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的可能性和条件——以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比较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可能性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及分析框架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发展不仅意味着在既有不平衡的国际格局当中获得相应平等的地位，更昭示着机会和可能——国家走向富强、民主、文明，人民摆脱贫困和苦难，进而平等地享受时代赐给人类的各种福祉。所以，自二次大战以后探求发展之路逐渐成了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核心主题。作为对这一伟大实践的反思与探索，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发展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集中探讨了发展中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的道路、可能性、条件以及可能出现的困境，从理论演进的意义上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主要流派：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即发展经济学，一直是发展社会学演进过程中形影不离的参照物。尽管这两门学科相对自成体系，都有独立的发展逻辑，但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比性和对应性。究其原因，乃是两者所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正如缪尔达尔所言，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澄清我们所指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意义的行为，就暗含着一个也包括所有非经济性的决定因素在内的分析。[1]
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按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学科内部的问题意识递进、发展的逻辑线索，这是纵向的、否定之否定式的路径；另一条是横向的，即两门学科各个理论流派之间的对应比较。这两条线索又是相互交织的。通过比较社会视角与经济视角对发展问题的思考，探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可能性与条件。
二、发展的两个主要维度
二次大战以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它们面临非常现实且迫切的问题：如何追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不可否认，意识形态的原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
现代化理论的关注点是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问题。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探讨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前期现代化理论主要借鉴自从洛克以来那些关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理论（注：日本人富永健一认为，如果把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归结为工业化和民主化，这些参照理论也应该被认为是现代化理论。）和分析框架。但由于这些分析框架是参照西方的而不是民族国家自己的经验提出的，所以前期现代化理论显得过于简单和抽象：“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式的两极对立、发展道路的整齐划一（单线进化）、理论的可操作性弱。后期现代化理论是在修正前期理论的使命中出现的。第一，他们不再把传统与现代性看作是两个内部始终如一的均质的统一体，而是认为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性内部都包含着性质不同的要素；不再把传统和现代性当作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而认为两者是可以相互共存、相互补充的。第二，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向和模式。第三，不再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期望将内外因素结合起来，从两者的相互作用中来考察现代化过程。第四，不再拘守在进化论和功能主义的范式之内，而是企图拓宽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3]
现代化理论错综复杂、意涵丰富，但概括来说，存在着两个鲜明的维度，一个是结构维度，一个是过程维度。
1.结构维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功能主义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通过提出“变项”的方式来论述社会结构尤其是现代社会结构。对于现代社会的结构，帕森斯强调下列各组变项：市场体制和市场体制中合同、财产、职业构成的“经济复合”形式；摆脱宗教和种族控制，具有领导能力、权威性和条理性的“政治复合体”形式；带有普遍性的法制；社团与利益集团；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民族主义。对于现代化的模式，帕森斯列举了阐明价值观念的模式变项：特殊性对普遍性；广泛性对专一性；品质对行为；易感性对冷漠性；行动的集体倾向性对自我倾向性。他认为每一组变项的后者的组合体就是最全面的现代化社会模式。[4]帕森斯还把社会发展过程看成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在这个基础上，现代社会作为系统高效率地、顺畅地运行。列维则从社会结构方面把现代社会与非现代社会作了九点区分，涉及组织的专业化、相互依赖性、关系重点、集权化模式、交换的普遍媒介和市场、适应普遍结构、官僚政治、家庭因素和城镇—乡村相互依存等方面。
其实，发展经济学也不乏对结构的关注。它认为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重要区别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同。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为发展中国家的优先工业化和计划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传统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存在结构差异，农业部门中有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为零。所以，在维持低工资率的条件下，工业部门可以得到无限制的劳动供给。霍利斯·钱纳里对经济结构的研究同样是非常著名的。他在《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把经济发展视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涉及到需求、生产和就业的构成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外部结构等等。这些内部和外部结构的变化表明了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换。[5]其实，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都昭示着一个框架问题。尽管其宏观色彩较浓，但就整体与秩序而言，它却是最基本的建构问题，因为框架意味着边界，更意味着可能性；结构不仅具有静态的限制性功能，更具有动态的形塑功能。
2.过程维度对应的理论基础则是进化论
这样一来，动态视角便被引入其中，从而加强了对从传统到现代社会变迁的阶段分析以及相应的特征分析，进而获得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亨廷顿总结了现代化过程的九个特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革命性的、复杂的、系统的、全球性的、长期的、阶段性的、趋同的、不可逆的以及进步的过程。[6]帕森斯从世界史的角度以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关系为标准向人们展示了非常富有启示意义的现代化进程：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北角（英国、法国、荷兰）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第二阶段以欧洲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化不平衡的落后状态，这一阶段产生了纳粹的大动乱；第三阶段的主导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民主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得更为紧密。[7]过程维度展示的是变迁和积累的道路，它提醒发展中国家别忘了扎实地走好每一步。
在发展经济学中，过程维度方面的突出代表是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他在其名著《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清晰地勾画了经济增长的具体历程：传统社会阶段，其结构是在有限的生产函数内发展起来的；起飞前提条件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阻止报酬递减，从而享受由复利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和机会，出现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以及蔓延着新的态度；起飞阶段，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经济集中于工业和技术的相对狭小的综合；走向成熟阶段，经济展现出超越曾推动它起飞的初始工业的能力，在非常广泛的资源范围上吸收和有效地利用现代技术的最先进成果；大众高消费阶段，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越来越倾向于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普及；后来罗斯托又增加了第六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从这里，可以看到过程视角在两个学科中的高度契合。
三、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困境
依附理论可以说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评和反动。一方面，由于前述的原因，早期现代化理论存在着很大的理论困境。另一方面，六七十年代的遍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大潮逐渐降温，第三世界国家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发展，但面临的问题仍然非常之多，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发展的道路问题——可以说现代化理论提供的模式不是灵丹妙药，甚至很难说是对症下药。依附理论倾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归根到底是由于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地位产生的，在试图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中却很可能跌入依赖发达国家的陷阱，而这种水平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低度发展。巴西人多斯·桑托斯是该理论的著名代表，他认为，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8]桑托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曾经历了三种历史类型，按照时间顺序，第一种是殖民式依附，第二种是金融与工业依附，第三种是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与工业的依附。德国人弗兰克也是该理论的一位重要阐释者，他提出了著名的“都会—卫星”结构，弗兰克认为，不发达国家就像没有自控能力的卫星一样，其发展受制于这种结构中的卫星地位。所以他激进地主张，发展中国家只有摆脱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附，才有发展的可能。
依附理论提出自己的“都会—卫星”、“核心—边缘”模型，强调现时代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经贸往来、经济合作更大的可能是加大两者之间的差距。该理论建构的基础性概念是“不等价交换”，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但在发展社会学中，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基于伊曼纽尔的理论：边缘地区的工人所得的报酬远低于核心区工人所得的报酬，所以，用边缘区的低工资产品来和来自核心区的高工资产品进行交换的过程本质上是不等价的。核心区很容易得到来自边缘区的便宜的产品，假如核心区自己生产这些产品，由于核心区的高工资，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就远高于从边缘区购买的同样的产品。相反，边缘区如果购买来自核心区的产品，因为核心区的高工资，边缘区所付的价格就必须远高于边缘区自己生产同样产品的价格。交换的结果自然是，边缘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换流入核心区高工资产品的生产商手中。所以，国际贸易的过程并不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对贸易双方都有利。[9]因而依附理论坚定地主张：如果不割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脐带”，结局必将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与依附理论的悲观见解相仿，一部分发展经济学家也表达了同样的凝重。“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只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相对于制成品呈恶化趋势。由于实际收入增长所产生的对制成品需求超比例的增长，技术进步将有利于制造业；收入增加对食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却不会产生相同的效果。需求的自动乘数效应的缺乏，加上原材料和食品的低需求价格弹性引起既是周期性也是结构性的跌价。[10]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不相信市场—价格机制的均衡力量可以自然而然地促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在其名著《亚洲的戏剧》中，他详细地分析了依附理论以之为基础却又没有表达出来的另一面——不是从穷国与富国发生关系的过程和结果来考察，而是对这种过程的起点（也就是对穷国本身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换句话说，缪尔达尔想搞清楚不发达国家贫困的原因和根由，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导致了不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注：这里当然包括世界结构的历史原因，具体讲就是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原因，另外也包括贸易不对等的因素，但是缪尔达尔的分析侧重点不在于外部原因，而在于不发达国家的内部原因。）他以南亚国家为例，从经济现实、制定计划、劳动力的使用以及人口质量四个大角度对不发达进行了细致的剖析。缪尔达尔认为，成为不发达国家的确切含义是，在那个国家的生活和工作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而又为数甚多的令人不快条件；产出、收入和生活的水平很低；许多生产的方式，以及态度和行为的形式是不利的；而且存在着不适宜的各种制度——从国家一级到控制家庭和四邻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各种制度。[11]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和条件都在一个他称谓“积累的因果关系”机制中进行着恶性循环，即使某一部分的相对发展，也很难产生发达国家所出现的“扩展效应”，而更多的是形成一种独特的“回流效应”。这种境地不能不说是一种悲观的境地，所以缪尔达尔精心挑选了“戏剧”（古典意义上的）来表达这种处境。尽管他认识到这种境地也可以改变，但是除了西方更大的关心以外，发展中国家自己本身需要更大的努力、更迅速更有效的改革，以及承担相应的更大的代价。
四、发展中国家的可能后发希望
尽管依附理论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按照其理论，不发达国家只能是低水平发展，很难摆脱这种不发达的宿命。以沃勒斯坦为首的一组激进的发展研究者发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有些新活动不能用依附理论来解释。如东亚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区的经济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由于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开始向经济超级大国美国提出挑战，因此，很难用“制造王国”、“依附发展”或“动态依附”等来描述并解释东亚经济奇迹。同时，美国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出现，越战的失败，水门事件，1975年的石油禁运，7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政府财政赤字，80年代的贸易鸿沟的扩大。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正在动摇。为了重新思考过去20年世界经济出现的新问题，沃勒斯坦与他的同事们发展了新的世界体系理论。[12]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以前的社会研究偏重于以单一国家和社会为分析单位，在某种意义上将整个世界割裂开来，并很容易造成不发达国家模仿追随发达国家的模式。针对这种现象，该理论主张将世界作为一个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这可以说是一种气势恢宏的分析视角，它力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重新建构世界秩序，用世界体系论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新书写现代历史和单一世界体系发展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解释，假如我们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抱着框定未来的目的，我们就必须解释什么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以及为什么。[13]世界体系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不断扩展的单一世界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通过劳动分工与资本积累，世界体系不断由欧洲向整个世界扩张，从而形成“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模式。二是多个国家并存的国家体系，一方面是某些国家不断地扩展他们的管辖权，另一方面是融入国家体系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加。三是广泛存在由资本和劳动力关系决定的社会阶级。至于世界体系的发展，一方面是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不断出现繁荣—平衡稳定—上升—衰退的周期；另一方面是指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商品化、机械化、合同化、互相依存和两极化。[14]可以说，世界体系理论既是对依附理论的继承又是对其的批判。继承之处在于它大体接受了依附理论的不平衡分析框架，而批判则表现在不满意简单的“核心与边缘”的两极划分，提出在世界体系中起重要作用的半边缘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核心—半边缘—边缘”这种模式是处于变动之中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世界上某些特定地区可能会朝有利的方向改变自身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的结构角色。[15]
理解世界体系理论的突破口在于大视角下的世界格局分析，尤其是对半边缘地区的产生、发展及运作机理进行剖析。不发达穷国不可能一步跨进发达富国的行列，那么这个中间过程如何才能出现？它的存在状态是怎样的？需要什么条件因素才能确保其继续前进？所有这些问题也是后期发展经济学所着力思考的：这个中间过程的出现是靠自由市场的力量还是其他的力量？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使发展经济学内部形成两个理论派别：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和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的发展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过于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从而导致突出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人为地过于突出工业化和计划化），这样一来就忽视了自由市场的作用。该理论以东亚的兴起作为经验的出发点，主张推行自由市场，改变价格扭曲，重视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和自由贸易。但是，拉美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换来普遍的经济繁荣，相反却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使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批判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对新古典主义批判的关键点就是批判它的各种假设、其前提条件的不现实性以及对现实的过分抽象。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善的，这就暗含着把交易费用视为零和信息完全性这样不现实的前提假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人”是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善、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高昂和缺少若干市场因素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从深层次来看，不现实的假设还让人们片面认识市场和国家的作用，低估或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6]所以有的学者把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的发展经济学归纳为以制度分析和信息分析为取向，主要考察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市场非常重要，制度也非常重要，那么怎么来解释呢？经济学家们或直接或间接地重新提起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来的比较优势学说传统（注：该传统的主要理论有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谢尔(Heckshe)—俄林(Ohlin)的要素禀赋理论。）。阿瑟·刘易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对发达国家制成品生产数量存在依赖关系时，就指出如果用边际工资率指标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学说强调在经济发展中民族国家要注重在生产要素方面培养自己的优势，在国际交往中才会有自主性和主动性，才会得到巨大的利润回报。同时，也才会促进本国经济持续的、坚实的、整体的繁荣。
伯拉沙(Balassa)提出阶梯比较优势论，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它们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迅速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一落后”两极划分不同的是，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在此基础上，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一种动态演变的过程……在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段。[17]
与伯拉沙的思路相似，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通过解释“东亚奇迹”提出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假说。林毅夫认为，经济的外向型（出口导向战略）不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其结果。赶超战略（放弃大部分产业而集中扶持少数产业）会付出巨大代价，同时会牺牲效率。经济发展的真实意涵不是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增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要素禀赋结构（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较早地放弃了赶超战略，企业从利用其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出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获得较高的利润，进行了较快的资本积累，反而使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加快，最终进入发达经济的行列。其中的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这里的每一阶段都遵循了经济学中所说的比较优势原则。[18]
总之，沃勒斯坦等人所勾画的世界动态格局不断地得到经济学家们在经验层面、操作层面上的支持和证明，后者的研究也丰富了世界体系理论本身。
五、关于发展问题的启示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比较清晰的关于发展问题的逻辑线索。首先，无论是发展社会学还是发展经济学都经历了类似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道路：在发展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开创了探讨的起点，依附理论是在批判前一理论（过于注重国家内部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而不满意于依附理论只关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外部关系的解释框架，世界体系理论对前两者进行了整合。相应地，在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奠定了分析基调和框架，新古典主义站在市场的基点上否弃了结构主义的计划化和工业化的偏激思路，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思路以及比较优势理论向人们展示了兼容宏观框架分析与微观机理培育的多维视角。其次，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二者之间展示出高度的契合和关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一个全方位的变化过程，但是作为标识性的特征，结构与过程是发展的两个主要维度。不发达国家之所以突出发展问题就是因为其不发达，发展的困境理所当然地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仍存在发展的可能与希望，怎样把握这种可能与希望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所有这些问题在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都得到了同样的重视，而且所进行的分析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众多方面所达成的契合与一致，至少说明关于发展问题存在着很多具有共性的观点和看法。其实发展本身既是社会问题又是经济问题，两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只不过社会学角度倾向宏观概括，而经济学角度更具有操作性。在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发展的逻辑、发展的机遇与条件、发展的困境与障碍、发展的可能性等等逐渐地走出混沌而变得相对清晰起来。
第一，发展的结构和过程是理解发展问题的重要思路，发展的逻辑要求正确地对待结构、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单个人来说，发展往往是内在的。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则是结构的变化。所以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都把结构的变迁作为发展的方向。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如此强调现代社会中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模式变项，就在于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社会的顺畅运行、提高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样，经济的现代结构对经济的繁荣与贡献要远远大于以前的经济结构。过程和步骤问题也十分重要。即使帕森斯有简单化的倾向，但他从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是否协调发展的角度论述现代化的过程至少说明他还注重发展过程的条件成熟性。亨廷顿和罗斯托对阶段性的强调也说明了发展一定要注意阶段的积累和循序渐进。前提条件的成熟培植是发展过程每一阶段走得既快又稳的重要保证。当然由于具体情况和条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可能很不一样，最后走向的目标可能差距也很大，但是这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忽视过程与结构的重要理由。回想起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漫漫现代化历程（注：按照罗荣渠先生的界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开端于18世纪前后。），现在那些过分、过快追求赶超的国家真的应该认真地反思。
第二，发达国家（先发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同时处于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平衡的结构。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地位、实力、优势在起点上就不对等。依附理论与缪尔达尔学说中的悲观情绪并非无病呻吟，因为这说到底是个资本积累和资本转移的问题，涉及到资本积累的幅度、比例及其转移的方向和数量。在一个既定的时间段内与相对固定的要素条件下，不同水平的要素配置结构相互作用的确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态势，当今世界上某些后发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就是明证。更让人担忧的是，这可能引起一连串的恶性循环：经济结构很难升级，整体水平不断恶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即使出现了“双赢”，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增量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增量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繁荣是畸形的和不可持续的，那么这种繁荣至多是一种依附性繁荣（或者用刘易斯的话说，则为“牵引增长”）。同时，伴随着它的另一重要后果则是社会的正常结构分化受阻，或是出现畸形分化，对社会运行造成许多的负面影响。
然而，依附理论等提出的“摆脱依附”的观点并不可行。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完全独立地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满足国内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没有借鉴与吸收，以闭门造车的方式很难产生具有前沿性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且生产要素的有限性和需要增长的无限性之间愈益紧张。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发达国家互通有无，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世界上限制对外交流的国家（比如北朝鲜）所提供的教训值得深思。在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时代，一个国家可以完全自给自足，自得其乐。在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不积极地融入世界，其结局则有目共睹。
那么是否后发国家必须接受不发达的宿命？现代化是否永远是它们不可实现的梦想？世界体系理论总算带来了一些乐观的希望。按照沃勒斯坦等人的分析，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庞大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这个体系以强大的力量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同时这个体系里也存在一种流动机制，如果把握好机遇，发展中国家还是能够迎头赶上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处于劣势，但是可以有意识地融入与世界的互动，逐步培养自己的竞争优势（有些人称之为“核心竞争力”）。从经济方面来说，就是通过结构的升级使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具有竞争优势。
同时，也不能忽视制度分析与制度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已有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一定要注意培植合理的制度构架。制度对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手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19]刘易斯的这番真知灼见只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切入的，其实，制度的社会意涵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制度能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化的机制和意义系统。进行约束与提供激发都是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且价值观念系统通过支持制度的存在与运行，使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形塑行为。
第三，由于落后国家在发展中总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因而始终面临着一个如何借鉴的问题。发达国家所提供的模式是否适合落后国家？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模式的借用并不奏效，有些国家甚至由此引起了混乱与恶化。这说到底是一个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既然这些模式使西方发达国家走向成功，说明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合理性。在人类历史上，那些能够引起社会巨大进步的变革机理与逻辑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高效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其运行机理和逻辑与西方成熟模式所要求的差距悬殊。由于两套机理和逻辑不能兼容，所以机械地照搬往往会造成不适应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就必须进行以适应先进机理与逻辑为方向的变革。当然长年累月所形成的机理与逻辑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尤其是这种机理与逻辑所适应的客观条件往往没有巨大的变化。有些人看到引进西方模式产生了重大的挫折，转而主张在本国挖掘促进发展的资源，赋予“国粹”以振兴本民族国家之大任。应该承认，人作为文化的积淀、历史的传承，传统（尤其是优秀传统）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彻底的割舍。问题是，即使优秀的传统也是附生在传统生活的机理与逻辑上，不改变机理与逻辑而单纯强调恢复传统，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将收效甚微。
如何改变传统逻辑从而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逻辑，可能是发展问题的核心。发展逻辑的建立并不仅仅依赖于技术器物的引进，组织制度的兴建有其更深刻的意义。如缪尔达尔所说，社会体系由大量互为因果的内部联系着的关系组成。其中，经济条件与非经济条件很难整齐划一地分开，社会体系中不存在上和下、第一和第二的问题，经济条件的地位不会优于其他的条件。所以，除了经济条件的改变，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相应调整非常重要，以下深层次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因素也需要格外的注意。
首先，态度问题。早期社会学家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相互关系的经典研究，自不待言。在经济学家当中，罗斯托认为，很多最深刻的经济变化是人类非经济动机和愿望的结果。凯恩斯强调，如果人的天性不愿意冒险，除利润之外对建设工厂、铁路和开矿本身丝毫不感兴趣，那么，纯粹作为冷静计算而进行的投资就不会有很多了。[20]政治学家亨廷顿对韩国和加纳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21]人不同于机器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不仅仅是作为事实存在，还作为潜在存在。如何激发其内在的潜能，不同的态度可能得到相去甚远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态度是结构功能主义模型中的重要维度，它对于变量的改变和结构的分化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同时还是社会整合的粘合剂。很多发展中国家过于急功近利而忽视这个相对“慢功夫”的重要因素，应该引起足够的反思。
其次，平等问题。无论怎样的社会，如果要健康、正常、有序地运行，都要坚持一些基本的人类价值，平等便是其中之一。帕森斯反复强调价值规范对于社会结构功能具有重大的作用。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改变，而如何改变、怎样达到改变所预期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则是激励问题。如果注重机会平等，那么就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同等的合法性证明，而这对于激励机制得以正常运作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机会平等能较大限度地克服发展中的垄断和腐败问题，这反过来也加强了激励机制的作用。可喜的是，我国政府现在清醒地意识到了平等在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并开始在政策上进行一系列有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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