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间人力资本流动及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人力资本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Larry A.Sjaastad在1962年的论文中首次涉及到人口迁移中的人力资本问题。他把迁移本身看做一种投资，同时把迁移后的收益看作各种成本的回报。[1]Rashi Fein利用美国196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估计了不同年龄、种族、受教育程度的移民的人力资本(收益)。[2]Mary Jean Bowman 和Robert G.Myers综合了这两种研究方法，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视角建立了人口迁移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定模型。[3]这三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用收益或成本来估计迁移者的人力资本，二是更多地考虑迁移者的个体因素，很少涉及迁入地的社会经济特征。本文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人口普查资料的情况，用教育存量作为个人的人力资本，考察各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省际间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并从户籍和非户籍两个方面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一、概念、变量及方法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0.95‰微观数据给出了迁移人口的受教育年限、迁入省份和迁出省份。下面利用多元统计回归的方法，分析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对人力资本净流入的影响。
一般来讲，人力资本有三种统计方法，即未来收益法、累计成本法和教育存量法。[4]未来收益法采用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度量人力资本。Dore阐述了影响收益的10个因素，其中大部分因素与人力资本自身并无太多的关系，例如父母的社交网络等。[5]这些因素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体现得比较明显。第二种方法是指花费于人身上的一切支出的总和。这种方法在进行宏观研究时可以忽略个体之间的差异，但在微观研究中，同样的花费对不同的个体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相比之下，尽管第三种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是在微观研究中，用这种方法来度量个人的人力资本还是比较客观的方法。
在Jacob Mincer的人力资本计算公式中，由培训年数n决定的个人的年平均收入几乎是人力资本的唯一决定因素。[6]但从Dore的研究可以看出，影响收入的还有很多与人力资本无关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用受教育(或培训)年限直接估计人力资本的大小是简单而又不失准确性的方法。[7-8]Aba Schwartz利用美国196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迁移之间的关系，他所得出的八个命题也间接证明了，在近乎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在迁移和工作转换的过程中具有更高的机会成本和更多的选择机会，也体现了更高的人力资本价值。[9]
本文研究人力资本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净流入情况。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具体数值是：文盲半文盲1，小学6，初中9，高中或中专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因变量包括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总人力资本净流入。其中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是指实现户口迁移的人力资本流入与实现户口迁移的人力资本流出的差值，代表永久性人力资本净流入；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是指未实现户口迁移的人力资本流入与未实现户口迁移的人力资本流出的差值，代表暂时性人力资本净流入；总人力资本净流入为二者的和。表1中的人力资本净流入的数据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0.95‰抽样数据计算的结果再作相应比例的扩大之后得到的。
本文中的自变量有表示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有代表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代表社会发展状况的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6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见表2）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下面把表1中的数据按照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的正负，分为四种典型情况进行讨论。
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均为正值的地区有7个，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福建和广东。这些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省份，总人力资本净流入都排在前九位。31个地区比较，广东的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总人力资本净流入排在第1位，北京的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排在第1位。广东省2000年在业人口中有37.36％从事农林牧渔业，33.48％从事制造业，8.98％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合计为79.82％。[10]这些行业相当一部分岗位不需要太多的文化知识，但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相反，北京有较多的高科技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很多单位把解决北京户籍问题作为吸引人才的一种手段。例如，中关村先后出台了“人才吸引与激励”“留学人员归国创业服务体系”等政策和方案，为引进人才营造了良好的环境。[11]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户籍迁移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4.5年，居全国首位。
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为正、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为负的地区有5个，包括陕西、湖北、安徽、四川和重庆，这些地区的总人力资本净流入均为负值。从户籍流入的长久性和非户籍流入的暂时性看，这些地区的非户籍人力资本流失是暂时的，而户籍人力资本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地区的政策导向和长远思路。例如，陕西省规定，凡属急需的专业人才，允许其在全省范围内先落户，后找工作。[12]
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为负、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为正的地区有7个，包括新疆、西藏、宁夏、浙江、山西、海南和云南。户籍人力资本的流失一般意味着人才的流失，相反，非户籍人力资本的流入常常意味着低科技含量的产业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具体原因各地又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新疆人才流失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滞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等；浙江的人才流失部分原因是外界的比较优势对人才形成的强大拉力；山西的人才流失是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13-15]
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均为负的地区有12个，包括河北、吉林、青海、湖南、广西、河南、内蒙古、江西、甘肃、贵州、山东和黑龙江。这些地区属于人力资本流失地区，也是人才流失地区。各地区都有各自的不同情况。例如，黑龙江、吉林涉及产业结构、老工业基地改造等问题。[7]
三、模型与结果
我们分别以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总人力资本净流入为因变量，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和6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为自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广东省的标准化误差已接近4，属奇异值。因此，不考虑广东省的情况做多元线性回归。首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因共线性被剔除，然后再做逐步回归(进入标准0.05，剔除标准0.10)，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表明，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受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的影响。前者基本代表经济增长速度，后者基本代表生活质量。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后者的影响比前者更加重要。或者说，户籍迁移者有着比较长远的眼光，他们更看重生活质量和迁入地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吸引人才的政策时应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切实解决户籍迁移者的后顾之忧，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二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规划，给户籍迁移者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比单纯给予迁移者较高的待遇要好得多。
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总的人力资本净流入只受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一般来说，职工平均工资越高，迁移者的待遇也越高。非户籍迁移者属于临时流动，只关注暂时的工资待遇，医疗保障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这个结果也提供了一条政策思路。如果某些部门急需一些专门人才，而人们又不希望到当地落户，那么当地政府可以采取“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在一定时间内给非户籍迁移者以较高的待遇。这些迁移者以后再返回原籍。实际上，有些地区已经采取了一些鼓励人才柔性流动的措施，如“青年志愿者”对西部的智力支援，东西部高校之间的对口帮扶，国外专业技术人员到我国各地每年一定时段的定期服务、项目委托以及短期合作等等。[16]
显然，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吸引人力资本流入的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我们来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6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的影响，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只有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具有显著作用，能够解释掉26％的误差。
由于缺少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人力资本流动影响的研究资料，我们从FDI对就业的影响来近似地看人力资本的变动情况。从全球范围看，FDI创造的工作岗位占有很小的比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分行业看，FDI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7]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行业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其对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七个行业的就业影响表现为促进就业增长，而对农林牧渔业、采掘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就业影响表现为抑制就业增长。[18]人力资本的省际流动情况也是这样。各省的人力资本流入基本限于制造、建筑等行业。
另一方面，其他因素对人力资本移动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反映在这些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上。徐振斌的研究表明，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的作用不够明显。全国就业人员相对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国居民总收入、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平均弹性太低，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在了现有就业人员及其所在单位。[19]
四、结论与讨论
我们研究了人力资本的省际间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如果把全国各地区按照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的正负分为四种类型，那么，二者均为正的地区为经济比较发达、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因而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流入；前者为正、后者为负的地区可能有比较系统的吸引人才的政策，但短期的经济活跃程度需要加强，职工待遇有待提高；前者为负、后者为正的地区要更多地考虑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长久政策；二者都为负的地区受地理环境、体制陈旧等因素的影响，暂时采用一些吸引人才的柔性政策似乎更为合理。
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与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居民生活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非户籍人力资本净流入和总人力资本净流入仅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有关。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基本由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来决定。换句话说，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对人力资本的拉动是通过提高职工平均工资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