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国际社会论文,和平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0-0012-10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点击因特网，人们看到的世界是：灾难、对抗、冲突、杀戮，甚至炮火连天，陈尸街头，毛骨悚然，几乎天天在世界某些地方发生。人类社会有此“共生”谁能欣赏？国际社会如此“共生”谁会赞同？在“共生”过程中终将解决这些问题而又不是理想主义，谁会相信？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旨。
一、“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国际社会巨大机体中，单个的人是国际社会活动着的主体中的最小单元，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际关系、国际问题学术界并不认同其主体身份。尽管“人生而平等”，但人是共生的。人从母体中形成胚胎的那一刻起，不仅是其父亲、母亲共生的结晶，而且与母亲形成共生性、共同安全性。人离开共生性不仅不可能来到世界，不可能健康成长，无法生活，即使过世了怎么处理也成问题。
人必须与他人共生，必须与自然共生，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人、社会、自然是一个共生网络。人的共生性塑造了社会，社会是共生的。人的共生性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的，横向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结成社会共生网络，无所不包。由人的共生性衍生出来的所有行为主体，无论其活跃于国内社会还是纵横于国际社会，无论其内部关系还是其外部关系，无论是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的，都存在于共生网络之中。
国际社会建立在人、社会、自然的共生性基础之上，同样是一个共生社会。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尽管国际社会是人类社会大航海时代的产物，是生产关系从国内社会越出国境发展的产物，但从根本而言，是人、社会、自然共生性历史发展的产物，说到底是人的共生性历史发展产物。
在国际社会里，由人的共生性衍生出来的各类各型行为主体之间组合成各种各样共生关系，贸易关系、金融关系、投资关系、产权关系、政治关系、安全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政党关系、生态环境关系，等等，构成各种纵向与横向、非对抗性与对抗性的共生网络。与国内社会共生网络的显著区别是，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由国家对外关系构成的共生网络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共生性是孕育、形成、强化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巨大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这个观点不仅肯定了人的作用，而且其提出比当今人们使用的经济全球化概念早了约一个半世纪，显示了当年国际社会经济领域的共生性所已经达到的程度。至今已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情景也是与当今国际社会经济领域的共生度无法比拟的。至今国际社会经济领域的共生度不仅已遍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细化到生产和消费的所有环节，而且产生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共生，已经深入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共产党宣言》中，经典作家将资产阶级与世界市场视为共生关系，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②。经典作家也将原料、生产和消费视为共生关系，在国际社会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共生链条，说现代大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消费，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③。而这种经济领域、经济生活的共生性所建构的共生链，同时也促成了其他领域、其他生活方面更广泛、更普遍、更深入细微的共生关系和共生链的建构与延伸，形成了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相应地，国际社会也出现了被人们称为“公共财产”、“公共产品”、“公共平台”之类的东西，供人们受用。
人类社会经济领域、经济生活的共生性需要，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孕育、生长、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它是在“共生”过程中实现的。
三、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
国际社会的共生性是在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寻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发生了主体性与共生性如何统一的问题，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惑与烦恼。然而正是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的主体性与共生性统一的实现带来了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涉及4个基本因素。
1、共生关系的主体性
人有人权，民族有民族权利，国家有主权，国际社会的国家及其他行为者都有自己的主体性，都要求“自我实现”。什么叫“自我实现”？抽象地说就是要维持、发展并显示自己的主体性。现实地说就是要保护自己，增强自己生存的权利，就是如何发展自己，显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展示自己的实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因而均有自强不息的动力，包括构建自我防卫体系。
然而国际社会的国家和其他行为主体“自我实现”所追求的目标、实现的途径、方法和手段都不一样，各自的能力和实力都不一样，各自的文化、社会、历史背景都不一样，显示了不同主体性的特殊性，但都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中展开。按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国际社会的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在共生过程中有矛盾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人具有共生性，但按现代社会理念，人生而平等。国家是人的集合体，按主权在民原则，主权是国家主体性的本质属性，各国的主权是平等的，国际社会应尊重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即使主权国家有大小、强弱、贫富、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作为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尊从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就是尊从主权国家的主体性，说到底就是承认国家的人民的主体性，具有保护自己、发展自己、“自我实现”的人权。然而主权国家的平等权是在国际社会共生过程中实现的，由于诸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存在着理论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只能由国家在国际社会共生过程中不断展示“自我实现”的能力来得到改变。因而国家的人民在关注人权的时候首先关注点是国家的主体性实现。
2、资源——共生关系的纽带
国际社会的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要寻求“自我实现”，都需要依赖、利用、开发资源。而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多种多样，涉及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不可再生的和可再生的，原生性和原生性集成的、实体性的和虚拟性的，等等。国际社会的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需要依赖、利用、开发的资源有的来自国内社会，也有的来自国际社会。其中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资源的需要，使这些所需要的资源成为国际社会的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共生关系的纽带，各种各样所需要的资源构建起各种各样共生关系的纽带。人们对共生关系的纽带习惯于作宏观的分类，实际上可以细分成无以计数的共生关系，而正是无以计数的共生关系纽带的生成、拓展、延伸、发展，带来了国际社会共生性的生长、形成和强化，带来了国际社会的发展及变革需要。
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纽带多种多样，构成了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纵向的与横向的、非对抗性与对抗性的共生链都存在于国际社会的共生网络系统中，各自都有自己的存在、运转、发展变化的规律，都需要作为专门的对象来研究和应对。随着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发展，各种各样共生链的强化，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融入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深化，某个共生链上发生的问题、风险、危机都会通过共生网络传导机制对所有行为主体和其他共生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带来了各种各样共同问题的增加，带来了国内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多。
当资源成为国际社会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的必需品和转化成某种形式的成果时，就构成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各自的利益，而利益又可以作不同的分类。就此而言，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寻求“自我实现”依赖“利益”作支撑，以追求“利益”为目标，而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也可视为利益共生网络系统。随着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融入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深化，利益的共生性也不断地得到强化和泛化。对于国家而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统一是寻求在国际社会中“自我实现”的基础性资源，因而构成国家的核心利益。然而由于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深化，因而也出现了关键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之类的概念。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均有各自的资源必需品，同时又提供给其他行为主体资源必需品，因而对共生链的关注点不一样，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中所显示的影响也不一样。国家不论大小，关键是如何合理地利用资源，充分发掘原生性资源的利用潜能，积极地将原生性资源予以集成，不断创新、开发新资源，不仅为自己所用，而且为世界所享。这不仅指物质产品，而且涉及精神产品及其他非物质产品，这方面的创新对自我保护、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意义尤为重大。一些小国、小地区，由此而在世界上具有某种大的影响力；小公司小企业变成大公司大企业也因此而产生。
3、共生关系的共生性底线
在相对确定的地域内，在一定时期里国家和其他行为主体可供利用的资源均有稀缺性特征。
资源的稀缺性有不同的显示：资源具相对有限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例如国家、公司企业的形象等)需要极其珍惜、珍重，也是一种稀缺性。不同的资源会显示不同的稀缺性特征和内涵，不同时期也会显示不同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的稀缺性形成会有不同原因，有的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有的是人为造成的，都要作具体情况具体判断。大气环境由于人类大量地排放二氧化碳，从欧美国家工业革命以来不断累积而持续遭到破坏，因此带来的灾难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因而良好的大气环境成为当今世界共同的稀缺性资源，需要共同珍惜，减排成了共同目标。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对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凝聚力、稳定性有不同的意义，显示了不同的稀缺性；然而对不同的民族、国家增进凝聚力、提高稳定性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否定了、破坏了就会给凝聚力、稳定性带来问题；因而自己必须珍重，必须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中，对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而言，资源的稀缺性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但对同类资源需要的行为主体而言，则具有相似的稀缺性。例如国家对大陆领土和海洋领土的需要，商品生产者对原料和市场及劳动力的需要，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需要，等等，不一枚举。在此状况下，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是选择独占原则还是共享原则，是选择挥霍、破坏原则还是珍惜、呵护原则，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一直考问着人类的理智和良知，自从国际社会形成以来一直考问着国家决策者。任何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资源。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通过剥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得到需要的满足，是殖民主义时代宗主国家的逻辑，因而持续不断地将其他国家占为己有，其中的英国成了历史上显赫的“日不落”帝国。然而被作为殖民地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不可能因殖民主义统治而泯灭，即使被殖民主义统治百年以上也不会泯灭，因而它们先后走上了寻求独立的道路。宗主国建立殖民地、瓜分世界的行动，不仅导致了列强之间的争夺战争，而且阻隔了世界市场的流动性，反而给宗主国发展带来了不断发生的危机。当然，宗主国要失去殖民地是非常痛苦的，有的被迫撤出，有的不得不选择退出，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主义体系终于瓦解了。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不仅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而且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大发展，曾经的宗主国也因此获利。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中，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对资源选择什么原则，或许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读，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可以作各种解读；但从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发展看，最终都要归结到主体性与共生性如何统一的问题。寻求主体性与共生性的统一，寻求主体性发展的同时必须包容性发展，寻求共生性发展为主体性发展提供更宽广的前景，这既不是利他主义又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所现实要求的。
历史已反复证明，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中，主体性与共生性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人们不得不寻求主体性与共生性的统一，因为尽管涉及利益的矛盾、冲突、对抗一直存在，尽管涉及权力的分配，但是谁都无法否认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在共生过程中，事实上相互之间存在却又看不见的无以计数的、相互必须容忍的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而使自己获得持续不断、经久不衰的利益，谁都无法因此而避免引发问题、激化矛盾、面临风险，甚至共同毁灭。因此这些相互之间事实存在却又看不见的无以计数、相互必须容忍的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又可称为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中的共生性底线，必须相互包容的底线。这些必须相互包容的底线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问题是人们是否感觉到、认识到，是否承认、能否容忍。在国内社会中，过去的奴隶主要榨取奴隶，必须容忍让奴隶活下去，必须容忍让奴隶生育后代；现代的资产阶级要发展自己，必须容忍使社会能发展，必须容忍使社会有不断增长的购买、消费能力；原因盖出于有共生性底线的存在，原因盖出于共生性底线事实存在着不断提升的趋向。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中存在的无以计数的共生性底线，事实上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容忍、所采纳。欧洲历史上1618年至1648年发生的“30年战争”，无数的灾难、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终于使人们悟出国家主权是国家之间共存共生的底线，因而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确认了国家主权原则，不得不承认。当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进步。然而直至今天，美欧国家依然只承认自己对国家主权的解释权，不承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容忍权，依然有一部分国家认为自己可以践踏别国主权而使自己获利，构成了当今世界依然不太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局面终有一天是要改变的，因为这是国际社会共生的底线，不得不相互容忍。过去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双方各有将对方毁灭数十次的毁灭性武器，但是都不敢使用，因为双方事实上存在共生性底线，不得不相互忍耐。尽管苏联已解体了，然而直至今天，核威慑依然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一个大问题。
当今国际社会，人们对共生网络系统中的共生性底线，有的已被认识，得到承认，成为相关各方拘束自己行为和利益的依据；有的虽被认识，但一些国家和其他行为主体就是不承认，咨意超越，对别国和其他行为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有的虽被认识，被承认了，但是仍找不到应对的办法，各种情况都有。当然，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些共生性底线存在着不断变化、提升的趋向，也有多种情况。过去的共生性底线只存在于实体世界，现在却发现虚拟世界也存在着共生性底线，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可能来自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联动，也可能完全来自虚拟世界。例如纯粹是一个事实上不知道来自何方的互联网“黑客”攻击行为，可以伪装出来自某个国家，结果这个国家受到了报复，甚至触发成一场大战。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无疑必须探讨相关的共生性底线。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美元的特定地位事实上给全球金融体系埋下了危机的祸根。如何避免这个祸根的引爆，人们必须探究相关的共生性底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不断出现，人们都必须关注共生性底线定位在哪里。
4、共生性关系的拘束性
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中各个共生关系的链条上都存在共生性底线，都存在必须相互包容的底线。在此底线上，国家及其他行为主体相互包容，相互忍让克制，照顾彼此的关切，照顾到各自的利益，照顾大局，才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悟出共生关系中存在着必须相互包容的共生性底线而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无以计数沉痛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以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构建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因而尽管中国历史发展艰难曲折，但是中华民族依然传承延伸数千年而不散，是世界民族发展史上不多见的。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共生关系的历史发展所达到的程度，既给人们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又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需要人们相信和而不同，在不同共生关系的共生性底线上构建共生关系的和谐性，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以便共同应对，争取世界美好的前景。而要人们相信和而不同，在不同共生关系的共生性底线上构建共生关系的和谐性，因而必须研究共生关系的拘束性。无论是人、社会、自然的共生性还是国际社会的共生性，所有共生关系的拘束性的本身都具有原生性的因果性，即谁不受拘束终将会受到报复。然而这种原生性的因果性对人类的伤害会较大，因而需要用相关的资源作为拘束性工具来强化，自觉拘束自己而尽可能大地减少伤害。这些资源包括：
第一，物质性资源。任何共生关系中，物质性资源都是基础性资源，不仅实体世界是如此，而且虚拟世界也是如此。所以研究共生关系的拘束性工具不得不首先考虑物质性资源是什么。人在生长发育期间，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显示旺盛的活力和较长的生长周期，因而使整个人体都展现出青春气息。人到老年，细胞活力减弱，生长周期变短，因而出现衰老迹象。显然，改善细胞的生长状况是一个重要的拘束性工具资源。当今世界经济依然呈现总体增长的势头，一批发展中国家经济依然保持较强的发展势头，是拘束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系列性风险能量的重要工具资源。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中，各种各样的共生链上，无论存在于实体世界，还是存在于虚拟世界，要维系共生关系的原生拘束性，没有适当的足够的物质性资源作为拘束性工具来支撑是不行的；要人们相信和而不同，并在不同共生关系的共生性底线上构建共生关系的和谐性也是困难的。
第二，公共文化性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类认识共生关系拘束性的智慧结晶。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君子之道、中庸之道、礼仪之道，是中国人数千年来认识共生关系拘束性的智慧结晶。要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的共生关系链条的共生性底线上构建共生关系的和谐性，需要有相关各方认可的公共文化资源，以确认国际社会究竟是什么，因而相关各方需要在不同问题领域、不同负责人层次、不同公众范围，在不同平台上，不断地开展交流、对话、沟通，形成共识、增进共识，以建构相关的公共文化资源，作为各自的决策资源。
当今世界在公共文化资源建构方面，存在着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适应当代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发展需要，构建共生关系和谐性的公共文化资源存在大量供应短缺的状况，是显著的稀缺性资源，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流动性供应不足，有待增加供应，加强流动性。另一个问题是具有明显片面性、局限性的公共文化资源依然在当代国际社会流通，被人们视为自己的信条。例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含有相当多的合理成份，但其片面性与局限性也相当明显。这一点美国不少著名学者也看到了，并不认为这是圣经，一个字也不能动，因而在美国国内出现了一场了又一场大辩论。一方面是美国人自己在争论不休，以寻求更适应当代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理论；另一方面是世界各地都有人把美国人的理论当作圣经在传道。这种奇怪现象的存在，严重地阻碍适应当代国际社会共生关系发展需要的公共文化资源的产出。
第三，制度性资源。有人将制度性资源称为制度文化。一定的制度以一定的文化为背景，并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将文化推上一个新的历程，说制度文化有一定道理。不同文化构建不同的制度，使人们对共生关系拘束性认识以制度形式予以强化，所以制度还有不同于文化的意义，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要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系统的共生关系链条的共生性底线上，建构共生关系的和谐性，不仅需要公共文化资源，而且还需要有公共制度性资源作为拘束性强化工具来使用。什么是公共制度性资源？国际条约、协议、公约等国际法规及多边性、双边的相关规范，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各种国际组织，以论坛、对话为特征的各种非正式国际机制以及协商、讨论成果，对相关各国具有拘束性的正式国际机制，乃至联合国维和部队等都是当代世界的公共制度性资源。
当今世界在构建公共制度性资源方面，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一些传统性的集团政治、条约组织、联盟制度已经明显地行不通了，但依然受到一些国家的青睐。二是一些国际制度、规则、秩序明显地显示出极不公正、极不合理，有待完善、调整。三是当今世界的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需要人们提供新的公共制度性资源，同样也面临供应不足的困惑和烦恼。当然，确实也存在一些行为主体对完善、更新公共制度性资源并不感兴趣的情况，甚至认为是对自己“领导地位”的挑战。究其原因，或许有文化性因素，然而说到底是因为作为共生关系拘束性工具的物质性资源的变化还未达到相当足够的程度。如果达到相当足够程度了，对公共制度性资源不愿变也得接受变。
四、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拘束性工具
如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社会状况作比较，尽管如上所述二战后依然问题多多，然而毕竟比战前成熟得多，文明得多，至少已有近七十年看不到世界大战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主体意识的增强。其中过去的殖民地附属国已经成了主权国家，这些新独立的主权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自我实现”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2)如何预防灾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寻求避免世界大战的重演，寻求避免引发核大战，寻求避免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重演，几乎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3)国际互助意识得到加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种形式的援助，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频频动作，至今已成为国际社会共生的常态。(4)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而得到加强的是，规范各行为主体相互包容共生底线的国际制度、规则越来越多，逐步细化到国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规范相互包容共生底线的国际制度、规则一旦构建起来，就会转化成国际社会所有行为主体的公共资源，改善行为主体间共生关系纽带的分享原则，改善共生关系，在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同时，给众多国家发展带来了机会，将国际社会共生性推至历史从未有过的高度，将世界带进和平发展的时代。
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代，并不表明国际社会共生性已经成熟、已经文明，相反依然有大量不成熟的地方，大量不文明的表现。邓小平提出和平、发展概念是作为当代世界依然存在而且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提出来的，涉及人类社会如何共同生存、如何共同发展，认为“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④。然而这两大问题如何解决的前景，涉及下列四大作为共生关系拘束性工具的发展进程：
1、传统共生观的改变与新的共生观、安全观建立的进程
邓小平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⑤，以建立新的共生观和安全观。为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一直不断地从不同角度与外国政要讨论这个观念。至今我国领导人和学者一直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与国际社会反复讨论这个观念，我国外交部长一直在世界各地与各国讨论共生关系的共生性底线；国际社会许多政要和学者也都在强调这些观念，以改变传统的共生观、安全观。传统共生观，是强者主导弱者、凌驾弱者的共生观，或者弱肉强食，或者欺诈霸凌，或者以削弱对方为己任；反映在国家对外关系上则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零和博弈，因而导致世界不得安宁，甚至在20世纪上半期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直至今天，传统的共生观念依然支配着一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威胁着别国的生存与安全。因此启迪人们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社会高度共生性，“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以建立新的共生观、安全观的任务依然艰巨，至于以新的共生观、安全观来提高处理各类矛盾、冲突的认识，这任务更加庞杂、繁重。
2、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发展进程
从根本上而言，行为主体的共生观、安全观源自客观存在；当客观存在根本改变了，共生观、安全观不得不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刺激消费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的种种福利政策，都是被因人、社会、自然的共生度乃至国际社会的共生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逼出来的；无论是被迫变还是自觉变，不得不变，从而使共生关系得到改善，使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状况得到改善。回顾人类社会历史，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共生观、安全观就是这样变过来的。尽管传统的共生观、安全观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然而其内涵事实上已发生变化。由于和平发展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人们的共生观和安全观已经出现了发生根本改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从根本上而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增进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同时，也给所有行为主体发展带来机会；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是这种共生性与主体性相互统一的必然逻辑结论，传统共生观因此应该得到改变也是自然的事。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所有行为主体对此进程的感受并不一样，这首先涉及人们认识的局限性、片面性，同时涉及各自利益增减的判断。你认为对他的发展是一个机遇，他却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挑战，事实上也可能确实给他带来某些问题和困难。对此他也许认为如何避开这些问题和困难对自己更现实，因此会设置各种保护主义，政治障碍，人为的壁垒，从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引发或加剧国际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当然也可能使他失去发展的机遇，带来更大的困难，面临更大的挑战。然而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不可抗拒的趋向，将在伴随着给人们带来欢乐与痛苦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共生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改变人们认识的片面性、局限性，并最终改变人们传统的共生观念，选择在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中寻求互利共赢。
其次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多极化发展。国际社会传统的共生观是以少数列强争夺世界霸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冷战结束后仅留下了一个超级大国，但由这个超级大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游戏规则，从根本上看，不仅有利于这个超级大国，而且也有利于其他西方大国，因此具有各种凌驾于别国的优势，具有继续维持传统共生观的资源；即使横行霸道仍可乐此不疲，自以为这是责任。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多极化日趋显现，这种局面有可能逐渐改变。尽管人们对多极化利弊有对立的争议，但当代的多极化是建立在国际社会共生性当代高度基础之上并融入其中的，构成了当代多极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基础，这不仅有可能减少历史上的多极化显示的弊病，而且有可能使多极化发展趋向相对均衡状态和新的制约状态，为国际社会共生网络发展提供新的资源，并相对地削弱传统共生观、安全观的诱发资源。邓小平曾经预期，如果到21世纪50年代前后，多极化有一个“可喜的发展”，能形成相对均衡状态和制约状态，到“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⑥。当然他主要是指世界大战，然而也足见多极化发展对提升当代国际社会共生度的意义，对改变传统共生观、安全观的意义。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世界多极化发展依然具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要获得一个邓小平想象中的“可喜发展”，还要经历曲折、复杂、艰巨的努力。
3、国内社会共生性发展进程
国际社会并不是国内社会发展的简单延伸或放大，但从根本上说，国际社会的共生性是国内社会人、社会、自然共生性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于国内社会共生性发展为国际社会共生性发展不断地提供新的动力和新的观念。国内社会共生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观念是什么、内部持久的稳定性靠的是什么，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社会共生性发展，引导着国际社会治理的动力和观念的变革。当代国际社会大变革的前景如何，能否构建一个和谐世界，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提供一整套足以行之有效、有说服力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提供一个持久稳定发展、令人羡慕并有吸引力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榜样。一个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重大变革具有多大的影响力，说到底取决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具有多大的公认性榜样意义。至今，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榜样力已减弱，然而有谁能取代仍需拭目以待。在一个比美国更具榜样影响力的国家没有屹立于世界之前，国际社会大变革的前景依然是模糊的，传统的共生观依然有存在的资源。
4、国际制度和规则创新的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至今，由资产阶级开创的这个历史进程依然在继续，因而不断地使世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对当今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势头，对于国际社会具有重要稳定性作用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的不断创新因此也是必须的，即使对旧的制度和规则作适当调整也需要创新，何况人类面对着如此众多的曾经面对过但从未感到如今天那样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以及如此众多从未面对过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发生在实体世界，而且发生在虚拟世界。其中虚拟世界中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对实体世界或许更具挑战性、更具摧毁性。然而，尽管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创新已经如此严峻地提到人类社会的议程上，需要调整或制定界定相互间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的文本规定，需要更新和构建共生规范，但是利益的博弈也同样严峻，因而使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创新步履维艰。
五、当代世界和平发展之路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行为主体的共生性与主体性一直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并在对立统一中得到发展，因而创造了今天世界的共生关系。社会的进步是人的共生关系的进步，既是共生关系改善的结果，又是新的、更高共生关系生长的起点。因而当人们在获得共生关系改善的愉悦时，又面临如何处理共生性与主体体相互关系的困惑与烦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困惑与烦恼，人们几乎没有不面临两难选择的困惑与烦恼时刻，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共生关系，对其他不同的行为主体采取何种立场、何种政策，以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地位，获取更大资源。然而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政策，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有的甚至会事与愿违，使自己进入更不利的地位。家庭兴衰、公司企业兴衰、民族兴衰、国家兴衰之类的现象，司空见惯，几乎是一种历史常态，即使曾经的兴者也免不了衰败的结局。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立主权原则、出现国际体系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变革一直主导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向。然而国际体系的变革却以大国的兴衰为前提。新的国际体系取代旧的国际体系是建立在传统大国衰败基础上的。因此传统大国最大的困惑和烦恼是如何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如何占有、削弱新兴大国的资源，以及打击新兴大国的任何挑战。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向的发展，国际社会出现了另外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驱动力的全球体系，因而形成了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相互并存而又联系互动的局面。亦即是说，国际社会共生网络是以此局面为存在形式的，其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在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的变革、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无论是国际体系还是全球体系都是共生网络，同样都是在共生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众多行为主体在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中不得不扮演双重角色，不得不遵循这两个体系各自的发展、运行规律，许多国家的政要都不得不用两个面孔说话，不得不扮演双面人角色，因为这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体系。由于全球体系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际体系在国际社会中一家坐大的局面，而且为国际社会共生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前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前景，因此出现了邓小平所说的“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1、全球体系具有不同于国际体系的动力系统
全球体系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关系、产品制造加工关系、物流关系、贸易关系、投资关系、矿物资源能源关系、产权关系、金融关系、环境生态关系等等实体性和虚拟性关系构建起来的纵向与横向的共生网络系统。在这个庞大的共生网络系统中，尽管国家具有其他任何行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共生网络的运转却是由无以计数的公司企业的活动来实现的。无以计数的公司企业各自按自己的目标、战略策略展开活动，以寻求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各自有自己的动力，都在庞大的全球体系网络某个结点上发挥作用，或活跃于国内社会，或纵横于世界，造就了大量驰骋全球的跨国公司，成就了众多富可敌国的跨国巨头。许多原来贫困落后的国家在这个全球体系网络中也获得发展的机会。面对这个动力系统，邓小平反复坚持说“改革开放不能变”，要在“改革开放”中求得中国的大发展。因而他有胆识为中国设定几步走的发展战略。
2、全球体系是一个国家必须共同发展的体系
在当今世界，尽管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公司企业在全球体系网络上败下阵来，销声匿迹，但是国家在全球体系中必须相互包容、共同发展。国家必须相互包容、共同发展，至今这依然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启迪人们认识这个观念的，首先不是国家间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收获，而是不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巨大灾难，是从众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感受到的。因为众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几乎都有相似路径：首先在一国爆发，尔后通过全球体系共生网络的传导机制，演变成世界性危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如此，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同样是如此。许多人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间尔虞我诈，不可能选择相互包容、共同发展，只可能共同灭亡，而且已经奄奄一息。为了避免共同灭亡，欧美发达国家不得不选择相互包容、共同发展，尽管矛盾、冲突依然不断发生，权力争斗依然存在，但是已走上了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是以相互包容、共同发展为基础的。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如何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问题。所以邓小平不断地敦促发达国家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要获得更大发展是困难的。
3、发展中国家要获得与发达国家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机会，必须依靠更新和完善全球体系共生网络中共生的制度和规范来实现
在全球体系共生网络中，实现发展中国家包容性发展，同时也是发达国家发展的需要。然而现存的全球体系共生网络中的共生制度和规范，在根本上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其中的金融制度和规范根本上是有利于美国的。这些共生制度和规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种种不公正、不合理待遇，给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了许多人为的困难和挑战，以及各种可能面临的风险，从根本上说对发达国家发展也是不利的。因此更新和完善全球体系共生网络中共生制度和规范是包容性发展、共同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这种需要正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一个典型事例是1999年底出现的、由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曾经名不经传的G20机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正在展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有效性。
如果说国际体系共生网络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权力的制衡，霸权大国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霸权地位或者说“领导地位”，因而对权力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那么在全球体系共生网络中，每个国家首先都不得不关注国内居民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居民社会福利保障性、物价指数变动的稳定率等直接关乎民生福祉的因素，因为这直接联系着社会稳定性。然而这些因素的良好状态不仅依赖国内的发展而且与全球体系共生网络发展变化联系着，或者说需要借助与其他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共同发展来增进国内直接关乎民生福祉诸因素的良好性。因而在更新和完善全球体系共生网络的共生制度和规范方面，尽管具相当敏感度，然而相对而言更易取现实态度，不得不现实。
综上所述，和平发展时代里，由于存在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体系并存而又互动联系的局面，国家有可能先搁置国际体系共生网络权力争议的困惑，优先解决全球体系中当今面临的诸多经济、金融、气候变化等迫切需要全球共同治理的问题，优先求得全球体系共生网络的和平发展，从而为国际体系共生网络治理积累条件，这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必经之路。为此邓小平特别关照中国人民，“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⑦。
（本文所述“共生”观念受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社会共生论》启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并吸纳了其中众多论述，在此不一一注明，谨向胡守钧教授致谢。）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42、242-243、242-243页。
④⑤颜声毅等：《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概论》，长征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3页。
⑥颜声毅：《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概论》，长征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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