方数额。譬如，选择四川作为重庆的对照省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四川统计年鉴》没有提供四川的相关数据。
(18)这里仅考虑了投资的直接效应，而没有考虑中央投资对地方投资可能存在的挤出或者挤入效应，以及消费效应。
(19)考察中央对地方投资的影响和支持的最好途径是通过识别投资资金来源来进行。当年的投资资金来源一般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债券、自筹资金以及其他来源。主要来源一般是自筹资金和国内贷款。中央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在国家预算内的中央部分和债券的国债资金，产生间接影响的主要是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但是，由于所有来源都不仅仅包括了中央部分，因此本文无法采用这一途径进行考察。
(20)这里的财政数据来自相应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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