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对消费文化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诺德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文化批评”作为学术界的通用术语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但是谁都无法否认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对文化批评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学术界对阿诺德的文化理论和批评实践的兴趣有增无减。在我国，得益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Culture and Anarchy: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1867-1869)中译本①的问世，阿诺德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相关研究均把关注聚集在《文化与无政府》、《民主》( Democracy,1861)、《当今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1864)和《平等》(Equality,1878)等著作上，把这些著作跟阿诺德的诗歌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较少，而专门从消费文化这一角度切入的则更少。从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只有特里林在其名著《马修·阿诺德》中着意使用了“消费”一词：
……加尔文主义的教条连带着价值观的逆转——正是这一现象让阿诺德日益不安。过去，工作一向是命定的折磨，是一种手段，而现在则变成了一种福分和目的。物品的生产变成了目的本身，而物品的消费（按：此处黑体为笔者所加）则变成了促进生产的手段。工厂不是为了人而建立的，可是人却是为了工厂而降生的。这种对事物价值的重新判断影响甚广，在中产阶级主宰了全民族的生活之后渗透到了整个英格兰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事情完全被本末倒置了。②
特里林此处不但指出了阿诺德时代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的状况，而且点明了消费主义肆虐的一个根本原因，即用消费促进生产这一社会价值观的确立和流行。由于消费文化不是《马修·阿诺德》一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因此特里林在这方面只是点到为止，没有顺势展开。此后半个多世纪的阿诺德研究在这方面似乎也没有明显的突破。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阿诺德对消费文化的回应入手，分析这一回应的意义。
一、消费浪潮中的忧思
阿诺德的许多作品都记录了消费主义泛滥的文化现象，并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抨击。就他的诗歌作品而言，《拉格比小教堂》和《吉卜赛学者》在这方面显得最为突出。下面是《拉格比小教堂》中的几句诗行：
世间的凡夫俗子
在遵循着什么样的生活轨迹？
到处有人在随波逐流，
到处见人在吃喝不休。
琐碎的唠叨，莫名的恩怨，
无尽的聚会，无度的挥霍，
不是把他们抛上作乐的浪尖，
就是把他们掷入积灰的角落。③
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消费文化的见证。“无尽的聚会，无度的挥霍”以及“到处见人在吃喝不休”这几句表明，无节制的消费已经不再是少数富人的行为，而是酿成了社会风气，变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面对汹涌的消费浪潮，阿诺德忧心忡忡，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作乐的浪尖”和“积灰的角落”这两个意象巧妙地勾勒出消费文化背后价值的缺位以及消费主义者的必然下场——他们即便冲上“快乐”的浪尖，最终也难逃脱与灰尘为伍的结局，何况高居浪尖本身就很危险。《拉格比小教堂》是一首挽诗，系阿诺德为缅怀父亲而作。④在追忆父亲的教诲的同时，阿诺德作了一番今昔对比，描绘了当时世风日下的社会图景，尤其是消费主义泛滥的状况。他一方面哀叹情操高尚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表达了从父亲的榜样中汲取力量，与世风抗衡的决心和信心：“秩序和勇气，回来吧！／目光里重新燃烧起希望，祷告中重新有你的脚步声在回荡。／我们走来了，效仿着您的步伐。”⑤
《吉卜赛学者》是另一篇见证消费文化的诗歌。阿诺德在该诗中讲述了两百年前一位青年学者的故事：这位年轻人发现牛津大学和自己的抱负格格不入，因而中途退学，转而向吉卜赛人讨教各种学问和艺术，并决心“在学成之后，向世人传授艺术的奥秘”。⑥故事快结束时，以叙事者身份出现的阿诺德跟想象中的吉卜赛学者有一段心灵上的对话。叙事者要求吉卜赛学者逃离现代人的生活，因为这生活染上了各种各样的现代疾病：
但是快逃离我们的道路吧，逃离我们热病似的接触！
因为我们的勾心斗角传染性太强，
不但不会带给你半点好处，而且会毁掉你的余生；
……
那就快逃离我们的招呼吧，逃离我们的言语和微笑！
就像当年泰尔城的那位严肃商人逃离
……
那艘沿海岸得意洋洋地驶来的希腊商船，
上面满载着琥珀色的葡萄和中国美酒，
还有绿油油的无花果，还有腌制的金枪
鱼——⑦
此处，阿诺德使用了古代泰尔城商人逃离古希腊商船的典故来形容吉卜赛学者逃离现代人生活的迫切性。虽然那艘商船属于远古时期，但是它贴切地象征着商业化了的现代社会——人们得意洋洋地沉湎在美酒佳肴的海洋里（商船、海洋和美食这三个意象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现代消费浪潮的生动写照。此外，阿诺德选用古希腊这一特定时期，还有另一番深意：他对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情有独钟，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全书都体现了他对“希腊精神”(Hellenism)的向往，但是他也痛心地意识到“璀璨的古希腊因不够注重行为准则而毁于一旦”。⑧凡是了解古希腊历史的人都知道，古希腊文明的衰亡在很大程度上跟统治阶级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有关，也就是跟“不注重行为准则”有关，这跟现代社会过度消费的行为方式不无相似之处。阿诺德借古讽今，其用意跃然纸上。
借古喻今的手法频频出现在阿诺德的诗作中。例如，在《米瑟里纳斯》中，失去生活目标的国王连续六年在树林里大摆酒宴，而且是不分昼夜地大吃大喝，其场面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
这边来了国王，一大早便摆开了酒宴，他头戴玫瑰点缀的王冠，一直喝到了日落西山。
一百盏明灯随即点燃，把宁静的夜晚照亮，
盏盏灯光摇曳于林间，棵棵树木不再作响，
只听得宴席上人声鼎沸——
客人们脸颊通红，金杯里酒沫翻滚。⑨
类似的例子不在少数。阿诺德还在不少作品中指出，挥霍无度的行为方式会使生活中的乐趣越来越少，甚至会使人从心理上的厌倦发展到生理上的疾病。例如，《埃特纳火山上的恩庇道克利斯》中这样写道：“作乐的欲望不断加深，可是乐趣却日益稀少。”⑩又如，《博卡拉那病了的国王》中的主人公在穷奢极欲之后，留下了这样的哀叹：
我想要多少酒肉，就有多少酒肉，
满屋满屋的金银财宝可供我享受。
可是我已经病得对这些毫无兴趣，
即便想要受用，也已经力不从心。(11)
这些诗行表面上在时间和地理方面都跟维多利亚社会相去甚远，但是它们一旦与《拉格比小教堂》这样一些直接指涉现实的作品并置，就会显现出深刻的批判性。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明显的例子，阿诺德在一首赞扬匈牙利民族的十四行诗中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了匈牙利人民身上，而对英格兰人则不抱希望，因为“富庶的英格兰只是一味地／把全世界的商品像洪水般地倾泻在自己的海岸上”。(12)显然，我们可以从这商品洪水中瞥见消费浪潮。
二、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批判
在阿诺德生活的年代，消费主义价值观已席卷全社会。前文提到，特里林认为这种现象跟关于生产劳动的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不无关系。朱丽叶·约翰和艾丽斯·詹金斯等人也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消费文化大约兴起于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当时“判定价值的标准发生了重心转移，由强调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转变为注重消费者的趣味和欲望”。(13)从本文上一小节的分析来看，这种价值观的迁移没有逃过阿诺德的眼睛。
事实上，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以前，消费文化兴风作浪的情形已经见诸一些作家的笔端。例如，华兹华斯于18世纪末发表的诗歌就表明，在他那个时代，“看重消费活动并把个人捆绑在其周围的社会结构和实践——我们不妨称之为消费意识的社会形态——已经露出雏形”。(14)稍后，兰姆也对消费文化相当警觉，他塑造的人物伊莱亚“明显地接受了消费主义的观念”。(15)比阿诺德稍早出生的迪斯累里、盖斯凯尔、萨克雷和特罗洛普等人则更多地记载了消费文化兴起并蔓延的情况。也就是说，对消费文化的回应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历史语境，阿诺德以批判的态度介入了这一语境。(16)
阿诺德对消费主义的抨击是他对中产阶级及其价值观的批评的一部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英国中产阶级在19世纪变得日益强大，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自大。阿诺德发现，当时，“形形色色的发言人和报纸都在赞扬中产阶级”。(17)阿诺德自己虽然也是中产阶级的一员，但是他没有人云亦云，因本阶级的“壮大”而额手称庆，而是清醒地看到它染上了诸多现代疾病，尤其是文化层面上的疾病。他毫不客气地送给了中产阶级一个带有贬义的外号，即“非利士人”(Philistines)，其意思是“单调乏味、墨守成规、与光明为敌的人；这种人愚昧成性，压制持不同意见者，但是势力很大”。(18)阿诺德在许多作品中都用了这一词语来指称中产阶级，并且把后者的信念、主张和价值观统称为“非利士主义”。(19)琼斯根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阐述，归纳出了非利士主义的四大特征：1)把财富等同于伟大；2)鼓吹个人自由，轻视国家的作用和利益；3)高傲自负；4)趣味平庸低俗。(20)由这四个特征支撑起来的价值氛围给消费文化提供了温床。反过来说，消费主义者必然是物质主义者，必然崇尚个人自由，必然在消费过程中沾沾自喜，而超前消费本身就是一种低级趣味。在上述四个特征（也就是四种弊病）中，财富／物质至上的危害最大，也最让阿诺德痛心疾首。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第一章中就指出：在多数英国人的心目中，“财富本身变成了宝贵的目的”，“如今十个英国人中有九个相信我们的伟大和福利由我们的富有程度得到了证明，此前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坚定地抱有类似的信念”。(21)这种本末倒置的价值观在阿诺德之前已经受到过卡莱尔的抨击；后者曾经尖锐地指出，维多利亚人有一种“对‘不成功’的恐惧”，其程度不亚于“下地狱”，而这种“不成功”的意思是“不赚钱，不成名，或者说不出人头地——主要是不赚钱”。(22)可以说，阿诺德继承了卡莱尔的批判传统，但是阿诺德对拜物主义——连同消费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更为全面，更为深刻。如洛根所说，“阿诺德全面而非同寻常地再现了维多利亚人对物的狂热崇拜，并把它作为整个国家的本质揭示了出来；在他的笔下，新出现的物崇拜的野蛮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23)作为维多利亚社会的主要力量，中产阶级对拜物主义的盛行负有主要责任，它自然也就成了阿诺德抨击的主要对象。下面这段批评文字直接对准了中产阶级：
一个人的精神品位和精神力量由他喜欢的事情得到体现。你们的中产阶级喜欢做生意。应当承认，你们的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很赚钱，但是除此以外呢？你们的中产阶级被生意给麻醉了，因此除了宗教之外，似乎对任何刺激都没有了感觉。中产阶级的确有一种宗教，但那是一种狭隘的、不开化的、令人反感的宗教。所有真诚的宗教让人的精神升华，让人挣脱兽性的枷锁，从而获得拯救。然而，在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精神生活中，中产阶级的宗教是最低级的一种形式，以致不可能有什么救赎作用。中产阶级的成员们还有其他什么喜好吗？读读报纸，吃吃喝喝……浏览几乎全部由说教或半说教内容构成的所谓文学书籍——这些书籍对任何地方的知识阶层来说，都毫无可读性可言，可是你们的中产阶级据说在成十万本地消费着它们……谁能想象出比这更丑陋、更糟糕、更不可取的生活吗？(24)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显然在这里受到了嘲弄：他们不是吃吃喝喝（这跟《拉格比小教堂》等诗歌中描绘的情形相吻合），就是大量地消费报纸或“成十万本地消费”低俗的文学书籍。吃吃喝喝无疑带有消费主义的色彩，但是阅读报纸和书籍呢？关键要看阅读的内容。根据坎贝尔的研究，阿诺德曾经撰文指责当时的“新兴新闻业”在“狂热地提供着耸人听闻的新闻”。(25)至于“文学”，我们从哈里森的研究中得知，阿诺德反对文学作品中出现“耸人听闻的情节”，而“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于 1867年出版之际，正是那些以追求感官刺激为目的的小说极为走红之时”。(26)由此可以推断，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热衷于消费的大都是些耸人听闻的花边新闻和文学垃圾。我们还可以从阿诺德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找到推断的凭据：“这是一个该诅咒的时代……奢侈之风横行，奢侈之后便是筋疲力尽；具有伟大本质的事物都缺席了，纠缠着我们的只是成百万渺小的事物，只是报纸、城市和那些轻浮而恣意挥霍的朋友……”(27)阿诺德在这里把报纸跟奢侈和挥霍——消费文化的明显症状——相提并论，其用意不言自喻。
三、寻找药方
阿诺德不仅把消费文化诊断为一种现代疾病，而且提出了医治它的药方。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许多人认定阿诺德为“现代病”开出的药方是隐退和逃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米勒的如下见解：“阿诺德最后的、最有代表性的姿态是一个被动等待者的姿态。他静静地等待着，希望从天空落下火花……作为一个幸存者，他挨到了一个他所不情愿进入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死去了。”(28)但是，情况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米勒的依据显然是《吉卜赛学者》中的如下描写：主人公常常独自穿行于山川田野，“……出神地／等待着火花从天空降落”。(29)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故事主人公有一个远大的抱负，即“在学成之后，向世人传授艺术的奥秘”。诗中还这样赞扬主人公：“你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事业、一个愿望。”(30)与这一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诗中的另一句：“这现代生活的怪病，／带着它病态的匆忙，带着因目标过多而产生的迷茫……”(31)在这比照之中，我们似可以领悟到阿诺德这样的用意：他要用吉卜赛学者这一形象为现代人树立榜样，提醒他们要目标专一，而不至于因“病态的匆忙”或“目标过多”而产生迷茫。需要强调的是，“病态的匆忙”和“目标过多”还有现代人匆匆消费以及因盲目消费而分散生活目标的含义，这跟诗中对消费文化的批评形成了相互映照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阿诺德看来，吉卜赛学者这一形象不失为医治消费文化的一剂良方。
当然，上述药方只是阿诺德的整个治疗方案的很小一部分。前文提到，消费文化的病根与中产阶级及其价值观有关，而中产阶级势力的迅速扩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或者说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迅速转型有关。这一转型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危机，其中包括新社会和旧社会来不及衔接的问题。用阿诺德的两行闻名于世的诗句来说，就是现代人“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无力诞生。”(32)新旧世界之间的断裂意味着社会呈畸形发展，如前文所说的一味追求物质进步、把财富等同于伟大等危险趋势。既然问题的根子在于新旧世界的断层，那么解决问题也要从那里下手，而这就是阿诺德殚精竭虑地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当今批评的功能》、《平等》和《民主》等作品中阐述文化理论、规划文化策略的原因。如卡罗尔所说，阿诺德希望自己的“文化理论能够跨越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鸿沟，并把两者连接起来，也就是保存过去的精神遗产，并用以统一振兴现代世界”。(33)用“文化”连接过去和现在，帮助人类摆脱因“现代病”带来的种种困境，这就是阿诺德的文化理论的宗旨。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文化……起源于对完美的爱。它是对完美的研究”。(34)阿诺德所说的“完美”跟上文所说的社会转型期有关：“完美永远都不会实现。然而，当一个转型时期来到时，辨认它并诚实地、理性地适应它的规律，这或许是各个国家及其人民能够做到的跟完美最接近的事情。”(35)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前言中，阿诺德就文化的含义、功能以及追求完美的具体途径有过一段精辟的概括：
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上，世界上有过什么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化都要了解，并通过学习最优秀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我们现在不屈不挠地、却也是机械教条地遵循着陈旧的固有观念和习惯；我们虚幻地认为，不屈不挠地走下去就是德行，可以弥补过于机械刻板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文化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就会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这就是下面的文章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我们所推荐的文化，首先是一种内向的行动。(36)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内向的行动”。阿诺德显然把心灵的转变放在了文化的所有功能的首位。换言之，对阿诺德来说，解决社会转型时期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的思想、道德、情操和趣味。医治“消费疾病”的关键自然也在于此——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人就不至于被消费浪潮淹没。
关于如何提高文化素质，阿诺德有许多论述。上文中提到的“了解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以及“保存过去的精神遗产”（包括从托马斯·阿诺德乃至吉卜赛学者那样的榜样中汲取力量）都属于阿诺德所提倡的重要文化策略。在他倡导的所有策略中，有一条特别值得一提，即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达森布罗可在阐释阿诺德的思想时曾经涉及了“文化从何开始”这一重要命题：“在阿诺德的语汇里，文化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开始；只有当人们开始了解并学习其他文化，并用以反思或修正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文化才真正开始。”(37)确实，阿诺德在许多场合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例如，在伊顿公学演讲时，他曾经留下了一句名言：“知彼才能知己，知己才能改错，才能获得拯救——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38)令人回味的是，此处向不同的文化学习被提到了“获得拯救”的高度。为了拯救国人，阿诺德倾注了大量心血来介绍别国的文化，尤其是别国的文学及其代表人物。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他在介绍海涅方面所作的努力：他不仅发表过关于海涅的评论文章，而且写下了一篇纪念他的诗歌《海涅之墓》。在这篇饱蘸深情的诗歌中，海涅因批评英国而受到了赞扬：
我不怪你，不怪你经常
疾言厉色地抨击我的祖国
英格兰——因为我们
自己也心情沉重而悲伤。
虽然是她的儿子，但是我们很久以来
在内心深处呼应着她敌人的指责。
我们也哀叹她的萎靡，
我们也埋怨她的现状——
……
她整天愚蠢地奔忙，
全为那机械的商务，却让
荣誉、天赋和欢乐
逐渐从生命中消亡。
所以作为他的敌人，你要指责她；
所以作为她的儿子，我们也指责她。(39)
在这里，阿诺德似乎跟祖国的“敌人”站在了一起，但是，这更加说明了他爱国心切——他是要把国人从“机械的商务”（这一句中有消费文化的影子）中拯救出来。在同一首诗中，阿诺德还赞扬了海涅当年在巴黎时对奢侈生活的态度：
多少回他渴望着远离巴黎的那些
时尚客厅和炽热的灯光，
渴望着远离珠光宝气的人群，
尽管他们有耀眼的首饰和星章。
那里的男人赫赫有名，
那里的女人巧舌如簧——
如烟的恭维会把可怜人的脑袋熏得
发烫、膨胀、疯狂。
多少回海涅那饱受折磨的心灵
渴望着远离那里的喧嚣，
回到他年轻时代的宁静和凉爽，
回到他远在德国的家乡。(40)
此处消费文化的影子更浓了——巴黎的“时尚客厅”、“珠光宝气的人群”以及“耀眼的首饰和星章”分明也是英国消费主义者追求的东西。阿诺德是在敦促国人跟从海涅的榜样，远离消费热潮，回归“宁静和凉爽”。换言之，作为异国文化的代表，海涅为维多利亚人提供了反思并修正自己行为方式的参照——这是阿诺德为医治消费文化开出的又一剂良方。
综上所述，阿诺德积极地介入了19世纪消费文化的批评语境。无论是他的批评／诊断方式，还是他提供的药方，都有着鲜明的特色。我们只有在把他的诗歌作品和文化理论联系起来时，才能真正领悟到这些特色。
注释：
①由北京大学的韩敏中教授翻译并发表于2002年。她还同时发表了一篇颇有见地的译序。
②Lionel Trilling,Matthew Arnol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39,P.228.
③⑤Matthew Arnold,"Rugby Chapel",in Kenneth Allott 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London:Longmans,1965,P.447,p.452.
④马修·阿诺德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是英国著名的教育家，曾任公学拉格比学校的校长，死后埋葬在拉格比小教堂的墓地里。阿诺德写这首诗时，父亲已经过世了15年。
⑥⑦(29)(30)(31)Matthew Arnold,"The Scholar-Gipsy",in Kenneth Allott 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 London:Longmans,1965,p.335,pp.343-344,P.338,p.339,p.342.
⑧Matthew Arnold,"Literature and Dogma",in R.H. Super ed.,Dissent and Dogma,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8,p.388.
⑨Matthew Arnold,"Mycerinus",in Kenneth Allott 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London:Longmans,1965,p.31.
⑩Matthew Arnold,"Empedocles on Etna",in Kenneth Allott 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London: Longmans,1965,p.171.
(11)Matthew Arnold,"The Sick King in Bokhara",in Kenneth Allott 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London:Longmans,1965,83.
(12)Matthew Arnold,"Sonnet to the Hungarian Nation",in Kenneth Allott 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 London:Longmans,1965,p.115.
(13) Juliet John and Alice Jenkins,"introduction",in Juliet John and Alice Jenkins ed.,Rethinking Victorian Culture,Houndmills:Macmillan Press LTD,2000,pp.10-11.
(14)G.Kim Blank,"The ' Degrading Thirst After Outrageous Stimulation':Wordsworth as Cultural Critic",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Vol.39,No.3,2006,pp.366-367.
(15)Karen Fang,"Empire,Coleridge,and Charles Lamb's Consumer Imagination",in William Marsh ed.,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Houston:Rice University Press,2003,p.819.
(16)当然，还存在着一种与此对立的态度，即以边沁 (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等人为代表的“进步”话语。后者起着为消费文化鸣锣开道的作用。
(17)(19)(21)(34)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in Stefan Collini ed.,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04,p.72,p65,p.59.
(18)Matthew Arnold,"Heinrich Heine",in R.H.Super ed.,Lectures and Essays in Criticis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p.112.
(20)Tod E.Jones,"Matthew Arnold's 'Philistinism' and Charles Kingsley ",The Victorian Newsletter,Spring 1998,pp.2-3.
(22)Thomas Carlyle,Past and Present,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5,p.148.
(23)Peter Melville Logan,"Fetishism and Freedom in Matthew Arnold's Cultural Theory",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03,p.561.
(24)Matthew Arnold,"Ffiendship's Garland",in Th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Vol.VI,New York:AMS PRESS,1962,pp.374-375.
(25)Kate Campbell,"W.E.Gladstone,W.T.Stead,Matthew Arnoid and a New Journalism: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1880s",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No.1,2003,p.29.
(26)Antony H.Harrison,"Victorian Culture Wars:Alexander Smith,Arthur Hugh Clough,and Matthew Arnold in 1853",Victorian Poetry,No.4,2004,pp.513-519.
(27)James Longenbach,"Matthew Arnold and the Modern Apocalypse",PMLA,No.5,1989,p.848.
(28)J. Hillis Miller,The Disappearance of God:'Five Nineteenth-Century Writer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p.262.
(32)Matthew Arnold,"Stanza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in Kenneth Allott 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London:Longmans,1965,p.288.
(33)Joseph Carroll,The Cultural Theory of Matthew Arno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xvii.
(35) Matthew Arnold,"Democracy",in Stefan Collini ed.,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5.
(26)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第208页。
(37)Reed Way Dasenbrock,"Why Read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An Arnoldian Perspective",College English,No.6,1999,p.698.
(38)转引自Donald Stone,Communications with the Future,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2。
(39)(40)Matthew Arnold,"Heine's Grave",in Kenneth Allott ed.,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London:Longmans,1965,pp.472 -473,p.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