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四川农村农民工“返乡”现象的调查与思考_劳务输出论文

当前四川农村农民工“返乡”现象的调查与思考_劳务输出论文

对当前四川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回归”现象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务工人员论文,前四论文,现象论文,川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川是全国“民工潮”的重要源头,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劳动输出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中的一个“超大型”产业,意义极其特殊,作用难以替代。近几年,四川外出务工人员出现了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回流”、“回归”现象,一些人依靠外出积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回乡创业,成了“老板”,引起了人们重视。一些人认为民工将从“挣钱型”向“创业型”转变,“打工潮”将被“创业潮”代替;要引导“川军”回乡,变“打工潮”为“创业潮”。因此,怎样认识“回归”现象?它的趋势如何?“回归”民工中除了个别的创业典型,整个层面上的情形怎样?带着这些问题,今年6月初,我们到四川省外出民工较多的丘陵区大竹县进行了专题调查。除分发“农户调查表”组织问卷调查外,还走访了外出民工较集中的周家镇、月华乡、李家乡等地的广大农户,和县、区、乡(镇)领导进行了座谈讨论,形成了一些认识。

一、外出是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不可或缺的门路

1.劳动力和资源的配置

以大竹县为例,这个县是四川省一个典型的农业丘陵大县,也是全省有名的劳务输出大县。该县位于四川东北部,境内地型呈“三山两槽”,深丘与浅丘相连。幅员2075平方公里,有耕地95万亩,人口102万。其中农业人口98万,农村总劳动力42.5万人。1996年地方财政收入939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51元,不仅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26元),也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1453元)。虽说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全省苎麻生产、纺织基地县(苎麻面积、产量全国第一),但人多地少,财力薄弱,农民从现有土地上增加收入的愿望难以实现。大竹的苎麻生产、纺织过去曾辉煌一时,现在和其他传统产业一样,受到替代材料的冲击,价格几乎削去一半,严重地打击了种麻农民,也使县城里围绕该项生产的数千工人停工下岗,成为政府包袱。从我们所到之处看,丘陵地区种养结构普遍雷同,家家户户大同小异,找到替代门路很难。

一般认为,我国农村大量闲置的劳动力主要是种植业剩余劳动力,牧区、林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较少,要完成开发任务,甚至需要吸纳外来的劳动力。四川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主要积淀在丘陵地区,而丘陵地区劳动力资源开发最迫切的压力就是资源贫乏,人地矛盾突出,产业结构单一,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格局,这对于农村和农民都是不利的。大竹县1996年现价国内生产总值300080万元,比1990年增长了85.05%,但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只比1990年增长25.17%,徘徊在122300万元左右,不及前者的三分之一。也可以反映出要靠农业吸纳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的潜力有限,也满足不了农民增加收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的希望。

2.已形成的转移优势

从大竹的情况看,转移早、规模大,已形成大气候。从80年代初期即出现外出“打工族”,逐渐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据统计,1989年外出务工人员仅有10416人,仅过了两年就猛增到10万人,1992年达到12.85万人,1993年有所下降,但1994年即达到18.65万人,到1996年,全县内转外输入数突破30万,异地转移人数超过13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993年以后外出务工人数有升有降,但从邮局这个可靠渠道反映出来的信息表明:外出务工收入比较稳定,大致每年收到外出务工人员汇款金额在32000万元~36000万元之间波动,波辐不大。随着外出年限的增加,工作变得稳定,使劳务输出有了巩固的阵地,外出民工中许多已站稳了脚跟。这个县的周家镇,离县城较远,地处山区与深丘,过去很穷,二、三产业发展又慢,留不住人。从80年代开始,这里即涌动起打工潮,三三两两开始,一带十,十带百,80%以上去了省外,而且流向非常集中,大部分在深圳宝安的公明镇,10多年的考验,周家镇在这里锤炼出了一支稳定的队伍,并已经深入到当地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是适应中国特殊的人伦习俗传统的。从农民到熟练工,许多老板不想放,舍不得放,也不会放。去年底和今年中国经济受国外冲击和本国市场需求乏力影响,许多企业开工不足,但周家镇的干部和农民讲,他们的亲属在当地扎下了根,没有受到影响,回来探亲的或结婚的年轻人也表示,把家里安顿好还是要继续外出。

3.与地方经济的关系

民工外出,基本动因是利益驱动,只要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趋势不能遏止,城乡、工农二元化分割体制鸿沟不能填平,这个趋势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可逆转的。对农民来说,它是合理的,对地方经济来说,是有利的。

大竹县的劳务输出已经成长为当地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劳务输出已渗入广大农村家家户户,劳务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已占居主体地位。全县75%的农户至少有一人在外务工、经商,1996年全县劳务收入4.3亿元(不含就地转移收入),占农村经济收入的25.5%,占农业收入的52.2%,人平劳务收入47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1997年全县外出务工收入超过4.8亿元,人平530元,加上就地转移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务收入达6.2亿元,人平680元。从1990-1996年,在外务工民工仅通过邮局兑汇的现金,就超过24亿元,户平达7692元,16万户农户靠外出务工脱贫致富,全县90%的农民翻修了新房。低矮阴暗的农舍已不复存在,现代化的水泥楼房正成为时尚,楼砌到三、四层的在田野上也不鲜见,家用电器、天然气、铝合金推拉门,阳台花园正在普及。

作为农业大县、丘陵大县的大竹本身来说,财政收入并不多,没有生长起能支撑整个县域经济的财路,农民也缺乏发家致富的特色经济。但到过大竹的同志都反映,这里变化很大,城乡面貌一新。当地的干部、农民对此也感慨万千。1996年,该县国内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只比1990年分别增长了85%、98.72%,但全社会投资额增长了515.27%,达到49905万元;城乡私人建房则增长了809.24%,达到28923万元。钱从哪里来,似乎已不言自明。在农村,农民们一致说,这些年凡是家里条件有了变化,起了房子买了车子的,大多是在外搞到了钱的。外出打工对于他们,今日不可无君,明日不可以无君。

二、外出与回流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

1.外出的特点

为了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工种、收入水平、家庭经济人口结构、回归原因、新的择业愿望、当地的社区环境条件等进行综合的全面了解,课题调查组走访了5个乡(镇),14个合作社的22户家庭。从调查搜集的数据看,外出人员年龄以20-35岁的为主。以自发为主,政府帮助为辅。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高中之间,外出地点有新疆、广州、上海、成都、达川、深圳、河南、福建、武汉、黑龙江、河北等地,流向多样且趋于合理,以省外为主(约占80%)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特别是广东、深圳。进入的行业分布十分广泛,有建筑、餐饮、加工、石材、保安、维修、制衣、五金厂、皮革、胶合板等,主要是满足经济建设急需补充劳动力的地区、行业和工种。从外出时间上看,22户农民最早外出的纪录在1981年,仅有1人,1987年1人,1988年增加到3人,其余的全部集中在1991、1992年之后,这和我国经济发展起伏脉博是一致的。从外出家庭人口结构看,家庭人口在3人左右的,在外务工状况不太稳定,需季节性回流照顾家庭或无精力再走,22户被调查户中有回流现象的,大多出在这类人口结构的家庭中;反之家庭人口在5-6人之间的,在外务工人数多,周期长,情况稳定,不易反复,往往夫带妻,妻连夫,有的已几年未回过家乡,只是寄钱回去,亲属已习以为常。从收益情况看,22户外出务工者在外月收入大致在500-1500之间,人均通过邮局每年向家里汇款3000-4000元。还有一些有特殊技能或在特殊行业的收入更高一些,另有极少数由于各种原因外出没搞到钱甚至蚀了的。

2.怎样看待外出流动中出现的回归现象

1993年后,四川农村劳务输出经过全方位、大规模的量的扩张以后,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放慢,大致稳中有降,进入一个质的调整时期。从大竹县所在达川地区来看,在1996年外出务工人员就由过去的近百万人下降为75.1万人,大竹县石河区,1995年外出高峰时曾达到11000多人(该区约2.79万户,有劳动力4.70万人),目前约7000人左右,外出打工热已降温。

与此同时,外出务工人员中的部分有资金、有经验的佼佼者,不甘于在他乡替人打工,有志于回家乡施展才华,他们中涌现出了一些回乡创业的典型,对地方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据统计,大竹县返乡创业人员创办的各类经济实体纳税总额已超过2000多万元,消化和吸纳劳动力50000人。这些经过外出打工磨练的青壮年,能接受新事物,善于摸索、总结经验,对农业新技术推广也能起到很好作用。

但是,从调查地大竹的情况看,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占整个输出队伍的比例并未高于每次宏观经济波动反复时的人数。回归并没有形成潮流,回乡创业的人员比例也不高,远未形成气候。一些人回来了,同时又有人正在出去,有出有归,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不单是人员的进进出出,更是资金、信息、技术、观念、信心的交织与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农民与传统的乡村一样都在经受一个落差极大的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对于他们,不单是积累资金,积累经验,积累机会,同时也是在积累教训——真正从这种市场经济竞争法则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回到家乡能干大事的只能是少数人。

3.回归是多种回归并存

首先,是外出务工者的回归与资金的回归并存,以资金的回归为主。第二,主动回归与被动回归并存,以被动回归的为主。

大竹县的回归资金对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在小集镇场镇建设方面突出。如周家镇农民自发建场镇,用劳务收入3亿多元改造房屋17000间,新修了3条新街,集镇人口迅速增加,成为了经济增长点,场镇带动了全镇经济的繁荣。另外,还有回归资金投入发展果树、庭园经济、鸡、鸭、猪、鱼等的规模经营和搞开发性农业,出现了一些好典型。但从普遍的情况看,回来的资金大多用在了修房改房改善生活条件上。仅从调查的几个点看,这方面的开支要占到回流资金的一半以上。农户的选择一样出于经济理性。许多回乡者反映,带了钱回来没有好的项目,最热门的就是跟改善家居有关的小水泥预制件厂等建筑建材行业,另外就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从事一些兼业性质工作如小加工、农机具维修、百货小生意等。大多是一些“短、平、快”便于个体操作的项目。在投资回报低于预期的情况下,消费资金难于转变为生产资金。打工者要回乡创业还有很多困难,即使是有一定资金积累的打工者,回乡也不愿搞大项目,一旦上马,往往税收、土地、贷款、基础设施环境等等跟不上。出台的许多优惠政策特别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往往不配套,部门和部门之间利益分割,到了基层难以落实,成了“白条”政策。结果有些回来的资金又跑到外地的项目上去了。因此,落后地区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应对内搞好开放,这样才能吸引资金和人才回来。

三、继续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重心放在劳务输出上

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80%以上,从事非农产业和劳力输出的还不到其中的30%,仍有70%的劳动力还在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还仅仅是一种温饱型的配置结构。要优化升级,除了要抓好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在农村社区内部通过职业转移更替完成对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吸收外,更要大力做好劳务输出,在地域上使他们流动,向域外寻求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职业更替。历史上较封闭的丘陵农业大县,因为存在绝对的过剩劳力,向域内转移出路有限,必然要向域外流动,把这作为主要的出口。还要注意到,域内转移的主要渠道是非农产业,尽管自80年代以来,以乡镇企业为基本内容的非农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却始终难以摆脱向城市过度倾斜的利益结构天平的不合理制约。每一次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紧缩,农村非农产业都首当其冲。象大竹这类二、三产业生长很慢的丘陵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能把向外开拓作为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

四川省劳力输出已形成一块200多亿元超过财政收入的“家当”,非常来之不易。丢不得,丢不起。从当初的鲜为人知到今天的煌煌巨业,劳力输出已产业化,形成较为固定的渠道、区域,即使在经济紧缩期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外出民工也仍然有他们固定不移、城里人介入不易的生存空间,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与许多吃财政“大锅饭”、“二锅饭”的城市职工相比,外出民工更早“下海”,更早经受市场经济的锤炼与洗礼,更早具备从“自然人”向“经济人”转变所需要的自立精神、韧性、竞争意识甚至包括劳动生存技能。因此,不用担心在目前这种经济波动时期,民工就会沉不住气,放弃阵地,打被盖卷回家了。

2.注意过多回流的负面影响

民工外出,是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同样,民工回与不回,也是根源于自己的经济理性选择。外出民工是特定的一个人群,除了其中的少数佼佼者,大多数外出民工留在外面是因为能够取得比在家乡务农更高的报酬。因此,对少数成功者进行“回引”是正确的,而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人为的“引”就不是恰当的了。对他们来说,更合理的选择不是“回引”,恐怕引“出”还要迫切些,如果把少数当作多数,把少数当作重点来抓、来决策,必然会引起工作失误。

我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需求乏力,而市场需求不足又可以追究到我们的病根子;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增收困难。全社会都应该关注关心怎样让农民的钱袋鼓起来。实践证明,最有效、最有潜力的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的劳务收入,特别是人多地少资源人口矛盾突出的丘陵地区。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新增部分中劳务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家庭经营收入呈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1992-1996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农民劳务收入与其毛收入、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分别达到0.83和0.93,而农民种植业收入与其毛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7,大大低于劳务收入与毛收入的相关系数,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则表现为不相关;农民种粮收入与其毛收入、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均在显著水平以下,特别是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在0.15以下,几乎为不相关。

我国目前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已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格,特别面临“入关”考验,更不能把农民增收希望寄托在提高农产品价格上。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正在经受经济转型的阵痛,为农民增收的贡献也不能期望过高,农业综合开发受许多条件制约,目前潜力有限。而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加速,活劳动成本不断上升,更多利用资本替代劳动,使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凸现,象大竹周家镇这类地方,外出民工抵达的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前沿的前哨阵地深圳等地,是在硝烟最浓的地方摸爬摔打,立足于这些优势做好劳务开发和家乡经济建设,完全可以从长计议,当成一篇长文章做下去。

虽然,目前经济正处于调整困难时期,但应看到国内基本建设力度加大后带来的劳务创收前景。一大批社会公共工程上马,基建投资大幅度的增加,社会需求将因之扩大,从而为维系和扩大农村劳务输出阵地提供有力支撑和保证。

在农业与非农业收入差距还很大,东西部发展差别还很大的情况下,人为让外出务工者回流对四川省整个国民经济是不利的。外出务工者被动回来并不是好事,而是劳务输出优势丧失和竞争能力下降的体现。不但影响全省200亿元劳动收入大局,而且对劳动力输出地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负面作用。①少了一条财路;②加重了土地负担,人地矛盾、人口与资源矛盾更加突出,“资源”又变成了当地的“包袱”;③回乡者大多不再务劳,如果又没有其他的活路,隐性失业问题更加突出;④一些人长此以往无事可做,对社会治安带来诸多消极因素,加大了管理难度,影响社会稳定。

3.几点认识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短期的,暂时的,而是一个长期的难题,在非农化、城市化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向外流动是主导和普遍行为,但这必然又是分阶段渐进式完全完成脱离农业的过程,一个外流与回归并存的过程,其中出现的不稳定性与不彻底性是必然的,不足为奇的。

(2)四川民工外出务工目前存在困难、压力,但机遇与之并存,不能因为困难而否认机遇,外出民工有自己特定的空间与阵地,大体上是稳定和暂时不可替代的,只要家乡当地经济发展现状不足以为外出者回归创造合适的领域、项目和机遇,人为去“造”只能弊多利少,也不能人为地把“打工潮”变为“创业潮”。

(3)对回归者应区分类型,因势利导。党政部门除了关心成功者,使他们成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主力军,做好“回引工作”外,更应关心多数打工仔,把工作重点放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的发展想办法,找出路,完善与之相关的政策。

(4)把资金、人员、信息等的回流与农村小康建设、农业产业化紧密结合起来。特别要引导大量闲散资金投入非消费领域,引导他们投入开发性农业和二、三产业,为将来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形成生活建设——生产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举的良性互动局面。

(5)维系、稳定、发展劳务收入大局,继续下大力抓好劳务输出,而且在指导思想上长抓不懈,毫不动摇。为此做好培训、服务等配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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