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1937—194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政策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96年中国学生踏上日本列岛开始，日本朝野就极为关注中国留日学生问题，尤其是大亚洲主义者以“黄种人”与“白种人”之争为幌子，呼吁通过培养中国留日学生，强化所谓“日中亲善”关系，以借机扩大日本在华势力。①1918年日本国会讨论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问题后，日本政府逐渐将其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置于对华外交之一环的重要国策地位。②七七事变后，随着绝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愤而归国，日本政府强令占领区各伪政权继续选派留日学生，一方面作为占领区殖民奴化教育的重要一环，为日伪政权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培养高级人才；另一方面，通过让留日学生体悟“日本精神”，使之积极参加“大东亚新秩序”建设，配合日本的侵华战争。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主要是由日伪政权选派，其中虽有抗战爆发后滞留未归的留日学生和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方面暗中潜入日本的留日学生，③但已不同于国民政府正式选派的具有国家层面意义的留日学生，而是有所专指的“中国留日学生”。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对华留日学生政策，即是针对这些“中国留日学生”。
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中，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重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硕；到199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逐渐引起中外学者关注，并取得一些重要研究成果。④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沦陷区各伪政权的留日学生派遣、留学经费、留学政策、留学人数，以及留日学生的学习和抗日活动等方面；较少注意从宏观角度探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政府的对华留日学生政策。本文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为基本资料，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力还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留日学生的选拔与接收
日本早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根据日本国会于1923年3月通过的《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⑤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资助中国留日学生。1924年2月6日，日本政府与中国北京政府达成《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3月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据此颁布《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留学生学费补助分配办法》，⑥用日本退还的部分庚款，每年资助320名留日学生。日本政府将这类接受资助的留日学生，称为“一般补给生”。⑦但急于垄断中国留日学生“补给”事务大权的日本政府，在与中国政府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于1926年相继推出独自利用部分庚款资助中国留日学生的“选拔留学生”制度和“特选留学生”制度，⑧接受这种资助的中国留日学生则被其称为“选拔留学生”和“特选留学生”。1930年7月，中日两国之间的退还庚款交涉陷入僵局，南京国民政府表示，今后将不再选拔“一般补给生”补充定员范围内的缺员，日本政府则增加“选拔留学生”人数，以弥补下降的“一般补给生”人数。⑨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在中日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虽未停付对日庚子赔款，但已将该款从汇存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先后转存至英国汇丰银行和重庆中央银行，实际上并未支付给日本；⑩然而，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战争期间所需的包括资助中国留日学生在内的对华文化事业经费，每年超过100万日元，常达300万日元，甚至一度增至600万日元。1938年1月，日本政府修改《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决定从“临时事件费”中支付“处理中国的文化事业”经费，(11)且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以原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中的“积累金”补充，(12)从而保证“补给”中国留日学生及其他对华文化事业的费用。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为控制选拔留学生的“补给”权，规定选拔留学生的推荐者主要是日本驻中国的使领馆和留日学生就读的日本各大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13)随着中国占领区各伪政权的相继建立，到1938年4月23日，则规定中国留日学生从以下人员中筛选：伪满洲国政府或伪满驻日大使馆推荐者；伪中华民国政府或其驻日大使馆推荐者，其中区分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或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及其驻日代表机构代替推荐者；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或驻伪中华民国大使馆推荐者。(14)新规定将中国占领区各伪政权及其驻日大使馆或代表机构，增添为选拔留日学生的推荐者。由此，表面上各伪政权分享了选拔留学生“补给”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受制于日本政府的各伪政权只是参加了部分相关工作而已。
鉴于在华占领区的不断扩大，日本政府还一改战前批评中国政府按“省别定员”方式选拔补给留日学生的政策，(15)决定按地域分配选拔留学生的人数。在1926年前后，日本曾以“省别定员”法会导致成绩优秀者因本省名额有限而无法入选的弊端，提出以学业成绩、思想状况、身体素质作为选拔留日学生的基本标准。(16)不过，这种选拔留学生的办法很难“惠及”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内陆省份，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适应日本已大面积占领中国领土的局势和对华文化侵略的需要。1939年9月18日，日本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使馆参事官堀内干城在呈报外务大臣阿部信行《关于选拔留学生各地比例人数变更件》中，提出自次年开始将外务省选拔留学生名额按地域进行划分，由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来选拔，(17)获得外务省同意。可见，日本政府重拾中国政府的“省别定员”法，意在扩大留日学生选拔的地域范围，保证占领区每个省份都有一定的名额。
1939年11月27日，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使馆二等书记官门胁季光，向外务大臣野村吉三郎汇报其与伪临时政府教育部，就共同选拔留学生问题商定的《选拔留学生之选定及学费支给要纲》。(18)该“要纲”与1926年9月日本政府颁布的《选拔中国留学生选定标准及手续》相比：一是扩大了选拔留学生的范围。即，从在日本本科以上的各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中国留学生，扩大为留学日本各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中国学生，以及在中国占领区公立或已立案的私立高中以上学校毕业者，并强调优先选拔兴亚高中毕业者。二是改变了选拔留学生的筛选方式。即，从选拔留学生申请者由所在大学校长推荐，经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选定，改为由伪政权教育部及其驻日代表机构或驻华日本大使馆推荐，经中国留学生选拔委员会审查选定。(19)1940年2月16日，日本新任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据此指示北平的藤井启之助参事官，与伪临时政府教育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协商组建中国留学生选拔委员会，开展遴选“选拔留学生”工作。(20)
1940年5月16日，藤井参事官向有田外务大臣汇报了其与伪临时政府教育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之间协议成立中国留学生选拔委员会的情况，并随同转呈《中国留学生选拔委员会组织规程》，对战前完全由日本控制的中日考选委员会作了形式上的修改。(21)该“规程”规定：“中国留学生选拔委员会设委员九人，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指定五人，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及驻华日本帝国大使馆各指定二人组织之，并公推一人为委员长，于必要时得酌聘临时委员”；“委员会之职权为审议关于左列之事项：一、留学生所缴证件之审查，二、留学生资历之审查，三、留学生学业操行及思想等之审查，四、留学生选拔派遣之决定，五、其他关于选拔之重要事项。”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方面在委员名额上占有优势，从形式上获得了审查选拔留学生事务的主导权，但日本方面通过聘任临时委员或公推委员长等方式，仍然控制着审查选拔留学生的实权。
5月30日，有田外务大臣致函驻北平的土田丰书记官，指示其在向留学生选拔委员会推荐合适人选时，应注意两点：(1)尽可能多地录用学习医、工、农、理科者；(2)1940年华北地区的“选拔留学生”录取人数为40名内。(22)可见，日本政府选拔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目的，是重在培养具有亲日思想的实用性技术人才，以配合日本的殖民地资源开发与利用，支持其侵略战争政策。不过，限于战争时期财政紧张，日方无法接收过多的选拔留学生。
日本政府首先确定各占领区的选拔留学生名额，然后转发给日本驻中国各伪政权的使领馆，命令他们通过伪政权选派留学生。1940年5月，有田外务大臣分别致函驻北平的藤井参事官、驻张家口的渡边信雄总领事、驻南京的日高信六郎参事官，命令他们根据日本政府制定的《昭和15年度选拔留学生采用要纲》，与当地伪政权“协商”推荐选拔留学生候补者。该“要纲”作为中国占领区选拔留学生年度指导性文件，在以下方面作了原则性规定：占领区各地1940年度的选拔留学生名额为蒙疆地区10名，华北地区40名，华中地区25名，广东15名，总计90，名；具体留学时间，1940年9月赴日本入学东亚学校，施以日语或其他预科教育，1941年4月入学各自希望的学校；补给学费额度，在东亚学校就读时月额50日元，就读专门学校时月额50日元或55日元，就读大学时月额55日元或60日元。(23)这些选拔留学生的补给待遇虽与战前相比变化不大，但名额与1936年的298名相较，下降了70％。(24)
日本驻中国占领区各使领馆接到上述指令后，普遍反映本地分配的名额不足，要求增加选拔留学生的人数。1940年5月10日，驻张家口的渡边总领事致电有田外务大臣，强调蒙疆地区的特殊情况，拟将选拔留日学生名额由10人增加到20人，并称详情等其回国后细谈。5月21日，有田外务大臣致函驻张家口的望月静代理总领事，表示经与回到东京的渡边总领事协商，蒙疆地区选拔留学生录取人数改为15名。7月8日，驻汪伪政府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致电有田外务大臣，报告华中方面尤其是武汉地区失学者较多，认为25人的名额太少，请求增加10名。7月13日，有田外务大臣复电阿部大使，表示鉴于本年度预算的关系，只能增加3名选拔留学生。15日，阿部大使致电有田外务大臣，报告既然外务省同意增加录取3名，其余7名由伪中华民国教育部负担，且将这7名全部保留给武汉地区。(25)7月27日，新任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复函同意阿部大使的请求，并转电日本驻广东的喜多永男总领事，指示广东应根据当地陆军特务机关的计划派遣留学生，(26)但广东没有提出增加名额的要求。
日本政府在严控选拔留学生名额的同时，也压缩了原本人数就极少的特选留学生名额。根据1926年4月日本政府颁布的《特选中国留日学生选定标准及手续》规定，每年特选留学生定员20名，其选拔过程为，先由中国留日学生的日本指导教师向学校推荐，然后留日学生提交给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申请书、履历书、导师推荐信、学业成绩表、体检表等，最后由学校校长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提交这些材料，等候外务省批准。不过，特选留学生的入选门槛要求具有研究生水平，且补给月额为选拔留学生的1倍至3倍，(27)故入选人数极少。1929—1937年间，特选留学生共计85人，(28)年均9.4名。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特选留学生人数，就目前笔者目力所及，仅见1939年度特选留学生有九州帝国大学的林伯辉、千叶医科大学的孔禄卿和东北帝国大学的陈志藻3人，(29)1940年度的特选留学生有留学日本公众卫生院的侯扶桑和京都帝国大学的蒋本沂两人，(30)人数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相较，有所减少。
由于特选留学生、选拔留学生的名额有限，日本政府将接受留日学生的目光转向占领区的自费生。中国沦陷区青年学生在日伪监控下既无法去欧美留学，也很难到中国大后方进修学习，(31)为逃避沦陷区的白色恐怖，不少人自费赴日留学。还有些家资丰厚者寄望得到日本庇护，主动送子女赴日留学。当然，也有某些青年学生为了解战时日本的情况而东渡留学。(32)已有研究成果分别就伪满政权、华北伪政权、汪伪政权、伪蒙疆政权的留日学生人数作过细致考察，大都肯定了各沦陷区自费留日学生广泛存在的事实。(33)据统计，从1938年6月至1943年9月，沦陷区留日学生平均每年有2540多人，在抗战临近结束的1944年4月，仅伪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就有1118人。(34)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沦陷区仍有如此规模的留日学生，日本政府积极接受自费生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自费留日学生多属殷实之家子弟，日本政府认为既可借机培养有一定影响力的亲日分子，又可拉拢、胁迫这些学生的父母亲友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35)故乐于接收。据来自伪满洲国的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孙连璧回忆：“当时由此去日本留学的多为官宦富绅子弟，穷人家的孩子不用说私费，就是考上官费一般也拿不起其它的开销。”据刘振生对部分原伪满留日学生的采访和问卷调查，确知家庭资财者12人，其中出身富商家庭3人，占25％；地主家庭2人，占16.66％；知识分子家庭2人，占16.66％；普通家庭3人，占25％；“家境殷实”而其他情况不详者2人，占16.66％。(36)可见，伪满多数自费留日学生来自商、绅、地主家庭。此外，日本政府在伪蒙疆政权选拔留日学生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家庭出身，故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多为内蒙古的“豪门望族”子弟。(37)
当然，日本学校乐于接收这些富家子弟，也是为在物价腾贵的战争时期保证相对稳定的学费收入。因此，在吸纳这些自费学生时，会非常注重了解该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如，1938年1月21日，日华学会会长细川护立致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介绍原籍为河北省遵化县的刘秉信入秋田矿山专门学校采矿科学习。1月27日，冈田致函秋田矿山专门学校校长平冈通也，介绍刘秉信。2月22日，平冈校长复函冈田，表示可以接收，只是担心其能否支付学费。对此，文化事业部再次咨询日华学会。日华学会2月25日致函冈田，详细介绍刘秉信的家庭经济情况：其父刘笠田早年在北平行医，现退隐河北老家，资产10万日元左右；其兄刘秉仁早年任职奉天市政府秘书，现为伪遵化县政府内务科长。3月1日，冈田复函平冈通也，说明根据日华学会的调查，该生家境殷实，不会在就学期间发生无法支付学费的情况。(38)根据外务省《满支留学生便宜供与自费留学生》资料，可知其他自费留学生的接收过程大多如此。
二、多重举措力保换脑教育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对华留日学生教育，已无需像战前那样遮掩培养“亲日分子”的目的，而是明确提出服务于侵华战争，即培养“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协力者”。如，1940年度伪河北省公署选派50名学生赴日留学时，明确规定留学目的是获得“留日学生即积极的新秩序建设协力者这样的成果”。(39)为实现这样的留学教育目的，日本政府在监督检查留日学生的学业成绩，提供与修建留日学生教育基础设施，资助有利于所谓“日中亲善”的留学活动，以及改善留日学生生活待遇方面，相当卖力和认真。
首先，重视选拔留学生的教育，经常指示相关各校调查选拔留学生的学业成绩。1938年3月9日，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致函日华学会会长细川护立、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校长桥田邦彦等23名校长或机构负责人，请他们汇报“满”、“中”留学生1937年度的学业成绩。(40)同年3月至4月，各相关学校和机构都汇报了本校或本机构内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业成绩。1939年3月23日，三谷隆信文化事业部长致函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平贺让等38名校长，要求调查文化事业部学费补给生的学业成绩，并通过学校通知那些希望继续获得学费补给者，必须将其履历书及学业成绩证明书在4月底以前送交文化事业部。(41)其实，定期检查选拔留学生的学业成绩，当“选拔留学生有操行或学业不良等情形，认为有悖留学之趣旨时，停止支给其学费”，(42)可以有效控制留日学生接受日本政府和有关学校的教育和安排。
其次，出资支持留日学生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1938年5月11日，日华学会决定设置留学生教育部，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留学生教育部设置案》。其中，强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各种事务“更加重要”，此际必须扩充学会规模，增设留学生教育部，对中国留日学生采取入学指导、经常视察等积极措施，以防止留学生相关工作的遗漏。该“设置案”提出所需经费为1万日元，并附有《留学生教育部职务内规》。该“内规”的主要内容包括：解答与留日学生相关的各种咨询，指导留日学生选择希望就读的学校，向各学校、机构介绍留日学生情况，与接收留日学生的学校进行交流，监督留日学生的学习，为留日学生联系宿舍和参观、实习场所，留日学生教育相关事务的调查及向相关当局的报告等。(43)该案获得外务省支持。
1939年7月12日，东京工业大学校长中村幸之助致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三谷隆信，提出扩充该校留日学生教育设施的计划。中村指出：“随着时局变化……通过和亲提携、协助建设新中国而欲入本校者日多，为他们提供便利乃是兴亚国策的紧要事情。”并在随函附呈的《中国留学生教育设施扩张理由书》中，强调“东亚维新之际，树立新的亲善关系之秋，更新处在两国融合教育第一线的本校附属预备部的设施，增加接纳今后激增的人员，成为教育中国留日学生的支柱，以寄望于大亚洲的兴旺发达”。(44)同时，提供了《中国留学生教育设施扩张所需内含明细书》、《中国留学生教育设施扩张设备费所需额调》等资料，证明扩充留日学生教育设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的提议同样获得外务省支持。
日本政府虽出资支持增建留日学生教育的基础设施，但对每笔资金的支出、运用都有严密的监督、检查。1938年10月11日，检察院检察官大久保忠文向外务次官堀内谦介通报《关于经费的实地考评件》，其中有对昭和7年度至12年度外务省各种支出的审查记录，包括1937年11月支付给京都帝国大学修文会赞助费16034.64日元，购买建设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高等科留学生宿舍的1000坪土地的详细情况。(45)由此可知，日本政府并非盲目地支持扩建所有的留日学生教育设施，而是通过监督、检查，一定程度上保证出资的利用效果。
再次，向接收留日学生的各学校和教育机构提供从事各项所谓“日中亲善”活动的经费。1939年5月10日，三谷文化事业部长发函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平贺让等13所学校校长，请他们尽快提出1938年度伪满洲国及伪中华民国留学生训育费的详细收支情况。各学校随即汇报了此前组织留日学生的各项“日中亲善”活动，如组织中国留日学生游览名胜古迹、徒步旅行、参观实习，参加各种关于日本建国、“大东亚战争”的纪念会，举办演讲会、恳谈会、留学生入学欢迎会、毕业生欢送会，制作各种徽章，招待费，冬季或夏季修炼会等各项事业及其支出情况。(46)5月31日，会计检查员西村报告文化事业部：1938年度对华文化事业费资助留日学生团体设施及训育费总额为89578日元。(47)从这些经费支持的前述“日中亲善”活动看，其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亲日情结，展示日本文化的所谓“精髓”和炫耀日本“强大”，灌输“大东亚战争”的所谓意义。
这些活动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举办中国留日学生的毕业生送别晚餐会。1939年3月1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决议为“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留学生举行首届送别晚餐会，并强调此后每年都要举办留学生送别晚餐会，其目的是进一步密切日本相关部门与留日学生之间的关系，希望留学生毕业回国后与日本方面永远保持联系。3月23日，三谷文化事业部长在首届伪满洲国及伪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毕业者送别晚餐会上，鼓励这些留日学生在毕业后继续搞好“学问研究”，为“日中亲善”和东亚的“和平幸福做出贡献”。(48)不言而喻，就是要求他们认真领悟“日本精神”，回国后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政策。
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根据距离东京的远近，还补助那些居住在东京之外参加送别晚餐会的留日学生旅费。1939年3月25日，文化事业部通过《召集文化事业部补给生卒业者所需经费支出件高裁案》，决定支付出席3月23日毕业生送别晚餐会的刘绍福等7名留学生旅费144.25日元，该资金从1938年度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事业费之项下的“留学生给与之目”中支出。3月28日，京都帝国大学的刘绍福等3名学生向三谷文化事业部长提出了补助旅费的申请书。3月29日，三谷部长致函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羽田亨，指出支付这3名学生旅费56.64日元，并请其转交外务省会计课对前述金额的支付通知书；同日，三谷部长还照例致函其他4名学生所在学校，请各校校长转交支付给该校学生参加送别晚餐会的旅费。(49)根据现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对在本国留学生的诸补给关系杂件》可知，此后每年参加留学生送别晚餐会的东京之外的留学生，都能获得旅费补助，其支付方式与1939年相同。
最后，改善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待遇。因财力限制，日本政府无法提供过多的选拔留学生名额，但为达成对已经赴日中国留学生的换脑教育目的，就不得不解决战争导致的物价上涨给留日学生造成的经济困难，增加选拔留学生的学费补给额度。1939年4月5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决定从当年4月开始，增加选拔留学生的补给额，并将选拔留学生的留学地划分为甲、乙两类地区。甲地区是指东京、大阪、京都、横滨、神户等地，乙地区是除甲地区外的其他地方。1939年4月，在甲地区就读于专门学校医工理农各科的选拔留学生补给额从50日元增至55日元，就读于专门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其他各科选拔留学生补给额分别从45日元、40日元增至50日元；在乙地区就读于专门学校医工理农各科的选拔留学生补给额从45日元增至50日元，就读于专门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其他各科选拔留学生补给额分别从40日元、35日元增至45日元。(50)这次增加补给额，仅适用于专门学校和高等学校选拔留学生，而就读于大学的选拔留学生的补给额一般已经在50日元至70日元之间，基本满足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故不再提高。
三、强化监管与归国安置
鉴于中国留日学生在七七事变后对自身安全、学业及中日关系的担忧，文部省于1937年8月3日向接收中国留日学生的各校校长及相应的地方长官发出《关于对“满”、“中”留学生采取措施件》，要求“各学校对‘满’、‘中’留学生应依据下列要点，采取适当政策对其保护、监督”。(1)教职员对中国留学生应不失所谓大国国民的胸襟气度，与“满”、“中”特别是中华民国留学生相处时，一定要谨言慎行，勿使其陷入不安动摇之中，努力使其达成留学目的。(2)密切与中国留日学生的联系，注意其动向。(3)即使暑假期间，也要区别“满”、“中”留学生的“归国”和“在留”情况，明确其“在留”的住所，做到细致入微的“辅导”。(4)详细调查前述诸项，在8月15日前汇报。1937年10月12日，文部次官伊东延吉致函外务次官堀内谦介，通报了其再次要求相关各校高度关注中国留日学生，提出鉴于七七事变以来那些归国者不可能全部返校，故对逾期不归者给予“休学”的便利，即使在未缴纳学费的情况下也保留其学籍，(51)为中国留日学生重返日本留下余地。
外务省估计到中国留日学生因七七事变可能逾期不归的情况，也与接收文化事业部学费补给生的各机构互通信息，了解和调查留日学生的返校情况。1937年9月3日，冈田文化事业部长致函东京帝国大学等62所学校校长和机构负责人，要求调查目前选拔留学生的姓名、1937年9月1日后返校月日、是否因事变回国或因暑假回国，以及未返校的其他理由。9月下旬至10月初，各校相继汇报了本校选拔留学生的返校情况。据此可知：(1)未返校的中国留学生占绝大多数。东京帝国大学25名选拔留学生中，仅有莫国万于9月15日、华世英于9月20日返校；10月6日前，京都帝国大学的24名选拔留学生中仅有6人返校；九州帝国大学8名选拔留学生中只有1人返校，而且返校者多为出身伪满洲国的留学生。(2)回国的原因既有因事变回国者，也有因暑假回国者。总体上看，因事变回国者稍多。(3)不及时返校的原因，有因病无法返校者、资金断绝者、现在其他地方者等，(52)与历年比较可知，多数还是因中日战争爆发而不愿回敌对国求学。
日本政府调查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了解和掌握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重在他们的思想动向与政治活动；二是出于防谍需要。1938年3月24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提出“最近那些因事变回国的中国留日学生希望再入日本留学者逐渐增加，是否允许他们再入国”的问题，内务省认为鉴于留日学生向来都是抗日的“主动者”这一事实，出于防谍需要，主张等战争结束后，经确认其身份再允许入国。但是，广田本人认为中国留日学生如果这时有“好”的意向，且中国已成立了“新政权”，经与内务省协商，提出可允许持有“新政权”(或地方治安维持会)发给记载本人原籍、姓名、年龄的履历书和推荐信，并获得驻中国使馆证明者入国。(53)同时，日本政府还加强了对原归国留日学生重返日本的检查工作。1938年8月24日，日本驻天津田代重德总领事致电宇垣一成新任外务大臣，请其同意并电示日本驻中国各地使领馆，对于暑假期间回国的留日学生重返日本时，必须出具所在学校发给的在学证明书，并到日本驻华各地的使领馆办理相关手续后，才允许再次入境。8月25日，宇垣外务大臣同意此举，并致电在华各地领事遵照办理。(54)日本政府为防止中国“间谍”以留日学生的身份“混入”日本，强化各地留日学生再入国的入境检查，给休假回国的留日学生带来了不少麻烦。
实际上，一些中国学生确实借助留日的机会，在日本开展各种秘密的抗日活动。如，江苏留日学生钱崖与王道源等人，从战前的1936年9月组织反战情报组，联络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日本人黑田善次及日共党员田中忠夫等人，搜集日本对华战略、日军向华北调动等情报，并设法传递给国民政府，直至1939年钱崖被日本当局逮捕。出身“满洲国”的早稻田大学留学生贾桂林回国期间接受国民党的委任，负责“满洲国”在日学生的抗日指导工作，并从1940年2月开始在留日学生中秘密发展同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55)1938年底至1939年初，留日警官学生汪叔子、焦立仁等人在东京“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内重建了中共东京支部，策划破坏日军后方军事部署，组织铁血青年团袭击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主战者，秘密收集日军情报。1939年3月30日，警察讲习所所长安藤狂四郎致函三谷文化事业部长，宣称“汪叔子渡日以来，伪装学习，实则批判日本情势，起草抗日容共论文，秘密纠合同志，制造流言蜚语，意图扰乱后方，2月19日被警视厅检举”，遂以“忘记学生本分、违背教养宗旨，不堪造就”为名，于3月24日将其开除出所。(56)
因此，日本政府并不信任各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暗中强化对其思想、品行的调查。1939年6月1日，三谷文化事业部长致函各校，命令调查本校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倾向和主要活动。各校受命后即开展调查中国留日学生工作，且大都在6月上旬向文化事业部作了汇报。如，第一高等学校校长桥田邦彦于6月6日致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报告了对该校中国留学生张世和、陈国桢的调查情况。即，张世和：人物普通、思想倾向大体稳健、品行良、健康状态良；陈国桢：人物柔和温厚、思想倾向坚实稳健、品行良、健康状态是曾因得病而休学，现已康复。(57)其他各校也大都按照这种模式进行了汇报，以致东京商科大学留学生张景柏感觉：“四年半的留学实际上就好像总是被人监视的状态，直到今天还总觉得有一个影子跟着自己的情形。”(58)
当然，善于恩威并用的日本当局，在严厉管教和监控中国各伪政权留日学生的同时，也比较“关心”即将毕业回国留日学生的工作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留日学生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更直接关系到其培养留日学生战略的实现。为此，外务省在留日学生毕业前，就委托各留学生教育机构，调查或预测他们毕业后的去向，尤其注重文化事业费补给生的未来发展方向。1939年2月28日，三谷文化事业部长发出《文化事业部学费补给生归国者调之件》，要求各校或教育机构调查当年3月份即将毕业归国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身省县及现在居住地、所学科目、归国后的就职单位或住所、出发日期等。根据各校或教育机构汇报，可知没有预定回国日期者占多数，尚未确定或正在交涉回国单位者也不少，部分留学生升入高一级学府或大学院继续进修，而确定回国就职的学生，多在伪政府各职能部门服务，有些职位是内定的。(59)一定程度上，日本政府通过留日教育，确实培养了一些助其实施殖民统治的“人才”和配合侵略战争的工具。
选拔或特选留学生毕业回国后，日本政府一般会及时通知其驻伪政权各地的使领馆。1938年4月23日，广田弘毅外务大臣分别致函驻北平的堀内干城参事官、驻上海的日高信六郎总领事、驻天津的堀公一代理总领事、驻青岛的门胁季光代理总领事、驻济南的有野学总领事、驻南京的花轮义敬总领事、驻张家口的森冈正平总领事，将文化事业部学费补给生该年度3月份的归国者列表，包括其姓名、毕业学校、原籍、备考等内容，转发给各位总领事、代理总领事或参事官。(60)此举表面上是要各地使领馆关照毕业回国的选拔或特选留学生，其实是要求这些机构加强与归国中国学生的联系，利用他们为日本在当地的“大东亚共荣”事业服务。
日本驻伪政权各地使领馆，亦密切关注毕业回国留日学生的组织和活动，一旦确定有利于“日中亲善”或侵华扩张政策，就给予积极支持。1938年12月17日，转任驻汉口总领事的花轮义敬致函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报告：“居住武汉的留日经历者，以增进日中两国友谊，推进学术研究，协助日中亲善为宗旨而成立了武汉留日同学会，该会的首要事业是设立汉口日语专修学校，并恳请我及陆海军特务部长对该会进行指导。”且称：“陆海军特务部长分别向该会及该会学校各捐资500日元赞助费，本人也捐款500日元，但随着日语学校的发展，补助相当数额的经费是十分必要的，故禀告之。”1939年1月9日，有田外务大臣复函驻汉口的田中正一代理总领事，认为“该事对文化事业是极有意义的，但现在设立了兴亚院，日中文化提携目的下的团体归该院所管，你汇报的该件应向兴亚院的当地机构提出申请”。(61)肯定武汉留日同学会及其成立日语专修学校的“积极”意义，指示其应向新成立的兴亚院驻当地机构提出增加补助费的问题。
1939年5月12日，有田外务大臣分别致函驻北平的堀内参事官、驻天津的田代总领事、驻汉口的花轮总领事，再次明确外务省与兴亚院在对华文化事业方面的分工。他指出：“1938年12月27日转发给各位的文化机密第一七三五号中，已提及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所辖(部分)事务由兴亚院接管。除东亚同文书院事务外，财团法人东亚同文会事务自1939年5月11日转归兴亚院管辖，今后与本件相关事务由兴亚院当地机构处理，天津中日学院、汉口江汉中学也应与兴亚院当地机构联络。”(62)可见，随着日本战时体制的调整，1938年12月成立的兴亚院(1942年11月并入新成立的大东亚省)接管了大部分日本对外文化活动，包括在中国占领区的留日预备学校、归国留日学生的组织和活动等。(63)1943年3月18日，驻北平的盐泽清宣公使致电青木一男大东亚大臣，汇报3月15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留日同学会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及第六次全体会员大会的情况，称此次大会“为实现参战后的目标而迈进”。(64)回国留日学生的负责机构虽改为大东亚省，但外务省仍参与日本国内的中国留日学生事务管理，故日本驻各伪政权使领馆继续关注中国留日学生问题，并分别向外务省和大东亚省汇报回国留日学生的活动情况。
进入1945年，日本的战败迹象愈加明显，日本政府为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最后的挣扎，宣布日本国内学校停课一年，大幅度减少对中国伪政权留日学生的接收，即使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要么被安排提前回国，要么被集中起来管理，并解散、整合各种涉及留日学生的团体。1945年2月15日，日本政府在整合有关留日学生团体的基础上，成立日华协会。然而，被解散的各团体出现职员大量失业的情况，大东亚省决定象征性补偿这些职员。3月8日，大东亚省提出的《禀同随着日华协会的设立，对解散、统合的团体职员赠与慰问金之件》，于3月17日获得日本政府批准，决定补助日华学会8000日元、东亚振兴会5000日元、大东亚留日学生会3000日元、东洋妇人教育会5000日元、东方民族协会3000日元、成城学校留学生部3000日元、大东亚学寮5000日元。(65)随后，这些协助日本政府管理、监控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团体皆被遣散。
曾经参与中国留日学生工作的各团体在解散之际，大都不忘标榜自己配合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实施殖民教育的“功绩”。1945年5月10日，东亚振兴会在《昭和十九年度事业报告》中吹嘘：“本会自1938年12月扩充机构，着手从事日华亲善事业以来，7年间一直着实努力辅导学生、亲善日华两国国民、普及兴亚思想，其成绩日益彰显。”如，1944年度，京都支部举办兴亚思想普及讲习会及学术研究成果发表会，努力“启发”留日学生；组织留日学生在6月1日去明治神宫、11月5日去靖国神社祈愿“大东亚战争”必胜；9月17日组织留日学生哀悼海军大将中村良三战死等，可见其在“辅导”留日学生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工作。“(1945年)1月29日，在大东亚省会馆召开职员总会，通过解散决议，定于同年3月31日并入日华协会。”(66)东亚振兴会对此“深表荣幸”，自欺欺人地认为并入日华协会，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事实恰恰相反，四个月后，日本战败投降，尚在日本国内的中国留日学生相继被国民政府召回甄审，(67)正式宣告了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终结与失败。
四、结语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推行的所谓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虽不惜重金扩建留日学生教育设施，资助留日学生参加各项所谓“日中亲善”活动，改善留日学生的经济待遇等，但除了培养一些出任低级伪职的汉奸特务外，(68)多数留日学生并未真正接受其殖民奴化教育和侵略思想。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非正义立场和目的——培养所谓“日中亲善”的“楔子”和“大东亚战争”的“协力者”。(69)故而，日本政府一面极力拉拢留日学生，一面强化监控，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既要“日中亲善”，又要提防戒备；既要侵略这些学生的祖国，又要他们为其服务，这种自相矛盾，是企图将本应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留学生教育强行变为侵略战争工具时必然要遇到的窘境。对于已有相当理性判断力的留日学生而言，他们虽怀着各种不同目的赴日留学，也不得不接受日本当局的各种教育安排，但他们都不是为主动接受日本的侵华思想而赴日。(70)诚如战时留日学生姚颂恩所言“我们不是没有国家意识的人”，(71)作为直接接触日本社会的中国人，日本国内的侵华战争舆论与行动，会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72)留日学生很难真正从内心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与侵略思想。
留学生政策作为国家涉外文化教育政策的一部分，虽反映该国的文化战略，但要符合留学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递正义思想的和平目的。近代日本从接收中国留日学生始，就将其大陆扩张政策与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即使在1918—1923年间日本国会讨论“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时，也是从维护日本“国益”的立场出发，很少有人从文化教育交流的角度进行考虑。(73)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更是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政策的需要，结果适得其反。抗战时期，不少中国留日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就是证明。(74)抗战胜利后，一些战时留日学生利用日语优势和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参加了对日遣返和审判日本战犯工作。(75)近代日本政府和军部利用留学教育为侵略战争服务，这不但注定了其对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收效极为有限，而且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最终结局。
附识：谨向为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匿名评审专家，以及为本文写作提供帮助的黄尊严、张俊义诸先生，深表谢忱。
注释：
①参见矢野文雄：《清国留学生招聘策》，云述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7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95—96页。
②参见酒井順一郎：《1920年代から1930年代に於けゐ中国人日本留学生政策》，《留学生教育》第9号，2004年12月，第87頁。
③参见菊池一隆、曲晓范：《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
④中文成果主要有王奇生《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孔凡岭《伪满留日教育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周孜正《汪伪的留日学生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和《浅论汪伪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经费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余子侠《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谭克俭《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留日学生》(《晋阳学刊》2005年第1期)、徐志民《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政策探微》(《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日文成果主要有周一川《“満洲国”の留学政策と留日学生概況と事例研究》(《アジア教育史研究》第8号，1999年3月)、劉振生《“満洲国”時代におけゐ元日本留学生と日本》(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陳昊《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ゐ在日中国人留学生につぃて》(《九州教育学会研究紀要》第31巻，2003年)、河路由佳等人编《戦時体制下の農業教育と中国人留学生》(東京：農林統計協会，2003年)、三好章《維新政府と汪兆銘政権の留学生政策——制度面を中心に》(《人文学研究所報》第39巻，2006年3月)，以及川島真《日本占領期華北におけゐ留日学生をめぐ動向》(《中国研究月報》2007年8月号)等论著。
⑤《義和团事件賠償金還付ニ関スル建議案》，《東方文化事業部関係会計雜件 第一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062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⑥陈学恂、田正平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09—414页。
⑦补给，日语词，资助之意。
⑧徐志民：《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述评(1896—193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6—224页。
⑨阿部洋：《戦前日本の“対支文化事業”と中国人留学生——学費補給問題を中心に》，《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第121集“戦前日本のアジアへの教育関与”，1992年，第178頁。
⑩参见袁成毅：《中国对日庚子赔款述略》，《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11)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第876—877、909頁。
(12)截至1937年11月底，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的“积累金”总额为18039647元。参见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第878頁。
(13)《選拔留学生ノ定員増加ニ関スル件 昭和三年四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第一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4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蒇。
(14)《選拔留学生ノ內規改正ノ件》，《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6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5)省别定员是按照省别具体分配各省庚款补给留日学生的人数，日本方面对省别定员的批评，参见阿部洋：《戦前日本の“対支文化事業”と中国人留学生——学費補給問題を中心に》，第168頁。
(16)《一般留学生選定規則改正打合会 昭和三年五月》，《補給留学生規則関係雜件》，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10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7)《選拔留学生各地割当人数変更ニ関スル件 十四年九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7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8)《選拔留学生選定方ニ関スル件 十五年二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19)参见《選拔留学生ノ定員増加ニ関スル件 昭和三年四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維件/方針関係 第一巻》；《選拔留学生選定方ニ関スル件 十五年二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4700、B0501547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20)《選拔留学生選定方ニ関スル件 十五年二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21)参见《一般留学生選定規則改正打合会 昭和三年五月》，《補給留学生規則関係雜件》；《選拔留学生選定方ニ関スル件 十五年二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維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10300、B0501547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22)《選拔留学生選定方ニ関スル件 十五年二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23)《昭和十五年(2)選拔留学生推選ノ件(北京張家口南京宛)昭和15年》，《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推薦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80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24)阿部洋：《戦前日本の“対支文化事業”と中国人留学生——学費補給問題を中心に》，第177頁，“(第3表)‘対支文化事業’にょゐ学費補給生数おょぴその構成の推移”。
(25)《昭和十五年(2)選拔留学生推選ノ件(北京張家口南京宛)昭和15年》，《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維件/推薦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80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需要指出的是，1940年1月15日，阿部信行内阁辞职后，曾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的阿部信行，于1940年4月1日至同年12月7日任日本驻汪伪政府特命全权大使。
(26)1940年华北占领区的选拔留学生人数，已占当年选拔留学生规定总人数的44.4％，故华北方面没有提出增加选拔留学生名额的问题。《昭和十五年(2)選拔留学生推選ノ件(北京張家口南京宛)昭和15年》，《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推薦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80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27)《特選留学生選定標準及手続修正ニ関スル件 昭和二年二月》，《在本邦特選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513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28)阿部洋：《戦前日本の“対支文化事業”と中国人留学生——学費補給問題を中心に》，第177頁，“(第3表)‘対支文化事業’にょゐ学費補給生数おょぴその構成の推移”。
(29)《昭和十四年度選定》，《在本邦特選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選定関係》，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5159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0)《昭和十五年度選定》，《在本邦特選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維件/選定関係》，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516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1)《吴群棣自传》，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1535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2)参见周孜正：《试探沦陷区中国青年赴日留学原因》，《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33)参见孔凡岭：《伪满留日教育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余子侠：《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周孜正：《汪伪的留日学生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徐志民：《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政策探微》，《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34)参见周一川：《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辨》，《文史哲》2008年第2期。
(35)《留学生学資補給》，《善隣協会関係雜件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957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6)劉振生：《“満洲国”時代におけゐ元日本留学生と日本》，第283—312頁。
(37)参见徐志民：《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政策探微》，《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38)《満支留学生便宜供与自費留学生(昭和十三年中)》，《在本邦留学生便宜供与(入退学、見学、実習等)関係維件/自費留学生関係 第三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5794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39)《昭和十五年(3)河北省公署派遣留日官費生ニ関スル実施要領 昭和15年》，《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推薦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80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40)《満支留学生ノ学業成績調查 昭和十三年三月 分割1》，《在本邦留学生調查関係雜件 第十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24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41)《文化事業部補給生ノ学業調查 昭和十四年三月》，《在本邦留学生調查関係雜件 第十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2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42)《選拔留学生選定方ニ関スル件 十五年二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43)《留学生教育部設置案 昭和十三年五月》，《日華学会関係維件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268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44)《東京工業大学昭和十五年度支那留学生教育施設拡張ニ関スル件》，《在本邦留学生予備教育関係雑件/特設予科関係 第三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52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45)《修文会留学生寄宿舎敷地購入ニ対スル検查照会 昭和十三年十月》，《会計検查関係雜件 第九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107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坪是日本面积单位，1坪＝3.3057平方米。
(46)《昭和十三年度訓育費ノ調查 十四年五月》，《在本邦留学生ニ対スル諸補給関係雜件/訓育費関係》，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538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47)《団体施設及訓育費決算額照会ノ件昭和十四年五月》，《会計検查関係雄件 第十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1074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48)《文化事業関係満支留学生第一回送別晚餐会 昭和十四年三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雜件 第十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92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49)《卒業留学生送別晚餐会出席旅費 昭和十四年四月、昭和十五年四月》，《在本邦留学生ニ対スル諸補給関係雑件 第三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53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50)《選拔留学生学費増額ノ件十四年四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7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51)《満支襾国人学生生徒ノ取扱ニ関スル件 十二年十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5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52)《選拔補給志願者ノ出席調查方ノ件 昭和十二年九月》，《在本邦留学生調查関係雜件 第八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35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53)《支那留学生ノ入国取扱方ニ関スル件 十三年三月》，《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方針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76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54)《在本邦中国留学生関係雜件25.帰国中ノ支那留学生ノ再渡航ニ関スル件》，《在本邦中国留学生関係雜件》，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40113599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55)菊池一隆、曲晓范：《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
(56)《支那臨時政府派遣警察官留学養成 自昭和十三年 分割2》，《在本邦留学生便宜供与(入退学、見学、実習等)関係雜件/警察関係 第七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593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57)《支那留学生ノ人物素行等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四年六月》，《在本邦留学生関係雑件 第十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4094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58)劉振生：《“満洲国”時代におけゐ元日本留学生と日本》，第294頁。
(59)《文化事業部費補給生帰国者調 昭和十四年二月》，《在本邦留学生調查関係雑件 第十一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42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60)《文化事業部学費補給留学生帰国ノ件 昭和十三年四月》，《参考資料関係雜件/学校及学生関係 第八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8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61)《武漢留日同学会成立ノ件 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参考資料関係雑件/学校及学生関係 第八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618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62)《東亜同文会事務興亜院引继ノ件 昭和十四年五月》，《東亜同文会関係雜件 第九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2506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63)关于对华文化事业管辖权从外务省向兴亚院转移的范围、过程、内容，参见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ゐ挫折》，第898—920頁。
(64)《在本邦中国留学生関係雑件28.中国留日同学会大会》，《在本邦中国留学生関係雑件》，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40113602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65)《日華協会設立ニ伴ィ解散統合セラルベキ団体役職員ニ対シ慰勞金贈与》，《日華協会関係雜件》，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323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66)《東亜振興会(本信ハH.4.2.0.9)昭和二十年》，《助成関係雜件 第五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8596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67)参见林清芬：《战后初期我国留日学生之召回与甄审(1945—1951)》，《国史馆学术集刊》第10期，2006年12月，第97—128页。
(68)王奇生认为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当汉奸者较少，且多任低级伪职；而在伪政权中出任要职的留日者，其留日年代一般在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年代。参见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69)《中華民国国民政府派遣警察官留学生養成 自昭和十五年》，《在本邦留学生便宜供与(入退学、見学、実習等)関係雜件/警察関係 第七巻》；《昭和十五年(3)河北省公署派遣留日官費生ニ関スル実施要領 昭和15年》，《在本邦選拔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雜件/推薦関係 第二巻》，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5015593900、B05015480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70)《孟广琏自传》，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1536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1)《姚颂恩自传》，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1535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2)参见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第277页。
(73)酒井順一郎：《1920年から1930年代に於けゐ中国人日本留学生政策》，《留学生教育》第9号，2004年12月。
(74)参见菊池一隆、曲晓范：《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
(75)参见周孜正：《浅论汪伪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经费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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