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1世纪初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安论文,初中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发达强盛与国际战略态势的演变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在世界安全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对安全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国际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的背景下，世界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加，不确定的突发事件此起彼伏，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将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挑战趋于严峻。科学分析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态势，尤其是面临的主要威胁，及早研究应对方略，对于准确把握国际安全形势走向，科学制定中国安全发展战略，赢得新世纪国际战略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世纪初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
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指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产生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的外部慑制因素。这种威胁既可以通过直接的军事战争来体现，又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和围堵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既从根本上铲除了对外扩张的政治经济基础，又为有效地防范外来威胁提供了制度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负责任力量。中国早已向世界宣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永远不做谋求强权的超级大国，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和睦相处。对于实力明显超群的美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直以十分善意和真诚的态度，谋求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然而，美国政府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总是推行制约中国的基本战略。综观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和严峻的国际斗争现实，我们应该十分清楚地看到，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也是对中国构成实际威胁的最大国家。美国不仅是国际反华势力的总后台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总导演，还是在亚太地区企图构筑反华屏障的主导国家。长期以来，美国加紧对中国推行“分化”、“西化”战略，使中美两国的矛盾呈现出明显激化和上升的趋势。这种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上存在根本冲突。根除、扼杀社会主义制度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目标。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搞垮社会主义，用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一统天下。冷战结束后，美国称霸世界的欲望急剧膨胀，冷战思维明显强化，逐步把封杀社会主义的矛头转向中国，企图通过“分化”、“西化”社会主义中国，来实现西方政治家和预言家们所期望的“历史的终结”。
在新世纪，美国对中国推行“分化”、“西化”战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以“分化”带动“西化”。克林顿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就表现出了更多重视对中国“分化”的政策趋向。布什执政后，美国更加突出“分化”战略，将“西化”融于“分化”之中，以对中国的“分化”来带动“西化”。近几年来，美国把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作为对中国实施“分化”战略的三大突破口。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加紧军事介入、阻止中国统一大业的背景下，大力宣扬台湾的“民主”成就，竭力鼓吹美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台湾的“民主政治”，并以台湾的“民主政治”对中国实施渗透。目前，美国政府正以民进党主导下的台湾政治新架构为背景，不断调整台海战略，企图用台湾的“政党政治”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
二是打着维护人权和宗教信仰的旗号对中国实施“西化”。以维护人权为招牌，以宗教信仰为幌子，是美国对中国实施“西化”战略的重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伙同其西方盟国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先后12次提出反华议案，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还通过各种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对中国进行渗透，纵容和支持“东突厥斯坦”宗教分裂势力对中国新疆境内进行策反活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实施的反恐战争中搞双重标准，对中国提出的“将打击国际恐怖势力和东突厥斯坦反华势力相结合”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企图用“东突厥斯坦”这股极端分裂势力长期牵制中国。
三是利用合法渠道加紧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多年来，美国通过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文化交流等各种正常渠道对中国实施的“西化”渗透从未间断。布什曾经宣称，“输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就是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以十万计的学子定居美国，许多名牌大学高材生流向外企，美国的价值观念通过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难以避免地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人才的流动，实质上是对中国年轻一代的争夺。美国也正是把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年轻一代的身上。
（二）中美两国在战略利益上存在根本冲突。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将本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基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作为重要使命。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安全利益存在着根本冲突。
在政治利益上，存在多极与单极、反霸与称霸的根本对立。反对霸权主义，建立一个多极化、平等化和民主化的世界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而美国大力推行称霸世界的基本战略，竭力维护其“一超”地位，企图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化世界。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推行单极化战略的最大障碍，把遏制和防止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和地区性大国作为其安全战略的长期重要任务。
在安全利益上，新旧安全观的根本对立。中国一贯主张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力求实现世界的普遍安全和真正和平。而美国大力推行“新干涉主义”，打着“为价值观念而战”和反恐战争的旗号，频繁推行“炮舰”外交，企图打出一个“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美国在旧安全观驱动下挑起的各种冲突和军备竞赛，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在经济利益上，新旧国际秩序观的根本对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而美国以超强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竭力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它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加紧推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企图使经济全球化变成“美国化”；它动辄挥舞经济“大棒”，不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众多国家实施制裁；它大力推行“金融霸权”和“信息霸权”，操纵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影响和制约他国经济，对世界各国实施“信息侵略”；它利用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大力推行“制度化霸权”，企图用国际规则制约他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上，美国对中国严加限制，壁垒高筑，企图以此制约中国经济的历史进程。
在民族利益上，颠覆与反颠覆、分裂与反分裂的根本对立。维护国家主权，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外交战略，也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而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是推行颠覆政策，就是推行分裂政策。多年来，美国把颠覆中国政权、分裂中华民族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不仅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上大做文章，就连美国社会本来反对的“法轮功”邪教组织也大加利用。美国对中国的颠覆、分裂活动愈演愈烈。
（三）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是美国对我实施威胁的一张“王牌”。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焦点问题，一直是美国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台海局势的干预力度明显加大，“以台制华”的战略更加强化，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空前提升。进入新世纪后，布什政府不断调整台海战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发生了变化。
(1)弹性处理“一中”原则，奉行实质上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一个中国”政策是美国台海战略的基石，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从中美先后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来看，美国的“一中”政策原则框架主要建基于以下两大承诺或认知：①美国认识到在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②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前提下，美国与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的关系。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开始调整和弹性处理“一个中国”政策，使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一中”政策面临严峻挑战，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政治根基面临强大冲击。
一是不再提及对台的”三不”政策，反而重申对台的“六项保证”。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是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华所作的庄重承诺，但布什政府已实际放弃“三不”政策，反而重申对台的“六项保证”。这“六项保证”是：①不规定对台湾出售武器的停止期限；②不变更《与台湾关系法》的原则；③关于对台出售武器问题，美国与中国不进行事前磋商；④不做中国与台湾之间的调停人；⑤不强制台湾与大陆进行对话；⑤不公开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注：《读卖新闻》2002年4月11日。）。显然，美国对台湾作出的“六个保证”，是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布什在2002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公开把中国和台湾说成是“两个国家”，还称台湾是“台湾共和国”。
二是突破美台间高层交往的限制，全面发展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关系。2001年5月，美国政府允许陈水扁“过境”美国，陈水扁在美国进行了“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外交活动”。尤为严重的是，2002年3月上旬，美国政府竟允许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对美进行“访问”，这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首位台湾“国防部长”到美国进行官方活动。汤耀明在美“访问”期间，不仅出席了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美台防卫首脑会议”，而且还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助理国务卿凯利举行了密会。美台间的政治军事交往呈现高层化和经常化的趋向。
三是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近几年来，美国一直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布什政府签署法案，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四是将“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联系起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一次私下场合曾明确表示美国政府的“一中”原则要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联系起来。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主张和最终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政府将改变“一中”原则。不仅如此，即使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政府也未必坚持“一中”原则。因此，美国政府强调的“和平”原则，并不是支持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祖国的统一，而是希望两岸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冲突，而不是解决统一问题。
可见，布什执政以来，美国政府严重背离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使美国“一中”政策的两根最重要支柱濒临崩塌。可以肯定，布什作为中美建交以来在加强与台实质性关系方面最激进的一位总统，今后将会在提升与台战略合作关系方面走得更远。
(2)美国政府在已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后，正企图将台湾问题“军事化”。“军事化”是美国今后加强与台实质性关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一是鼓吹建立美台间的“准战略同盟关系”。力图与台湾建立“准战略同盟关系”是布什政府对台战略的重要动向。“准战略同盟关系”是在2001年4月美台军售会议上提出的。据台湾出席军售会议的高官宣称，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并不仅仅是获得了美军一大批先进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美国国防部关于建立美台“准战略同盟关系”的承诺。汤耀明“访美”期间，美台间的“准战略同盟关系”得到了实质性体现。美国国防部已将美军太平洋总部视为“准战略同盟关系”的前沿基地。美军将从以下方面谋求与台湾建立“准战略同盟关系”。一是提高台湾的军事待遇。2001年5月3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在审议《国务院授权法案》时，以口头表决方式“给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国’的地位”，台湾在获取美国武器转让方面，享有与日本和韩国同等的待遇，台军将领赴美“访问”也与日韩享有同等待遇。二是致力于建立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美台军事交往关系。美台正就美国国防部向台湾派驻武官、在台湾军方总部和设在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总部之间建立一条“热线”等问题加紧密谈，以加强美台间的战略层面沟通。台驻美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中常设了“军购组”，由将军级武官负责。目前，美台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军事交往关系已经建立。这些渠道主要是：美台军方峰会；不定期的军方高层人士互访；军方高层人士以“学术交流”名义互访；美国已经建立了“美对台军力评估—对台军售会议—协助台军提高战力”的机制。可见，美台军事联系渠道已经制度化、机制化。三是建立情报共享的美台军事信息交流体制。在美军帮助下，台军耗资2亿新台币建立的大型卫星接收站已于2001年7月正式启用。据称，该接收站启用后，将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间谍卫星和在澳大利亚的情报基地连为一体，以便及时有效地掌握中国大陆的重大动向。美国国家安全局还在加紧实施一项名为“电子情报侦察联盟”的计划，以协助台军建构C[4]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四是建立美台军事快速反应合作体制。2001年7月中旬，美台通过秘密军事磋商，决定由美国帮助台湾建立一支5万兵力的快速反应部队，并与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美国本土机动空运补给部队形成互联体制。五是加紧帮助台军培训军官。美国国防部一个以“台湾国际安全执行计划”为代号的台湾军官进修训练计划正在实施。2001年6月13日，20名台湾军官赴美国国防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安全战略问题的研习。2001年年底，又有20名台湾军官赴美深造。
二是加紧实施协防台湾的“乐成”计划。早在两年前，美军就制订了机密等级最高的协防台湾的“乐成”专案计划。布什上台后，决定加紧实施这一计划。首先，依次对台湾的空军、海军和陆军进行战力评估。2000年美军对台军的远程预警雷达和空空中程导弹以及海军进行了评估，这些评估为美向台出售“基德”级驱逐舰和常规潜艇提供了重要依据。2001年，美军分别于4月和7月对台军的野战防空、反登陆及联合作战进行了评估。这次评估不仅为美军在战略上协防台湾提供参考，而且将为今后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提供依据。其次，进行纸上参谋作业。目前，“乐成”计划还处在纸上参谋作业阶段，通过这种作业，及时发现台军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今后如果时机成熟，不排除美台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可能。再次，直接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2001年，美军现役校级军官全程参与了台湾“汉光十七”军事演习，这是美台断交、美军顾问团撤出台湾后的首次演习。
三是将台湾事实上纳入美国主导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美国在亚太地区企图建立的TMD，与其说是为了保卫美国及亚太盟国免受他国导弹袭击，不如说是为了通过将台湾等战略要地纳入该系统，建构美国主导亚太的军事战略体系。因此，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发展，无论中国怎样坚决反对，美国将台湾纳入TMD已成定势。今后，美国将从两大方面将台湾逐步纳入该系统。一是加紧帮助台湾构建TMD的“硬件”系统。除了继续向台湾出售以“爱国者”PAC-3型导弹为主体的陆基系统外，还极有可能向台湾出售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或者将海基防御系统拆开，分期分批地装备台军。二是加强以情报信息系统为主体的“软件”建设。今后美军将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预警雷达系统，使台军的情报信息系统与美军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能够并网。近来，美国军方准备向台湾出售覆盖面积为3000多公里的“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这一计划2002年很有可能实施。
四是制定“军事保卫台湾”的应急计划。布什总统公开声称，美国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协防台湾”。2001年7月17日，美国五角大楼公开宣称，美国已制订了应对台海危机的军事应急计划。为此，7月以来，美军针对台湾海峡进行了两次网上演习。通过电脑兵棋推演，模拟分析未来台海战事中两岸的战力，为美国进一步完善“军事保卫台湾”的计划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另据台湾媒体报道，五角大楼最近完成了一份最新的关于台海局势的评估报告，报告鼓吹在今后5～10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运用整体空间作战能力，以空中奇袭方式在48小时内对台湾发动恫吓式攻击，以逼迫台湾当局接受大陆的统一谈判条件（注：台湾《联合报》2002年4月27日。）。美国军方再次制造“台海冲突论”，无疑是为它加紧制定军事干预方案制造舆论。尤为严重的是，中国已成为美国首先使用核打击的重要目标。2002年3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公然声称，如果今后美国对台海冲突常规军事介入一旦失败，美国将冒险首先使用核武器，以核打击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注：《洛杉矶时报》2002年3月9日。）。
（四）美国加紧构筑围堵中国的“全月形战略包围圈”。建立一个围堵中国的“全月形战略包围圈”，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追求的目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美国过去对台湾的军事控制等，都是这一战略图谋的展现。只是由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象是苏联，使美国无暇全力东顾，影响了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的力度和进程。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军事上重点防范中国的战略日趋清晰，构筑围堵中国“战略包围圈”的进程明显加快。
一是以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为核心，全面巩固战略核优势。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重点防范的对象，该系统对俄罗斯意义不大，但对中国威胁巨大。在数量上，俄罗斯目前仍拥有近6000枚核弹头，从理论上讲，美国要想将俄罗斯的核弹头全部有效拦截，至少需要部署30000枚以上的拦截导弹，而部署数量如此庞大的拦截导弹对美国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在质量上，俄罗斯以“白杨M”导弹为骨干的战略核武器技术性能十分先进，美国的NMD对俄罗斯“白杨M”导弹几乎无效。而中国能够覆盖美国的战略核武器不仅数量很少，而且技术性能也较落后，美国加紧研制和部署NMD，将极大地削弱中国有限的完全用于防卫的战略核力量。
二是“重新定义”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使该体制成为美国新的反华“战略平台”。冷战时期，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防范对象主要是苏联，防卫范围主要是日本，战略态势以防御为主。冷战结束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对象已直指中国，防卫范围已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带有明显的进攻色彩。目前，美国正以扩展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轴心，企图建立“亚洲版的北约”，使该体制成为美国前沿威慑中国的战略依托。
三是加强对关岛基地的战略投向。关岛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前沿威慑中国的“桥头堡”地位明显强化。继2000年8月美军在该岛部署63枚先进的空射巡航导弹后，美国又打算部署3艘大型两栖战舰和B2轰炸机，并准备向关岛地区增派航空母舰。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已将其战略力量投放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四是在军事上加紧重返东南亚。近年来，美国一改过去军事告别东南亚的基本方针，加紧对该地区进行军事扩展，竭力谋求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目前，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已经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军事合作体制，越南正成为美国拓展军事空间的重要国家。2001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和南中国海举行了100余次重点针对中国的双边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使该地区的军事形势趋于复杂。
五是企图实现在中亚地区军事存在的长期化。在2001年10月美国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之前，中亚地区是中国周边惟一没有美国军事存在的地区。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为美国军事渗入中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打着反恐战争的旗号，大肆向中亚地区进行军事扩张。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四度访问中亚和南亚。据统计，目前美国在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格鲁吉亚等9个国家部署了13个军事基地，其中在塔吉克斯坦的一个军事基地距离中国新疆边境仅400公里（注：［俄］《俄罗斯消息》2002年2月27日。）。哈萨克斯坦于2002年4月底决定在“紧急情况”下为美军提供三个军用机场，并谋求与美达成长期广泛的军事合作协议。与此同时，美印军事关系明显升温。不管今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如何发展和怎样结束，都不会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产生决定性影响。换言之，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会因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恰恰相反，今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将进入重点建设和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军事存在将长期化、基地化，并有可能在中亚地区拼凑一个地区性的军事政治同盟，以此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影响力，将“上海合作组织”虚化和边缘化。如果今后美国在中亚构筑亲美的势力范围，将极大地恶化中国西部安全环境，有可能对中国构成东西夹击之势。
总之，遏制和制约中国是美国既定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本质；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不是一般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轻度威胁，而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根本威胁；不是就事论事的表层威胁，而是企图改变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深层威胁；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潜在威胁，而是严峻的现实威胁。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的，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攻势明显加强，战略围攻态势日趋明显，但要想最终形成围堵中国的战略部署，将面临重重困难和诸多挑战。
美国对中国威胁的主要特点
美国威胁中国的方式和方法，是由美国的实力地位、国家战略、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决定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美国因其全球战略的具体目标不同，对中国采取的威胁方式也是不同的。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从维护“一超”霸权地位、防止中国崛起的基本战略出发，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使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
（一）由军事威胁为主向综合性威胁转变。军事威胁是冷战时期美国威胁中国的主要方式和核心内容。冷战时期，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长期实施最直接的军事威胁，企图将中国置于美国的军事控制之下。那时美国虽也对中国采取了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外交围攻等其他威胁方式，但这种威胁都服从和服务于军事威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由原来的以军事威胁为主明显转向注重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的综合性威胁。
首先，这是由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决定的。90年代中期后，美国开始实施全方位、综合性的安全战略，把加强美国安全、促进经济繁荣、维护民主人权作为这一战略的三大支柱，不仅在地区性热点问题上更加注重“组合各种手段形成合力控制”，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也实施综合性威胁。
其次，这是由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决定的。美国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与其他大国的明显不同就是，未来的中国不是一个单项强国，而将是一个最具实力的综合性大国，中国一旦崛起，必将对美国构成严重的挑战，延缓乃至防止中国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国崛起的最佳方式，就是对其实施综合性威胁。
再次，这是由世界联系的多样化决定的。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明显加深，联系渠道日益多样化。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种利害关系日趋紧密，影响渠道也越来越宽广，这就为美国对中国实施综合性威胁提供了客观可能。
美国对中国的综合性威胁，是一种以绝对优势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威胁。始终保持对中国在综合国力上的绝对优势，是美国威胁中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美国无论是在经济科技上，还是在军事实力上，都遥遥领先于中国数十年，美国正是以始终保持对中国的绝对国力优势为政策前提来和中国打交道的。比如，美国严加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对华出口的技术充其量是8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美国对台湾武器出口的基本标准就是至少使台军在武器装备上领先大陆5至10年。
美国对中国的综合性威胁，是一种全方位渗透的、宽领域的威胁。这种威胁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美国对中国威胁，必将是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全面渗透、同时并举，即便是某种单项威胁，除对中国相应领域产生直接危害之外，也将对中国其他领域产生连带的负面效应。
美国对中国的综合性威胁，是一种仍以军事威胁为主的威胁。虽然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再处于决定性地位，而是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但它仍是美国威胁中国的主导方式。军事威胁中国是美国2001年9月30日颁布的《四年防务战略审查报告》的重要内容。2003年度，美国的国防费用将达到创纪录的3900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将直接或间接用于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和防堵中国的战略需要。
（二）由单独威胁为主向联合威胁转变。冷战时期，美国在单边主义思想的驱使下，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是单枪匹马、单独实施，而现在更多的是对中国实施联合威胁。一方面，奉行称霸世界的“全球主义”，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这种外交理论的指导下，美国必然采取联合方式对中国实施威胁；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综合国力已相对削弱，控制和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明显不足，这使得美国不得不联合更多的力量共同威胁中国；再一方面，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心态明显加强，并不希望中国崛起，总想借助外部力量牵制中国，这无疑为美国联合这些国家对中国实施威胁提供了可乘之机。
美国对中国的综合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军事同盟实施威胁。加强军事同盟是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利用军事同盟威胁中国是美国对华实施联合威胁的基本方式。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美国威胁中国的最重要的军事同盟。一个旨在主要防范中国、范围涵盖亚太的日美军事合作新机制已经建立，日本在这一合作机制当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已从原来的协从威胁转向主动威胁、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美韩、美澳军事合作关系得到加强，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中“南部锚地”的地位明显强化。美国正谋求与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建立条约式的军事同盟关系，2001年5月，美印秘密签署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合作协定，两国军事关系日益密切，美国推行的“借印制华”战略更加明显。美国正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加紧协商，企图使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机制化、条约化，以图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反华的前哨阵地。
二是利用国际和区域性合作机制实施威胁。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美国指使“台独”、“藏独”、“东突独”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并暗中操纵，企图使这三股分裂势力整合为国际反华大联盟。在军备和军控问题上，美国一直把中国列入所谓的武器扩散国家，对中国正常的涉外军事活动横加指责、百般阻挠。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台湾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参加的各种国际组织，公然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在亚太地区，美国总是通过对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主导权的控制，加强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渗透，以削弱中国对地区安全机制的影响力。在反恐战争问题上，美国企图强化松散的国际反恐联盟，虚化和弱化“上海合作组织”。
三是通过拉拢中国邻友实施威胁。美国在加强与盟友关系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国周边友好国家实施拉拢、瓦解和分化。俄罗斯、巴基斯坦、越南、泰国等国，是美国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俄美关系在九一一事件后的发展动向很值得关注。近来，俄美关系明显升温，中俄关系相对平淡，俄罗斯已在美国驻军中亚、俄与北约合作关系、美国单方退出《反导条约》、俄美新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等许多原则性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这表明俄罗斯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战略性调整，立足欧洲、融入西方、奉行“大西洋主义”，将是俄罗斯新世纪的战略抉择。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尤其是中美俄三角关系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三）由即效威胁为主向长效威胁转变。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总希望立竿见影，即刻见效，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到肯尼迪，其基本战略都是一脉相承的。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刺激下，美国对中国的即效威胁也曾再度出现，企图通过制裁和孤立中国，使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但美国的这一系列政策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今，美国威胁中国的内外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建设显示出了愈加强势的生命力，使美国富于理想化的威胁目的一个个破灭；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明显增强，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存在，改变与中国交往的方式；再一方面，中美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交汇点越来越多，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符合美国的现实利益。这样，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威胁中国的方式，由过去的即效威胁转向长效威胁。
一是在推行接触战略当中实施遏制。接触加遏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遏制是目的和本质，接触是手段和方式，在接触中进行渗透，通过渗透实现遏制。利用接触渠道实施遏制，既公开又隐蔽，既有形又无形，防不胜防。
二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内部尤其是中层领导干部的身上。中层干部是中国未来的领导力量。近期来，美国把中国内部蜕变作为政治上的一种期待，其“和平演变”的对象由以高级干部为主转向中层领导干部，企图实现“以友带变”。
三是通过前沿威慑实施长效威胁。加强前沿威慑是新世纪美国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亚太地区是美国实施前沿威慑的重点地区。与冷战时期不同，这种前沿威慑主要不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国发生全面军事战争，而主要是通过加强前沿军事存在，改变力量对比关系，恶化地缘政治环境，实施“短、平、快”的军事挑衅，进行长效封杀，达到“以压促变”。
（四）由把中国作为一般对手威胁向作为主要对手威胁转变。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仅仅是美国的一般威胁对象。冷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10年重新寻找和确认主要对手的时期。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逐步把对中国的威胁摆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首选对象。首先，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具挑战性的重大事件”，“将对美构成日趋严峻的挑战”。其次，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地带，扼守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前沿，地缘政治十分重要。远在北美的美国，只有控制了中国，才能更好地控制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因此，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战略审查报告》实质上已经把军事威胁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中国。围绕威胁中国这个主要对手，美国已经开始了两大战略调整：
一是全球军事战略重点由西向东转移。欧洲过去一直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而现在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重点已加速向东转移。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欧洲对美国不重要，也不是美国对欧洲不重视，而是在欧洲地区一直作为主要对手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目前还构不成对美国的强大威胁，美国已经通过北约在军事上主导欧洲，欧洲地区目前不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利益构成重大挑战的热点问题，“处于和平状态”，因此，美国对欧洲地区的安全现状“比较放心”。亚太地区对美国既很重要，美国对亚太地区又“很不放心”。中国的崛起将“直接挑战美国的‘一超’霸权地位”。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控制力明显不足，“亚洲版的北约”还远未形成，亚太地区存在着诸如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若干个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利益构成重大挑战的热点问题，每一个热点问题的矛盾一旦激化，都有可能把美国“卷入一场极不情愿参加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因此，重点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完成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是美国新世纪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显然，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点加速东移，主要就是为了军事封堵中国。
二是亚太军事战略重点由北向南转移。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点加速东移的背景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很不合理，远远不能适应对中国构筑“战略包围圈”的现实需要。为了优化配置亚太军力结构，将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连为一体，形成全面围堵中国的战略态势，美国亚太军事战略重点开始由北向南转移。一方面，适当减少驻日韩军事基地，广泛在东南亚地区开拓新的军事基地；另一方面，在继续保持对朝鲜战略高压的前提下，将军事渗透的重点转向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加紧建立应对“两海危机”的快速反应机制；再一方面，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频繁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使美国在该地区军事演习的次数远远超过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演习。显然，美国亚太军事战略重点加速南移，必将使中国东南方向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
总的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方式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是以全盘“分化”、“西化”为目的的全面性威胁，是连续不断、长期持久的全程性威胁，是全方位、多领域的立体式威胁；在亚太地区加紧防范中国，是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任务；无论美国全球战略怎样调整，对华交往方式怎样变化，只要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不变，其对华政策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的基本战略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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