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集体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获得集体记忆，也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交流这些集体记忆并获得认同。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统治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社会认同塑造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在当代社会，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数字化环境使集体记忆的传播手段、途径和影响力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语境下，人们如何在互联网中分享和传播、重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又如何影响到社会变迁，是极其值得关注的，因此，从传播学路径对“媒介与集体记忆”进行专题研究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在全面阅读了相关领域的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对理论溯源、基本问题与研究方法、现有的研究热点与成果作一评析，旨在通过对这些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把握国外研究成果的理论脉络，并探索未来在这一新兴领域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兴起及其价值 集体记忆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对记忆的社会属性的研究，而由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首次创建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 哈布瓦赫指出，个体性的记忆由于必须使用人类社会的基本沟通工具——语言、逻辑以及概念，因此也就必然受到社会框架的结构性限制。哈布瓦赫尤其强调记忆的当下性，认为“往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过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因此记忆是现在、过去和未来。①由他对语言在记忆中所起作用的探讨开始，学者们开始关注传播在集体记忆建构中产生的影响。由于大众媒介在集体记忆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核心的角色，有关“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研究也就成为记忆研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分支。 2002年，沃尔夫·坎斯坦纳(Wolf Kansteiner)在反思集体记忆研究的方法论时，特别讨论了传播学取向在这一领域的方法论价值所在。他认为，集体记忆研究的成果虽然丰富，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见则相对较少——大部分记忆研究致力于特定历史、地理和媒体情境下事件的陈述，且往往过于细节化，未能对处于争议表述中的受众反馈进行研究，因此，这些丰富的研究虽然为审视过去和当下的历史文化作出了贡献，但其研究视角却无法与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历史意识产生联系。他认为，在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记忆生产者的灵活性和记忆消费者的颠覆性。这三个历史主体的协商或妥协，建立了在记忆政治的竞争场域的游戏规则。集体记忆研究因此应该特别重视采用传播学与媒介研究的进路。② 这一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集体记忆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兴盛，而后则由于方法论上的局限而有所停滞，传播学的取向，尤其是对高度互动、无远弗界、互为传受者的互联网环境下集体记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过程、影响的关注，为集体记忆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此后，一些学者在探索新的研究进路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马丁·泽尔欧德(Martin Zierold)和A.阿斯曼(A.Assman)都重点探讨了媒介与文化记忆的关系。马丁·泽尔欧德指出，媒介与社会记忆的过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把当下媒介发展的分析整合到社会记忆研究中是很有价值的。他指出，以往的媒介与社会记忆研究通常聚焦于媒介史而非媒介理论当下的发展，研究过于简略和碎片化，且失之于悲观：一些学者担心现代社会变得明显只重当下，忘记过去，特别是最新的媒介发展，如电子媒介或数字化等，常常因这种所谓技术导致“记忆的消失”而受到批评。但实际上，对新媒体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和细致，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③阿斯曼指出：“当互联网创造出一个无远弗届的交流框架时，文化记忆也创造出了一个穿越时间长河的交流框架。”“作为过去的过去”(past as past)与“作为当下的过去”(past as present)之间存在着的紧张关系，是理解文化记忆的动力的一个关键因素。④尼塔·克里格勒－瓦伊尔奇克(Neta Kligler-Vilenchik)则借用“议程设置”的概念，进一步创立了“记忆设置”的概念，并将其运用于集体记忆的研究中。⑤ 二、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争论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断裂还是延续：大众媒介在集体记忆传播中的功能 记忆的断裂与延续一直是集体记忆研究出现后的讨论重点。由于大众媒介在集体记忆传播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必然关注这一议题。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大众媒介中集体记忆传播最核心的功能是连接现在与过去，通过将当下的影像、符号和地景与过去相连结，大众媒介使得社会的现在、过去乃至未来通过集体记忆的连续叙事得以整合。 卡罗琳·基奇(Carolyn Kitch)运用新闻的社会功能理论和叙事理论，对1999年关于小约翰·肯尼迪死亡及葬礼的五份新闻杂志封面报道，进行了叙事与修辞分析，探讨了叙事的结构、语言和重点，尝试以此理解新闻在定义和保存文化神话(cultural mythology)中的作用。作者指出，这些杂志在肯尼迪神话长达40年的建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由于小约翰·肯尼迪在肯尼迪家族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记者们通过这些报道来解释他在文化与神话主题中的重要性，包括家族与国家、悲剧与希望、牺牲与救赎。⑥ 吉尔·A.伊迪(Jill A.Edy)就瓦茨暴乱(Watts Riots)在《洛杉矶时报》以及《纽约时报》上几年内的报道数据进行了内容分析，理解记者、媒体、报道在构建、重构以及维护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他指出，通过报道，把读者纳入到社会和国家中，将“过去”鲜活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创造了一种情感的联系，即社会认同。这些媒体所建构的记忆都是形成国家精神的主要方面。⑦ 另一些研究者则重点讨论了隐藏在“延续”的表象之下产生的“断裂”。周海燕在其专著《记忆的政治》中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和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解放日报》首个“典型人物”吴满有的典型报道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解读，分析了大生产运动农民领袖吴满有及“吴满有运动”的兴衰史，展现了权力是如何掌控新闻生产的过程，并通过对话语的控制来建构社会记忆，从而实现记忆的“写入”与“忘却”。⑧ (二)再现、遮蔽与凸显：大众媒介对集体记忆的建构 大众媒介是如何建构集体记忆的？研究者们对此各执一词：其中一些研究认为它主要通过再现来建构国家或民族的集体记忆⑨；但另一些人则争论说，忘记也是大众媒介建构记忆的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往往通过系统性或选择性的改写来遮蔽某些事件⑩。还有一些人认为，凸显的建构手段也非常有效，它使得迎合权力需要的某些事物被重点呈现，从而占据了民众的集体记忆空间。(11) 戴维·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通过对加拿大现代有关一战的小说进行分析，提出了记忆“过去与现在渐进交融”(past-progressive-present)的观点。他指出，“电子媒介的使用形成了关于应该记住什么和如何被记住的公众记忆”。现代记忆的真正标志是：战争在诗歌、回忆录和小说中的电影化影像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在现代，我们仍然通过电视纪录片甚至是战场的还原新闻画面来不断地进行回忆。(12) 哈维·佩斯金(Harvey Peskin)提醒公众要保持怀疑的能力。他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吉戈贝塔·门楚(Rigoberta Menchu)和出版纳粹大屠杀回忆录的威尔科·默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为研究案例，探讨记忆与媒体的关系。他对事件亲历者回忆录的真实准确度有着诸多诟病，并指出，因为两者实际上都远离了他们所谓亲眼目睹的事件，并试图通过经过选择和修饰的事实来使我们相信他们所陈述的才是真正的事实，因此，记忆本身是被建构的。像大屠杀或者种族灭绝这样的事件，记忆往往会更加偏向于弱者：“记忆都会为穷人和弱者说话。”由于缺乏质疑文化出版物的传统，受众变成了媒介选择的跟随者。只有具有了自由的怀疑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真正接近事实的本质，无论偏信于哪一方，都会是盲目、激进的。(13) 伊丽莎白·亚克尔(Elizabeth Yakel)认为，现存的记忆实际上是文化工作者建构的。在一篇关于博物馆传播与集体记忆的研究中，她指出，博物馆展览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交流和传播类型，搜集到的东西、呈现的故事和将它传递给公众的方式能够保留或者遗忘人类的某一部分文化，形成记忆，并且决定了什么是历史性的文化象征。(14) 三、当前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几个主要热点 (一)民族认同的传播与共享记忆 早期关于集体记忆研究的文献虽然零星涉及到对书籍、戏剧等大众媒介如何通过叙述历史并塑造集体记忆的论述，但并未特别将大众传媒与集体记忆作为其研究的重点。 开始重点关注媒介与记忆之间的紧密关系的，首先是一批关于民族认同与大众传播的理论研究。第一个在这方面作出深刻论述的是多伊奇(Karl Wolfgone Deutsch)，他在《民族主义与社会沟通》中就民族认同、记忆与大众传媒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对多伊奇而言，民族力量重要的运用仰赖于“记忆、习俗与价值的相关性和稳定结构”，而这些相关性和稳定结构又依赖于社会沟通中从过去到现在自始至终存在的交流技术。(15) 和多伊奇类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Anderson)认为，在民族主义认同形成与记忆的分享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传播处于核心地位。他认为，正是大众媒介通过图像和语言的重复，生产了民族主义所必须的团结。在事先精心统筹好的时间与空间里，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报道，甚至在民族成形之前就生产了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安德森的分析大大推进了大众传媒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16) 延续这一讨论，迈克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指出，在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中，民族的地位是不断下降的，比利格使用了“陈词滥调的民族主义”(Bannal Nationalism)这一术语，来涵盖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中那些不易被察觉的例行公事式的实践、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记忆，正是它们使得民族的日常再生产成为可能。(17)罗宾斯与安达克索(Robins & Andaksoy)也将他们的讨论置于类似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在讨论土耳其的电影文化时，罗宾斯与安达克索关注的是流动影像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是如何成为民族的集体象征并帮助它存在与维持。他们指出，有两种约束机制：第一种机制是自我赞美，一个群体建构理想民族形象的可能性的前提，在于理想化地想象“自身未被玷污的基础”；第二种机制则是压抑，即“对何为不能言说者保持一致”。正是这两种约束机制保证了关于自我赞美/一致沉默的双重机制的表述，使得影像成为维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18) 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他关于1930年代伪满洲历史的研究中也十分关注媒体在塑造民族认同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对当时的报纸和杂志的话语分析，拉纳·米特展示了在1930年代的东北，抵抗话语是如何通过记者的报道和评论激起了广泛的民族主义情绪，塑造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意识和民族认同，最终产生了直至今日的深远影响。(19) 德拉根·克莱克(Dragan Klaic)和扎拉·沃尔斯克(Zala Volcic)不约而同地关注了中欧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时代的记忆的重新塑造。德拉根·克莱克关注的是遗忘与记忆的政治策略的形成，探讨后共产主义的政府如何运用这些策略以使过去的记忆成为民族象征。(20)扎拉·沃尔斯克则指出前南斯拉夫的记忆话语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文本、产品和实践组成，它提供了一扇由南斯拉夫过去的社会主义记忆通向文化场域的窗户，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记忆既是商品，又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21) (二)大众文化与集体记忆 在现有的研究中，针对大众文化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研究重在讨论当代大众媒介所创造的丰富技术手段和文化产品对于历史图景再现和人们集体记忆塑造的意义。 亚历安德罗·拜尔(Alejandro Baer)运用文化研究理论，对大众媒介展示、书写和记录犹太大屠杀的不同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通过大众媒介生产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可以选择多重方式去了解并建立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认知。这种历史与文化产业的联系将复杂的历史进程通俗化，多重方式对历史的展示也许会创造出更加丰富的历史和集体记忆。(22) 托比亚斯·艾伯利奇特(Tobias Ebbrecht)运用文化研究理论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英国与德国的各两部有关二战与纳粹的“伪纪录片”(docudrama)(23)使用再造、改编、数字动画及想象的理念进行分析。他指出，历史的再戏剧化(redramatization)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在创造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讨论、传递着历史事件。这种由“解释性电视”(explanatory television)向“视觉叙事电视”(visually narrative television)的转变不仅仅是对于大众口味让步，也是让历史事件进入到社会的集体记忆的一种方式。因为“历史可以通过记忆成为当代事件”。(24) 本世纪初，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中集体记忆的传播所起到的作用也渐有涉猎。较早的如刘亚秋通过对知青叙事的解读，剖析以“青春无悔”为主题的知青记忆内涵以及它被建构的过程，分析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记忆逻辑之间的关系。(25)王汉生与刘亚秋也在另一研究中指出，知青文学作为传播广泛的刻写方式，知青聚会作为普遍参与的操演方式，对知青集体记忆的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6)此外，许子东通过对多篇“文革”小说的文本细读，归纳和总结了文革叙事中的灾难起因、灾难降临方式、拯救主题、反思与忏悔及叙事模式等诸多方面，由此考察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是如何通过小说而形塑和传播的过程。(27) (三)全球化传播语境中的集体记忆 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原本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群体的事件，可能因其具备受众欢迎的某个传播特质，而打破原有的文化、政治或地域区隔而在全球传播，成为全球民众共享的集体记忆。从“9·11”事件成为全球无法忘记的恐怖主义灾难记忆到韩国“鸟叔”的MV在全世界视频网站大行其道，都可以窥见全球化传播建构记忆的巨大威力。 乔治·利普塞兹(George Lipsitz)讨论了集体记忆与美国流行文化的关系及其全球传播。他指出，大众电子媒介的消费者能够与他们从未见过的人分享文化遗存，从与他们完全没有地理或生物上的联系的过去中获取记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美国的流行文化得以向全世界传播，也影响到了全球的记忆塑造。(28) 阿里斯顿·兰斯伯格(Alison Landsberg)对全球化在大众媒介对集体记忆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持乐观态度。他指出，在全球化资本的介入下，现代大众媒介的技术及产物，能够促进修复的记忆(prosthetic memory)，这提供了一个新选择——相较于历史书写，通过大众媒介，全球资本以及意识形态更加直接地将我们与过去相关联。而在全球资本可触及的地方，大众媒介建构的集体记忆可以帮助建构渐进的公共领域。(29) 塔玛·阿舒瑞(Tamar Ashuri)探讨了在国家认同与共享记忆寻求媒介表达的道路上全球化进程对其产生的冲击。作者通过对一部特殊的国际合作生产的电视纪录片《五十年的战争》(The Fifty Years War)的研究，展示了国家意识如何在电视叙事的建构中变成一个关键性的意识形态因素。这部耗资巨大的纪录片由三个不同国家的公司合作提供制作资金，共享原始影像资料并按各自的方式进行制作。因此该纪录片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国家/文化的内容也被翻译为不同的对于“事实”的表述。通过分析其异同，阿舒瑞提供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电视、共享记忆和国家认同这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反思。(30) 巴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讨论了全球媒体技术浪潮在重塑记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例如，全球新闻机构在共享记忆的分享和传播中与教育、政治机构起到的作用有何不同？通过叙事与视觉语言，全球新闻实践如何动员、结构与再生产集体记忆？在某个时间与空间中，它如何将这些机构与记忆组织在一起？(31)对这个问题，来自中国的学者李琳玮作出了回答：“如果说社会记忆对应着口述与书写，由互联网支持的全球化记忆则对应着多元、对应着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延伸与自由转换。互联网的存在使虚拟空间替代了物质空间，为记忆脱域提供了可能条件，使得现场不再意味着唯一与权威，记忆地点在概念上产生了颠覆，转变成为一个有着私人性与公开性的双重虚拟空间。”(32) (四)新媒体与集体记忆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新媒体为集体记忆的传播带来了跨时代的技术变革，也因此，网民们的集体记忆的途径、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范迪克(Van Dijck)在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中重点对数字时代的媒介化记忆(mediated memory)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在数字化时代，技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回忆的塑造进程，数字化、多媒体化以及“谷歌搜索化”可能重新定义长期以来被保存在大脑和模拟介质(如照片、日记或家庭录像)中的记忆。(33)照片不再是保存一个家庭的私人影像传承的方式，它逐渐成为个体认同形成与传播的工具。数字相机、图像和图片博客被新——代用户用于促进图像的使用和广泛传播。当大部分图像被传送至互联网并存储在虚拟空间里时，记忆的社会功能在数字图片网络化的、散布式的特征中得以再度发挥，这使得互联网对记忆的塑造起到了深刻的影响。(34) 特萨·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对互联网、流行小说和电影乃至漫画等当代传媒在记忆重塑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者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聚集，重塑和传递了许多著名历史事件及典故，现在，它们必须被视为是基本的历史知识来源。与此同时，她也承认，这一类型的知识有时排除受众作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有的时候又瓦解“有意义的解释”。因此，“获取历史真相”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35)海伦娜·多娜沃斯基(Helene Dounaevsky)利用维基百科进行个案研究，讨论了互联网用户于在线百科全书的“编辑之战”中对前苏联历史话语书写权的争夺，以及记忆如何在社交媒体中得以被反复建构。(36)安娜雷丁(Anna Reading)则分析了全球化记忆与数字媒体的六个最新研究动向。(37) 国内学者在新媒体与集体记忆方面值得一提的研究是刘于思对互联网与数字化时代中国网民的集体记忆变迁的一项定量分析。她指出，随着数字化革命浪潮的兴起，互联网对个体的赋权为集体记忆带来了公民化书写的可能性，进而与“官方”生成的集体记忆产生竞争和对话。同时，历史事件记忆方式也在迅速全球化。与海伦娜类似，她也使用了作为集体记忆网络空间的维基百科进行个案研究，揭示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在线百科全书中集体记忆形成与传播的历史再现结构。(38) 四、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成果检讨及其反思 纵观国内外目前的媒介集体记忆研究，总体而言，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现有的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局限，(39)其成果往往也过于集中于对某个文本个案、某个历史事件的解读。这种对更为宏观的历史观、社会观缺乏观照的研究取向，导致它始终处于主流社会学和历史学理论之外。 在研究的路径上，最为常见的一类是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对影像、新闻报道等进行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多集中于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相对而言，运用定量研究、比较历史学和口述史路径进行研究的较少。这使得很多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运用个案验证了现有的记忆理论的成果，创新性不足。 传播学的取向，尤其是对高度互动、无远弗届、互为传受者的互联网环境下集体记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过程、影响的关注，为集体记忆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以及研究内容上，都有望产生新的突破。例如，被媒介化的记忆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功能？媒介技术在捕捉和获取个体和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数字化技术是否改变了我们对生活经验的刻写与记忆的路径、方式和内容？运用大数据，我们是否可能更为准确地描述特定集体对某些特定事件的记忆？这些集体记忆与媒介生产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网络流言是如何传播和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的，它对社会有何影响？再如，在互联网中，不同的人群聚集在不同的网络社区，如微博、微信、BBS、贴吧，这些网民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层，但同时又进行跨平台的信息传递，那么，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式，在这些网络社区中与传统的建构方式是否存在区别？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者回答。 (一)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可能 如前所述，国内的集体记忆研究一度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传播学在这一领域目前还没有形成能与前几个学科相抗衡的成果。但应该看到，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集体记忆建构中越来越居于核心地位，中国传播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应该改变以往以个案研究来诠释或验证既有理论为主的状态，而力求扎根于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例如，对以下问题的关注将可能在集体记忆的研究中产生新的理论：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使得在技术上“记住一切”成为可能，但这种高度依赖媒介的记忆，将会对集体记忆的形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网络搜索引擎使用关键词的搜索方式，会对权力、话语生产及社会控制的既有连结产生什么变化？依靠集体记忆的建构来形成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否会面临强大的挑战？ 在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方法尚未在中国学者的集体记忆研究中得到普遍的运用。随着大数据的兴起，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将有可能通过搜索引擎中的大数据描绘出中国网民如何形塑新闻事件的集体记忆，并逐渐通过历时性研究跟踪其变迁，由此来比较和观察中国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变化。 此外，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成为未来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中的重点。目前，国内对于口述史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那么，如何抢救本土“过去的声音”，复现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人的历史，使其不仅成为正史之外的一个重要补充，连接个人记忆、群体认同与集体记忆，更从记忆建构的角度去看待其间权力、话语与记忆的密切关系，就显得尤为迫切。 (二)本土化与全球化 在讨论中国的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时，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是研究的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周晓虹曾经在《“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中指出：“全球化带来的跨界流动和分析问题的国际视野，赋予‘中国研究’以主体多元化，并使得不同的研究主体，以及研究主体与行动主体之间有可能通过‘视界融合’再造有关中国的新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使得获自‘中国研究’的本土经验资料，不仅有可能成为检验既有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力的试金石，而且也可能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新理论的学术源泉。”(40)就目前来看，一些重大的中国研究议题，如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海洋与陆界疆域争议、对“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等历史事件的反思，均与集体记忆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即使是关注当代社会的变迁与冲突的研究者，同样可以在集体记忆的研究中寻找到合适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框架。一个最新的实例是，针对“PX”词条，中国网民在维基百科中展开了一场覆盖与反覆盖的记忆争夺战。通过即时数据抓取，进行集体记忆建构的跟踪研究，并借助互联网的强交互性对记忆建构的过程进行“深描”，我们对有关国内环境运动的记忆建构过程的研究就可能更加准确和深入。同时，面对传播全球化对意义构成的语境的改变，只强调中国研究的特殊性远远不够，拥有国际视野，重视比较研究，力求通过扎根中国的本土研究提炼出集体记忆的新的概念和理论。 ①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②Wolf Kansteiner,"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vol.41,issue 2,May 2002,pp.179-197. ③Martin Zierold:Memory and Media Cultures,in Astrid Erll,Ansgar Nünning,Cultural Memory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Walter De Gruyter GmbH& Co.,2008,pp.399-408. ④A.Assman,Canon and Archive,in Astrid Erll,Ansgar Nünning:Cultural Memory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Walter De Gruyter GmbH& Co.,20O8,p.97. ⑤Neta Kligler-Vilenchik,Memory-setting:Applying Agenda-setting Theory to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in Motti Neiger,Oren Meyers,and Eyal Zandberg,On Media Memory: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p.226-240. ⑥Carolyn Kitch,A Death in the American Family:Myth,Memory,and National Values in the Media Mourning of John F.Kennedy Jr.,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2,p.79. ⑦Jill A.Edy,Journalistic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9,pp.71-85. ⑧周海燕：《记忆的政治》，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第204-221页。 ⑨Marita Sturken,The Image of Ground Zero:Mediating the Memory of Terrorism,in Chris Berry,Soyoung Kim,and Lynn Spigel,Electronic Elsewheres:Media,Technology,and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Spa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pp.225-244; Landscape and Memory:British Tele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Battle of the Somme,in Erin Bell and Ann Gray,Televising History:Mediating the Past in Post-war Europ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p.107-121. ⑩Dragan Klaic,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Communist Cultural Production,in Helmut Anheier,Yudhishthir Raj Isar,Heritage,Memory & Ident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1,p.177; Ananda Breed,Memorialization and the Rwandan Genocide:The Use of Theatre,in Helmut Anheier,Yudhishthir Raj Isar,Heritage,Memory & Ident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1,p.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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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docudrama是“伪纪录片”的一种。它是由真人真事改编的，其中人物用演员扮演，然后通过纪录片形式重现屏幕，用电影的手法“制造”过去。 (24)Tobias Ebbrecht,Docudramatizing History on TV:German and British Docudrama and Historical Event Television in the Memorial Year 2005,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7,10,p.35. (25)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65～74页。 (26)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第46－68页。 (27)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28)George Lipsitz,Time Passage: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p.5. (29)Alison Landsberg,In Prosthetic Memo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Remembrance in the Age of Mass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9. (30)Tamar Ashuri,"The Nation Remembers:National Identity and Shared Memory in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 Nations and Nationlism,11 (3),2005,pp.42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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