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德育走向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政策的分析
赵园园
公民教育有更广泛的内容和实施的依据，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公民教育的重视，而个人的道德价值追求也以社会价值观为自身德育价值取向。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新的课程标准出现诸多对公民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的新规定，以此确保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良好的道德素质对个体和社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德育传统，同时也积累了深厚的德育经验。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国内国外形势复杂，道德教育成为十分迫切的事情。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政策的文本，可以看到隐藏在德育政策背后价值取向的变化。
德育政策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符号的传递。这种传递，一方面是希望符号的接收者能够了解当权者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是希望民众能够按照当权者的意图，塑造政治观念。符码理论的代表人伯恩斯坦认为“社会结构决定沟通原则，也塑造了意识形式”[1]。符码理论认为，通过对政治符号的传递，语言形式（语法、语句、语词、语意等）与社会关系是联动的[2]。不同语言形式代表不同的社会关系形式，所以可以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掌握其背后的深层含义。因此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些假设：德育政策中德育符号的选择具有特殊意义，它传达着统治阶级的某些价值理念；基于德育政策表述的变化，我国中小学德育走向是有明显变化的。
一、从德育政治化到关注个体道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优良的革命传统教育，在群众的思想领域中做思想政治工作，并扩展到其他领域，以确保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一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教育基本的功能主要体现为政治服务的功能[3]。在我国教育政策中，常常可寻见德育政治化的痕迹，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和社会结构。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文教工作“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4]。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该文件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5]，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并在随后的中小学德育工作中逐渐强化。1962年，共青团中央颁布《关于加强城市青少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报告》指出，向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青年团的一项经常的根本任务[6]。1966—1976年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席卷了全国，中小学普遍开设了政治课程，德育的“政治化”占据主导地位，如196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指出一至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识字、唱革命歌曲，五、六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六条”和唱革命歌曲等[7]。德育政治化通过教育方针、思想政治课程、课外实践等贯穿学生的思想意识教育中。
中小学德育工作从德育政治化取向到关注个体道德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61年，国家重新按照八字方针整顿教育。1963年颁布《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开始对偏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德育工作进行纠正，强调对小学生个人品德的培养，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国外德育研究思想以及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的影响，德育研究者更加关注个体道德发展，德育越来越回归于本质。如1994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遵循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根据德育工作的总目标，科学地规划各教育阶段的具体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德育工作要与关心指导学生的生活、学习相结合”[8]。2001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教育部出台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修订）》，从德育课程目标的设置、内容的规定、实施的效果等几个方面注重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
二、从追求集体利益到兼顾个人利益
德育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重要手段。引导个体对集体和自身利益的协调成为我国德育内容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1944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把人民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文件中指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人们把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标准，把它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实践活动，践行着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到了“文革”时期，集体主义走向了极端，学校德育一味地强调集体的利益，而忽略了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道德需求，这样培养出的是齐步前进的人、整齐划一的人，是没有个性和自我的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9]。邓小平同志提出共同富裕的原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就是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将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局意识，强调从大局看问题，坚决维护大局、服从大局。
由于每帧计算得到的时延值存在抖动,有时还会存在估计错误导致的跳动,因此本文引入IIR滤波器进行平滑滤波。如式(9)所示:
1978年，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重新审视生活。人们对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重新进行思考。个体意识逐渐萌发，个人本位论慢慢取代社会本位论。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意味着国家已经注意到改革开放后，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应该根据青年学生的道德情况制定适宜的道德发展目标。个体在肯定集体利益的同时，也在追求精神上的张扬、自由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但面对西方大量思潮的涌入，中国特色的德育体系尚未构建，青少年学生道德发展出现很多问题，表现为信仰迷茫、道德失范、以个人为中心等，一些极端的个人主义影响着学生价值观的建立。此后，国家加大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大局观念，维护国家利益，维护集体的利益。如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教育学生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需要倡导集体主义，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发扬对国家和人民的奉献精神”[11]。同时，国家也关心学生道德成长，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紧密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特点，全面提高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12]。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中也指出，“坚持道德教育要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13]，要求学校道德教育既重视集体利益，又兼顾个人利益，以此实现个体道德的健康成长。
对于右线隧道开挖后的承台受力，与左线类似，内力控制截面为XY截面Z向压力，在右线隧道掘进后1#承台变化量为-6.8%，2#承台变化量为0.66%；弯矩控制截面为YZ截面Y向弯矩，1#承台变化量为6.04%，2#承台变化量为-2.46%，由此可见隧道掘进引起的承台内力同样变化较小。
三、从一元导向到一元为主导兼顾多元价值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一元文化被打破，进而形成多元文化的局面，德育方面能做的是力求以一元的价值体系引导学生建立价值观的同时，兼顾多元文化。1981年9月重新制定和颁布《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贯彻“五爱”教育，指出要从日常生活中、学习中规范行为，塑造学生的良好品德。1983年，邓小平明确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视、理解、尊重多元文化和价值观成为新时代学生必要的道德素质。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一直将“爱国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当成其主旋律，同时整合多元文化，让学生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尊重多民族文化的人。现代社会，多元化的要义有三：“一是承认多样，即认可多种不同思想、观点、价值、学说的‘合法性’；二是倡导主流，即在多种思想观点、价值取向并存的状态中，有一种主流观点或主旋律来引导；三是确保底线，即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或法律规范，成为人们行为的底线。”[15]可见，“一元”和“多元”并不是相对立的，新时期，一元为主导兼顾多元价值才是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
一元价值导向，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起决定作用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一元指导下的价值体系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的稳定。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4]，明确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贯穿于人的培养中，为社会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形式影响个体，如通过抗美援朝教育、参观博物馆、和战斗英雄见面、设置专门的思想品德课，建立以“五爱”为中心的学校德育体系，将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全面地渗透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这样，一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价值取向，为增强社会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
四、从道德的高尚者到合格的社会公民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德育着重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如热爱国家、关心集体、遵纪守法等，强调的是义务性、规范性、神圣性的道德品质，而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处理公共关系的公民道德。1952年，教育部颁布试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并于1955年颁布第一个《小学生守则》，希望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通过行为规范和品德的培养塑造学生的美德。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曾经涌现出一批道德楷模，例如“模范童子军”王二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号召少年儿童、青年向道德榜样学习。道德教育从圣坛走向人间，沾染人的真实性，回归为生活化的道德。但在宣传榜样的过程中，同样也出现了有意将榜样形象拔高，着重突出榜样舍己为人、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报道。榜样的价值取向带有政治色彩，榜样形象比较单一。可以说，改革开放前，更加注重的是对高尚道德品质的塑造。
我很快就学会了滚铁环的技巧，在村子里凹凸不平的沙土路上推着铁环行走自如。不过，一个人滚铁环并没有太大的乐趣，最好是要有一群人来滚铁环比赛。我们这伙小孩子选定了村口的大樟树作为目的地，然后一齐出发，看谁能最快到达终点。一时间，村子里的土路上灰尘四起，铁环在快速滚动，孩子们大呼小叫，奔走如飞，场面煞是热闹。
在改革开放后，人性的设定由“简单化”转向了“真实化”。榜样不是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圣者，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随着社会的转型，政府公共权力下放，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民众拥有更多政治参与的权利，提升公民政治素养成为迫切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公民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时期，囿于社会发展水平与特定历史背景，现代公民教育的有关理念尚未得到明确体现。二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拓开了公民教育的空间。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目标为现代公民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16]。早在1995年2月，政策文件中就开始提到公民教育，《中学德育大纲》提出“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民”[17]。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以培养公民道德为手段进行公民教育的德育文件。之后，公民道德教育的内涵不断丰富，包括爱国主义、权利与义务、公平正义、诚信友善等等。公民教育有更广泛的内容和实施的依据，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公民教育的重视，而个人的道德价值追求也以社会价值观为自身德育价值取向。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新的课程标准出现诸多对公民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的新规定，以此确保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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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董漪漪.毛泽东利益协调思想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6.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30.
[15]易连云，毋改霞.“多元”并不排斥“一元”—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研究[J].教育科学，2016(2)：59-65.
[16]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观发展脉络探析[J].教育研究，2006(12)：3-11.
【赵园园，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孙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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