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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01年）5期0051-05
战略利益和文化价值观的高度结合一直是贯穿美国外交的主线。文化价值观是美国外交中 的永恒主题及富有战略价值的核心变量之一。
从立国迄今，美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认为它是“整个世界的山 巅之城”，（注：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7年版，第3页。
）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注：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向外输出文化价值观念也因之成为美国外 交的一个鲜明特点。然而，当美国将这些理论设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 反感和抗拒，引起了“反对所谓人权帝国主义和重新肯定本土原有价值观念的反响”，
（注：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 19 93，p.41.）美 国用自己文化价值观“重塑”(reshape)世界的理想极难实现。
无论哪个时代，文化价值观始终在美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不说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 ，即便在现实主义占据美国外交中心地位之时，文化价值观同样也是决策者藏在心中、挂在 嘴边、体现在行动上的“话语”(discourse)。对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从文化深层理解和把握美国外交渊源。
战略利益和文化价值观紧密结合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外交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文化只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它具 有战略价值，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战术资源。然而，国家利益的界定和选择主要取决于国家领 导集团的主观判断，而他们作出这种判断时很难摆脱本土文化的影响，常常在外交选择上有 意或无意地体现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厄尔·弗赖伊等在谈到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时说：“政 治 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念只是个人价值观念的 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研究国家价值观才能找到答案。正是这些价值观才规定 了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
（注：厄尔·弗赖伊等：《可征服的美国：21世纪的美国对外政策》，第113页，转引自王晓德 ：“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2期，第53页。）从抽象意义上讲，文化价值观是影响一国外交的重要因素， 它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当维护文化价值观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当维护文化价值观要求按一定的道义原则行事，而现实利益要求牺牲道义原则并做出某种 妥协时，二者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解决必以维护实际利益为依归。当不能求得道义与利益 平衡时，道义原则尽管体现了某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却也最终不得不在妥协中放弃或暂时 放弃。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化价值观只是外交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 同样是影响外交的重要变量。文化价值观与它们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文化价值观念 很少单独发挥作用，几乎总是同其他变量一起发挥作用”。
（注：David Elkins and Richard Simon，A Course in Search of Its Effect，Or What Doe s Political Culture Explain？，p.140.转引自潘忠歧、谭晓梅：“论文化与国际的关系—— 基本理论模式述评”，载《欧洲》1996年第6期，第25页。）强调文化价值观重要性的同时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其本身的局限。
当探讨文化价值观在外交中的作用时，我们会自然地把视线投向美国，这不仅仅是因为美 国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卓然不群的文化优越感，而更在于美国外交露骨地输出文化价值观， 在于它把文化价值观输向全世界的思想和行为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美国人向来把自己的国 度看作人类“新的耶路撒冷”。创建国家之初，他们就赋予了自己一种“天定命运”(Manif est Destiny)的使命感。他们把北美大陆看做清教徒得以实现其宗教思想的“净土”、追求 自由与民主的“理想国”，并深深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优越感和在世界上履行特殊使命的 责任。在美国政治中，文化价值观是根深蒂固的一条主线，当美国开始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 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这种价值观就凸现出来，要求他国接受其文化价值观更成了美国外交 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事实上，美国自步入世界舞台之日起，其外交就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价值观化。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推行有着双刃剑的功能：既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促进其文化 价值观的传播；又以推进民主为由干涉他国内政、维护霸权，达到军事力量所不能达到的目 标。
美国外交之所以紧紧绑着文化价值观，其目的在于，它“不仅要成为其他民族仿效的优于 他人的国内民主生活的灯塔，而且还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
（注：Arthur Schlesinge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Praeger Inc.，198 6，p.54.）
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渊源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使命观”(Mission)。它发韧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欧洲的启蒙运 动(the Enlightenment)，根植于美国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加 强于美国的民主政体。美国从立国之日起，就把自己当作“后欧洲社会——一个以民主、自 由和社会正义为光辉榜样而屹立在旧世界面前的新世界”，
（注：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 427页。）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新世 界，而且是新世界的代表。
（注：Gottfried Dietze，American Diplomacy，Baltimo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p.13.）美国文化既有杂交化的优势，又有多元化的绚丽多姿，是一种 别具韵味的整合型文化，它包容着世界上几乎一切的种族、民族、宗教、价值、思想和学术 ，但又始终以WASP文化为核心。这些特点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中可窥一斑。
欧洲启蒙运动的民主思潮发端于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本质特征，是由 人权代替神权统治的社会思潮。以此为契机，大批思想家开始推崇和宣扬民主思想，尤以英 国的约翰·洛克和法国的让·卢梭为代表。洛克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角度阐述了民主制 度的合理性。他认为，“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自由的权利，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适合的新 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
（注：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0页。）卢梭发展了洛克的社会契约说，全面确立了“主权 在民”——这一近代民主思潮的核心理论。卢梭的这一思想成为人类民主史的一面高扬的旗 帜，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福音”。欧洲启蒙运动的民主思潮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掀起了巨波 狂澜。正是在这些民主思想的鼓舞和指导下，北美殖民地举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旗， 建立了代议制共和政府，最终割断了同英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也正是在这些民主思想的指导 和启示下，一种与欧陆迥异的政治文化得以在美国确立。
美国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 北美大陆地沃人稀，资源丰富。佐以清教徒的工作伦理，许多 人迅速致富。从人文方面上讲，北美大陆封建余毒最少，社会流动性最大，门第观念最薄弱 ，宗教气氛宽容，有着世罕匹俦的文化优势。英国远在大西洋彼岸，对这里的统治十分松驰 。各殖民地得以自由发展，移民们精神上摆脱了昔日的压抑与束缚，物质上享受着自然恩赐 的 优越条件，他们自然视之为“上帝的安排”，把这里当作实现宗教理想的“耶路撒冷”。很 多移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他们来到这里所承担的“使命”，“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 其他的地区”。
（注：Edward Burns，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New Jersey：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7，p.30.）“美国梦”(American Dream)随之成为人所与共的理想。
美利坚民族的特性 北美殖民地的居民由三部分构成：土著印第安人，欧洲的白人移民以 及非洲黑人。欧洲白人移民构成其主体，而“移民就是美国的历史”。
（注：Jean-Baptise Duroselle，From Wilson to Roosevelt：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 ted States，1913-1945，London：Sed Press，1964，p.16.）当他们刚到达北 美 大陆时，等待他们并不是想像中的“伊甸园”，而是陌生的环境和艰辛的劳作，因之形成了 自强不息、务实进取的精神。恩格斯称他们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精力充沛”。
（注：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8页。）他们 强 调个人努力，用成功与致富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必然导致对个人独立性和个人主 义的尊重与互助精神的并存，以及对宗教和文化宽容的追求，在政治制度上追求主权在民和 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藐视封建法统，从而使多元并存、共存共荣的文化成为北美独具的特色 ，美国成为世界文化的“大熔炉”。然而，当这些移民的始祖在北美拓殖、反抗外来民族压 迫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把土著的印度安人和贩来的非洲黑人视为“上帝的弃民”，肆意进行 压迫和剥削。当他们摆脱外族统治后，依然坚持种族歧视，把白人的优越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种族优越感直接导致了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ism)和偏执狂心态(Paranoid Sty le)，
（注：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对美国文化及外交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上因素为美国文化提供了独特的“土壤”和“肥料”，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得以形成的重 要原因。当我们审视美国外交中的文化价值观时，不难从中找到历史渊源。
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和表现 文化价值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在不同的时期也各有侧重，各个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也 不尽相同，下文阐述可能只是影响美国外交的部分文化因素，但笔者相信，它们应是核心 部分。
使命观 使命观源于清教徒的宿命论，是加尔文教“预定论”在美国文化中的反映。它最 初用以说明清教徒的行为是实现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清教徒历尽千辛万苦踏上北美莽莽荒 原之后，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他们披荆斩棘，在上帝的指引下创建自己的“希望之乡”。对他 们而言，荒野是实现自己使命的理想条件，惟有此，才是脱离旧大陆的“净土”。他们认为 ，北美大陆是上帝在冥冥之中指引他们拓殖的“新的耶路撒冷”，他们进行的伟大实验是禀 承上帝的意旨，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传播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并救赎世 界的使命。这种使命意识融进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成为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 的美利坚民族的重要特征，并呈现于建国后的美国外交之中，尔后发展成为这种思想：美国 受上帝之托向世界承担着一种责任，肩负着拯救世界的天定命运。美国人认为自己应该“为 世界做出一个民主的榜样”，
（注：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431页。）把美国建成一个人人仿效的理想国，因为“美国的未来不 仅是 其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世界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
（注：Perry Miller and Thomas Johnson(eds.)，The Puritans,A Sourcebook of Their W ritings(Vol.1)，New York：Harper & Row，1963，p.1）同时，美国也应 承担起上帝赋予的使命，向一切人类传播民主与自由，把光明带给全世界。当美国国力逐步 强盛之后，它开始向外拓殖，对抗强权，争夺殖民地；凌辱弱邻，建立势力范围。美国已不 再满足于仅仅充当“通往自由之路的灯塔”，它要凭依自己的力量“重塑”世界。
种族优越论 美国种族优越论同样发端于清教徒的宿命论，与美国本地独特的地理人文环 境 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欧洲白人移民立足北美大陆后，逐渐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取得主 导地位，其种族思想随之体现了两大特点：他们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欧洲大陆 是邪恶的，要千方百计避免受其污染，而认为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认为，北美的 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裔黑人都是上帝的“弃民”，他们来到这里正是奉上帝的旨意对后二者 进行统治。即便以实现民主自由为理想的杰斐逊总统也认为，黑白两个种族智力不等。尽管 把奴隶制视为邪恶的产物，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将黑奴遣返非洲。美国社会是通过同 化消除差异，
（注：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279页。）特别是同化以认同WASP文化作为标准则是不争的事实。在对外关系上，美 国 更是以此为尺度，把落后国家或政体不同的国家居民统统斥为“弃民”之属，美国以上帝的 名义“给予”他们自由和民主，但“否决了他们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
（注：Fredrick Calhoun，Power and Principle：Armed Intervention in Wilsonian Fore ign
Policy，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p.23.）这种优越感必 然导致美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衡量他国，以自己的标准看待其他国家的发展。
个人主义 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个人主义，它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 族 专制的思想武器，并逐步成为西方的一种道德标准。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民主时 ，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概念。
（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25-627页。）清教徒离乡别井远赴北美大陆，大多是为了摆脱欧洲封建神 权统治和压迫。所以，踏上“新大陆”之始，他们就注定要反抗束缚，要求个人自由。《独 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认为以下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 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注：Cleanth Brooks et al.American LiteratureL：the Makers and the Making.Vo.1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3，p.160.）纵观美国200余年 的 历史，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归纳来说，它包括《独立宣言》中提到 的“个人自由、平等权利和尊严”；美国西部开发时期的“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充分自由和 独立性”；埃默森(Ralph Emerson)的“相信自己，依靠自己”(self-trust，self-relianc e)，索罗(Henry Thoureau)的“个人有权作自己的决定”；萨姆纳(William Sumner)的“自 由竞争”和“政府不应干涉社会和经济生活”；胡佛总统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个人 主 义就是机会均等”；70年代斯坦福大学教授英克尔(Alex Inkeles)得出的结论：“我的一切 由我个人负责”。
（注：温洋：“美国人价值观浅谈之一：个人主义”，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1 期，第13页。）个人主义是鼓励美国人无休止地改善自己生活的巨大动力。在对外关 系上，则成为为一己私利肆意扩张，而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个人主义的人权观 人权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之一，“大意指世界上每个地方所有的人 ，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注：Arthur Schlesinger，“Human Right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Foreig n Affairs，Summer，1978，p.519.）美国的人权观源于洛克“天赋人权”的思 想，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美国通过宪法和保障人权的修正案（即《权利法案》 ），建立起个人权利保障体制。“天赋人权”的思想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美国 资 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原则。
（注：王希：“活着的宪法”，载《读书》，2000年第1期，第48-54页。）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人权观念，它强调个 性的发展、个人的尊严、个人的绝对民主与自由，认为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至高无上，以个人 为中心界定行为价值标准和取向。亨廷顿称，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大宪章”(the Magna Car ta)
（注：Samuel Huntington，“The West：Unique，Not Universal”，Foreign Affairs ，Nov./Dec.，1996，P.29.），意即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基本法。它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有历史局 限性。德国新闻媒体在评论西方的人权观念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有不少人要求自 由民主，实际上要求自己权利，并未考虑集体或整体利益。
（注：姚元良、徐其仁：“西方国家人权观剖析”，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 997年第3期，第75-84页。）这种人权观念与种 族优越论、使命观相结合，必然会对美国的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美国人用这种思想衡量 他国时，其人权观念就成为一种自诩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标准。正是基于此，美国常常对 它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甚至横加指责，干涉别国的内政。
代议制民主 世人对民主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即使今天，关于民主也没有一个权威 性的定义”。
（注：Louis Henkin，Constitutionalism，Democracy and Foreign Affairs，p.13.）《大美百科全书》认为，“民主这个概念有许多含义，但在现代社会 它被用以指政治生活的最终权力正确地归属于人民”。
（注：David Holland et al (eds.)，Encyclopedia Americana，Vol.8，Danbury：Gro odier Incorporated，1988，p.981.）这些观点对我们很有启迪， 但毕竟只是抽象的概括。或许通过对美国民主渊源的回顾，我们可以把握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美国民主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已如前述。1620年，一批清教徒登上新英格兰，他们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1月11日通过《五月花公约》。公约规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 会，以管理我们自己和致力于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根据这此项契约颁布法律、法令和命 令，并视需要认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注：周琪：“美国对西方近代民主制的贡献”，载《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第63 -64页。）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自己政 权、实现资产阶级宪政的愿望，成为建立美国式民主的基础，标志着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的开 始。1776年7月1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法律地位，成为北美殖民地建立 独立国家的指导思想。1789年6月17日，美国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建立 了共和代议制的民主政体。共和制直接否决了“主权在君”的封建政治观念，代议制则进一 步肯定了“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美国宪法的通过标志着一种全新政治体制的产 生，它把代议制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其价值已由代议制民主在西 方国家的普遍推行得以验证。这种民主形式以平等为基石，实现了身份平等，从而达到了政 治平等。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身份平等是一种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务则好象是由它 产生的”。
（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4页。）人民“希望在自由中享受平等，而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中享 用平等”。
（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4页。）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政治平等只是形式上的，由于经济不平等造 成 的政治和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
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实施
美国学者宁柯维奇指出，“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毫无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考虑作为其处 理外交的组成部分。文化在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
（注：Jongsuk Chay (ed.)，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Prae ger Inc.，1990，p.103.）确实，文 化 价值观不仅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决策，也影响着其外交行为。笔者现从两个角度，即思想和行 动上对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外交作用进行分析。
1.思想上：
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 孤立主义直接源于美国的种族优越论。立国之初，多数美国人认为 欧洲是堕落和肮脏的，保持自己超然于欧洲制度之外是他们的心理选择。美国期望避开欧陆 纷争，专心国内发展。这种情绪在华盛顿总统1797年9月17日《告别演说》中有清晰的说明 ：“我们对待外国应遵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 上 的联系……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保持的中立 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
（注：华盛顿：《华盛顿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4页。）自此之后，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基 本原则之一。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外交中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并几经变化。它最早是针对欧洲 国家的，美国通过执行孤立主义有效地维护了独立，并为日后成为世界大国创立了有利的国 内外环境。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美国则一直奉行扩张主义的原则。从立国之日起，美国就 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要求其他国家“门户开放”也是它的一贯政策。为寻求资本主义赖以生 存与发展的国外市场，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向外扩张。美国向外扩张无不针对在它看来 落后或未开化的地区和国家，向这些国家传播文明、共和体制和民主思想是最方便的借口， 所以 美国人并不把扩张主义看作贬义词。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有着共同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 都为美国商业资本向外开拓服务的，同源于美国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二者表面上看起来相 互对立，实际上不可分割。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美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美国外交的基调也是奉行实力 原 则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强调以力量求和平，根据“以强权为利益”的原则来处理外交关系 。
（注：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作为一个特别讲求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国家，美国强调本国利益至上的思想源 于个人主义，是自然的政策选择。然而，美国的现实利益选择不仅包含着物质利益，也包含 着精神利益。美国人有一种将自己的“梦想”、价值观念、民主制度以及宗教信仰传播开来 的强烈愿望，并把这种理想看作美国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美国的理想主义。它源于 美国的使命观和人权观念，强调外交中的理想成分。理想主义并不否认力量因素对国际政治 的影响，但不认为力量和强权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惟一手段。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不矛盾， 其本质都是对外扩张，只是强调的手段不同；二者在实践中也不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织， 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
2.行动上：
美国一直把自己当作世界的楷模，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制度，美国人禀承上帝赋 予的“使命”，有责任按照上帝的意旨变革和复兴文明，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统一西方， “重塑”世界，这在行动上被称为“输出民主”(to export democracy)。这里的民主显然 指的是“美国式民主”，它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其含义不仅仅指美国民主制度，而且包含 着人权、有限政府、政治制度等内容，代表着美国输出文化价值观的努力；而“输出”则重 点突出其主动性意愿和行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输出民主”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在其外 交中的传播内容和形式。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美国在刚刚建国时，专致国内 发展，无力介入国际纷争，其领导人强调的是示范作用，认为美国的使命将是为所有其他政 府和不幸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成为照亮全世界人类命运之路的“灯塔”；当国力渐强时， 美国则与欧洲列强一样抢夺殖民地，侵凌弱国，强行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按照美国的 标准和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教会它们什么是民主”；当领土扩张已无可能、经济扩张 遭到抵制时，美国更加强调自己文化价值观的普世性和可输出性，力图加强文化价值观渗透 ，从而达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终极目标。对美国而言，“输出民主” 具有双刃剑的功能：一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促进其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另一方面则以“输 出民主”为由干涉他国内政，维护自己的霸权。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会继续利用自己的文 化优势，推行其文化价值观念。
（注：门洪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浅析，载《国际政治研究》，1999年第1期，第22-23 页。）
21世纪的世界将更加多元化
亨利·卢斯称，20世纪是“美国世纪”。但事实上，20世纪人类发生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 命 ，苏联在政治、军事上与美国抗衡达半个世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大批殖民地国家独 立，日本、德国败于二战、但经济上重新兴起，美国并未成为世界的中心。那么，展望21世 纪 ，其前景若何？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力图通过输出文化价值观孜孜以求的 “美国治下和平”是否会到来呢？
很多美国学术界人士认为，只要美国继续在全球推进民主，使人类的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 ）走向民主化，一种建立在美国人文理念基础之上并由世界各国所模仿的民主会通行全球， 并由之锻造出“美国治下的和平”，而21世纪将因美国民主的胜利而导致真正的“美国世纪 ”的到来，那么刻在美国国玺上的目标——时代的新秩序(Novus Ordro Seclorum)就会实现 了。
（注：Joshua Muravchik，Exporting Democracy：Fulfilling America’s Destiny，W ashington：the AEL Press，1992，pp.225-227.）
然而，21世纪的面貌应由20世纪奠定基础。它是20世纪状况的逻辑延伸，而不是独由美国 一家的一厢情愿或罗曼蒂克所塑造。回首审视20世纪，我们发现，它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是“ 全球多元化”代替了“欧洲中心论”，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洪流。这种多元化有并行不悖的 两翼：从经济上讲，是全球一体化与地区集团化的同步发展；从文化价值观上讲，则是全球 价值的认同和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复兴（或振兴）。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地区化而非世界化的进 程”，
（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1页。
）各地区都会在民主大潮中找到适宜的模式，认为全球一体化“导致世界上现 存各种文明多元性的终结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注：Fernard Braudel.On History，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p.213.）肯定人类共同的终极目标和普世性 的道德标准并不是抹煞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差异，因为“差异性会有助于形成一个安全而稳 定的新文明”。
（注：Alvin & Heidi Toffler，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New Jersey：The Mac millan Company，1995，p.72.）各文明的人民都在“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 实践”，
（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70页。）一个新的时代——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竞争共处并逐渐学会相互适应的时 代就要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将要到来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统一世界 的企图不过是乌托邦的梦呓。2001年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7届会议第10次挫败了美国 利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注：孙茹：“又一出拙劣的反华独角戏”，载《瞭望周刊》，2001年4月23 日第17期，第8-9页。
） 2001年5月，美国落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实际上 ，这些都是美国输出民主失败的重要标志。21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而是各国竞相发展，各 种文化在新的条件下，既保存原有的特性，又得以丰富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不断发展，各国的相互依存加深、相互合作拓宽了。
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处理全球问题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美国需要了解世界的趋势，认清自己所面临的障碍，意识到华盛顿不能重写他国的 文 明史。价值判断标准的惟一性与自由民主所提倡的包容精神是美国文化价值观内在的结构性 矛 盾，美国是否有勇气冲破樊笼？无论如何，美国要真的追求民主，就应该放弃自己制造的使 命虚幻，抑制输出民主的冲动，遵循国际法准则，把自己当作“民主国家的平等一员”，试 着去理解遍布世界精彩纷呈的诸种文化。相信世界会在平等交流中认识到美国文化价值观的 真正价值之所在。
[完稿日期]200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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