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童子科新论 *
周扬波
内容提要 宋代童子科由于发展出对登科者赐秘阁读书、免文解两种主要安置方式，较好地解决了童子科长期存在的“速成”与“善养”之矛盾，因此由之前的频繁废兴而至南宋趋于稳定。宋以下则分化成两条路线，一方面向上发展成神童荐举；另一方面则与进士科“考下庶童”这一洪流相结合，向下汇聚成明清科举起点童子试。
关键词 宋代 童子科 神童 童子试
宋代科举制历来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童子科由于选拔对象低龄且小众，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尚存疑问和剩义。(1) 宋采义是国内较早探讨童子科的先行者，肯定了该科对宋代选举和教育的贡献，同时也认为其存在许多“难以克服和不可能克服的弊病”(宋采义：《谈宋代神童举》，《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汪圣铎在肯定该科“一定的积极作用”后，认为其“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所以“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汪圣铎：《宋代的童子举》，《文史哲》2002年第6期)；许友根认为宋代童子科属于制科，并探讨了该科的选人及影响(许友根：《宋代童子科考述》，《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祖慧、周佳则以统计成才比例的方法肯定了该科选拔人才的成效，并认为该科非常选的临时特征便于国家调控文治导向(祖慧、周佳：《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周佳、汪潇晨等利用《宋代登科总录》的数据与传记资料，探讨了该科的停开频次、人数变化、待遇仕途及籍贯分布(周佳、汪潇晨、[日]平田茂树：《〈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另有朱红梅的《唐宋童子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刘钰琳的《论童子举》(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1年)两篇硕士论文跨代探讨了含宋在内的古代童子科，但限于学力问题不少。 总体来说，已有成果大体解决了宋代童子科的沿革、程序、内容、待遇等基本问题，但在两个重要议题上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一是成效评价，负面评价聚焦其专重诵记的选拔方式，肯定者则着眼于选拔结果中的优质人才；二是科目性质，或认为其属制科，或认为其属既非制科也非常科的特科。以上对立主张各有依据，之所以矛盾是因为皆限于断代且囿于各自视角，故未能得出全面结论。本文拟在长时段的视野下纵向梳理宋代童子科的新变和影响，力求对其性质和成效得出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对其在科举史中的地位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
一、童子科的屡废屡兴
南宋咸淳二年(1266)七月，礼部侍郎李伯玉上言：“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宋度宗准奏，次年罢童子科。(2) 脱脱：《宋史》卷46《度宗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896页。 自唐代设立以来，童子科废兴频繁，至此归于沉寂，且经元代短暂复设后永久废止。
采用右胸导联R波振幅比率的心电图算法，发现V3R、V4R、V5R导联的R波振幅比率两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3。经ROC曲线分析发现，V3R导联R波振幅比率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49，大于V4R导联R波振幅比率的AUC(0.781)及V5R导联R波振幅比率的AUC(0.697)。V3R导联R波振幅比率以0.41为界值,鉴别流出道室早左右室起源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81.4%和83.3%。见图1。V3R导联R波振幅比率≥0.41为LVOT起源，反之则为RVOT起源。
李伯玉所谓“速成”，是指童子应试能力达到登科要求；而“善养”，可以理解为在童子成年之前充分培育综合素养。两者之间矛盾的难以解决，应是该科数百年来废兴无常的根本原因。童子科废兴频率为历代科举各科目最高，唐和五代废止次数分别为4次和3次，两宋合计9次(见表1)。目前相关成果都关注到了童子科的屡废，却未留意唐五代与两宋频率的差异，以及屡废又屡兴的深层原因。宋代虽然合计废止9次，但北宋在不足百年间即废止7次，却仍屡废屡兴，南宋仅有2次(最后一次废后不设)，表明童子科从北宋到南宋存在一个由动荡趋于稳定的过程。
表 1唐五代两宋童子科废兴表
从唐到北宋的频繁废兴到南宋的渐趋稳定，其间经历了什么转变？唐五代废兴之间虽数作调整，但收效甚微。(3) 金滢坤：《唐五代童子科与儿童教育》，《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唐初对于登科童子，根据考试成绩或赐官或赐出身，(4)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162页。 代宗大历三年改为全赐出身。(5) 王溥著，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卷76《贡举中·童子》，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199页。 这些人中除少数赐官者外，多数赐出身者出仕须守选。五代后唐明宗规定童子科“及第后，十一选集”，(6)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5《选举考八·童科》，中华书局，2011年，第1018页。 王勋成认为此制由唐代沿袭而来。(7)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61页。 唐五代童子科及第后若求早日出仕，尚可选择再考制科、吏部科目选、进士科等。(8) 金滢坤：《唐五代童子科与儿童教育》，《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但据朱红梅对唐五代童子科入仕情况的统计，唐代直接由童子科入仕者32人，占中童子科者总数53人的60.38%，而再由制科等方式入仕者仅2人，其他尚有不明情况者19人；五代直接由童子科入仕者4人，虽然只占中童子科者总数14人的28.57%，但由于尚有8人情况不明，所以这个比例仅是保守估计，而可考由进士科等方式入仕者仅2人。(9) 朱红梅：《唐宋童子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第23页。 总体来说，唐五代多数童子登科后都选择守选待仕，政府对他们漫长的待选期并无妥善安排。“名成贡院，身返故乡，但刻日以取官，更无心而习业”，(10) 张允：《请罢童子科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55，中华书局，1983年，第8968页。 是当时登科童子守选的常见状态。唐五代并未有效解决童子科“速成”和“善养”的矛盾，始终未能选拔出满意的人才群体，故而屡兴屡废。
第二阶段(仁宗朝至徽宗朝)：本阶段是调整频率最繁而又初显宋制新貌的时期。在废兴频率上，罢科多达7次。仁宗即位次年(1023)，由刘太后垂帘听政的宋廷令乞试童子王国祥候年长应举，是有记载的宋代首次拒绝童子应试。天圣七年(1029)赐童子刘应祥出身后，令于国学听读。以上两项变动，初步体现出宋廷将童子科与进士科、学校教育融合的愿望。仁宗明道二年(1033)亲政后，先后应试的四位童子无一称旨，仅各赐绢二十匹，此为宋童子科黜落之始。之后即在景祐五年(1038)声明“今后不得奏念书童子”，并在赐数位童子出身后(其中庆历七年赐郑佐尧出身后许国子监听读)，又于皇祐三年(1051)重申罢科，且终仁宗朝未复科。哲宗元祐元年(1086)再次罢科，但之前童子朱君陟受赐出身时，诵书成绩“为第一等”，且其兄弟朱君陞仅受赐绢，表明此时不但有黜落机制，且对考试成绩做了分等。徽宗即位初期，在先后录取和黜落几位童子后，于大观四年(1110)宣布罢科。政和二年(1112)九月拒绝了9名童子乞试，并于同年十二月重申止绝。继于政和六年将念书童子应试年龄由十五降低至十岁，尽管四年后又取消了这项限制，但结合徽宗不断调整且录取有限的情况，说明宋廷对童子科相当不满且一直试图努力改善。徽宗朝作出的最重要调整，是政和五年(1115)(14) 《宋会要辑稿》之《崇儒二》载政和五年，而同书之《选举九》载政和四年。据《崇儒二》政和五年条制，优等四人，曹芬、骆庭芝同上舍出身，成绩更优者金时泽、李徽童子出身。 赐国子监合格优等小学生金时泽、李徽童子出身，并赴将来廷试，这是继仁宗赐童子出身令于国子监听读后，首次将童子科与学校升级体系、进士科三方面结合起来。
经过以上梳理，再来检视文首所揭先行研究成果之间存在的两项矛盾。首先科目性质上宋童子科既非单纯的特科、制科或常科，而是从类似制科的特科经数次调整逐渐转型为常科，然后到南宋末期因完成历史使命而戛然废止。其次检视成效。宋代童子科长期被视作得才有限，但祖慧、周佳列出含数位杰出人物在内的宋代童子科出身为官者42人，认为相较十万进士多沉选海，该科成就人才已算众多。(20) 祖慧、周佳：《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此论断改变了学界成见，但其实42名童子出仕后不少也只是沉浮选海，而其中优异者可以基本分为两类，他们均需在童子科出身基础上再获出身：一类是秘阁读书(元丰改制后改为“秘书省读书”)出身计7人；(21) 原文尚遗漏赐秘阁读书首位神童邵焕，因不影响统计结果分析，此处暂不计。赐神童秘阁读书的考虑，是“以其尚少，虑性或迁染故也”(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卷3，中华书局，2000年，第121页)。 另一类是进士出身计20人，(22) 原文统计16人，漏计其自制官员表中进士陆德舆、余应求、周天骥、蔡蒙吉4人。另有陈晦登童子科后再登制科，因数量上不影响统计结果此处暂不计。 由于两类兼备者有4人(杨亿、宋绶、晏殊、王克勤，他们代表最杰出的神童群体，其存在一直是童子科延续的重要理由)，故统计得优异者23人。这两类出身均可在唐五代找到源头，如唐吴通玄“举神童，补秘书正字”，(23)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5《吴通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732页。 五代贾黄中“六岁举童子科……十五举进士”，(24) 脱脱：《宋史》卷265《贾黄中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160页。 但皆偶见不成制度，所以这种双轨措施的定型，可以视作宋朝童子科的时代创新。前者用于培育尤为颖异的童子即公认的神童，后者主要用于再造表现相对普通的童子，两类童子待到出仕时，通常在年龄和素质上也都达到了政府的用人标准，较好地解决了“善养”和“速成”的矛盾。两类措施相比，前者所得人才，不到优异者的三分之一，仅占总数的六分之一；而后者得到的人才，占优异人才的绝大多数，并占总数约一半，成为宋代童子科的主要选育方式。唐宋童子科屡废屡兴，性质上则存在特科与常科之间的变迁，至此也可获得合理解释：荐举灵活但登科规模和劝学效果都有限，不符合科举社会儿童群体应试的时代需求；常科登科规模较大且劝学效果较佳，但仅获少量优异人才从而成本过高。通过南宋一主一辅的双轨选拔措施，童子科历来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得到了圆满解决。
二、两宋童子科的变迁
纵观两宋童子科变迁，可以发现其在制度上不断调整，远较唐五代丰富和完善，根据集中记载的《宋会要辑稿》之《选举九·童子出身》及相关史料，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加强野外火源管理。防火期内，各级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安排专人值守，74个视频监控点全部开通，实行24小时自动巡航，发现火源自动报警；98座了望台安排双人双岗，不间断观测林区火情；进山路口安排防火检查站，宣传防火知识，严防火种进山；全市2300名护林员上岗到位，加强野外火源巡查；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及时查处森林火灾案件，坚决打击野外违法用火行为。
第一阶段(太宗朝至真宗朝)：此期以承袭唐五代制度为主，但已有所创新。应试合格者沿袭前朝赐童子出身，优异者径授秘书省正字等官。而杨亿、邵焕、宋绶、晏殊等杰出者于秘阁读书，则是宋代新创。应试方式以皇帝亲自召试为主，其他尚有国学考试、中书试等，报名方式主要是州路荐名和诣阙自陈等，所以此时性质上属于接近制科的特科。(13) 徐松：《宋会要辑稿》之《选举九·童子出身》，中华书局，1957年，第4407～4411页。本节文献出处由于以《宋会要辑稿》该篇为主，故除其他史料外，不另逐一出注。
“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我相信随着相关政策陆续落地，民企的生存环境会大大改善。”江苏常州东奥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斌说，现在企业营商环境逐步好转，金融部门对民企的大力扶持也在见效。最近东奥公司的还贷压力减轻不少，现金流相对充裕一些了，正跟外企展开深入合作。
第三阶段(高宗朝至南宋咸淳三年罢科)：此期仅在高宗初期罢科1次，此后即趋于稳定，是自唐以来童子科最为稳定时期，也是宋制完善成型的时期。高宗于绍兴三年(1133)以“可以知人主好恶，不可不审”为由，拒试9童子而各赐束帛遣归本贯。绍兴二十八年(1158)高宗君臣之间作了一番颇具代表性的对话，高宗说应考诵书童子“未闻有登科显名者”，参知政事沈该回奏“此等但能诵读，未必能通义理作文”，表明与历届宋廷相似，高宗政府仍觉童子科人才质量堪忧。但高宗贡献了两大重要革新举措，也是宋代童子科由动荡趋于稳定的关键举措。一是绍兴三年(1133)诏童子林佐国与免文解一次，从此免文解成为次于赐童子出身一级的奖励手段，也成为最主要的奖励手段，进一步将童子科与进士科结合。二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因礼部援引真宗朝童子黄敖中书再试例，高宗下令今后童子(含诸州保明和奏乞两类)先送国子监考试，合格后再送中书复试，确立了童子科的复试制度，推动了童子科的制度化。孝宗淳熙八年(1181)，诏童子科合格者分三等，上等推恩赐童子出身命官，中等免文解两次，下等免文解一次；中书复试不合格者，赐帛。在之前童子科与进士科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制度化。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针对童子科冒龄滥取痼疾，下诏：“自今后童子举每岁以三人为额，仍令礼部行下诸路州军，须管精加核实年甲挑试，结罪保明申礼部。国子监定以三月初七日类聚挑试，将试中合格人具申朝廷，用三月十七日赴中书后省覆试。”(15) 徐松：《宋会要辑稿》之《选举十二·童子科》，中华书局，1957年，第4467页。 这是两宋童子科首次确定取放名额和试期，并确立了童子结保由州军到国子监再到中书的三级考试程序，意味着宋代童子科经二百多年在特科与常科之间摇摆的状态后，终于确立为常科。之后实行的状况，成书于理宗端平三年(1236)的《朝野类要》有载：“十岁以下能背诵，挑试一经或两小经，则可以应补州县小学生。若能通五经以上，则可以州官荐入于朝廷，而必送中书省复试，中则可免解。”(16) 赵升撰，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二《称谓·神童》，中华书局，2007年，第54页。 十岁以下挑试合格儿童，可应补州县小学生，这是对于应试体制“速成”痼疾的最佳“善养”方式，对后世有重要影响，此待后述。至于复试“中则可免解”，文天祥《壬戌童科小录序》有较详描述：“童子十人挑诵国子监，既中，试中书如初考。吾里王元吉为首，该恩许两试太常，以次九人一试。童子归而课业，当为来科新进士。否则再试，能文，中即待年出官矣。”(17)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9《壬戌童科小录序》，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354页。 可知中书复试至少有两次机会，初次中书复试“如初考”，合格为首者免解两次，余人免解一次，来年到太常寺参加别头试。(18) 张希清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指出宋别头试先后有太常寺、武成王庙、大理寺数处，推测童子科免解人到太常寺是参加别头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3页)。 若未中进士则还可再参加中书复试，以“能文”为标准，又中即可授官守选。戴表元概括此时童科考试方式也说：“盖其法以通念九经而复试中能文为出身。”这应是鉴于之前一味念诵之弊，引进了进士科考试作文的方式。两次复试通过才授官增加了难度，但到南宋末仍旧出现得人过滥的问题。戴表元回忆儿时耳闻情形说：“试者岁不过一二十人，而中者不过一二人，则亦可谓难矣。景定咸淳中试员稍众，有司厌之……废其科不用。”(19) 戴表元撰，陆小东、黄天美点校：《戴表元集》卷7《昌国应君〈类书蒙求〉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戴氏所谓“中者”，从数量上看应是指授官者而不包括免解者。既然考生越来越多而所得人才又有限，而且考试标准和程序已与进士科趋同，则宋代童子科自然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北宋及南宋初期童子科尚属废兴不定的特科，且每科登科不过二三人。但从孝宗淳熙八年(1181)始推行登科分等和黜落制，(11) 徐松：《宋会要辑稿》之《选举九·童子出身》，中华书局，1957年，第4411页。 表明童子科趋于制度化，登科人数也明显增多。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童子科实行由州军到国子监到中书三级考试制度，并规定“每岁以三人为额”，(12) 徐松：《宋会要辑稿》之《选举十二·童子科》，中华书局，1957年，第4467页。 表明宋代童子科此时已是常科，同时政府试图控制登科规模。可以见出，南宋童子科的稳定，背后有着较为明显的制度化努力，值得深入探究。
三、从童子科到童子试
宋代童子科承袭唐五代童子科而来是常识，但对元明清相关制度的影响却未受关注。循着宋代童子科双轨措施往下考察，则可梳理出它们在后世或明或暗的变迁轨迹。首先是明线。元大德三年后始开童子科，通过者“并令入国学教育之”。明代“不设童科，间有以神童荐者，召至亲试，或留中讲读，或遣归就举”。(25)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49《选举考》，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 这明显继承了宋代童子登科后再教育的做法，只是从元至明童科又从常科重返为偶然荐举的特科，终于至清代湮灭无闻。清代偶尔可见“举神童”记载，如徐旭旦“十岁举神童，以燕子赋、榴花七律受知当路，一充拔贡，三中副车”，(26) 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3，清光绪刻本。 戴敦元“十岁举神童，学政彭元瑞试以文，如老宿，面问经义，答如流。叹曰：‘子异日必为国器。’年十五，举乡试”。(27) 赵尔巽：《清史稿》卷374《戴敦元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51页。 显然其中“举神童”均指破格考童子试之意，表明清人对于“神童”的认识已悄然转变。更值得重视的是暗线，即童子科与进士科结合的选拔方式。元代进士科只面向二十五岁以上成年人，可置之不论。明清则有面向所有儿童且制度相当成熟的选拔方式，即童子试。童子试作为明清进士科最基层的选拔方式受到关注有限，已有成果的兴趣点也主要在成年和老年童生身上。其实只要眼光下移到儿童童生即原本意义的童生(28) 郭培贵考察了“童生”一词来历，指出该词始自元代，原指少年儿童，明中叶以后用以专称未入儒学的士子，见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第124页。 身上，即可发现明清童子试与宋代童子科的渊源。一般认为童子试始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提学官制度建立，(29) 李兵、李志明：《明代童试及生员中举率再探》，《大学教育科学》2013年第4期。郭文安《明代童试确立时间考》(《江海学刊》2018年第3期)则认为童试确立应以州县、府、院道三级考试完善为标志，因此认为童试出现在正德朝，确立于嘉靖朝。 童生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方可进入官学成为生员，从而在“科举必由学校”(30) 张廷玉：《明史》卷69《选举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5页。 的明清踏上科举征途的起点。陈宝良则较为详尽地梳理了英宗之前生员的录取方式，指出在此制度草创期，有生员直接由府、州、县地方官或监察御史、按察司官考取，及里社推荐补员等方式。尽管这一时期官学录取生员的年龄要求是“年及十五之上”，(31) 佚名：《大明立学设科分教格式》，汪心：(嘉靖)《尉氏县志》卷2《庙学》，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第33页。 但其实也可看到儿童生员的身影。如明初刘子敏，乡校教官“识子敏于童丱，言于邑大夫，以为弟子员”，(32) 杨士奇：《东里文集》卷8《送刘子敏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年，第337页。 性质近于前述北宋仁宗朝郑佐尧进国子监听读和南宋理宗朝童子应补州县小学生，差异在于前者是推荐而后者经过考试。这种差异到正统元年童试确立就消失了，而且童子同样须保结无过，(33)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通过考试成为官学学生。而且，明清“童子试”一词本身，即源于宋童子科，《宋史》有“裁童子试法”(34) 脱脱：《宋史》卷35《孝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674页。 语，即指淳熙八年孝宗整顿童子科。这样宋代童子科的两种制度创新，在后世分化成高层和基层两条路线而被继承，尤以后者影响深远。
当然，若视童子科为童子试唯一来源，未免太低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童子试作为进士科的基层考试，主要源头还得从进士科上寻找。除了前述明初生员和元代进士有年龄限制外，进士科各个环节皆可见儿童与成人同场竞技。刘海峰统计得出历代“大部分朝代进士及第平均年龄皆在35岁上下”(唐代34.5岁，南宋绍兴十八年35.8岁、宝祐四年35.6岁，明清进士平均约35岁、举人平均约30岁、秀才平均约24岁)，同时也指出平均及第年龄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程度成正比，元代以前由于地区性解送考试无正式科名，所以20岁左右进士时有出现。(35)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0～214页。 考虑到古代官年作伪风气由增年向减年的转型正在两宋之际，(36) 张剑：《中国古代文人官年现象综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夏之卷。 且明嘉靖以后少报岁数越来越大(明代科举平均少报5.05岁，崇祯朝平均少报11.53岁)，(37) 陈长文：《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 刘氏这一看似矛盾的判断便可成立。李弘祺对两宋进士及第年龄的统计，是北宋平均30岁，南宋时增至33岁，也可印证这一判断。(38) 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昇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26页。 目前所能见到的十五岁以下儿童进士，皆出自在科举早期竞争相对尚不剧烈的时期，如唐刘宪“年十五进士擢第”，(39) 毛阳光：《新出土唐刘宪墓志疏证》，《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五代贾黄中“十五举进士”，(40) 脱脱：《宋史》卷265《贾黄中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160页。 北宋端拱二年(989)刘少逸13岁中进士，(4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三月壬寅”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678页。 仁宗朝14岁李慎交与兄慎修(16岁)“同时擢第”(42) 吕陶：《净徳集》卷25《秭归县令李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202页。 等。宋以下与儿童进士逐渐淡出相伴随的情形，是越来越多的儿童身影活跃在省试以下的科考层级中。如蔡襄“十五再就乡举……(其弟)时十三，盖亦与焉”，(43) 蔡襄撰，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36《祭弟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57页。 王安中“年十四荐于乡”，(44)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18《别集类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3页。 史尧弼“方十四岁……赴鹿鸣燕，犹著粉红袴”，(45) 周密撰，孔凡礼点校：《浩然斋雅谈》卷中，中华书局，2010年，第39页。 陆九龄“五岁入学……十三应进士举”，(46)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27《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中华书局，1980年，第313页。 阳枋“年九岁，九经诵毕……年十二，是岁应举”，(47) 阳炎卯：《纪年录》，阳枋：《字溪集》卷12《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430页。 陆秀夫“年十五应乡举”，(48) 龚开：《陆君实传》，陶宗仪：《草莽私乘》，清初钞本。 总体由北宋至南宋呈渐多之势。这一方面是科考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包括入学年龄下降、幼教举业内容增加等应试氛围不断下移所致的效应。这一趋势的方向是覆盖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可称之为“考下庶童”。上节讨论宋代童子科登科和应考规模壮大的情形，也应置于这一历史洪流中考量。总体来说，儿童在与成人的科场竞技中处于劣势地位，随着南宋以下科举竞争日趋激烈，儿童能够崭露头角的层级，便从北宋之前偶见少儿奇才的殿试，逐渐下降到南宋的省试、解试，然后到科举必由学校的明清，基本稳定在科举起点即童子试层面。
首先将新发现的软件缺陷录入到系统中，然后利用该系统对软件缺陷进行统计分析，一方面可以利用建立的缺陷统计模型和缺陷分析模型对软件缺陷进行分析统计，如软件问题按严重性等级统计等。同时，也可以利用基于ODC的分析统计模型对软件缺陷进行分析统计，如软件问题按缺陷目标统计、按缺陷影响统计等。
综上所述，宋代童子科经多方调整，发展出对登科者赐秘阁读书、免文解两种主要安置方式，较好地解决了童子科内在的“速成”与“善养”之矛盾，因此由之前的频繁废兴而至南宋趋于稳定，且最终因与进士科高度重合而退出历史舞台。宋以下则分化成两条路线，一方面向上发展成神童荐举，但渐趋废灭；另一方面则与进士科“考下庶童”这一浩荡洪流相结合，向下汇聚成明清科举考试起点，即童子试。
〔中图分类号〕 K244;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 2019) 11-0123-06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黄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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