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革”时期，许多数学家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甚至是迫害。在这样特殊的时期里，这些数学家们坚持真理，艰苦探索，从未言弃。正是这样的坚持，让他们都在数学这座金字塔的顶尖都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与弘扬。
关键词：文革时期 数学家 数学教育
一、引言
纵观中国数学史，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国力不强或者国家动荡时期，其数学研究反而非常强大，如三国时期的赵爽、魏晋时期的刘徽，以及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祖暅父子，他们把中国数学研究推向了辉煌。文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其他学科几乎遭受“灭顶之灾”，但数学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有些方面领先于世界。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
二、文革时期的数学家们
1966-1976这十年期间发生的这场“文化革命”，无疑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幕悲剧，是一次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发生的严重失误，为此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付出了一笔惨痛的代价。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这使得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倒退， 科学技术水平整体上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优良的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同样当时数学领域上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迫害。
原北大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先生在建国五十五周年感言中说：“当时没有想到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前进的道路会出现挫折，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还会经历很多坎坷”。
在那个文化和教育都发生了扭曲的时代，有那么一些人和丁石孙校长一样都经历了各种坎坷与不公，但是他们没有屈服在时代的枷锁下，依然坚持着他们热爱的数学，坚持着他们自己的信念。
陈景润先生在一九六六年发表了《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的论文，这一结果是当时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最前沿的结果。如此大的成果本应该让这位数学天才顺利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拥有更加良好的环境去继续他的研究，但是“文革”的爆发不但让这些成为幻影，更将他推进只有六平米的房子进行“反思”。狭小的空间并没有阻碍他广阔的思维，舆论的批判也没有毁掉他的坚持。
在软、硬条件都很差的环境下，陈景润先生于1973年获得了比其1966年研究更进一步的结果，并将其详细证明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轰动。这一结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陈氏定理”）的获得，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筛法理论”，因此陈先生也让“筛法理论”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同时被写进美国、英国、法国、前苏联、日本等六国的许多数论书中。
王国俊先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差点划分为右派。尽管生存环境如此艰难，但他依旧把工资的六分之一用来买些洋蜡火柴之类，以便将来“劳改”时晚上能够继续看书。幸运的是，在这么差的环境下，王先生坚持读完了《高等数学教程》（斯米尔诺夫著）的全部内容。该书涵盖了泛函分析、代数、拓扑学等方面，他认真进行了研究并写下了详实的读书笔记。这段时间的潜心研究，让他在一般拓扑、格论、L-Fuzzy拓扑领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其创立的拓扑分子格理论，于1985年获国家教委优秀科技成果奖。
“文化大革命”开始，谷超豪先生也受到了批判，先是被分配到农村进行劳动，后被调回复旦大学在理科大批判组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查阅和整理数学、物理方面的资料。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直到一九七三年，一个单位直接找到谷超豪先生，想让他参与一个项目的研究工作，上海市的有关机构已批准他参与此项研究，但被复旦大学的领导否决，后通过力争，单位才勉强同意他“从旁协助”。而在实际工作中，他才是此项目的带头人。在工作中，谷先生把自己掌握的空气动力学和混合型方程两方面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并且在1973年至1977年间，前后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在数学方面解决了杨-米尔斯方程的Cauchy问题，建立了规范场的闭环路位相因子方法和决定时空对称性的基本方法，这比西方得到同类结果早了十年，引起了国际数学物理界的高度关注。
同时还有齐民友先生、伍卓群先生、周明儒先生、王梓坤先生、陆善镇先生等人都是厚积薄发，都在“文革”正式结束后就发表了数篇论文。
“文革”不仅让这些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们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也波及到了正好处于毕业季的那些学生。比较典型的就有杨乐先生、张广厚先生和曹策问先生，他们都是1966届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但是由于“文革”的开始，都被拖延了毕业分配，并且把这些高材生们都分配到了偏远地区的中学教书。但是他们对数学的热爱并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被磨灭，杨乐先生与张广厚先生在“文革”阶段后期也先后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主要关于整函数与亚纯函数亏值与波莱尔方向间的联系。这是数学界首次有人发现并成功建立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具体联系。此外杨乐还与英国海曼教授合作精准估计出整函数及其导数的总亏量与亏值数目，证明了数学家立特沃德的一个猜想。国外的数学家将杨乐与张广厚二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命名为“杨张定理”、“杨张不等式”，此成果使他们二人于1982年共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而曹策问先生从他读研时的一个猜想出发，潜心研究十六年将数学家盖尔方特和列维坦（苏联）关于特征值的一个常微情形迹恒等式推广到了偏微情形，发表了《偏微分算子特征质迹的渐进估计》一文，大力推进了对揭示偏微分算子的谱结构的研究。
三、总结
50年代初，高校的复建，海外学者的归国，都使数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有了短暂的欣欣向荣之势，但萌芽还没有开始茁壮成长，十年“文革”的浩劫就已到来。数学教授们纷纷被戴上了“白专”的帽子，工作生活处境变得更为艰难。与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等其他基础学科相比，数学不需要繁杂的实验器材，一盏灯、一支笔和一摞纸足矣。数学学者们无穷无尽地去证明一些看似显而易见的定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愚蠢而没有意义的，数学作为“无用”的学科，毫无疑问地被边缘化，但是这些数学家们因为对数学的满腔热爱所以能静下心来一门心思地进行研究，不为名利，坐得住这个“冷板凳”。正是这样的精神，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国内数学界亮眼的研究成果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每个人都无法选择他出生的时代，但是他可以选择自己人生的道路。跨过文革这个巨大的坎坷，家喻户晓的数学家陈景润、现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杨乐、一生兢兢业业的数学家张广厚、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等人无疑不在数学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对“文革时期”这种数学现象及中国古代部分数学研究现象的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数学研究需要研究者静下心来（心无“杂念”），才能出成果。
2.数学研究者要对数学有兴趣，有一定的天份，耐得住寂寞，才能获得大成就。
3.数学研究对环境条件科学条件要求不高。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暴风雪下，这些数学家们抵御住了寒风，扛过了暴雪，在遭遇凛冬的中国文化圈培育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片梅园，在雪过天晴后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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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王艾琳 张志平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2018年10月总第15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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