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应对网络中的组织结构及其启示_次贷危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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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6)03-0077-05

      DOI：10.3969/j.issn.1671-7155.2016.03.014

      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金融发展呈现出整体化趋势，同时金融危机的传染也呈现出系统化特性。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2015年7月1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指出，国家要健全金融机制，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1]。2016年3月5日，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整顿金融秩序，提升经济市场的安全系数。一系列行动反映了政府应对金融风险的积极态度和主动立场。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危机应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对主体和应对措施两方面。在应对主体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于研究金融危机中应对主体的定位。Feiedman和Schwartz[2]认为政府往往扮演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同时，范黎波和郑建明[3]指出政府还是金融危机负面冲击的稳定器；为避免破产的风险，企业会采取自救措施[4]，罗伯特[5]探讨了在此过程中企业推动着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姜明辉和程奎[6]关注到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受灾国家恢复金融制度信心[7]。在应对措施的研究上，Twimukye et al[8]、Breisinger et al[9]以及国内的孙翊和王铮[10]都曾通过模型对金融危机期间国家政策效果进行过模拟分析；陈虹[11]、史世伟[12]、尹继志[13]通过研究国外应对措施为国内应对危机提供借鉴。由此可见，当前金融危机应对的研究多集中于单类型主体的地位、措施及作用研究，缺乏对金融危机中治理网络动态的、整体的研究。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面对这次危机美国表现出来的迅速反应，稳定了国内金融市场，遏制了危机的恶化[14]。因此，本文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为典型案例，以此次危机中的应对组织以及由各组织间互动关系形成的网络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了次贷危机不同阶段的应对网络节点数、连接数和密度，以及网络中组织的出度和入度等指标变化，探讨次贷危机应对网络的特征与关键组织的作用，以期为我国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应对组织提供理论参考。

      二、跨组织应对网络数据收集及分析方法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经济日报、人民网、新华网、新浪财经等网络平台以及政府门户网站和相关论文数据。本文选取的数据样本区间为2008年8月至2010年12月，并在此基础上参考张明和付立春[15]以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次贷危机周期报告[16]将危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爆发阶段：2007年8月-2008年9月；第二阶段为深化阶段：2008年10月-2009年6月；第三阶段为回暖阶段：2009年6月-2010年12月。

      次贷危机跨组织应对网络的数据收集以关系数据为主。该网络包括美联储、房利美、房地美、花旗集团等72个应对组织，这些组织共构成了269条互动关系，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信息交换、资金注入、政策支持和制度制定等方面。如果一个组织向其它组织提供了信息、资源或政策上的支持，则将其关系赋值为“1”；如果一个组织只是被动接受其他组织的支持，则赋值为“0”，从而建立由“关系发出方”和“关系接受方”构成的二值有向邻接矩阵。最后，通过NetDraw 软件将关系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美国次贷危机跨组织应对网络的拓扑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次贷危机应对组织网络图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探讨了美国次贷危机应对网络的凝聚、关联与代理特性，并识别网络中的关键组织。通过分析网络密度衡量网络中组织间的紧密程度，从而揭示网络的凝聚特性；通过网络的关联度、等级度及效率来探索整体网络的关联特性；通过使用中间中心势分析网络中组织的相对重要性来考察网络的代理特性。同时，通过出度和入度排序的变化识别网络中信息和资源流动较为频繁的关键组织。

      三、次贷危机中跨组织网络特征分析

      为探索跨组织网络的凝聚特性、关联特性和代理特性，对次贷危机全过程及三个不同演变阶段的组织数量、关系数量、密度等关系测量的指标进行分析整理，形成2008年8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美国次贷危机跨组织应对网络特征的数据(表1)：

      表1 美国次贷危机中跨组织网络数据

      

      由跨组织网络数据(表1)分析可知在2008年8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美国次贷危机跨组织应对网络中组织数量为72个，形成269条关系数据。其中，在爆发阶段，网络中组织数量为32个，形成137条关系数据；在深化阶段，跨组织网络中组织数量为38个，形成99条关系数据；在回暖阶段，24个组织组成跨组织网络，形成31条关系数据。由此可知，在爆发阶段组织间的关系数量最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这体现出危机初期美国的反应迅速；不可忽视的是在危机的深化阶段参与应对的组织最多，这反映出在金融危机预防和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1.凝聚特性分析

      密度是反映网络凝聚特性的重要指标，主要用来描述一个网络中各节点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该测度取值范围为[0，1][17]，越接近1，网络的凝聚性越强。由实证研究结果可知(见表1)，危机应对的全过程中密度为0.053，网络比较松散，因而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组织间的信息与资源联系较少。从危机发展的各阶段来看，爆发阶段网络的密度最大，回暖阶段网络密度最低，网络的凝聚力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衰弱。

      随着金融危机逐渐呈现出系统性的特征，深化组织间的合作，实现网络化应对危机是未来主动防范危机的发展趋势。从整体上而言，美国次贷危机应对网络中的组织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针对危机的不同阶段，在爆发初期，次贷危机的突发性、破坏性与传染性使得金融市场受到极大冲击，引起了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重视，组织间关系较为密切。然而，随着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渐受到控制，以及应对组织能力的不断增强，组织间的联系也相应减少。因此，由美国次贷危机应对网络的凝聚特性分析得到的对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启示是，为增强应对组织间的合作，需建立完备的金融危机预警管理体系，规范不同应对主体间的合作机制，从而共同抑制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演变。

      2.关联特性分析

      为了解网络的关联特性，本文考察了应对网络的关联度、等级度及效率这三个指标。关联度指网络中独立途径的数量，关联度高的网络其特性为：分权、讯息分散、行动者平等、不易受到个别点的影响[17]；等级度表达的是组织之间在多大程度上非对称可达，等级度越大，网络越具有等级结构[18]；图的效率指的是在已知图中所包含的成分确定的情况下，图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多余的线[19]。由表2可知，美国次贷危机中跨组织网络的关联度为1.00，等级度为0.00，效率值为0.00，在危机发展的各阶段这三个指标的数值并未发生变化，因而在美国次贷危机各个阶段的跨组织网络中网络内部分权、讯息分散且无等级区分，同时担任沟通桥梁性质的组织较多。

      结合美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三权分立”来看，这一思想在其经济管理中也得到相应体现。对美国次贷危机应对网络的关联特性进行剖析可看出，网络中组织的分权现象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个别组织经济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权力的滥用。然而，金融危机的应对属于国家非常态下的经济管理，往往需要一个或少数几个强有力的关键组织统筹全局。因此，中国可从美国次贷危机应对网络的关联特性中获得的启示在于，确立一个或几个核心应对组织，构建由其主导的信息与资源交流平台，并突出其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监管角色与地位。

      3.代理特性分析

      为探析网络的代理特性，即网络的凝聚力在多大程度上围绕特定的组织构建，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心势这一指标。网络的中间中心势越高，表明该网络更为依赖某一特定的点来传递信息和资源。由研究结果(表1)可知，在危机应对全过程中网络的中间中心势为33.60%，应对网络的中心性较低，缺乏一个专门的控制信息流和资源的组织。从各阶段来看，爆发期应对网络的中间中心势为10.13%，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网络中心势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可见在危机应对的中后期，组织间的资源协调更具有规划性，关键组织发挥的作用逐步突显。

      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中，代理特性描述的是一个组织从其它组织那里搜集或分派信息的结构特征。在金融危机的应对中，承担“代理人”角色的中心组织能掌握更为全面的信息与资源，从而将更多的应对组织联系在一起，增强应对组织的合力。由以上代理特性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次贷危机总体应对网络向某一中心组织集中的趋势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信息和资源在不同组织间的快速流通，从而影响危机应对的效率与效果。而在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中，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代理功能是未来金融风险管控的新思路。

      四、次贷危机中关键组织分析

      为推断出危机发展不同阶段的网络中组织的角色和地位，本文对应对组织的出度和入度进行分析。在应对网络中出度较高的组织，更多的向其它组织提供帮助，主要包括美联储、财政部、摩根大通集团等15个组织(如表2所示)：

      表2 美国次贷危机跨组织应对网络出度(top15)

      

      在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中，出度描述的是网络中与作为“关系发出方”的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量，入度则是指网络中与作为“关系接受方”的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量。美联储在应对次贷危机的过程中出度最高，说明美联储承担着重要的资源和信息配置的功能。然而，在危机发展的各个阶段其重要性并不总是靠前，在回暖阶段美联储的出度未列入前五。此外，在向其它组织提供帮助的前15位应对组织中，仅存在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纽联储，且活跃度较低。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组织在危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出度均位列前五，且仅有美联储、财政部和花旗集团在这三个阶段中均发挥一定的援救作用。由此可知，需要在危机应对网络中确立一个或几个关键组织，并始终保持其在危机不同阶段下的重要作用，此外，还需重视对非营利性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发挥其灵活性、创新性、贴近基层等优势，使之成为一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力量。

      在应对网络中入度较高的组织则更为频繁的获得援助，主要包括花旗银行、美联储、摩根大通集团等15个组织(如表3所示)。其中，花旗集团在次贷危机的整个过程中为寻求帮助最为活跃的组织，受到的援助最多，并且与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也较为密切。但在危机深化阶段，花旗集团的入度排名较低。总体来看，在各阶段均保持活跃的组织较少，相对而言，花旗集团、美联储和财政部在这三个阶段与各组织有较为频繁的联系。花旗集团作为美国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直接影响，因而积极寻求帮助。在金融风险的应对中，需要对国家的主要金融机构给予更多的资金、信息等资源的支持，尽快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将风险带来的损害尽可能减少。

      表3 美国次贷危机跨组织应对网络出度(top15)

      

      分别对次贷危机全过程及其演变发展的各阶段组织的出度和入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美联储、财政部、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和摩根士丹利为入度和出度均较高的组织，其中美联储、财政部和花旗集团在危机演变的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是应对网络中较为活跃且发挥协调作用的组织。美联储是美国的中央银行，财政部为美国政府主管财务的行政部门，而花旗集团是美国第一家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于一身的综合金融集团。另一方面，综合出入度指标，以排名前五作为标准，该网络中缺失在危机的各阶段均保持活跃的组织。

      在金融风险的防范中，关键组织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和大型金融机构，这些关键组织在风险应对中充当着信息与资源交流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风险控制的成功与否。此外，随着社会组织的日益发展，引导其成为管控金融风险的重要主体，并给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助于加快风险控制的进程。因此，我国在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管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识别在应对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中心组织，并保持其在风险演变的各阶段中均保持活跃状态，从而充分发挥其在抑制金融风险扩散中的主导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美国次贷危机跨组织应对网络进行研究发现，应对组织间的讯息分散且关系较为平等，但网络的凝聚力较弱，应对网络向某一中心组织集中的趋势不明显，并且缺乏始终贯穿整个危机应对过程的关键组织。

      1.应对网络关联度较高，凝聚力和代理性弱

      分别探讨美国次贷危机应对网络的凝聚、关联和代理特性，结果表明应对网络关联度较高，凝聚力和代理性弱。在该网络中，应对组织多为平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能统筹全局的核心组织。此外，该网络结构较为松散，组织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并且还缺少能够协调各组织信息与资源的中心组织。与美国次贷危机应对网络呈现的特征恰恰相反，我国在防范与控制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关联度较低，但凝聚力和代理性强的网络。首先，确立一个或几个具有监管职能的核心组织，其次，通过建立完备的金融危机预警管理体系加强并规范组织间的合作，最后重点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使其成为协助政府管控金融风险的重要力量。

      2.缺乏贯穿整个危机应对过程的关键组织

      对政府而言，金融危机的应对是一种非常态下的经济管理，需要设立一个或少数几个承担“代理人”角色的关键组织以协调各种信息与资源。在美国次贷危机应对网络中，关键组织主要为政府部门和大型金融机构，且社会组织的作用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受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三权分立”影响，缺乏贯穿整个危机应对过程的关键组织。然而，结合我国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在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实践中，需确立一个或几个辐射整个金融风险演变阶段的关键组织。从国外角度来看，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较为严峻；从国内来看，经济矛盾和风险经过长期积累，又正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而金融领域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对经济改革至关重要。因而，确立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组织意义重大。

      (二)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防范未来的金融风险，构建有效的应对网络，优化网络结构和组织关系，中国的金融风险应对网络需要提升其凝聚特性、弱化其关联特性、完善其代理特性，并且发挥社会组织的关键作用。

      1.提升凝聚特性，形成完备的金融危机预警管理体系。以易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源如房地产、金融市场、影子银行等为监管重点，加强监管力度，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与监管模式，避免风险的产生与蔓延；加强监管机构之间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形成完善的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及时发布金融市场波动预警报告；根据金融风险的不同类型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以便在金融风险发生初期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方案，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2.弱化关联特性，构建信息与资源交流平台。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应防范金融风险的产生。通过构建组织信息交流平台，形成应对网络中的核心组织，对网络中的应对组织进行统一的协调；同时，组织合作不仅包含组织间的层次关系，更涉及信息、资源的流动[21]，通过适度分权，由平台连接多个关键组织，加强网络内信息的沟通和资源的流动，增强平台的调配能力，提升危机应对的效率。

      3.完善代理特性，发挥社会组织的协调功能。由于政府自身资源与能力的限制，社会组织自身的参与主体多元性和信息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危机应对时政府的不足，从而形成社会整体的应对网络。在危机应对网络中，首先要提升社会组织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其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动员、舆论引导以及国际合作等功能，使其成为应对网络中不同派系间信息和资源的沟通桥梁；最后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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