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的历史演进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作为对技术进行哲学探讨的一门学科，在当今技术时代，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面对日益强大的技术力量，正在试图把技术哲学（日本称之为技术论）作为“揭示并且批判地探讨时代精神”的理论依据。（注：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 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177页、179页、179页、189页、182页。）对技术哲学进行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分析，不论是对其本身的认识发展，还是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加快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均有着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技术哲学的历史演进
技术哲学的产生是与人们对技术概念的认识、理解及其本质揭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人们所处时代的不同、实践水平的不同以及对技术认识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把技术哲学的演化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孕育期、诞生期、积累期和发展期。
1.孕育期：（从古代人们论及技术开始至19世纪中叶）对技术进行哲理性思考，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就有人论及“工巧”，即工匠的技能、技艺。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中所谓“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就是关于技术本质的最早论述。其意思是说，工匠把自然物（天地材）的特性同巧（经验、技巧）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良好结果。“五行学说”中对“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解释，体现出技艺的特性：“木生火者，木性温，暖伏其中，钻灼而生，故木生火”。这里讲的就是钻木取火。同样，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等实际上是冶铁、木器加工、种植、水利技术等活动的概括。庄子曾说过“能有所艺者，技也”（《天地》），把技术同艺术划归一类。孟子也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离娄上》）。还有司马迁“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暗昧”（《汉书·艺文志·方技》等，都是对技术的哲学表述。
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已有技术思想的萌芽。他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技艺与自然界的对应关系，认为技艺中有四种东西，即质料、形式、动力、目的，从而自然界也有这四种原因。
古代由于条件所限， 人们把技术理解成就是技巧、 技艺——technique，比较肤浅。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技术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对技术的哲学探索有所加强。意大利思想家达芬奇指出，技术是把人类与自然界沟通起来的重要环节。英国哲学家F ·培根在《新工具》中，把科学和实用（技术）分离开来，强调机械技术的意义，认为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乃是人类行为中最高贵的活动。法国百科全书派代表狄德罗第一次给技术下了一个接近现代观点的定义——technology，指出技术是为完成特定目标而协调动作的方法、手段和规则的体系。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在构造其哲学体系过程中亦探讨了技术。康德指出，技术的目的性使人得以成为自然的主人，“人向自然立法，自然向人生成”。黑格尔运用唯心主义辩证法考察了技术过程，把发明和利用工具看作是理性的技巧。这一时期对技术的认识仍处在一种自发的、零散的探讨阶段。
2.诞生期：（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近代产业的完成，技术对工业文明的作用日益增强，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研究便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从工艺学角度考察技术的专门研究开始增多，相继出版了一批技术发明史、工艺学方面的专著。如德国丁·贝克曼的《发明史》、《技术学大纲》（1806）、英国J.H.M.Von 波佩（1776～1854）的《工艺学教程》、《工艺学历史》、英国A ·尤尔的《工厂哲学》（1835）、《技术词典》（1843）等。（注：陈昌曙主编：《技术论、工程技术哲学》，载《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42页。）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哲学家E—卡普（kapp）出版了《技术哲学纲要》一书。在这部著作中， 卡普提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器官投影说”，认为技术是人类自身器官结构和功能变换为外部世界工具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例如手是一切人造物和一切工具的原型，铁路是循环系统的外延，电报是神经系统的扩展等。因此，技术在形态上就是人类自身的某种原型，技术过程就是人类的各种器官和功能的对象化过程。技术进步标志着文化、道德、知识的进步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卡普被认为是系统的技术哲学奠基者，其《技术哲学纲要》一书的出版，被看作是技术哲学诞生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普《技术哲学纲要》出版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也进行了大量的哲学研究。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因》、《资本论》、《自然辩证法》、《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对技术的本质、结构、发展规律、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应用的目的和结果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出技术存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之中，是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它在本质上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注：《马恩全集》第23卷第410页、204页。）。技术发展将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成为社会变革的革命力量，“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注：《马恩全集》第10卷第126页、3页。）。生产工具、机器等物质技术手段是区分经济时代的依据，“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注：《马恩全集》第23卷第 410页、204页。）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 “蒸气、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注：《马恩全集》第10卷第126页、3页。）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角度考察技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亦被认为是技术哲学的奠基者之一。
3.积累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哲学传统长期以来存在着哲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分离”（注：F ·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177页、179页、179页、189页、182页。），正象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F· 拉普（Rapp）所说：“技术哲学缺乏根深蒂固的哲学传统，尚不具备由历史上各大思想流派和哲学家提出的，经过反复争论的观点和概念体系为技术哲学提供更广博的起点和基础。”（注：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177页、179页、179页、189页、182页。）所以，技术哲学在它诞生初期并没有引起社会反响和学科体系的建立，而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积累、摸索，但并没有终止研究。这一时期，除德国之外，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展开了技术哲学研究，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和学者。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德国F·德索尔（Dessauer）的“第四王国论”， 认为技术是属于科学、艺术、道德3个王国之外的第4王国。断言任何特定的技术问题仅有一个最优解，而且潜在存在于技术实践中，发明实质上是一种发现。他的主要著作有《技术文化》（1907）、《技术哲学》（1927）、《技术的核心问题》（1945）等，（注：C.米切姆：《技术哲学》， 载《科学与哲学》1986年第5期。）成为20世纪上半叶德国技术哲学的主流。法国J·埃吕尔（Ellul）的：“技术自主论”，他在其著作《技术社会》（1954 ）中指出，技术完全遵从它内在的发展规律， 反倒人们的一切工作和行为都受技术命令支配，人变成了技术的奴隶。埃吕尔的观点是技术决定论的突出代表，对当代西方技术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关于技术本质认识的“手段说”（户坂润等）、“适用说”（武谷三男等）。美国L·芒福德（Mumford）的“两类技术论”（《技术与文化》1934），把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生活的多种需要和人性相一致的，另一类是谋求经济扩张和军事优势的权力主义技术。另外，德国的O ·斯本格勒（Spengler）、M·海德格尔（Heidegger）、H· 马尔库塞（Marcuse）等则分别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历史文化主义、 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本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探讨。这些都为本世纪60—70年代技术哲学的崛起做了理论铺垫。
4.发展期：（本世纪60年代至今）技术哲学的鼎盛时期是从本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主要表现如下：第一，论文、刊物、专著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根据美国P·杜尔宾（Durbin）1980年主编出版的《科学 、技术与医学文化指南》所列技术哲学主要参考文献数量统计： 20 世纪20年代4种，30年代10种，40年代8种，50年代19种，60年代达到44种，70年代猛增至129种。（注：P.T.lurbin《A Guide to The Cultureof 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Macmillan press,1980.）第二，发达国家如德、英、法、美、日、前苏联等国相继成立了一系列技术哲学学会和研究机构。仅美国60年代先后成立了四个包括有技术哲学的科技学会（1964年的哈佛大学，1969年的康耐尔（Conell）大学，李海（Lehigh）大学和特拉华（Delaware）大学研究中心）。召开了一系列有关技术哲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62年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关于技术体系的大英百科全书会议，1965年在东柏林召开的以马克思主义与技术革命为中心议题的学术会议，197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关于技术发展史与技术哲学的国际专题讨论会等。 第三， 技术哲学得到社会公认。1979年。国际第16届科学大会正式确认技术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技术哲学在60—70年代迅速崛起并非偶然，而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是世界范围掀起的反战、反核、反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群众运动。反对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这就促使人们反思战争与技术、人与技术、人与生存环境的问题。而这正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次是控制论、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涉及到技术的本质问题、劳动异化问题、人—机关系问题等，需要给予回答。再次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现代化，要求发展技术，捷径之一就是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发达国家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这又涉及技术转移、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评价和技术选择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必然会推动技术哲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知名专家及论著，影响较大的有，德国H ·马尔库塞的《单面人》（1964），H·贝克（Beck ）的《技术的文化哲学》（1979）、G·罗波尔（Ropohl）的《技术系统论》（1979），F·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技术哲学导论》（1981）；美国L·芒福德的《机器的神化》（1967、 1970 两卷本）， C ·米切姆（Mitcham）的《技术和哲学》（1977）、《技术哲学》（1980）、 《工程学和技术哲学》（1982）；法国G·弗里德曼（Freedman ）的《关于人和技术的七次探讨》（1966）、B·吉尔（Gille）的《当代技术社会》（1978）、西蒙顿（Simondon）的《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1969）；日本中村静治的《技术论论争史》（1975）、三枝博音的《技术的哲学》（1977）、星野芳郎的《未来文明的原点》（1980）；加拿大M ·邦格（Bunge）的《建立一种技术哲学》（1966）、捷克46 位学者撰写的《十字路口的文明》（1967）；前苏联格·姆·达夫里杨的《技术·文化·人》（1983）等。还有一位美国学者P·杜尔宾， 对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于1975年在特拉华大学组织了联合技术哲学活动会议，创办了《技术与哲学研究》年鉴，并于1978年出版了第一卷，迄今已出版了9卷，集中了60 年代以来西方技术哲学研究各方面的新成果、新思想。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带来了技术哲学的繁荣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使美国成为当代技术哲学的国际研究中心。
二、技术哲学的研究特色与内容体系
技术是一个涉及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复杂事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充当着文明进步的使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根植于人类的理性与智慧之中。因此，技术自它成为哲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卡普技术哲学诞生以来就表现出研究特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具体体现在：研究者身份的庞杂（有哲学家、有社会学家，还有工程师、技术专家）；出发点的不同（有以技术自身研究为主题，即技术作为主体，“由技术专家或工程师精心创立的一种技术的哲学”，有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等相互关系研究为主题，即技术作为客体或关系范畴，“指哲学家认真把技术当作系统反思的主题的一种尝试”（注：C.米切姆：《技术哲学》，载《科学与哲学》1986年第5期。）；研究传统的各异（德国工程科学、存在主义、社会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四种研究倾向并举，坚守历史文化主义的研究传统，美国关注未来工业社会管理的务实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科侧重科学技术革命的主题研究等）；价值观、技术观的对立（有技术乐观派，有技术悲观派，有技术决定论、有技术中性论）；以及研究视野的无所不包（有技术的形而上学研究，有技术的社会学研究，还有技术的伦理学、政治学、未来学、美学等研究）。
这种“技术问题的多学科性和类似系统的关联”导致了技术哲学研究的多维性，导致了“社会科学学者和专门人员的跨学科合作”，导致了“工程学中的专家、 系统分析者和系统设计者等的介入” （注：Hans Lenk,Gunter Ropohl:Towardan
lnterdisciplinary andpragma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as a foaesfor lnterdisciplinary Reflection and systems Research, in P.T.Durkin(de):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2,1979),P43.），从而导致了技术哲学体系的异常庞杂和不确定性。正象拉普所说：“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在制定自己的研究方法，并创造自己的体系”（注：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 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177页、179页、179页、189页、182页。）。虽然这种状况对人们从总体上把握技术哲学不利，但就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哲学目前是一个处于新生状态的学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尽管技术哲学研究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但通过对其研究领域的概括，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构画出技术哲学的理论体系。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涉及技术的概念、本质、特征、结构、要素、分类等，研究技术同科学、经济、生产等诸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揭示技术革命、技术演化、技术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探讨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技术转移的一般特征和规律等。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对技术本质的探讨。从卡普的“器官投影说”开始，技术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与对技术本质认识的深化密不可分的。本世纪30～40年代日本技术论的兴起，得益于对技术本质的大争论，形成了颇具影响而又论争激烈的两大技术本质理论，即以户坂润、相川春喜为代表的“技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简称手段说），以武谷三男、星野芳郎为代表的“技术是客观规律有意识的应用”（简称应用说）（注：中村静治：《技术论的诞生及其社会背景》，载《科学与哲学》185年第2期。）。当代技术哲学的复兴亦发端于加拿大学者M·邦格对技术本质的重新界定（1966）， 他把技术定义为“按照某种有价值的实践目的来控制、改造和创造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和过程并受科学方法制约的‘知识总体’”（注：F ·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177页、179页、179页、189页、182页。）。目前，关于技术本质的理解数十种，凡涉足技术哲学领域，首先遇到的便是对技术本质的理解和把握。技术的本质研究既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
2.技术的应用价值研究：涉及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伦理等方面的关系研究。探讨人类利用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关系、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及环境问题、技术的社会功能及伦理价值、技术社会化的过程、技术进步的评价标准、技术选择的依据条件，揭示人、技术、自然、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应当确立的技术观等。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和技术应用的负面性，导致了技术价值研究中出现各种相对立的技术观或技术思潮。如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对立、技术至上主义与反技术主义的对立、技术决定论与技术中性论的对立等。这种对立反应了技术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分离、冲突。如何获得技术内、外价值的协调、统一，就成为技术价值研究的重要议题。
3.技术的实证方法研究：涉及技术的主体、客体及相互关系，技术知识的认识结构与增长途径、技术思维的特征、技术系统的演进模式、技术发展战略等。探讨一般技术方法的程序、技术发明、创造、开发、应用的一般过程，技术方法与科学方法、一般技术方法与工程技术方法的不同，技术试验的特征。揭示技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决策、技术原理构思、技术方案设计等方法步骤。
对应于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技术哲学的体系亦由三部分构成：①技术本体论（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②技术价值论（技术的应用价值研究），③技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技术的实证方法研究）。如图：
技术哲学体系框架图
根据这个框架体系，可以看出技术哲学的性质和总体特征，即技术哲学是研究人类改造自然一般规律的科学，涉及技术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它既要研究技术的本质特征、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又要研究技术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还要研究技术进步的发展模式、技术开发应用的一般方法等。因此，技术哲学把技术的内在逻辑、外部关系和技术方法论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技术哲学起步于本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出现一股研究热潮，进入90年代逐步形成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中国技术哲学迅速崛起、发展神速，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1979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西方、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由于对技术本质认识的模糊不清，一度把技术引进片面地理解成就是设备、硬件引进、导致技术实践中出现种种混乱现象。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加速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促使人们进行技术理论问题的研究。其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曾为近代技术哲学的产生作出过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揭示技术、机器体系发展的规律性、在论述技术与社会关系方面是“最接近于一个确定的思想流派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技术哲学的中心概念是‘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术语是贝尔纳（Bernal）在1939年提出的，五十年代被当作对应于西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自动化、计算机化）的社会主义术语来使用”（注：F ·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 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177页、179页、179页、189页、182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一直没有形成相对严密的技术体系，在现代技术社会发展中，不能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并受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挑战和D·贝尔（Bell）“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否定。 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体系自然就成为中国技术哲学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使命。其三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对世界强手，怎样迎接挑战、摆脱落后局面？怎样制定适合本国经济腾飞的技术发展战略？这些问题成为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直接动力。
起步阶段的研究：较多是对国外技术哲学的翻译、介绍。如1980年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技术史、技术论译文专辑》（《科学与哲学》1980.5），1981年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辽宁省科学学与未来学研究会编辑的《科学技术结构研究资料》（技术史与技术论专辑〈内部〉）等。同时对技术哲学的学科对象、性质、内容体系、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一些有益探讨。如1982年9 月召开的以技术与社会关系为中心的全国工程技术与四个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技术理论与政策》论文集。随后有关技术论、技术哲学的理论文章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出现。
研究热潮的出现：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理论界出现了一股技术哲学研究热潮，其标志，一是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专著和译著。如《科学技术论》（杨沛霆等，1985）、《论技术》（远德玉等1986）、《科学技术学》（孟宪俊1986）、《技术论》（陈念文等，1987）、《技术学导论》（邓树增等，1987）、《工程技术方法》（吴明泰等，1985）、《技术开发原理与方法》（林康义等，1987）、《技术与社会》（关士续等，1988）。主要译著有《技术哲学译文专辑》（《科学与哲学》1985.2）、《未来文明的原点》（〈日〉星野芳郎著， 毕晓辉等译，1985）、《技术哲学导论》（〈德〉Friedrich Rapp著， 刘武等译， 1986）、《技术与技术哲学》（邹珊刚主编，1987）。以及《哲学译丛》、《自然信息》、《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世界科学》等杂志发表的Carl Mitcham、F.Rapp、中村静治、三枝博音等有关技术哲学和技术论的译文。二是开展了一些较大规模的专题研究，如“工程技术方法论研究”（东北工学院），“技术开发方法论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工程技术的结构及其发展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日本技术论研究”（成都科技大学）等。三是召开了三届全国技术论、技术哲学学术讨论会（1985.11.第一届， 1988.5.第二届，1990.5.第三届），明确确立了技术哲学的学科地位，成立了相应的学术机构（1985.11成立全国技术论专业组，1988.5 把技术论专业组更名为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
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形成：进入90年代，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拥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理论研究队伍，并且逐步形成了以东北大学（原东北工学院）为核心，以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为骨干的东北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出现了陈昌曙、远德玉、关士续、刘则渊、王海山等一批知名专家。东北大学是目前全国唯一以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
研究特点：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第一，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是一种应用哲学研究，它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产生的。它的研究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如在技术引进、技术转移、技术开发、技术决策、技术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活跃。同时开展农业技术、医学技术、化工技术、工程设计等方面的辩证应用研究。第二，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于西方、日本的技术哲学理论，不是完全照搬或者全盘否定，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加以分析、批判，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和理论体系为己任。第三，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注重多层次、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国技术哲学起步虽晚，但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既有技术的理论研究，也有技术的应用研究，还有技术的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
应当看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我们缺乏良好的技术哲学传统，技术实践水平相对低下，这在客观上带来一些困难。同时技术哲学的研究主体主要是大学及社科研究院所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工作者，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对技术缺乏必要的了解，理论成果难免空泛和无力。这是今后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所应避免的。
随着未来世界技术社会化、社会技术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以及技术应用负面效应的日益加剧，未来技术哲学的研究主题与热点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集中于技术社会学和技术价值论领域。国外这方面研究已很普遍，国内学术界则刚开始涉足该领域。相信中国技术哲学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扬长避短、跟上世界发展潮流，为建立和发展现代中国技术哲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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