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角下的日印关系
苗 吉
【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来，日印关系持续升温，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均取得了迅速发展。“印太”概念是在中国与亚洲双重崛起和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的大潮中，日印双方战略协调与融合的产物，也是这两个亚洲大国对变动的国际权势格局重估的结果。“印太”战略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日印两国的外交倾向和政策选择，但日印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差异、“印太”战略自身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因素将对日印关系进一步发展构成制约。
【关键词】 “印太”；日印关系；“四国安全对话”；“亚非增长走廊”
“印太”这一国际政治概念，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官方和学者的积极推动，近年逐步战略化，成为部分国家重要的对外政策框架。新形势下，日本和印度已成为“印太”概念战略化的重要推手和当事方。“印太”正重新塑造日印关系的内涵与动力，也将对国际政治带来巨大影响。
21世纪以来日印关系的发展
日印关系是国际关系领域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日印两国关系日益趋近，双边关系发展呈现出政治关系逐步升级、安全合作不断深入、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的特点。
一、高层互动频繁，政治关系逐步升级
21世纪以来日印政治关系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国际体系的巨变、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美日“同盟漂流”的加剧、金融危机后东亚合作的兴起，为另外一个亚洲大国印度在未来世界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提供了空间。2000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了印度，日印两国决定建立“全球伙伴关系”；2006年，时任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两国首脑宣布将日印关系升格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1]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日印领导人宣布将两国关系再度升格至“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印两国通过频繁高层互访，在战略对话、经济、安全、科技、人员交流等领域开展了深入合作，由此实现了双边关系“三连跳”。日印两国在全球范围和战略层面界定双边关系，将彼此视为全球层面可以借重的平衡手，体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不断升级。
二、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互为重要发展伙伴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经济增长提速，市场扩容，日印双边贸易以每年20%以上的幅度增长，2011—2012、2012—2013两个财年连续超过180亿美元，达到历史高位。此后受多种因素影响，日印贸易额持续下降，2016—2017财年为136.1亿美元，但仍为2004—2005财年（43.5亿美元）的3倍多。日印于2011年达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根据该协定，双方将在10年内取消94%的商品与服务关税。[2]考虑到日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尤其是印度经济开放度不高，如此高的自由化率体现了双方投资未来之举，也是双方高度政治互信的产物，代表着日印经济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日本对印投资快速增加。2000—2017年，日本对印度累计投资额达256.7亿美元，占印度外来投资总额的8%。截至2016年10月，在印注册日资企业1305家，同比增长6% （2015年为1229家），在印运营日资企业达到4590家，同比增长3%。[3]此外，日本对印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开发等领域投入甚巨，合作成果丰硕。2004年，印度取代中国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最大受援国。[4]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印期间承诺为印度建设从德里至加尔各答和德里至孟买两个工业走廊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印度两个重大基建计划，即“货运专用铁路建设计划”和“德里与孟买间的产业大动脉”均主要由日本提供资金。[5]2015—2016、2016—2017两个财年，日本分别向印度提供了近4000亿日元的官方开发援助。[6]日本的产业投资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官方开发援助，包括技术援助，正是处于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关键阶段的印度所急需的。正因如此，莫迪称日本为“印度经济和技术现代化进程中最值得信任的伙伴之一”。[7]
三、安全合作机制完善，合作领域广泛深入
日印政治互信水平高，安全合作深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日印在安全防务领域逐步建立起包括年度安全对话、防卫政策对话、军方对话、海警对话等四个主要机制，涵盖部长级、副部长级、最高武官级、陆海空参谋长级等各种级别的对话交流。
日印两国十分重视海洋安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自2003年秋起，日印就开启了每年一次的有关海洋安全的对话；[8]2006年5月，印度国防部长访问日本时，两国同意加强在海洋领域的防卫合作与交流；2007年，在神奈川以南的太平洋水域，日本海上自卫队除与印度海军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外，还自同年起一直参加美印“马拉巴尔”军演；[9]2008年10月，两国首脑签署了《关于日印之间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制定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路线图，特别是加强了日印两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自2009年日印双方宣布正式启动“2+2”（外交与国防）会谈机制后，日印提升了双边外交与战略关系，安全防务合作的深度、广度都有所加强。2010年7月和2012年10月，日印先后展开两届“2+2”战略对话；2018年10月，日印两国决定将“2+2”会谈从副部长级提升至部长级，在安保领域强化陆海空力量交流，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提升军事装备及研发方面的合作。2015年，双方签署《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定》，加强在先进防卫装备联合研发、生产、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2018年两国首脑会晤中，日印两国还决定建立新的太空对话机制，强化双方外空和海洋监视，共享卫星收集到的信息，联合展开月球和火星探测，推进两国在安全保障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10]
“印太”的兴起：日印关系的多边化和全球化
如果说从“全球伙伴关系”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印关系仍未从根本上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那么“印太”概念的提出则使日印双边关系走向“全球化”和“战略化”，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框架，并进一步塑造日印关系的内涵与动力。
一、“印太”概念的兴起及日印两国的态度
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了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声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为自由与繁荣之海带来富有活力的结合……通过日本与印度的联合，囊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扩大的亚洲’将有望发展成一个涵盖太平洋的宏大网络”。[11]“印太”概念呼之欲出，日本也一直是“印太”概念积极的倡导者、战略化的实践者及其多边化的主要推手。
虽然日印两国在努力推动“印太”从概念走向政策化、战略化，但日印关系仍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
从印度方面看，一方面印度急需从日本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印度也试图通过与美日的协调，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印太”是对印度“亚太身份”及其“东进”政策的确认，也是基于印度在未来全球事务中显要角色的预期。从“扩大的亚洲”到亚太，再到“印太”，无疑都将稀释中国的影响力，提升印度在未来地区经济及安全合作中的战略地位，因而也得到了印度官方和学者的欢迎。“印太”的兴起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最新变化，也反映了日印等国应对地区格局演变的战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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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国安全对话”（QUAD）：“印太”的安全支柱
“印太”首先是一个战略动议。基于已建立起密切安全合作的日印双边关系，安倍晋三在2007年即倡导建立一个包括日印美澳四国“民主联盟”的构想，这一构想得到了美澳两国的呼应。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就曾指出，“美国与日本应该鼎力合作，大力加强同印度的关系。其重点不在于遏制中国，而在于（我们）应拥抱具有民主、开放等共同价值观的印度。如今印度正在向东看，华盛顿和东京的政治家应该拥抱到这一点”。[12] 2012 年 12月，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不久发表文章《亚洲民主安全之钻》，强调日本要通过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民主国家联合，组成“钻石形”的安保体系以抗衡中国。安倍在文中指出：“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与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紧密相关，日本作为亚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国家，应该在保护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3]
稳固的双边关系及对“印太”概念的共识，是四国不断加深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内在动力。2015年美印两国签署《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联合战略愿景》，将印度洋和太平洋看作统一的整体；2016年11月，日印两国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印太”地区是世界繁荣的关键驱动力；[14]2018年9月和10月，美印、日印分别举行“2+2”会议；加上业已成熟的美日、美澳同盟，美日印澳四国范围内已基本实现所有双边层面的协调。此外，近年来四国之间三边层面的对话与政策协调也实现了密切联动。2011年12月，美日印三边对话在华盛顿启动，并于2012年4月和10月先后在东京和新德里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三边会议，2015年9月正式升格为外长级；2018年11月，美日印三国领导人在出席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时举行了三边会晤；美日澳从2005年开始进行三边对话；日印澳也在2015年6月启动了副外长级三边对话。
[14] “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Japan”， 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 an+Joint+Statement+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Japan.
新形势下，美日印澳双边、三边战略对话与政策协调力度不断加强，并最终实现了 “四国安全对话”。2017年11月，在越南岘港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美日印澳四国外交部门司局级官员首次举行了正式会议。2018年1月，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印度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兰巴、澳大利亚海军参谋长巴伦特在新德里参加“瑞希纳对话会”；2018年11月，第三次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在新加坡举行。“四国安全对话”是美日印澳四国为统一认知、协调行动、加强合作的对话平台，同时也反映出亚洲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的以“印太”区域建构地区新秩序的大趋势。[15]
三、“亚非增长走廊”（AAGC）：“印太”的经济框架
如果说“四国安全对话”是“印太”的安全支柱，那么新出台的“亚非增长走廊”就是“印太”的经济框架。2016 年11月，日印联合宣言重申，两国将通过双边或与其他伙伴的合作，改善亚洲与非洲的互联互通，实现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开放，对于维持整个区域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16]2017年5月，日印正式抛出“亚非增长走廊”远景文件。其总体目标是通过重新探索古老的海路，创造新的海洋走廊，将非洲大陆与印度及南亚和东南亚连接起来，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亚非增长走廊”实现了两国在非洲的优势互补，避免了重复建设与相互竞争，也是两国针对中国在非洲、印度洋沿岸影响力日益增强而采取的联合应对策略。[17]由于“亚非增长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地域空间和内容上高度重合，其同“一带一路 ”框架下基础设施计划的竞争性不言而喻。
与中国强调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不同，“亚非增长走廊”是日印两个亚洲大国的共同倡议，强调二者对广大亚非国家的贡献，是日印版本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目前，日印已经开始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开展港口、交通动脉、工业园建设方面的合作。在非洲，印度丰富的劳动力与管理经验、庞大的印裔网络及其对非洲政治社会的传统影响，与日本资金和技术优势、丰富的海外产业投资经验、“日式精致特色”的高质量基础设施相结合，将会在质量、标准、就业、环保等方面对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构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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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印合作为核心，“亚非增长走廊”很可能走向多边化。2018年3月，美日印澳提出将建设四国版基础设施计划，并公开声称作为“一带一路”替代品和维护全球规则与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展望未来，“四国安全对话”与“亚非增长走廊”的联合，很可能成为一个以日印联合为基础、以美日印澳四国协调为主干的区域安全与发展网络，并将对未来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秩序带来重大影响。
“印太”框架下日印关系发展的动因与限度
[10] Huma Siddiqui, “First India-Japan Space Dialogue: Spatial debris and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to be the focus”, https://www.financialexpress.com/defence/first-india-japan-space-dialogue-spatialdebris-and-maritime-domain-awareness-to-be-the-focus/1423852/.
一、日印接近是对国际体系变迁的结构性反应
俄罗斯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印太”的兴起反映了冷战后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不仅在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同时地缘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表现为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三个亚洲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再平衡”。[18]在中国与亚洲双重崛起和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潮中，日印两国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均看到了与对方进行战略合作的潜能，力图在较高政治互信、经济互补的基础上，推动战略协调与对接，服务于各自国家的内外目标。从两国国内发展角度来看，日本看重印度日益蓬勃的大市场和未来的巨大潜力，将之视为下一个“中国”而及早布局；印度需要日本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视其为可信赖的发展伙伴和主要投资者。从两国在地区及国际层面的考量来看，日本欲扩展在印度洋的影响，需要拉拢印度确保海上能源与贸易通道的安全；印度通过日本的关键性协助，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服务于其“东进”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借重，力图通过协调与联动，平衡亚太地区权势，塑造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日印强化其战略伙伴关系的目的之一，是要遏制中国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19]保持亚洲范围内中日印三国均势。构建多极世界中的多极亚洲，可能是日印理想中的未来秩序。
“印太”是日印对外政策深度协调和高度融合的产物。这一战略的出台，基于新近国际权势格局东移、国际政治秩序变奏、日印中长期战略需要和长期以来两国间形成的高度政治互信。因此，“印太”从概念上升为战略，很可能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日印两国的外交倾向和政策选择。中印两国的持续崛起、中美竞争的长期化，都预示着战略化的“印太”很可能成为塑造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因子，并影响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
二、“印太”框架下日印关系发展的限度
从日本方面看，日本积极支持“印太”概念，一方面是出于向印度洋和南亚拓展经济与安全利益，进而确保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日本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一贯逻辑。自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日本先后推出“价值观外交”“战略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等诸多新名词，其核心思路是通过在更大的国际政治版图中配置国际政治力量，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印度始终是日本努力拉拢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印度“东向政策”经历了“东向”和“东进”两个阶段，印度广泛参与到亚太事务中来，“印太”已成为部分事实。
式中：qc为单位长度上的热流密度；λl为外壳金属材质的导热系数；dT/dX为单位长度上的温度微变量。则通过外壳导体的热流量Qc为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叶色光泽漂亮，功能神奇，可制茶、入药。以银杏叶充枕芯可治失眠、平衡血压。而银杏果剥壳后呈乳白色，与西芹清炒，翠白相间，赏心悦目，佐酒最妙。
第一，双方立场与利益分歧。一是日印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立场差异较大，在全球贸易谈判、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领域立场悬殊，尤其是二者在核武上的立场近乎对立。日本是“无核世界”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而拥核的印度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日本一度对印度核武计划激烈批评，并威胁在印度核试验时将中止2017年生效的《日印核能协定》。虽然目前印度宣布暂停单方面核试验，但两国在核武政策上的对立不会消除。二是日印两国仍存在潜在竞争。仅以联合国改革为例，日印在“争常”方面密切合作，但同为亚洲大国，两国在代表性方面的竞争将会进一步浮现，“印太”事务上也存在话语权和领导权竞争。三是日印两国在其他利益上也存在分歧。日本欲在2018年底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目标，因日印分歧过大而搁浅；印度对来自日本的巨额逆差颇有微词，后者则批评印度对国内产业的过度保护；两国正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围绕钢铁产品展开诉讼。日印的战略趋近未能消弭两国立场与利益的分歧。
第二，“印太”本身存在变数。一是各方目标存在分歧。在美日印澳四国中，美国念念不忘维护其全球霸权，关注“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受挑战；澳大利亚的根本关切是通过“印太”促使美国在该地区保留持续、可信的安全承诺；日本则主要企图通过“印太”获得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与影响，确保从太平洋到印度洋能源与贸易通道安全，并通过“四国安全对话”限制中国；印度一改先前在“亚太”进程中的边缘地位，成为“印太”的重要角色，但对包括美日在内的大国染指印度洋，有一种本能的警惕。这使四方对“印太”战略的目标、手段、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认知。二是“印太”与印度的外交传统相违。印度恪守不结盟传统，珍视其外交独立性。一直以来，印度虽对“印太”乐见其成，但审慎把握参与“四国安全对话”和“印太”的节奏，保留印度独立的定义权和选择权。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强调，印度并不把“印太”视为一个战略或是少数国家的俱乐部，也不考虑把“印太”作为一个寻求主导地位的集团或直接反对任何国家的工具。[20]三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不确定性。美国作为对“印太”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方，其政策充满变数。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信条的支配下，单边主义色彩浓厚，不仅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条约，且在防卫费用分担和贸易问题上与多个盟友争吵不已。美国对隐约成型的“四国安全对话”和“亚非增长走廊”进行持续投入的意愿值得怀疑。
第三，中国因素的作用。“印太”针对的对象，或者说其最大外部性因素，仍是中国。一是中国作为日印重要邻国和最大贸易伙伴的事实，大大降低了“印太”的战略特性和价值。2017 年日印贸易额为142 亿美元，仅占日本贸易总额的1%和印度贸易总额的2.2%；仅为中日贸易额2972亿美元的4.78%。中国则是日本和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 21.7%，中印贸易占印度贸易总额的 11%。[21]二是中国外交运筹能力有所增强，与日印的双向战略沟通取得积极成果。近年来中国与日印实现了多轮领导人会见，高层战略沟通奠定了友好合作的氛围，并有效管控了钓鱼岛问题、洞朗危机；中印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二十国集团框架下保持着良好合作；中日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秩序、推动世界经济保持开放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在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协调增多。三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达140多个，“一带一路”精神被写进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日益成为国际合作共识。[22]日本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大幅调整了其对“一带一路”的政策，积极寻求合作机会，日本官方也不再称“印太”为“战略”而改称“构想”。[23]这无疑都影响着“印太”的发展方向及日印接近的程度。
[1]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Joint Statement Towards India-Japan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6368/Joint+Statement+Towards+IndiaJapan+Strategic+and+Global+Partnership.
阳光明媚的早晨，数字和符号一起站在广场上，等国王的新的任务。突然，乘号说：“减号，你每一次把我们得到的数字变小了，你们真可恶。”
收集车行动灵活、操作简便，完全改变了传统弯腰夹拾板栗的作业方式，大大缓解了作业人员腰部与手部的疲劳， 显著提升了劳动效率。这个方案结构简单，成本控制合理，能满足板栗收集作业人员的需求，充分体现了人性化设计的理念与特点。
[3] “Japan’s investments in India getting diverse”,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inance/japans-investments-in-india-gettingdiverse/articleshow/58863341.cms.
为了探索城乡互动视野下的番禺沙湾特色小镇旅游自我就业现状与创业可行性，2018年5月1日-5月2日，我们进入小镇调查商家，共调查50个商家，采集到有效样本48个，有效率96%。
[4] 外务省，《国別フロシェクト概要: イント》，http: //www.mofa. go. 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asia/india/index_02.html；《政府開発援助 ( ODA) 国別テータック 2010》，http: //www.mofa. go. 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10_databook/pdfs/02 -01. Pdf。
因此，同伴反馈分为肯定性反馈、指正性反馈和其他三种反馈大类，再细分为整体肯定、局部肯定、负面评价、定位、直接纠错、错误分析、重述、回应、信息补充、提供样例、理解核实、解释需求、提出问题、建议、意见解释、内容解释、讨论邀请、谦辞、反思、移情、概括句、问候、互动、祝愿和感谢等25个子类。
[8] [日]秋山昌广：《日印两国加强海洋安全保障对话》，载《世界周报》，2005年2月22日。
[6]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India Relations (Basic Data) ”,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india/data.html.
[7] “India-Japan a winning combination: PM Modi”,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japan-a-winning-combinationpm-modi/articleshow/66382035.cms.
[5] 外务省，《共同声明: 国交樹立 60 周年を迎える日イント戦略的クローハル·ハートナーシッフの强化に向けたヒション》，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india_1112/joint_statement_jp2.html。
[9] 《美日印首次联合军演谋建“民主轴心”牵制中国》，载《亚洲时报在线》，2007年4月2日。
“印太”概念的提出及其战略化，是日印关系多边化和全球化的产物。日印两国积极推进“印太”概念，是对变动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反应，并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主导日印两国的外交话语与政策框架。
[11] 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wo Seas”,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12] “Armitage on Asia”, http://www.csis.org/ media/csis/pubs/pac0612.pdf.
[13]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
[2] 《日印签合作协定 10年内免94%商品关税》，http://news.163.com/11/0217/10/6T3C5TMA00014AED.html。
工程造价自然离不开对资金的预算和估计。而一个工程项目所牵涉到对象包括了：所有的人员费用、原材料费用、设备费用等诸多的资金往来，再加之牵涉的单位和人员的众多，就使得工程款项的数额动辄以百万计算。
[15] 张洁：《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59页。
[16] “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Japan”， 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 an+Joint+Statement+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Japan.
[17] 王秋彬、［印度］王西蒙：《日印“亚非增长走廊”计划: 进展及挑战》，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8 年第2期，第55页。
这小都统，就由田家、庞家几户人家供养。小都统突然发脾气了，推开妓女，一把揪住田姓老者：“你们七户人家，居然凑不出五百两银子，鬼才相信！我先割了你耳朵，你还拿不出来，再割了你脑袋。”
[18]［俄］基斯塔诺夫：《日本“印太战略”：构建、核心与延伸》，载《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4期，第25页。
[19] 高新涛：《日印近期强化战略合作的深层背景及其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2期，第85页。
[20]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 ri+La+Dialogue+June+01+2018.
[21]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Trade Map”, https: / /www.trademap.org /Index.aspx．
BIM在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的最大优点，就是提高了施工单位项目部内部班组实施质量信息的沟通效率，而且大大改善了施工单位与其他项目参与方的沟通组织及协调。基于BIM沟通，不管你在哪里，都能随时随地检查质量信息，移动端就能发出指令要求，就能要求整改并上传质量信息。坐在办公室的项目领导只需打开相关系统及软件，就能够实现查阅质量信息及发布远程管理指令，便于工程项目的远程管理、控制及组织协调。
[22] 《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回顾2018年外交工作并展望明年工作》，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12/31/content_5353698.htm。
（2）预制构件数量较多，大量工作重复。对于装配式建筑来说，作为显著的优势在于构件标准化，因此在设计初期会将具有相同功能、种类的构件整合到一起，减少构件的数量。但是，随着模块化设计的不断深入，生产、施工单位介入进来，很可能出现许多外形相似但存在细微差别的构件，如若采用人工方式进行BIM建模，则会产生许多重复的工作量，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23] “Abe Softens Tone on Indo-Pacific to Coax China’s ASEAN Friends”,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Abesoftens-tone-on-Indo-Pacific-to-coax-China-s-ASEAN-friends.
【DOI】 10.19422/j.cnki.ddsj.2019.02.002
（作者系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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