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民主的工具效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选举动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战争论文,苏区论文,效用论文,阶级论文,动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阶级民主是个体通过阶级身份的认证来享有民主权利。苏维埃选举强调民主的阶级性，是阶级民主的实现形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有三次选举运动。1931年，为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地有了第一次全面的民主选举。因缺少选举经验，次年9月，又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改选运动。1933年8月始，为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总结前两次选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地进行了全面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运动。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更多的是对民主选举积极作用的肯定。既缺少对文献资料的深入分析，也没有揭示民主选举的真实情况。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根据地的选举，可以更好地理解阶级民主的工具效用，理解中国式民主的内生逻辑。
一、阶级视域下的民主选举
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视域下，“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有产者与无产者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从维护无产者的阶级利益出发，苏维埃选举是“给一个阶级以民主，给他一阶级以压迫”的武器。把有产者的政权推翻，建立起无产者的政权，把那些靠剥削为生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赶出革命政权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逻辑。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规定，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一切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民，如雇佣劳动者、农民、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及他们的家属”，凡年满16岁者，不论男女、宗教、民族的区别，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③。
在革命道路上，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④，都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基于此，无产阶级与中间等级在选举中的权重是不同的，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八号，在乡苏维埃，贫农、中农、独立劳动者，每50人得选举正式代表1人，工人、苦力、雇农，每13人得选举正式代表1人，不足所规定的人数者，也可以选举正式代表1人。在直属于县的苏维埃，城市贫民和管辖范围内的贫农、中农及独立劳动者，每80人得选举正式代表1人，工人、苦力、雇农，每20人得选正式代表1人，不足所规定的人数者，也可以选举正式代表1人⑤。
中央苏区的民主选举强调明确的阶级路线，以促成阶级分化，建立真正工农政权的苏维埃。为此，苏维埃选举委员会突出工人、雇农与苦力的主体地位。在选举动员中，强调工人阶级要发挥“最高限度”的领导作用。各级工会要动员每个会员参加选举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发挥雇农工会中支部的核心作用，通过支部来领导贫农团，并吸引中农群众围绕在贫农团的周围，共同讨论选举工作⑥。同时，在配合选举的查田运动与各种战争动员中，突出雇农及农村中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与一切社会动员的先锋⑦。可以说，纯洁阶级队伍是苏维埃选举的锐利武器。
为加强工人阶级对苏维埃机关的领导，1933年8月，《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强调提高工人代表的比例。以上才溪为例，1932年选举结果是53个代表中，工人13人，占代表总数的24.5％。及至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改选，上才溪75个代表中，工人35人，占代表总数的46.5％。总结1933年的苏维埃选举，各级选举委员会都不同程度提高了工人代表的比例。以江西为例，兴国全县的代表总数为9009人，其中工人2509人，占代表总数的42.4％；即便比较落后的西江县，2370个代表中，也有工人710人，占代表总数的近30％⑧。
苏维埃选举不同于宪政视域下的和平选举，它是阶级革命的延续。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工农民主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暴力的武装斗争，还表现为苏维埃选举、查田运动等其他形式⑨。检讨1932年苏区选举运动，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各级政府还没有认识到改选在粉碎敌人进攻，巩固苏维埃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实则是官僚主义在选举中的“最露骨”的表现⑩。官僚主义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遗传下来的余毒，是革命者在政治上已经动摇的表现(11)，是敌对势力与阶级异己分子滋生的温床。只有积极深入地开展阶级斗争，发动群众来审查、批评苏维埃的工作，才能选举最好的积极分子来领导和执行革命的紧急任务，才能真正改造各级苏维埃政权(12)。
检举革命队伍中的变节者是把选举动员引向深入的重要手段。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二号训令，要求各级工农检查部成立检举委员会，并由同级工农监察部的部长任主席，检查苏维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同时，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选出积极肯干，勇于斗争，能为党与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干部为苏维埃代表(13)。1933年9月18日，《红色中华》刊出“检举运动专号”，检举出一大批腐化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主要包括：放弃阶级斗争的检察部长，破坏扩大红军的乡主席，退却逃跑的乡主席，维持封建诚意的乡主席以及百事不管的乡主席等(14)。阶级检举带来的是选举争议与家庭纠纷，被剥夺选举权的群众纷纷到选举委员会来争论，富农家中的媳妇纷纷找政府，要求离婚，不愿做富农老婆(15)。阶级视域下，这既是选举成功的表现，也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手段。
从扩大工人代表比例到强化工人阶级对选举动员的领导，从强调被剥削阶级的选举权到揭发隐藏剥削阶级遗毒的官僚主义，革命政党通过纯洁阶级队伍，累积选举动员的合法性资源。根据地选举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选民权利的审查就是阶级成分的甄别，拥有了选举权也就获得了革命阶级的政治身份。在革命队伍里，凡不积极参加选举的，都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官僚腐化分子与阶级异己分子，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同时，基于无产阶级先进性的理论预设，根据地政权中的一切问题，都是阶级不纯的表现，选举就是要纯洁革命政权中的阶级成分。只有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程度，才能广泛的发动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斗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16)。
二、选举与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最密切地联系着苏维埃政权的改造。中共中央组织局提出，要通过查田斗争肃清苏维埃政权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选举运动中的蝨贼，提拔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力量，最大限度的实现苏维埃的民主化。同时，查田也是提高根据地群众选举积极性的重要手段(17)。可以说，查田是为选举清除障碍，开辟道路；选举是为改造政权，巩固查田成果。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召开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等八县区以上负责人大会，明确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按亩查田”，只有在查阶级的残酷斗争完结以后，多数群众要求再分土地的个别地方，才准许开展分田斗争。慎重分田的目的是为了稳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以集中全力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18)。由此出发，查田与选举有了相同的内容，阶级身份的甄别成为各类斗争的焦点。在乡村社会各阶级中，雇农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兄弟，是土地革命的先锋队。贫农是中共和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土地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中农是农村中最大的基本队伍，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富农是与封建剥削密切联系的半封建阶层，是敌视土地革命的力量。地主是苏维埃最凶恶的敌人。查田与选举运动都是要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来削弱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
为加强工人阶级在查田运动中的领导权，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县区乡苏维埃均应组织有工会、贫农团负责人参加的查田委员会，担负查田运动的领导责任。同时，县苏开办查田运动训练班，从乡苏代表会、工会与贫农团中挑选积极分子接受培训。在7、8、9三个月查田运动广泛开展期间，各县每月须开办两期训练班。在查田斗争中，选举最勇敢、最坚决的分子进乡代表会，以替代那些被洗刷出去的坏分子。在新的积极分子涌现多的地方，可以选举几名至十几名的候补代表，以随时替代不称职的落后分子。按照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要求，在全苏区的总选举中，“务必要使查田斗争中多数积极分子都能当选到乡苏中来”(19)。据《红色中华》报道，经过查田运动，各地洗刷了阶级异己分子，并吸引了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工农分子到政府工作，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健全了县区乡三级政府的领导机构(20)。
当阶级利益高于一切时，配合选举的查田运动就成为检查阶级纯度的试剂。其中，如何把个体利益与党的利益结合起来，是判断个体政治觉悟的主要标准。在1933年的查田运动中，苏区中央局提出，谁坚决拥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拥护党的政策，便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对于这种党员，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阶级出身不好把他当作阶级异己分子看待。相反，如果站在地主富农利益方面，即便是工人出身，也是阶级异己分子，应该洗刷出党。因为，如果只检查成分，不从政治上考查，那些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冒贫农中农的成分而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更可以隐藏下去(21)。
毋容置疑，查田运动中，一定存在地主富农的反抗(22)，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1933年9月8日中央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可以看出，运动中，侵犯中农的事情到处发生着，有的地方甚至专门查中农，说中农最容易躲藏富农(如会昌的某处)。即便在红都瑞金，每个区都发生着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且“这种现象决不只瑞金才有，其他各县如果认真检查”，必会同样发现。为此，中央提出，坚决反对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责成中央政府党团和各省委、县委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各种错误(23)。鉴于查田斗争中的许多问题，“或是以前的文件没有规定，或是规定不明悉，或是苏维埃工作人员解释不正确”，苏维埃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劳动与附带劳动”、“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分量”、“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运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24)。
贯彻中央指示，各地苏维埃政府暂停开展查田运动，开始“纠正”查田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侵犯中农的错误。遗憾的是，阶级视域下，纠正查田运动中“左”的偏向，只能是革命征程上的一个驿站。1934年3月15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批评查田运动中的右倾偏向。声称苏维埃抛弃查田运动，忙于“纠正”运动中的过“左”错误，给了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他们企图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数字的玩弄来夺回他们过去失去的土地与财产。为此，必须继续开展查田运动，“最后决定阶级成份之权属于当地最大多数的群众”(25)。
为痛击敌对分子的反抗，中共中央提出，要把配合选举运动的查田运动，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经常性工作。查田运动再次成为根据地的中心任务。以胜利县为例，在全体群众热烈的拥护与赞助下，不到20天，在改了成分的1512家中，查出地主富农875家，认为改得正确的118家(其余还待调查解决)。同时，严厉镇压了地主富农的反攻，洗刷了90个阶级异己分子与坏蛋，查出了冒充中农贫农的地主56家，富农44家(26)。革命的行动逻辑，决定了查田斗争的扩大化必然重复出现，据当事人王观澜回忆，处理胜利县问题的后期，“左”的东西又占了上风(27)。毋容置疑，查田运动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运动中的过激行为，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执行“左”倾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选举与战争动员
完成战争动员需要强大的苏维埃政权。革命政权建设一直困扰着根据地的发展，及至1932年，苏区基层政权多是形式上的招牌主义。部分区苏维埃，发起伙食费，有十多人，做起工作来，只有主席、文书与伙夫，其余的都回家去了，“甚至写几封信催促，都不回政府工作”(28)。同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在部分苏维埃内生长着。一方面政府的工作方式脱离群众，大都用命令方式，强迫群众去执行；另一方面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命令，敷衍了事(29)。各级苏维埃虽然开会时，有许多议事日程和决议，能够认真执行的，却是很少，尤其是扩大红军工作，苏维埃“走到不理的现象”(30)。
招牌式的苏维埃政权，是无法应对战争考验的。据1932年8月中央给福建省苏的指示，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坚决领导群众和地方武装出击与进攻敌人，反而采取退守战略，不时受到敌人的攻击和侵扰。福建省苏所在地的长汀县苏及区苏，不仅没有动员群众，领导群众坚决抵抗敌人进攻，反在敌人未来之前，闻风先逃(31)。针对脆弱的基层政权，中央组织局对于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全苏大会筹备工作提出要求，选举运动的开展，要紧密地与战争动员联系起来，在选举运动中，提高群众贡献一切给战争的积极性(32)。在革命政党看来，唯有强大的苏维埃政权，才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苏维埃选举运动的直接目的，就是建立纯粹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去对付根据地内外一切反革命的进攻，这是苏维埃的“第一个作用”(33)。如《选举运动周报》发刊词所言，本刊的任务，就是要使这战斗的选举运动，生成更强大的阶级力量，以更加坚固的苏维埃政权，扫荡反动阶级的政权，争取全中国的胜利(34)。1933年8月，福建省苏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案》，要动员广大工农群众拥护与参加选举，在斗争中选出积极肯干，勇于斗争，能为党与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干部为苏维埃代表(35)。同时，基于战争动员的艰巨任务，决定了选举苏维埃代表是去做事，不是只要表现好就够了，还要看候选人的工作能力如何，如果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把能力薄弱的分子引进苏维埃，也是没有益处的(36)。
选举运动同时肩负汲取战争资源的重任。通过选民代表权的身份识别，挖出“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充实革命之需。报载，兴国县杰村区，选举运动中查出地主10家，富农24家，高利贷1家，向他们筹款1800余元(37)。宁都县查出地主88家，没收耕田2449担；查出富农141家，收回被分去的好田2579担。同时，向地主罚款1287元，富农捐款2244.1元(38)。胜利县查出冒充中农贫农的地主56家，富农44家，没收现洋六七百元，以及许多金银财物，夺回地主富农所窃取的土地1万多担，筹得大批款项，以充裕战费(39)。
与没收阶级敌人的财产相比，战争资源的最重要来源还是根据地的广大群众。除正常的税收外，1933年7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行300万元建设公债，以满足战争之需。推销建设公债随之成为选举动员的胜利果实。据《红色中华》报道，胜利县古龙岗区在选举大会上，推销公债700元(40)。万泰县茅坪区在选民大会上推销公债100元，强头乡推销了70多元。兴国县龙沙区在选举运动中，推销公债2500元(41)。当然，革命者的最高境界是无私奉献。早在选举动员前，中央苏区就开展了退还80万公债票和节省30万的号召，为此，《红色中华》辟出“光荣红板”专栏，表扬退回公债的工农群众(42)。与此同时，各地还开展了借谷不要收据的竞赛，以及退回谷票运动(43)。及至1933年8月，宁都群众自动退还公债票1039.5元，退回谷票153.5担(44)。
民主选举的目的还在于动员浩浩荡荡的民众加入革命队伍。苏维埃选举宣传与扩大红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报载，宁化县苏在各区乡主席联席会议上，讨论扩大红军问题，各主席热烈发表意见，忽有模范的淮土区主席表态，“我当红军去，并领导一连人同去”。会场响起霹雳般的掌声，继则有各主席“你报名”，“我报名”，全体主席一致要求当红军去，同时承诺领导一排、一连积极分子去当红军(45)。上杭旧县区代表大会上，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自动报名当红军，并承诺动员150名新战士，早康乡主席领导了11名革命群众加入红军(46)。兴国县杰村区，在选举运动中转变了领导方式，动员了40多名新战士到前方去(47)。万泰县茅坪区代元乡，在选民大会上，当场报名参加红军的有16名。艾唐区在区一级工作人员、乡主席及选举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上，共有26名工作人员主动报名加入红军；区委的妇女书记杜月秀，还提出买十双麻草鞋，来慰问红军(48)。这种愿意牺牲一切为着战争的革命热情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是取得更伟大胜利的出发点(49)。
四、选举动员的困境
检讨1933年的选举运动，虽然在多数地方“已经热烈的进行”，但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据江西省选举运动检阅，选举运动中，各级苏维埃没能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即便省苏对选举运动的领导，也没能真正注意这一问题。同时，部分地方选举委员会的组织还是不合法的，在龙岗县龙岗区龙乡，乡苏主席也参加选举委员会，广昌县长桥区选委会由区苏主席与各部长组成，以主席为主任。在洛口、博生等县，选民名单的准备，不经过各群众团体的讨论，只照过去分田册，或土地登记名册，把名字抄起贴出来，以致把豪绅地主列入选民，把死了的人也列在候选名单上(50)。
与选举不规范同时存在的是，改选后的苏维埃政权依然没有成为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在江西，省苏维埃还不善于领导战争工作，对各县的指导非常不够。除兴国外，各县苏维埃都表现得非常软弱，有些县区苏维埃(广昌)以为战争动员是军事机构的事，而置之不管(51)。同时，政党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汲取必然引起基于个体权益的底层抗争。在1933年长汀县古城区改选运动中，群众就表示运输担架太多了，选民提案建议上级减轻运输担架的负担。在选举期间，扩大红军最无成绩，赤少队的扩大与整顿训练也非常不够(52)。及至1934年1月，根据中央财政部报告，历时5个多月的建设公债发行，交到金库的还不及半数。在征粮运动中，博生、胜利、赣县、万泰、长汀等县不及30％，于都、赤水、广昌、宁化、宜黄、汀东等县集中的谷子，还不及1/10。土地税征收，虽已于12月在各县普遍开始，但征收总数还不及1/10，以致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粮食供给不足(53)。
阶级视域下，问题的原因不是组织的过度动员，而是因为领导干部中存在着官僚主义，领导机关与工农群众中隐藏着阶级异己分子(54)。在革命政党看来，完成革命的社会动员，需要不断的强化阶级斗争，所谓只有用明确的阶级路线才能建立真正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也才能使苏维埃真正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肃清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主要通过群众检举与组织审查来完成。问题是，二元对立的组织理念，决定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是不可避免的。据八县区以上负责人在查田运动大会通过的决议，保卫局区特派员有被捕犯人之权，并在犯人居住的乡村组织巡回法庭，“当着群众面前公开审判，在群众同意下就枪决”，以激发群众对于反革命的仇恨与警觉(55)。可以想象的是，当没有了司法程序，群众的意见决定一切时，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革命的暴力恐怖必然带来个体的非理性盲从，由此催生苏区群众的参政热情，从此革命报刊上，有了鼓舞人心的动员数字。
根据地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能否真正转化为社会动员的成果，是值得怀疑的。以江西万泰县为例，1933年11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道，万泰县委在江西党代表大会后，组织了11个突击队，进行扩军动员，并得到区乡积极响应，而各乡主席也大都自动要求到前方去(56)。一个礼拜后，据各区政府报告，全县共有1300多人报名参加红军。但实际情况是，直到11月10号，万泰去前方的战士只有291名(57)。万泰扩军中存在的问题，在根据地具有普遍意义。据统计，江西全省在十月节前，扩大红军7000人，只完成原定35000人的1/5，也就是说，全省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没有完成预定任务(58)。
苏区扩红不力反映的是普通民众对参军的消极抵制。红军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开小差的现象。在兴国县杰村区九山乡，逃兵刘有生，为了不归队，先用小刀子把足上割破一点皮，再用鸡脚虫子炒燥和盐水搽在破口处，借口“烂脚”不能归队。结果，那些开小差的群起效仿，同样的烂起脚来(59)。在瑞金县，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000多人开小差(60)。截止1933年12月底，“江西全省约有两万逃兵”(61)。
检讨根据地战争动员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回避《红色中华》诸多报道中展示的革命动员的骄人成绩。对此，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指出，根据地报纸所登载的新闻，常常是某某地方“光荣的动员”，“正在积极动员中”以及“扩大红军的热潮”等好听的标题。该报记者满足于一些赤裸裸的动人数目字，缺少对这些记载的进一步考察与检查，对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扩军运动的失败给了《红色中华》的乐观记者“以冷酷的嘲弄”。可见，根据地的报纸，还没有真正去了解下面实际情形，检查苏维埃的实际工作，揭发各级政权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62)。
当阶级身份无法保护个体权益时，集体不作为就成为苏区群众的消极选择。根据地出现大量群众外逃现象，及至1934年，万泰二月份逃跑了2600人，三月份更厉害，胜利西江三月份逃跑了几百人，杨殷四月份逃出群众2000人(63)。针对日益严重的群众外逃现象，1934年6月，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布告，欢迎逃跑出外的工农群众回来革命，从前的一点也不追究。凡属逃跑的工农群众，他们的田地、房屋、财产由邻居、亲属代为保存和耕种。返乡后，照数归还本人(64)。
五、结语
阶级视域下，人类社会的民主诉求，源于以社会身份配置资源而生成的阶级分化。苏维埃选举是阶级民主下的个体改造，它通过有无选举权的划分，进行阶级鉴定；通过检举运动、查田运动，来纯洁阶级队伍，完成革命的社会动员。在革命者看来，选举运动中的消沉和平空气是群众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表现，只有坚决的发动阶级斗争，才能消除敌对阶级对苏维埃民主政治的一切反对与抵抗，克服各种障碍与困难(65)。在选举动员中，政治身份识别的标准是个体能否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谁坚决拥护党的政策，便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反之，即便是工人出身，也是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斗争式的选举动员，使得有产者与无产者都处在极度的紧张中，由此催生个体对组织的无条件服从。从踊跃参军到慷慨缴纳公粮，从借谷不要收据的竞赛到争做退回谷票的模范(66)，民主选举成为促成个体放弃权益的工具。
检讨中央苏区的民主选举，需要认清高涨选举热情背后的民主困境。根据地资源的匮乏与革命党的行动逻辑，使得苏维埃政权对乡村社会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动员，也就是组织对个体的索取超出了个体承受的限度。因此，剧场效应引发的群众非理性盲从，不可能真正转化为社会动员的成果。个体一旦拥有脱离组织的机会，必然铤而走险，这就是部分根据地群众逃走的原因所在。在此意义上说，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也表现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动员上。以民主选举为标识的社会动员的失败，实则揭示了阶级民主的困境，让民主真正运转起来，政党还需调适社会动员的政策与策略。
注释：
①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1页，第42页。
②《谢觉哉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③⑦(13)(18)(19)(31)(35)(55)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江西省档案馆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179页，第482页，第265页，第487页，第492页，第210页，第265页，第493页。
⑤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新编第8号——关于选举前调查及组织雇农问题(1930年7月23日)》，福建省档案馆藏，全宗号：93，目录号：1，卷宗号：167；《中共中央组织局关于第二次全苏大会筹备工作的决定》，《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3版。
⑧《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第6版。
⑨(62)(65)《张闻天文集》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第419－420页，第362页。
⑩《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关于各级选举运动的检查》，《红色中华》1932年12月5日，第2－3版。
(11)《官僚主义与政治动摇》，《红色中华》1933年9月3日，第5版。
(12)《选举运动与合作社》，《红色中华》1932年2月17日，第7－8版。
(14)《检举运动专号》，《红色中华》1933年9月18日，第7版。
(15)《闽西选举运动中的成绩——促进农村中阶级斗争进一步的激烈化》，《红色中华》1932年3月23日，第7版。
(16)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1979年，第611页。
(17)(32)《中共中央组织局关于第二次全苏大会筹备工作的决定》，《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3版。
(20)《九县查田运动中的竞赛条约》，《红色中华》1933年8月22日，第3版。
(21)(23)(24)(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04页，第337页，第549－569页，第529页。
(22)以胜利县为例，银坑区银坑乡一地主大骂乡主席“捣鬼”，强迫乡主席将他的成分表重新填写，交他审查。车头区安塘乡地主，改了阶级，夺回土地后，还要强迫群众交租。平安区下谢乡地主萧开贡，改为中农后，夺回原有的土地房屋，强夺乡苏的被服蚊帐，威吓积极分子，要剥贫农田同志的皮。马鞍石马市乡富农张亮奕，改为中农后，混入乡苏当代表，担任耕田队长，破坏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其后，他当乡土地委员会主任，夺回自己的好田，造谣土豪房子有鬼，阻止群众分配土豪房屋。参见王观澜：《胜利县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经验》，《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28日。
(25)《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1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南昌］《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增刊，第130页。
(26)(39)王观澜：《胜利县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经验》，《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28日。
(27)《王观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页。
(28)张谈高：《反对散漫与腐化的苏维埃政府》，《红色中华》1932年5月25日，第8版。
(29)《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号训令：关于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问题》，《红色中华》1932年9月27日，第1版。
(30)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1992年，第196页。
(33)毛泽东：《今年的选举》，《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1版。
(34)《写在前面》，《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
(36)《要注意被选举人的政治表现和工作能力》，《选举运动周报》第2期，1933年9月10日。
(37)《选举运动中查田斗争》，《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6日，第6版。
(38)(44)《宁都查田运动的好成绩》，《红色中华》1933年8月22日，第3版。
(40)《胜利县选举运动的经验》，《红色中华》1933年10月27日，第3版。
(41)《选举运动中的经济动员》，《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6日，第6版。
(42)以长汀为例，截止1933年5月，城区南郊退回530元，西郊220元，东郊29元，北郊11元，城中319元，共退回1109元。参见《争取光荣红板》，《红色中华》1933年5月5日，第5版。
(43)《退回谷票的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5月20日，第3版。
(45)《宁化全县主席加入红军——加强苏维埃对战争的领导》，《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3日，第2版。
(46)《各地选举珍闻》，《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3日，第3版。
(47)《选举运动中扩大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6日，第6版。
(48)(56)《万泰各区选举运动》，《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9日，第3版。
(50)《江西省选举运动检阅》，《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3日，第2版。
(51)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934年及补遗部分)》，1993年，第350－351页。
(52)《福建省选举运动检阅》，《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3日，第2版。
(5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3－3154页。
(54)(63)董必武：《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26日。
(56)《万泰各区选举运动》，《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9日，第3版。
(57)《万泰动员计划的流产》，《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日，第1版。
(58)《江西十月节前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总结》，《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日，第1版。
(59)《反革命分子破坏扩大红军的新阴谋》，《红色中华》，1934年2月12日，第2版。
(60)《二十天来瑞金的突击运动》，《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3日，第1版。
(61)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江西省档案馆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4页。
(64)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1辑，1989年，第78页。
(66)《兴国热烈借谷运动》，《红色中华》1933年5月5日，第7版；《借谷不要收据的竞赛》，《红色中华》1933年5月20日，第3版；《退回谷票的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5月20日，第3版。
标签：中央革命根据地论文; 苏维埃论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论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论文; 红色中华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根据地论文; 时政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