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目的:研究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反应抑制能力受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纳入符合CCMD-3诊断标准的老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对照各32例,收集其一般人口学数据。采用Stroop色词测验测试两组的反应抑制能力,采用HAMD问卷评估两组的抑郁严重程度。采用t检验或卡方检验对两组资料进行对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影响老年抑郁症反应抑制能力的因素。结果: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老年抑郁症组的HAMD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211.304,P=0.000)。在Stroop色词测验方面,两组在A卡(单纯颜色)、B卡(字与色同)方面的表现无明显差异(P分别为0.663和0.641),老年抑郁症组完成C卡(字与色不同)的反应用时显著高于对照组(t=4.883,P=0.030)。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家族精神病史、HAMD评分是影响老年抑郁症的反应抑制能力的关键因素(P分别为0.004,0.000和0.003)。结论: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反应抑制能力可能受抑郁情绪的影响,受损更严重。通过对情绪的干预,可以达到改善反应抑制能力的目的。
【关键词】反应抑制;抑郁症;HAMD;Stroop测验
【中图分类号】R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6)16-0027-02
反应抑制(response inhibition)是指抑制不符合当前需要的或不恰当行为反应的能力,对人们基于环境变化做出灵活的和目标指向的行为至关重要[1]。
个体的反应抑制能力有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个体年龄的增长,抑制加工能力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无关因素的干扰,导致大脑容量减少和工作效率降低[2]。同时,年龄增长也会导致认知的加工速度减慢,反应速度也随之减慢[3]。许多研究一致表明,研究表明老年人在完成反向眼跳任务时的,注视突现刺激的相反方向更困难,且平均正确眼跳反应时显著长于年轻人[4]。老年人在完成Srtoop 测验时也有同样的表现,反映出老年人在反应抑制能力方面的衰退[5]。而情绪障碍可能加重老年人的反应抑制水平,较多负性情绪会使个体反应抑制能力明显受损[6]。
本研究希望通过对老年抑郁症患者和正常老年个体的对照研究,发现情绪对反应抑制的影响,从而通过早期识别和处理情绪障碍,进而改善老年人的反应抑制水平。
1.资料与方法
1.1 试验对象
为保证所有受试者能够充分理解试验要求并完成30分钟左右的试验, 我们排除了重度的抑郁症患者,纳入标准为:1)汉族,年龄60~75周岁,右利手;2)初中以上文化程度;3)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版本(HAMD-17)评分在≤24分;4)过去两周未曾服用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药物;5)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为:1)患有其它影响认知功能的精神或神经系统疾病;2)患者重大躯体疾病或患者帕金森氏病等影响动作反应速度者;3)患有色盲和颜色辨别障碍者。对照组选择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志愿者。试验组和对照组各纳入32名受试者。
1.2 一般人口学数据采集
采用自编的一般人口学问卷收集受试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吸烟史、饮酒史、家族精神疾病史。
1.3 抑郁严重程度评定
采用HAMD-17量表评定受试者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该量表由Hamilton于1960年编制,是临床上评定抑郁状态时应用得最为普遍的量表。由经过培训的两名评定者对患者进行联合检查,评定过去1周患者的抑郁严重程度。量表在国内广泛使用,信度效度良好。
1.4 反应抑制功能评价
采用Stroop色词测验测试受试者的反应抑制功能,该方法被广泛适用于个体反应抑制能力的测评[7]。具体如下:
1.4.1使用工具 Stroop测验卡一套。该测试共有卡片3张。分别为A卡:由单纯红、黄、蓝、绿四色圆点排列组成;B卡:为英、问、走、生四个汉字,分别用红、黄、蓝、绿四色中的单色印刷;C卡:用红、黄、蓝、绿四色分别印刷红、黄、蓝、绿四个汉字,文字意义与颜色不同(如用绿色印刷“红”字)。3张卡片的测验内容4×6矩列排列。阅读A卡时需读出圆点的颜色;阅读B卡时要求读出文字的颜色;阅读C卡时需受试者读出文字的颜色,而不是文字意义。使用秒表计时,使用录音笔记录测试过程并进行复核。
1.4.2测试步骤 ①向测试者解释测试要求和方法。②在最短时间内完成A卡的颜色阅读,记录错误个数及完成时间;③重复测试要求和方法;④继续完成B卡和C卡的测试。
1.4.3质量控制 测验由两名测试员完成。一人记录(包括记录错误个数和完成时间),另一人录音后复核。数据录入由两人同时完成。
1.5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计量资料的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卡方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应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反应抑制能力的影响因素。
2.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HAMD评分及Stroop测验结果比较(表1)
老年抑郁症组和对照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均>0.05),HAMD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0)。在Stroop测试评分方面,A卡和B卡测试结果无显著差异(P均>0.05),C卡测验时间老年抑郁症组显著长于对照组(P=0.030)。
3.讨论
抑郁是一种常见消极情绪,在老年群体中发生率较高,对个体的社会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8]。抑郁情绪与反应抑制有很大程度上的关联,抑郁的认知理论认为,情绪信息的加工需要注意控制,而抑郁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使其对消极信息的抑制存在困难[9]。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情绪刺激与反应抑制可能拥有共同的脑激活区域[10-11],或许会导致两者的交互作用。因此,通过对抑郁情绪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对患者认知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均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个体伴有抑郁情绪,会明显影响其对干扰信息的排除能力,体现在Stroop测验方面为反应时间的明显延长,且抑郁程度越重其反应抑制能力受损也越重。这一结论与Kaiser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2]。这主要是因为抑郁症个体认知加工速度降低,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降低,导致反应迟钝[13]。另外,随着抑郁程度的加重,个体主动注意能力进一步下降,对外界刺激反应时也随之延长[12]。
本研究发现,性别会影响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反应抑制能力,体现在男性受损更明显。而郭起浩等[14]对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刘军等[15]对正常人群的测试结果均显示Stroop测验结果无明显的性别差异性。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抑郁情绪对男性患者的认知功能影响更明显,也可能是因为样本量较小导致的测验误差。
本研究还发现家族精神病史也与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反应抑制功能下降有关。目前还尚未发现相关报道,可能由于有家族精神病史的患者其大脑发育等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在抑郁症背景下认知功能损害更严重有关。本研究未发现年龄与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反应抑制能力有关,这与Angela等[5]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本研究纳入样本的年龄跨度较小,群体一致性较高有关。
目前普遍认为,反应抑制功能和抑郁情绪会交互作用,对认知偏向、认知损害和神经心理损害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点在老年个体中更为明显。通过关注老年个体的抑郁情绪,有利于提高其反应抑制能力,进而改善其整体认知功能。但目前还缺乏针对老年人的有效反应抑制能力训练方法[16],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Logan GD,Cowan WB.On the ability to inhibit thought and action: a theory of an act of control[J].Psychoogical Review,1984,91,295-327.
[2] Hasher L, Zacks RT. Working memory, comprehension,and aging: A review and a new view[D].In: Bower G H ed.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San Diego,CA: Academic Press,1988,22:193-225.
[3] Salthouse TA.A theory of cognitive aging[M].Amsterdam:North-Holland, 1985.
[4] Butler KM,Zacks RT.Age deficits in the control of prepotent responses:evidence for an inhibitory decline[J].Psychol Aging,2006,21(3):638-643.
[5] Angela KT,Larry L,Esther S.Aging and Response Inhibition: Normative Data for the Victoria Stroop Test[J].Aging,Neuropsychology,and Cognition,2006,13(1): 20-35.
[6] Albert J,Lopez MS,Carretie L.Emotional context modulates response inhibition: Neural and behavioral data[J]. Neuroimage,2010,49(1):914-921.
[7]王琰,蔡厚德.反应抑制的心理加工模型与神经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2):220-229.
[8] 童林泉,陈丽.中国25 年老年人抑郁研究的内容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36:2780-2781.
[9] Joormann J,Gotlib IH.Selective attention to emotional faces following recovery from depression[J].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2007,116(1):80-85.
[10] Chiu P,Holmes A,Pizzagallt D.Dissociable recruitment of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and inferior frontal cortex in emotional response inhibition[J]. Neuroimage,2008, 42(2):988-997.
[11] Goldstein M,Brendel G,Tuescher O,et al.Neural substrates of the interaction of emotional stimulus processing and motor inhibitory control:an emotional linguistic go/no-go fMRI study[J].Neuroimage, 2007,36(3): 1026-1040.
[12] Kaiser S,Unger J,Kiefer M,et al.Executive control deficit in depression:event-related potentials in a Go /Nogo task[J].Psychiatry Research,2007,122 (3):169-84.
[13]戴琴.抑郁情绪个体对情绪刺激负性注意偏向的抑制特点及ERP研究[D].重庆:第三军医大学,2008.
[14]郭起浩,洪震,吕传真,等.Stroop色词测试在早期识别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作用[J].中华神经医学杂志,2005,4(7):701-704.
[15]刘军,杨冬银,姚树桥.Stroop测验在正常人和脑损伤患者应用结果的特征分析[J].湘南学院学报(医学版),2010,12(1):12-15.
[16] Wilkinson AJ,Yang L.Plasticity of inhibition in older adults:Retest practice and transfer effects[J].Psychology and Aging,2012,27(3): 606-615.
论文作者:赵鑫,冯正宁
论文发表刊物:《心理医生》2016年1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6/10/12
标签:抑制论文; 抑郁症论文; 抑郁论文; 老年论文; 能力论文; 患者论文; 测验论文; 《心理医生》2016年16期论文;