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家庭企业网络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家庭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资本（信任与企业家网络资源等）对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发展和演化具有重要作用。Rabellotti,R.(1997)认为传统产业集群（以家族企业网络为主）如“第三意大利”地区，企业网络多建立在家族、邻里关系的基础上，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网络得以运行与发展的粘合剂和重要推动力量。我国台湾学者陈介玄(1994)也指出，由同家庭、同家族、同乡、同学、同事等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在无形中规范并维持了企业网络内的运作次序。一般认为，对家族企业网络建立、发展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资本主要是网络所处的外部环境的社会信任水平以及企业家网络资源的规模和能力。
一、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进
哈理森(B.Harrison,1992)认为，企业网络的出现是由于存在“信任最大化”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因而，对企业网络问题的研究，不能回避信任问题。本文遵从Zucker(1986)、Limlingan(1986)、Whitley(1991)和储小平(2002)等人关于信任类型的划分，即信任包括家族信任、泛家族信任与制度化的社会信任三大类，并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步完善及社会发展，信任将由低层次的家族和泛家族信任向较高层次的制度化社会信任方向扩展，以此探讨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发展和演化的影响。
1.家族信任、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
家族企业网络联盟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社会“根植性”，即它以传统的血缘关系以及延伸之上的亲缘、姻缘、地缘、业缘和学缘等私人关系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家族或泛家族的社会关系之上的，家族信任支配着网络企业间复杂的关系。以华人家族企业网络为例，这些因社会相似性而产生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讲究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内部核心交易利用信任（家族信任），而外部非核心交易主要利用价格，越到外层家族信任度越低，相应地，越到内层契约和抵押的需要也越低。我国台湾学者赵蕙玲认为，台湾小企业集群经济网络形成前提条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亲属、朋友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建立的集群比例高达60%以上；台湾学者郑伯曛、任建刚等(1998)也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网络属于“社会情感网络”，其特征是“讲求彼此间的情感与感受”，而华人文化中关系取向(Guanxi Orientation)在家族企业网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澳大利亚外交部东亚研究组(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1995)在对亚洲华人家族企业网络进行专门研究也认为，华人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模式对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我国大陆学者胡军等人(2002)的研究也表明，华人家族企业通过关系运作，建立企业网络联盟是华人家族企业组织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北京大学朱华晟(2002)通过对浙江传统产业集群的实地考查研究后发现，建立在血缘、亲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与泛家族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现阶段浙江传统产业集群和浙江家族企业网络组织形成和运行的动力机制之一。总之，家族或泛家族信任是家族企业网络联盟的分工与合作基础，也是家族企业网络联盟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家族企业首先从靠近自己的“圈内人”中寻找合作伙伴，由最亲密、信任度最高的家族、宗族成员或同乡结成小型企业网络；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其选择范围也不断扩大，成员更加复杂，可能超越语系和地缘的界限，形成较大规模的企业网络；家族企业甚至可能跨越种族的外在界限，建立与“圈外人”的网络关系。
2.信任扩展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进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2)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在信誉差的社会中比在信誉好的社会中将更能实现。这即是说，企业网络合作（非纵向一体化）的发展需要社会信任度的提高。家族信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基于血缘、亲缘、姻缘和地缘等天然联系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的早期形成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主要以血缘关系、姻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业缘、同学缘等私人关系维系的非扩展信任——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可能是限制家族企业网络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原因在于，在这种非扩展信任的网络中，企业间合作半径小、竞争激烈，网络关系不稳定，是非常松散的形态，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引起企业网络的崩溃（朱海就，2002）。处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之内的行为主体无法使自己的行为超越网外，从而被锁定于家族或泛家族的网络之中；处于网络之外的行为主体由于信任困境很难将其融入至该企业网络之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陷入这个“自然道德”规范，受到小集团利益的狭隘观念的束缚，而不愿承担进一步扩展他们的信任关系和分工秩序的网络。因而从长远来看，基于内外有别、“差序格局”基础之上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全球竞争力和家族企业网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将形成障碍。现利用威廉姆森的启发式模型(A Heuristic Model;Williamson,1985)来分析信任扩展（即信任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网络组织发展和演化的内生性作用机制。
假设β(k)为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M(k)为市场的治理成本，k表示资产的专用性指数，k值越大表明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当k=0时，资产为通用性资产，β(k)＞M(k)这表明，由于资产的通用性决定了交易对契约的完备性和连续性要求低，这种较低的应变能力要求，使市场机制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优于企业内部组织。随着k的提高，交易对治理结构的应变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市场交易成本也就越来越高。在某一时点，市场治理的交易成本与企业内部组织治理的成本达到相等，随后，市场治理交易成本逐渐高于内部组织治理的成本。
令△G=β(k)-M(k)，代表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与市场治理的交易成本之差。该曲线表明，当交易涉及的资产专用性较低时，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大大高于市场治理成本，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市场治理结构的这种优势逐渐消失。
令△C为在稳定状态下（排除应变因素）企业内部生产与在市场采购该物品时的成本之差。例如，对企业所需要的零部件，企业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或自设）来生产，也可以在市场向其他厂家购买。对于任何水平的资产专用性，这种差异都是正值，即△C＞0。这是由于零部件的外部供应厂商可以向市场上的多家企业供货，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同时，△C是k的减函数。因为，当k较小时，生产企业由于产品的市场规模较大，使得外购方式相对于自己生产成本降低，△C较大。当k较大时，市场规模小，外购成本也因此相对于自己生产的成本而上升，△C较小。见图1所示的△C曲线。
图1 信任扩展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进
企业追求的目标是使 △C＋△G最小化，如图所示的△C＋△G曲线。而图中的
也就构成了将交易在市场和企业之间分配的分界点，当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小于时，通过市场机制来组织交易更为经济；大于时，通过企业组织生产占优势；当资产的专用性接近时，就会出现各种非标准的契约形式。
一般而言，社会信任度高意味着市场制度相对完善，从而市场治理成本和市场外购成本较低，此时，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相对于市场治理成本必然会增加，生产成本相对于外购成本也会增加，△C、△C曲线上移，△C＋△G曲线右移，与横轴相交于
。这表明，相对于移动之前，企业更倾向于用市场方式组织生产，企业边界将收缩，内部分工逐步外部化。显然，这可用于解释现代企业组织正在发生的变化。如果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信的伙伴关系，那么市场治理成本和市场采购成本就会很低，当由于市场波动增加而导致企业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增加时，企业就会形成对市场的更加强烈的依赖，而几乎不需要借助于产权安排等内部化的治理方式减少交易的风险。这实际上是实现了社会信任对企业所有权的替代。即随着信任水平的普遍提高，家族企业网络将超越家族联网的限制，企业网络规模将日趋扩大和发达。这对家族企业网络联盟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网络联盟普遍发达于我国大陆的情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述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普遍高于我国大陆地区；同时该模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阶段我国大陆沿海地区，尤其是江浙等地家族企业网络联盟普遍较其他地区发达的情形，因为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沿海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总体上高于其他地区（按张维迎的分析，江苏排名第三、广东第四、山东第五、浙江第六）。
二、企业家网络、企业家精神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发展和演化
我国台湾学者王如玉与曾淑婉(1992)认为，中小企业间的协作网络关系是建立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的承诺与信任关系之上的，而这种承诺与信任关系则需要依靠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企业家网络来建立。我国大陆学者李新春(2001)也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广东省民（私）营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集群体。事实上，企业家网络与企业网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加强和促进的(Piore and Sabel,1985)，企业家网络内部成员间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企业网络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企业网络的发展也有利于企业家网络规模的扩大。
1.企业家网络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发展和演化
企业家网络是企业家创业和企业家式企业网络联盟（主要是家族企业网络联盟）产生的重要条件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又是家族企业网络发展的结果。体现在：
其一，企业家既是网络的创新者又受制于该网络。关于企业家网络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Aldrich和Zimmer就将网络理论引入到企业家创业过程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作为创业主体的企业家是“根植”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从广义上讲，社会网络可以定义为一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Brass,1992)。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不仅为其创业提供创业机会，而且也是创业资源的重要来源。社会网络对企业家创业行为来讲，最大的益处在于企业家可以通过个人间和组织间的网络来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当然，企业家社会网络只是保证了其获取资源的可能性，能否从成员中获取创业所需的这些资源，则要取决于企业家与网络内成员的信任度。概括起来，西方学者关于企业家网络对企业创新、企业家创业行为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积极作用(Hansen,1995)，即企业家网络有利于企业家创业；消极作用，即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的弱联系比强联系提供更多的信息(Granovetter,1973)，网络规模扩大不利于企业行为；网络规模是一个“复杂的福音”(Burt,1992)，在不同的环境下作用不同。不过，研究者普遍认为，小型企业家式企业（这种企业表现为家族企业的组织形态）建立、成长在较大程度上归因于企业家个人网络的可获得性和发展(Aldrich and Zimmer,1986;Johannisson,1987b)。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网络有利于家族企业及家族企业网络联盟的建立和发展。
其二，通过一批具有相同的、相近的或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价值观念的企业家集聚和结网，对于企业网络内的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扩散非常重要，它利于网络内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组织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网络内部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网络内新企业的诞生和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
其三，与政治企业家即地方政府官员结网，有利于改善当地市场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和营销条件），降低企业网络联盟的市场交易成本，并由此带动大量企业家创业，进一步促进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同时，在特殊情况下，网络内的政治企业家或其家族直接成为创业者，并带动其他人创业，直接促使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当然，企业家加强与地方政府官员建立起密切的社会关系，或大企业的企业家热心于参与政治活动，扩大在地方的政治影响力，利用特定的政治身份为企业发展争得在市场竞争中的优惠券。这种政治“寻租”虽然提高了单个企业的绩效，但是有可能营造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因而从长远来看，企业家与政治企业家结网不利于家族企业网络的发展。
2.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网络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发展和演化
奥地利经济学家及著名的创新理论的先驱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 J.A.)在其1912年德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种“内在的因素”，主要依赖于企业“更适当地、更有利于地运用现存的生产手段”，对现存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行了“创造性的破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组合”。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在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论述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德鲁克认为，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或改变资源给予消费者的价值和满足，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手段。那么，创新、企业家精神对家族企业网络联盟发展和演化的影响如何呢？本文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创新活动的外部性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发展和演化。关于创新行为的“外部性”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一种定义认为：当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而影响到另一个行为主体的环境时，即存在“外部性”(Hal R.Varian,1984)；另一种定义则认为，如果个人的效用函数（或企业的成本函数、生产函数）不仅依赖于那些受他（它）支配的因素，同时也依赖于那些不受他（它）支配的因素，而且对那些不受他（它）支配的因素又不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那么存在着外部性（黄有光，1991）。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界定外部性概念。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把外部性理解为：个人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创新行为的外部性一般通过知识溢出、市场溢出而最终表现为利益溢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创新行为的外部性具有正反馈机制。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外部经济会成为新的企业选择这一区位的推动力，从而促进企业网络联盟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产生更大的外部经济。从这个角度上讲，企业家的作用不仅仅促进了家族企业网络的萌发，更重要的是由此增加了地方人力资本。
表1 创新（或R&D）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率
估计的收益率
作者与研究年份 个人 社会
Nadiri-1993 20～30 50
Marsfield-1997 25 56
Terleckyj-1974 2948～78
Sveikauskas-19817～25 50
Goto,Suzuki-198926 80
Bernstein,Nadiri-1988 10～27
11～111
Schere-1982,1984 29～43
60～147
Bernstein,Nadiri-1991 15～28
20～11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杨宏进、薛澜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42页。
其二，创新、知识扩散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发展和演化。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已表明，企业家（管理人员）在企业网络创新、知识扩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表2可知，2001年我国传统企业集群（主要是私营家族企业集群或网络）内部企业家或高层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在企业知识溢出中的重要排序分别居第二和第三位。一方面，家族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主要沿着地方性的家族企业网络扩散开来。企业家的知识通过他们的主要分包商传递给外包网络中的最底层的企业以及网络内的其他社会经济主体。另一方面，创新扩散通过企业家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络（企业家网络）而得以传播。企业家通过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组成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都会通过这个网络扩散开来，某个企业家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就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到竞争对手的经营活动，甚至可以借此获得他们的创新成果。因而，基于企业家结网的知识扩散客观上会增强企业网络的创新能力，并推动企业网络的发展。当然，我们并不排除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企业家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效应由此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和“搭便车”行为，导致网络创新能力降低，并由此造成企业网络发展停滞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企业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对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企业家网络资源对企业家创业、家族企业和家族企业网络联盟形成的影响上，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外部性直接增加了地方人力资本，并通过知识在企业家网络内部的扩散，从而促进了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和企业网络的发展。一般而言，由于家族企业网络内部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多数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是集于一体的（这对华人家族企业网络而言尤为明显），企业家的很多活动是以外在化的企业行为表现出来的，如新企业的诞生、企业的“根植性”、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结网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家族企业家网络等同家族企业网络，家族企业网络可以看作是家族企业家的集聚区域。相关学者的研究已表明，在典型的意大利家族企业网络及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组织中，主要的经济角色是中小家族企业的企业家及其所组建的网络联盟——家族企业家网络。
表2 我国传统企业集群内部不同类型人力资源来源及其对知识溢出作用的重要性排序
来自其他竞争或互补 来自集群代理 来自公共服务 在知识溢出中
人力资源类型 企业或相关企业(%)机构(%) 机构(%) 的重要性排序
工程师2.5 1.2 8.2
1
科学家0.4 1.6 4.6
5
高层管理人员 1.2 0.8 1.8
2
中层管理人员 5.6 1.0 4.8
3
基层管理人员 8.5 0.6 5.6
6
熟练工人／技术人员16.8 0.8 2.4
4
注：本表的统计年份为2001年，统计数据不包括从集群外部引入的人力资源，如集群从外部高校引进的人才。
资料来源：魏江著.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科学出版社，200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