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材改革的哲学思考——由北京市高中语文教材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哲学论文,教材论文,高中论文,语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学可以告诉我们教育是什么，却不能告诉我们理想的教育是什么。而教育哲学则刚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通过教育哲学，我们可以知道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如何学习这些知识才有价值，又如何评价这些知识的学习。因此，教育哲学作为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语文学科教育中，一直以来存在的基本矛盾包括语言与言语的矛盾、语文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矛盾、语文的可教性与不可教性的矛盾、语文直觉与语文思维的矛盾、语文的个性化要求与社会化要求的矛盾。那么，自从1997年由《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起的语文教育大讨论所引发的人们关于语文教育的哲学思考，时至今日，对这些基本矛盾的解决都产生了什么影响？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语文教学改革都针对了其中的哪些问题，采取了何种有效措施？矛盾最终是否缓和或者消失了呢？
一、问题缘起
前一段时间，网络上有一则点击率较高的新闻，是关于北京市于去年9月份起使用自己编写的语文新教材的。在新闻中我们浏览到，北京市使用的这套教材与以往的人教版教材相比，在选文上有很大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新的当代作品大量入选，不少传统的经典篇目淡出视野。这里择取一段《青年周末》报记者马军采访教材一线编委的内容：
采访对象：教材编委薛川东
“我们碰了以前不敢碰的东西”“网络语言也成为一堂高中语文课”，“当代作品被大量收入”，“在过去，除非是大名家，否则当代作家很难进入教科书，尤其是一些还在继续探索的中青年作家。除《许三观卖血记》之外，这套教材还收入了当代作家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秦腔》，阿城的《棋王》等”，“加缪、卡夫卡以前铁定不敢碰”。薛川东表明：这是一套敢于创新的教材。
此外，被采访的还有另一位编委——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他对记者强调，以前编选课文的标准可能比较单一，现在的标准很丰富，既可以是审美的，能令人愉悦的，也可以是高尚的，能增加学生修养的。
此处附上部分被删名篇：《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南州六月荔枝丹》《陈奂生进城》《林黛玉初进荣国府》《促织》《廉颇蔺相如列传》《触龙说赵太后》《六国论》《过秦论》。
从采访报道中我们了解到，北京版的这套语文教材，其编写目的在于：提升学生思想水平；丰富文化储备；优化表达能力。编写的原则也是遵循着：选文必须文质兼优，必须有新的东西，必须和生活的时代更接近。 (薛川东)
但是，对北京版新教材的编写和使用，网络上的评论可谓“百家争鸣”，持不同意见的大有人在。在此，我们还是择取有代表性的意见，以正反两面呈现于文下：
针对选入金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删掉鲁迅的《阿Q 正传》，不少评论将矛头指向了编委，认为他们的做法属于：追求前卫，使课本面目全非；并且认为新教材为换血而换血，是近乎哗众取宠的做法；删除鲁迅的《阿Q正传》，是教育迎合学生口味，不可取；媒体还认为，教育不是娱乐，金庸难与鲁迅相提并论。针对北京版教材大量更换选文的做法，持反对意见的媒体认为：语文教育陷入怪圈，单纯换课文药不对症；学生不是实验田，教育改革必须慎重对待……
而认为教材入选金庸作品或删改大量传统经典篇目的做法并不足以担忧的媒体则认为：这是革新教学理念，表明语文教学不再闭目塞听。
北京《新京报》的观点认为：如果要从积极角度看待新版语文课本，人们可以把金庸武侠作品的“入侵”视作一条搅动教学理念的鲇鱼，此将有助于语文本来作用的发挥和语文教育改革。金庸作品毕竟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在增加学生阅读欲望的同时，也能帮助他们学习叙述的用词与技巧，这本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有人担心，学了《雪山飞狐》学生会不会去打架斗殴、儿女情长，其实这是多虑，即使不入选教材，学生们想看《雪山飞狐》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吗？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去读，倒不如引导他们去欣赏。让人担心的倒是，如果高考的改革滞后，学生还要去做那种文字游戏似的考试题，老师依然按照过去的思路对《雪山飞狐》的主题思想做什么深度解读，分析出连金庸自己都不曾有过的深刻思想，那时《雪山飞狐》也照样能让人嚼出蜡来。
河南大河网的观点认为：《雪山飞狐》等的入选，释放出的信号是，今后的语文教学将不再闭目塞听，而是兼容并收；将不再是千人一面，而是张扬个性，这样的改革应该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如果以此为开端，给教师以激情，给学生以自由挥洒文采的机会，语文教育一定会注入新的活力。
北京人民网的观点认为：事实上，一篇小小的中学课文之所以会引发有关“金庸战鲁迅”的大争议，与其说这是文化之争，倒不如说再次暴露了教育之弊。事实上，当“唯课本是举”、“课本权威论”依旧是国内教育领域所恪守和遵循的规则时，“课文”早已超出了其仅供参考的本意所在，而俨然成为高高在上、毋庸置疑、更不容挑战的“权威”，于是，谁占领了“课本”，谁就成了高人一等的“权威”，而这显然将成为课本“难以承受之重”。
不管是反对也好支持也罢，我们透过这场争论看到的是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特别是对一直以来论争存在最多的语文教育的关注。全社会都在注视着语文课程改革，这个“误尽天下苍生”的科目，发生在她身上的点滴变化都足够让众多的关心教育的人研究半天。教育改革应该有科学的头脑，保持冷静的心态。对于类似教材内容改革这样的事情，我们更应该从理论层面去认识，从实践角度去思考，既要有依据，更要有可行性。
二、对北京版语文教材改革的哲学思考
教育哲学是一切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能够帮助教育者思想成熟，增进教育者的理性，对教育实践寻根究底的反思，把一切关涉到教育的观念、制度、行为都纳入到理性的批判中，还能引导教育者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检验引导公众的教育观念等等。从这三个方面看，教育哲学在帮助我们认清这场语文教材内容变革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我们所进行的语文教育改革，也应当在教育哲学的指导下进行，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语文教育哲学体系。有了理论的指导，改革才不会走向偏路。
语文教育界最早提出人文精神的特级教师韩军，对于教材选编的文本类型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作品，无论是消遣性的，娱乐性的，性情的，高雅的，无论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还是经济建设，似乎均无法直接致用。中小学的主要任务也是培养“急功近利”的社会“致用”人才，语言用得上，文学就离得远，似乎可有可无。……他们认为文学教育往往是小资情调，往往使人多愁善感。
韩军认为文学教育与熏陶是致力于人的“内在精神”的构筑，而语言学知识的训练与普及，则是致力于人的“外在交际”，单纯从“致用”角度考虑，当然后者重于前者。所以过去在编选教材时往往轻视文学，即使选了文学作品，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选那种真正能够陶冶人的精神和性情的以艺术取胜的篇章，而更多的是使用“致用化”(尤其“致”现实政治之“用”)的眼光筛选过的、剪裁过的文学作品。对这些文学作品也仍然是用“语言学”的招数和方法来讲析，再加上用“兴无灭资”的政治话语来阐释其内容。
因此，语文教材的选文假若以文学性文章为主，还要看教师如何把握，如何与学生教学。并不是说教材中选择了合适的文章后，就可以将就于教师的教学。毕竟，我们对语文教材的使用，是“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
一般性的理解，我们将语文学科归属于人文学科，语文教材可以归属于人文教材。“就人文教材的编写而言，既不应该像自然科学教材那样围绕着‘知识’展开，又不应该像社会教材那样围绕着‘实践’展开，而应该围绕着人生意义问题的‘反思’或‘内省’展开，或者说，围绕着日常生活实践中价值规范的合理性问题而展开。”(石中英)
对于北京版语文教材大量删除了经典的传统篇目而入选了不少当代作家作品，我们首先应该赞赏他们的敢为人先的勇气。教材作为学生学习语文的直接工具，有它特殊的一面。传统的经典篇目得到世人的认可，就在于经受了历史的审查，表现着历史的思想，可以给不同时代的人以思考。传统篇目所担负的一种历史的传承性是不能被忽视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所面临的困惑相对于上个世纪的经历，已经大不相同。发展和变化给年少的儿童带来的思想改变也是成年人所意料不到的。将反应贴近社会现实的文本选入教材，教师与学生共同去研习，最终的效果如何，我们只能做一个预设而不是下一个结论。主观的认为通过教材的改革来改变语文的基本矛盾，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错误地将传统的理解为糟粕而弃之，这是盲目的做法。
再者，教材的改革无非也是为了淡化语文教育中存在的基本矛盾。但是，实际上，教材的改革只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部分。而且，这样以新篇目代替老篇目，目的在于“求新”，是否能真正达到我们语文教育的目的呢？
这场教材改革引发的社会谈论，再一次为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敲响了警钟，那就是：谨慎而为，大胆尝试。
消除存在于语文教育中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语文教育的单一改变，那会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缺少全局的战略眼光。
到此，我想起了美国当代教育哲学家乔治·F·奈勒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哲学解放了教师的想象力，同时又指导着他的理智。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哲学是智慧之学，用哲学的眼光审视语文教育，才能够使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